從高斯看中國說起

最近收到高斯一封長信，使我感慨萬千。回應我邀請他替我正在整理的英語文章結集寫個序言，說：「關於你的要求，我當然高興寫這個序。唯一的困難是我工作慢，要給我很多時間，但為你寫序是樂事。」

高斯九十四歲了。信中文理清晰，詳盡地記得我的兒子和女兒的往事。他說容易疲倦，睡很多，健康還算好，但比不上米爾頓那樣長春似的。

二十多年前，高斯替我的老師艾智仁的文章結集寫序，寫得有口皆碑。一個典型的英國老學者，任何一方面看都具有英國的醉人文化傳統：舉止緩慢，彬彬有禮，思維細緻，文采煥然，學富五車——在這些組合中下筆鋒利，力達千鈞。去年朋友們聽到我的英語文章要結集，一致認為最適當寫序的人不是我自己，而是高斯。我當然同意，但高斯當時九十二歲了，怎還可以提出這個要求呢？最近去信問好，順便提及，他的答應使我喜出望外。

有了高斯寫序，買這本結集的人可以單為這篇序而值回書價。目前我正在考慮邀請諾斯為該結集寫個後記。搞新制度經濟學的只有高斯和諾斯拿過諾貝爾獎，一前一後，我的文章在中間，讀者要罵也不好意思罵出口吧。去年決定結集成書時，巴賽爾知道，立刻說我要他寫什麼都可以。但半年前他為了試新藥而中計，病重，幾近不起。目前脫離險境，如果過後可以動筆，要他多寫個後記吧。德姆塞茨也病重。艾智仁身體還好，但我是他的正規學生，不知怎樣開口才對。這些是當年搞新制度經濟的朋友了。

高斯對中國有偏愛，認為中國人特別聰明。一九八○年的冬天，他約我到底特律會面，為的是要我回到香港工作，找機會向中國同胞介紹產權的經濟分析。八二年港大有個空缺，高斯力促我申請，但後來以中文下筆，我要學寫中文。效果是好是壞今天還沒有定數。

名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高斯這次來信提到中國，寫道：「中國將來的偉大成就我是沒有疑問的——除非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政府常常做出愚蠢的事。話雖如此，有產權界定的共產主義會使中國政府繼續朝著正確的方向走。」英雄所見略同。佛利民曾經說最佳的社會主義與最佳的資本主義是同一回事。說過幾次，我反對共產制度（指大鍋飯制度）的運作，但沒有反對過共產黨的存在。也說過幾次，中國的經濟改革不要讓民主投票取決，別無選擇，要讓北京政權推行。

「民主」何物到今天還沒有誰可以說得使我明白。「自由」較為清楚，而我為之寫過一篇眾人叫好，但自己忘記了把修改後的文稿寄給要發表的英語學報的文章。（此文將於正在整理的結集出現。）「投票」最明確，雖然有多種不同的變化。分析過了，在某些情況下，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然而，在權利界定不夠清楚的情況下，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票往往弄巧反拙，甚至可以有災難性的效果。

我認識的經濟學者都同意以投票選擇大有問題，雖然他們對投票範圍的看法不一致。高斯和我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世界，而投票的成敗得失也是從這角度衡量。他比我年長二十五歲，經歷豐富得多。事實上，一九七三年，以經濟學天才知名天下的嘉素對我說，以他之見，高斯是一七七六年史密斯之後對經濟體制認識得最深入的學者。

一九一○年生於英國，學術上一開頭就走真實世界的路，高斯對昔日蘇聯與東歐的共產政制的發展瞭如指掌。他對列寧等人的論著讀得深入，有些觀點認同，而他竟然是那個主張產權界定、指出這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而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高斯顯然認為，私產與市場的運作，與「共產主義」是沒有衝突的。一九六九年，作為《法律經濟學報》的主編，他把一位南斯拉夫共產黨員寄來的文稿以排第一的重要位置發表。該文說的是近於上述的「沒有衝突」的觀點。戴維德當時認為該文不是那樣重要，不應該排第一，問我怎樣看。我說在某些交易費用的局限下，該文重要，但作者沒有寫出來，就不是那樣重要了。

說過了，高斯對自己的思想是頑固的——差不多所有思想大師皆如是。高舉私產與市場，但也認為「共產主義」的某方面的安排，可以節省交易（制度）費用。可惜老了，再沒有機會與他挑燈暢談，深入地瞭解他在這方面的思想細節。

佛利民常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改革最樂觀的人。今天看，高斯是比我更為樂觀了。不要管那些差不多是眾所周知的、數之不盡的還存在於神州大地的弊端或弱點，但幾個月前我在文章裡提及，二十多年來我第一次對中國審慎地悲觀。高斯不知道，他說的「除非中國政府做出很愚蠢的事」，今天是一浪一浪地出現了。

兩年來，補貼農植大幅上升，最低工資大幅上升，推出反托拉斯法例，加強維護國營壟斷，以管制借貸來宏觀調控，等等，而保護勞工的諸多法例，早晚會促成工會林立，罷工頻頻。一個經濟發展得快的國家一定要走這些路線嗎？不是的，神州大地五千年沒有見過，這些玩意大部分是從西方抄過來的。可能是那些受到國家重視的海龜派的經濟學子，數學有餘但學問不足，對國家的不良影響吧。

豈止不良，簡直是禍害。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個比我更關心中國農民及貧苦大眾的經濟學者，只是我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的經濟，知道上述的玩意歷來效與願違，長遠地害了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最後，讓我發一點牢騷。北京最近又推出約束言論的大政策，朋友傳來幾篇長文，被點名批判的當然包括區區在下。無所謂，但有兩點使我反感。其一是為什麼要把高斯之名也點出來了。我想破了腦袋，也想不出高斯與那所謂「新自由主義」有什麼相干。不敢說鄧小平選走的界定產權的路出自高斯，但不走這條路，今天中國的老百姓會有飯吃嗎？其二是這些批判文章還是用上三十多年前文革期間的「清算」文體，難道這些作者真的吃了秦始皇的長生不老藥，不知道今天是二十一世紀嗎？

朱錫慶的好文章

長沙朱錫慶最近在國內某刊物發表了一篇好文章。好在何處呢？好在太太和我讀得哈哈大笑，好在笑中有真理，也好在經濟觀點正確得很。大眾讀物的經濟散文是應該這樣寫的。一位年輕女朋友（沒有楊大師的福氣，只是女性朋友），讀後也哈哈大笑，說不看作者名字會認為是我寫的。這是把我抬舉了。

朱老弟的學問與天賦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但三年前罵他，說他的文章寫得艱深難懂。三年後的今天再讀新文，如沐春風，禁不住掛個電話去大讚一番，回應是因為他拜我為師。天啊，這麼容易就青出於藍，看來我這個老人家是不中用了。

題為《事無定數》，朱老弟寫俄羅斯之行。先此聲明，不是要挖俄羅斯之苦。衷心說，我認為俄羅斯這幾年的發展大有進境，單是朱老弟說那裡「事無定數」就是證據了。經濟改革有可觀之初，事無定數是必經階段。可不是嗎？昔日的蘇聯，市民要排隊兩個小時才購得一點麵包，天天如是，正如廣東俗語說：定過抬油！說今天的俄羅斯事無定數，是說有了變化，且變幻無常，中國的改革何嘗沒有經過好幾段那樣的日子呢？

朱老弟從北京飛莫斯科，用了八個小時。下機後過海關個多小時，等行李兩個多小時，坐車到賓館個多小時，排隊登記又個多小時……總之，從下機到酒店房間所用的時間，與從北京飛莫斯科相若。在俄羅斯境內旅行，上了飛機無端端又要下機等幾個小時，而每次飛機安全著地，乘客皆大聲鼓掌，彷彿死裡逃生。到高加索觀光，坐吊車登山，一上一落停電五次，幾分鐘至半個小時不等，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曾幾何時，神州大地何嘗不是這個樣子呢？但今天的中國大有長進。朱老弟指出，每年夏天，長沙電力不足，要停電，但去年起升級，當地政府預先說明什麼時候停電，哪區停電，停多久——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長沙的停電升級為「事有定數」。

朱老弟又提到，去俄羅斯之前他曾經到韓國訪問了一個星期。在一個經濟有大成的小市中，求教該市的市長如何改善投資環境，市長只說一句：無法預料的事情越少越好。至理之言也。朱老弟於是下判語，俄羅斯搞經改十多年，外資進入只有中國的百分之三，本土資金大量外逃，因為一進該境則事無定數。當然不能說是唯一原因，但不全中亦不遠矣！

朱老弟既然說拜我為師，這裡要教他一下。長沙停電頻頻，停無定數，外資考慮到那裡設廠的當然是明知山有虎，不會偏向虎山行。問題是，如果長沙停電頻頻，但時間與圖案永遠預先知道，政府擔保說停必停，言而有信，外資的引進會受到影響嗎？對經濟的影響又怎樣了？為人師表四十年，我恨不得早就想出這樣精彩的試題。

答案是，「擔保停電」對外資的投資意欲影響不大！多電有多電做，少電有少電做，只要事前肯定，他們的產出成本算得準。工廠每星期只能開工二十個小時，工廠租值會大幅下降，勞力工資會下跌，只要這些成本跌得夠多，而土地之價又跌到可以在工廠鄰近造魚塘，讓員工釣魚耍樂，投資投得過。長沙政府與市民的收入大跌，但投資者還是有利可圖的。這是經濟學。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二之二）

如果只一篇文章就值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整個二十世紀我的選擇只有兩篇。其一是高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其二是艾智仁1950年發表的《莫測、演化與經濟理論》。前者獲該獎；後者還沒有，機會不高，因為艾師的鴻文不是論經濟。但艾師加進達爾文的演化觀點，指出理論的假設是否真實，世事因為風險而變化莫測，對理論的推斷可以毫無影響。此文引起佛利民與貝加的文章迴響，觸發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

　　1950年代的經濟論著大致有兩類。其一是二戰後，經濟發展學說佔了1950年代經濟學報的大部分篇幅。一般是胡說的怪論。這些與二十多年後盧卡斯等人的發展理論是兩回事的。1950年代的第二類經濟文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方法的辯論引起的對假說驗證的追求。需求定律的闡釋及其驗證含意，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解釋，是對是錯皆引人入勝。第二方面也與二戰有關。為了戰略的需要，一個數學大師發明了博弈理論；為了計算戰爭得失的概率，統計學出了五個天才。

　　博弈理論盛於1950年代，散於1960年代，1980年代初捲土重來。二戰發掘的五個統計學天才中，一個名為佛利民。他與當時兩大統計天才之一的沙維治於1948年聯名發表《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這篇文章是今天大行其道的金融學的起點。

　　有了驗證假說的取向和統計分析的技能，1950年代後期開始見到經濟科學的精品。最重要是佛利民於1957年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是前不見古人的經濟統計驗證，清楚地示範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佛氏當年的統計驗證是先想得通透，推理層次井然，才以簡單的數據驗證。受到這本小書的影響，1950年代後期與1960年代初期的統計驗證大有可觀，不少令人拜服。跟著計算機盛行，做回歸統計如有神助。問題是這「神功」有負面影響。不少寫博士論文或急於發表文章的人，不多想，把大量數據輸入計算機，得到多項統計結論，就選支持自己的而用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算機統計，佛利民稱為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進，垃圾出)；夏保加認為選擇統計結論是有意或無意的行騙。我認為驗證是要找數據或事實推翻理論，不能推翻才算是驗證，而選擇統計結論來支持理論，是做了等於沒有做過。計算機於統計一般有大幫助，但減少了推理思考的意向，而這思考是有份量的研究必需的。

　　驗證假說漸趨時尚，1960年代的經濟學發展的確可觀。佛利民炒起的貨幣爭議，統計驗證可能比任何話題做得多。以舒爾茲為先貝加為首的勞力與知識投資的經濟研究，紅極一時，驗證假說也是例行公事。我認為在重視驗證假說的發展中，交易費用作為局限的引進最重要。

　　新古典經濟學對解釋世事有問題，是1960年初期的新意識。長線短線的傳統分析很有點自欺欺人。雖然幾何曲線完整美觀，方程式也大有名堂，但內容牽強。然而，有七十多年傳統的理念不容易一旦廢除，而就是今天，課本還是長線短線地細說一番。於今回顧，當年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是先進的。我和幾位同學早就知道長線短線有問題，只是不知道要以什麼取代才對。

　　1961年秋天，史德拉到洛杉磯加大演講，講的是他正要發表的、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訊息費用的經濟學》。我在座，竟然認為沒有什麼新意。一些老師在課室上說過，可能預先聽到史氏的思維而重視起來。那是1960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大，其他大學我不清楚。

　　這裡說得快，其實成見與傳統的約束不可以一下子改過來。史德拉到加大之前幾個月，高斯發表了說是1960其實是1961才面世的《社會成本問題》，影響了我之後的學術生涯。該文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又說如果不是零會有多種不同的變化。高斯是重複他1937年的舊作，但1937對假說驗證的興趣不大，而1961是驗證假說大家朗朗上口。高斯的鴻文是說，這裡有一項局限——交易費用——是重要的，你們考慮吧。字裡行間的含意說：有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費用對世事的解釋是兩回事。讀得細心的會體會到交易費用是解釋現象的重要局限，而新古典經濟學漠視了。

　　不少人認為近代的數學經濟起於森穆遜的博士論文，大致上是對的，但說到純理論的貢獻，阿羅的想像力會使他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的排列佔優。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經濟要從驗證假說這方面衡量。這是馬歇爾劃下來的觀點。這樣看，1960年代、1970年代是經濟學的一個黃金時期，從佛利民1957的「消費函數」起，驗證假說熱鬧了大約二十年，參與者眾。

　　貨幣的爭議是一個話題，但世界性的貨幣分析到今天還沒做好。夏理莊遜死得早，蒙代爾是個獨行俠，而他的嫡傳弟子又英年早逝。勞力經濟與知識投資紅了十多年，到後來變化不多，可能因為貝加過於執著吧。我認為最重要的交易費用的引進，因為不易量度，調查困難，1970年代開始轉到卸責那方面去，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弈理論。這些新理論言之成理，只是提供不出可以被觀察到的事實驗證的假說，空中樓閣，高斯和我皆搖頭歎息。

　　這些不幸，不足以否決我認為1960年代、19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兩百多年中最高峰的黃金時代。

大學三改四後應走的路向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我在《香港經濟日報》發表《捨四取三的謬誤》，批評當時因為中文大學搶先收生而被迫把他們的四年制改作三年制。國際以六年中學為畢業。香港中五考會考，中七考高考，到外地留學的愈來愈多，中五會考老外不知道怎樣算，而中七後才留學，外地學分算不準會喪失半年時間。香港的學年制度來自英國，但英國的教育制度自成一家，鼓勵很強的自學性。香港的學生補習頻頻，自成另一家，而留學的留美居多，把中學改為六年，大學本科（學士）三改四，是正著。

一九八五年，財政司彭勵治也這樣看，建議我找一位有關的某中學校長商談中學六年制的事。該校長在電話上知道我求見要談的，拒絕接見！香港的中學反對放棄中七，使我意識到香港的教育制度大有利益團體的壓力，政治意識高。

最近出爐的學制改革「咨詢」，大學本科三改四是正著，但財政預算的花錢途徑卻不敢恭維。如下數點讓讀者考慮。

（一）經過削減後，今天政府補貼一個醫科生大約每年三十萬，一個其它大學生大約每年十六萬，可能還冠於地球。大學生目前每年私出學費四萬二，改制後提升到五萬，與政府補貼加起來，高於外國有較優水平的私立大學的學費。

（二）除了醫科、法律等科目外，本科教育的質量，國內的著名大學不比香港的差。將來香港的大學生要私出的每年五萬元學費，足以讓他們到國內進大學而有盈餘。到國內進大學有不少好處：學好普通話，結交新朋友，學術氣氛比香港好，認識風土人情等。大學三改四之後，香港的學年制與國內的吻合，中學後轉到國內進大學遠為容易。在香港要每年私出五萬元學費，不少學生會考慮放棄政府每年補貼的十六萬。我因此認為花數十億增加大學的基建是打錯算盤。

（三）如果香港教育局懂得順水推舟，每年補貼五萬或以下給有資格讀大學的到國內進修，去者一定甚眾。每去一個政府每年節省十多萬。這是讓學生或他們的家長自由選擇，可去可留，除了利益團體，沒有誰有理由反對。

（四）面對經費大削，香港的大學會反對補貼大學生到國內進修。一個折衷的辦法，是將補貼學子內進而節省下來的錢，轉為補貼國內的優質學生到香港的大學攻讀研究院（碩士與博士）。這樣，香港政府資助大學的總額不減，而國內的優質本科生實在好——與其讓他們千辛萬苦地到外國去表演考試神技，倒不如讓他們到香港來刺激一下老師的思維。教研究生的成本比較高，偷龍轉鳳後香港的大學生總人數會減少。

（五）美國的頂級大學如芝加哥，研究生的人數是本科生的三倍。改制後香港的大學應該走這條路。雖然學術水平與英美的還有一段距離，但香港的師資一般勝國內。經費所限，國內要很多年才能與香港的師資打平。

（六）上述是說，改制後如果政府一定要繼續補貼大學同樣的錢，以香港的本科生換取國內的研究生，多過一個換一個，自由選擇，香港的家長及學生高興，國內的學生高興，香港的大學教師（因為研究生質素提升及鼓勵多作研究）也高興，而香港政府可以節省數十億的基建支出。香港的學術地位會一步跳升，而更重要是對國家作出貢獻。

何謂浮動匯率

不久前幾位同學說，網上有客搞笑，刊登一篇與張大師訪問的對話，說大師贊成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上升云云，回應者眾，弄得滿網風雨。我不是大師，但同學們一致說「張大師」是指我。真麻煩。

為了這件瑣事我發脾氣。年多來對人民幣及其匯率下過苦功作分析，寫過不少文章。說我贊成外匯管制我會一笑置之，但網客的玩笑是對一半、錯一半，使不少回應以為是我的觀點，苦功豈不是白費了？

不要誤會，我不認為自己可以左右政策，只是日暮黃昏，見神州再起，可以做多少有意思的就做多少吧。老了，思維鋒利不及當年，但考慮較為周全，判斷穩如泰山。中國的貨幣情況嚴峻而特別，傳統之見不管用。這裡再略說我的分析吧。

（一）貨幣不可以沒有錨——國民黨當年的冇尾飛鉈是災難。怎樣下錨或下怎樣的錨，是一個國家的貨幣制度。

（二）有錨的貨幣，其國際幣值不可能絕對自由浮動。英美等國家採用的fiat money制度，大致上是以銀根（base money）為錨，而銀根寬緊的判斷則要看物價指數、失業數據等。這種制度下的錨比較有彈性，代價是處理常有失誤。因為是間接的，這種貨幣的國際匯率，表面看是自由浮動的。

（三）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其實是以一個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數為錨。從後者看，今天中國的貨幣制度史無先例。可行嗎？十年的經驗說可行，也可能是最可取的貨幣制度。目前看，這制度可以改進，但不可放棄。

（四）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其匯率對其他外幣是自由浮動的。一隻小艇在大海中下了錨，狂風暴雨之際在海面浮動。一錨必需，但多錨可使小艇沉沒或粉碎。

（五）只要人民幣繼續以一個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此錨可以更換而沒有改變貨幣制度。

（六）說過了，縱觀天下大勢，人民幣應該盡早換錨。以一籃子外幣為錨可以考慮，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也可以考慮。個人認為後者勝，因為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皆自由浮動，而更重要是調整這籃子價格指數會有最輕微的不良效應。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唯一困難，是央行的主事人要懂得判斷在怎樣的情況下需要向哪一方略作調整，在怎樣的情況下堅守不移。

（七）與美元脫鉤而不換錨，讓人民幣無錨地浮動，會帶來災難，也代表著放棄了目前的貨幣制度。略為調高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而再守之也不智，因為增加了市場有再調高的預期，炒家會群起而出。

（八）以一籃子物品的價格指數為錨，調整這指數是代表著選擇通脹或通縮率，是政府的職責，市場不會有不良預期，何況可以不讓炒家知道籃子裡的物品比率。

（九）六七年前我是贊成浮動人民幣兌美元的。當時人民幣表面有弱勢，浮動可現其不弱，增加解除外匯管制的信心。但這樣浮動是更改貨幣制度，要拜英美為師。朱鎔基劃下來的貨幣制度，我是三年多前才信服其可行的。

中國用可以直接在市場成交的指數為錨的貨幣制度要保持；錨要換但制不改；人民幣在國際上升值的需要，是不昇平過地換了錨才讓他國調整；以一籃子物品之價為錨，人民幣對所有外幣的匯率皆自由浮動。

紅灣糊塗與幕後白手

香港大亂乎？

兩件事——紅灣與領匯——吵得熱鬧，朋友紛紛要求我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一下。只敢少說，政治上的話題，避之為上也。先此聲明，只從經濟的角度說幾句。

紅灣半島的爭議，起於香港政府把居屋建於有無敵海景之地。幾年前遇到一位與居屋決策有關的仁兄，對他說：「你們為什麼要在赤柱鄰近的風景勝地建居屋呢？多賺地價不是會幫忙政府的財赤嗎？居屋對隔鄰的豪宅有負面影響，外國很少見到這種現象。」他回應道：「難道窮人不可以有無敵海景的居所嗎？」我喟然而歎，曰：「鬼叫你窮。」

要罵我嗎？朋友，你沒擁有勞斯萊斯吧。我坐過三次，朋友請的，加起來大約一個小時。說實話，強而為之，我可以擁有一部，只是覺得穿起龍袍不像太子，不敢問津矣。

朋友，你沒有勞斯萊斯，我也沒有。這與出不起錢或出得起錢但不願意購買無敵海景的房子一樣。為什麼你和我不要求政府補貼我們購買勞斯萊斯，卻容許政府補貼出不起錢的人購買無敵海景的居所呢？政府補貼，其實是你和我交的稅補貼，朋友，你願意嗎？

不知是否準確，傳媒報道，紅灣的居屋拆而重建，發展商可賺四十至六十七億巨元。是很大的諷刺，這個大秘密出於政府知過能改，決定放棄居屋補貼才發現的。之前浪費了多少，恐怕數盡香港人的指頭也算不清。

好了，讓地產商重建而賺數十億，經濟學說，他們也是香港社會成員，算是社會賺了。不公允嗎？那麼補地價，讓政府減財赤，所有納稅人都賺。不明白為何發展商臨陣退縮，屈服於輿論而不重建。他們大可公佈把多賺的錢捐出去，瀟灑一番。

有人說拆除新建的居屋是浪費建築成本。經濟學說不對：歷史成本不是成本。有人說拆樓有環保問題，要求零污染。拆除任何建築物，小如木屋一間，污染不可能是零。但我要問，如果上帝保證污染是零，你拆不拆紅灣的居屋呢？對社會有數十億利益的拆除，零污染你拆不拆？同意拆嗎？有數得計矣。環保污染值多少錢，總可以商量一下吧。

鄰近有學校，可在暑期拆樓而減少損害，再問他們要多少補償才滿意吧。重建之後鄰近環境有改進，何必帶學生上街呢？這是什麼教育了？香港大學的徐詠璇興高采烈地以《聖誕大禮——紅灣不拆》為題做文章。徐女史沒有說錯，糊塗的政治把數十億的聖誕大禮送到鹹水海中去。

不夠篇幅餘下來寫領匯。那也好，鄭大班是老友，不好意思多挖他的苦。讀到他說不是領匯訴訟的幕後黑手，我不禁大笑，說：「對、對、對！」大班不是幕後黑手，而是幕後白手。他承擔訴訟費，白過白雪仙。訴方引用房屋條例第四條不合經濟規律，因為沒有誰聽過公管的服務勝於私管的。但我只讀某報的一面，對整件事知得不多。

大班為領匯之勇而輸了三十九點一的民望，賠了訟費又折兵。（這是此文下筆時的形勢，下回如何分解不得而知。）我早就說過，論政與參政是兩回事。他在商台論政紅極一時，但今天是參政，局限不同，要珍重、珍重了。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二之一）

人有三衰六旺，月有陰晴圓缺。學術的發展也如是。不要以為既然人類的知識不斷增長，學術的發展只會進，不會退。上期在這裡發表《經濟學的系統思維》，指出高斯等大師對經濟學發展悲觀的重心所在。脫稿後感慨萬千，禁不住要多寫這篇。說經濟學在走下坡我同意，但這種情況不是第一次出現。這門學問永遠不會關門大吉。

　　經濟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害，人類永遠關注。懂也好，不懂也好，很多人喜歡以經濟學家自居。比方說，財務與管理皆學問也，但不是經濟學。然而，幾位同學說，一些搞財務或管理的都自稱是經濟學專家。他人稱自己是什麼專家我當然管不著，而我排自己攝影第一，文章第二，經濟第三，書法第四。可惜放風箏與釣魚等絕技算不上是學問，也沒有市場，否則我會把這些排在攝影之上。

　　好了，閒話休提。我認為經濟學的發展曾經有三個高峰期——三個黃金時代——而最高之峰是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讓我分期說說吧。

　　第一個高峰期起於1776年史密斯發表的《國富論》，那所謂古典經濟學派是也。從史密斯到十九世紀中葉的米爾，可觀的發展持續了七十多年。其中對世事的觀察全面，思維有系統，理論有架構。他們的困難可不是後人所說的沒有採用數學，而是選錯了路向：他們喜歡向福利經濟那方向走，要為人類謀求幸福，要改進社會。

　　史密斯《國富論》，包羅萬有。第一個重要的接班人是邊沁(Bentham，1748-1832)，闖了禍。邊沁提出功用(utility)的概念，以功用指數作為快樂的指針，大錯特錯地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功用快樂可以相比，推出人均收入相等是最美好的世界。雖然他的「功用可比」的思維沒有幾個同意的人。但嚴重的是邊沁的思維把經濟學的研究推到以政策改善社會那邊去，使古典經濟學派重視政策的建議而漠視了以理論解釋現象。法國經濟學者A. A. Cournot(1801-1877)是個偉大的天才，其理論貢獻主要是解釋市場，可惜影響不大，可見古典學派對經濟解釋缺乏興趣。已故倫敦經濟學院大師L. Robbins就曾經用了一本書的篇幅這樣說。

　　看官須知，以經濟分析提出政策建議是應該而又不能反對的。問題是，任何可取的政策建議，必定要以解釋世事為基礎。例如要贊成或反對價格管制，我們必須知道這管制會帶來怎樣的效果。這是現象的推斷或解釋了。事實上，對政策建議來說，解釋現象比一般的沒有政策含意的解釋重要。我解釋為什麼優質座位之價偏低，一般不會牽涉到經濟政策，是對是錯對社會民生毫無影響。但如果我建議香港施行外匯管制，效果推錯了，被採納，一死不足謝天下。

　　古典經濟學就有這樣的困難。從事者過於熱衷於政策建議，熱衷於改進社會——也可能熱衷於自己的利益——他們的政策建議一般沒有經過嚴格的解釋程序。正相反，為了支持自己的建議，他們往往歪曲事實，胡亂推理，發明模糊不清的術語。像李嘉圖、米爾等那樣客觀的經濟學者，古典學派中不多見。史德拉的經典長文——《功用理論的發展》——就為此破口大罵。

　　米爾的巨著(1848)之後，經濟作為一門科學是令人失望的。要到十九世紀後期，新古典經濟學的興起才進入第二個高峰期。邊際分析在邊沁時代就出現，但引進數學微積分帶來個人爭取極大化的經濟均衡點的處理，是重要的突破。沒有均衡點的理論，不容易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因而不容易實踐後來維也納邏輯學派的科學方法。均衡的思維不一定要用微積分協助——高人是不需要的——但以微積分處理，乾淨利落，減少了很多因為模糊不清而引起的紛爭。

　　被認為是新古典經濟學之首的馬歇爾(1842-1924)，深受法國Cournot的影響，對理論整體的貢獻可謂前無古人。馬歇爾之外，新古典學派的高手實在多，包括令人羨慕的Pareto、Walras、Wicksell、Jevons等人。然而，雖然馬歇爾認為解釋世事是經濟學的主要任務，但純真地追求驗證假說的只有Pareto一個。理論不從解釋現象的角度入手，不會有真實世界的內容。天才如Walras的一般均衡理論，漂亮非凡，但因為從數學的角度入手，真實世界的內容就談不上。馬歇爾的理論是從真實世界的角度入手的，有內容，可惜他自己沒有作過驗證工作，很有點紙上談兵。是的，主張事實驗證，但馬氏的理論給我的印象是逃避驗證。他提出的長線與短線的理念，均衡與不均衡的理念，說到底，其目的是要避免真實世界的某些局限條件。

　　科學上沒有任何分析可以包括所有局限條件，經濟學也不例外。但局限條件的取捨有輕重之分。漠視了重要的有關局限，驗證的假說上帝也挽救不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傷，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包括訊息費用)。引進這些費用作為局限，什麼長線短線、均衡不均衡、動態靜態等，皆可一筆刪除。我對新古典的傳統是非常感激的。求學時我日以繼夜地吸收這傳統的思維營養，而馬歇爾之後這傳統的各大家，我熟讀如流水行雲。然而，1940年代起，這傳統再沒有什麼可以勒碑誌之。從凱恩斯起經濟學開始走下坡，可見於1950年代經濟發展學的胡說八道，很搞笑。但1950年老師艾智仁發表了《莫測、演化與經濟理論》，平地一聲雷，經濟學再起閃閃生光的波濤。這是後話。

換錨不要再等了

通貨膨脹與弱貨幣通常是相連的。這是普通常識。歷史上沒有見過一隻強幣與令人憂心的通脹相連在一起。今天人民幣不僅強，而且極強。幾年前國內的人搶收美元，今天倒轉過來，政府約束美元戶口每月不准兌換超過五萬美元的人民幣，而購買房地產要拿出成交證據才可以兌換人民幣。

一九九一年波斯灣之戰後，美元強勁。美國的貨幣量增加了很多也見不到通脹出現。一九九五年，我與當代貨幣理論大師A. Meltzer討論這現象，大家同意強幣因為有國際及國內收存保值的需求，不容易有通脹。世界趨大同，強幣很容易國際化，政府要禁也禁不住。年多前佛利民表示對自己歷來高舉的幣量理論失去了一點信心。不是理論的錯，而是世界的局限轉變了。今天人民幣的強勢遠超九十年代的美元。中國的生產力可觀還在其次，以美元為錨而不自由浮動是主要原因。

我老是不明白，多年以來北京希望人民幣能成為國際貨幣，今天卻臨陣退縮！如果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國際漫遊，央行發行容易袋的五百元人民幣鈔票，加上幾個鬼子佬看得懂的英文字，人民幣推出去，起碼在亞洲一帶，會有點像擔沙塞海，不容易足夠。

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一國的貨幣有小強勢可以持久，也可取，但大強勢不可以持久，而如果堅持下去對經濟有害無益。調整人民幣的大強勢有三個方向。其一是讓人民幣升值；其二是讓人民幣大量地國際漫遊，滿足外地的保值需求；其三是讓通脹來弱化人民幣。後者會是災難性，不能考慮。前二者皆可考慮，問題是怎樣處理最有利。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回頭重提上期分析的輸入通脹，我們要理解中國是個原料奇缺的國家，而今天既有「世界工廠」之譽，對原料的進口需求是龐大而又長遠的。我們也要明白任何一類原料，不管進口不進口，本土產出之價會與外地的看齊。是的，今天的中國可能是史無先例的原料需求最龐大的國家，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上期分析的輸入通脹是非常頭痛的事。人民幣要轉用另一隻錨看來是迫在眉睫了。

我喜歡眼觀六路地憑直覺診斷經濟。強幣不容易有通脹；經濟增長快可以容許百分之二十的貨幣增長率而沒有通脹；發展中國家對原料的需求急升；中國的原料進口龐大；前年後期起人民幣鉤著美元在國際下降；中國的原料進口價格上升得厲害。這些加起來，前些時公佈的百分之五點三與最近公佈的四點三的通脹率，不應該是上期提到的人民幣量增長的效果。頭痛是北京推出宏觀調控，而「輸入通脹」會促成通脹預期。

我明白北京對「過熱」的憂慮。別的不說，今年二月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三！樂觀的會說形勢大好；慎重的可能覺得經濟在發神經。見仁見智，如果選擇壓制這急速投資增長，以目前國內的金融制度看，加息是唯一可取的辦法。這樣說，因為目前大多數的銀行還是國營，由央行管核。

說過幾次，國營銀行早應私營化。這是最可靠的減少壞帳的安排，而私營的壞帳政府不需要承擔。要補充的，是今天國內的貨幣制度，與英美的很不相同。他們要做的是調控銀根；中國央行的責任是守錨。既然變得舉足輕重，央行不應該費神於銀行商業運作的事項上。下期再談。

經濟學的系統思維

高斯九十四歲了。最近動筆寫一篇抨擊經濟學發展的文章。他對這發展感到失望二十年了。大師中可能布坎南罵得最厲害。艾智仁、佛利民等比較客氣，只說他們不懂新潮經濟學在搞什麼。

是不容易理解的發展。兩個強烈對比的例子或可澄清一下。一位朋友的兒子在美國某大學讀經濟研究院，學的微觀經濟全是博弈理論，什麼需求定律、成本理念等一概不懂。另一位朋友進入美國另一家經濟研究院，微觀經濟的規定讀物全部是我作學生時讀過的。那是四十年前。換言之，這家研究院的老師顯然認為四十年來沒有什麼文章值得讀，就連區區在下的幾篇得意之作也放過了！一國之內，兩家研究院各走極端，是否代表經濟學迷失了路向呢？

批評經濟學的發展容易，但要指出問題所在是另一回事了。最近在這裡發表《經濟學需要學嗎？》一文，獲得很大的迴響。該文提到經濟學是一套系統看世界，指出這套思維不容易在大學課程學得。同學們希望我能詳加解釋。想了幾天，得到答案，也認為這答案可以解釋為什麼高斯等人對經濟學的發展那樣失望。

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以理論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的學問。這樣看，經濟的科學方法與物理、化學、生物等沒有兩樣。後三者被稱為「自然科學」，而經濟則是「社會科學」了。要注意的，是在社會科學中，只有經濟的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的完全一樣。

方法一樣，但實踐的做法不同。可不是嗎？無論是物理或化學或生物，學子從中學起就要在實驗室作實證工作，不斷地作實驗，到大學到研究院到專業到退休為止。天賦冠於人類的愛因斯坦，搞純理論，早期也出自實驗室，後來關注外人的實驗成果。愛因斯坦有資格搞純理論，後來還是純理論誤導了他。世間有多少人敢說自己有愛因斯坦的天賦呢？

經濟學的困難，起於這門學問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沒有聽過學校裡有經濟實驗室這回事。學經濟的讀歷史，可以有讀他人的實驗報告之效，但史實往往不盡不實，可以誤導，而沒有理論基礎的歷史缺少了系統約束，很有點天方夜譚。在經濟研究院寫論文，算是實證研究的，其實是拿一些政府或機構搜集的數字，用計算機作回歸統計分析。統計技術可以超凡，困難是結論不一定可靠。另一方面，他人發表的數據，不一定代表真實世界的現象。數之不盡搞數字統計的人，不知數字從何而來，或代表什麼。

要在經濟學搞純理論嗎？天賦高如森穆遜或阿羅，提出的理論往往與真實世界扯不上關係。高斯的觀點不一定對，但我是同意的。他認為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樣的。這是說，要解釋現象，我們要先有現象在手。換言之，不管現象的真實性而搞純理論，是閉門造車。可以命中而解釋現象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有名的不用實驗室而想出來的偉大例子。我們沒有聽過經濟學出現過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奇才。

不要誤會，雖然他們對解釋現象的命中率不高，我欣賞森穆遜與阿羅的純理論：他們的論著與思維給了我不少啟發。但我認為要在經濟學搞純理論，有他們的天賦差不多是起碼的要求了。三十多年前幾位師友認為我應走純理論的路，但自己衡量，認為這條路走不過。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重點。今天的經濟學不重視真實世界。從事經濟學的人沒有在真實世界這個唯一的經濟實驗室操作過。雖然生活在真實世界，他們沒有視之為實驗室地作觀察研究。他們沒有翻來覆去地把現象與理論印證。統計數字容易錯，既不夠廣，也太輕浮。博弈理論大搞了二十多年，嚴格地說，到今天還沒有解釋過一個真實世界的現象。

傳統的經濟理論多得很，有深有淺，有精彩的也有怪誕的。這一切大學可以教。然而，熟讀這些理論，懂得透徹，不等於掌握了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掌握這套系統的法門，是要天天拿著理論與真實世界的現象印證，正如物理學家或化學家或生物學家天天在實驗室操作那樣。經濟學的理論那麼多，世事那樣複雜，一個學者不可能全部掌握。有了一般的理論基礎，從事的人就要跑到世界實驗室試作驗證。每個人的際遇不同，興趣有別，理論的取捨與輕重之分就因人而異了。淘汰或選用理論是在世界實驗室的操作過程中無可避免地發生的。到了某一個里程從事者會察覺到自己掌握了一套有系統的經濟思維。每個從事者遇到的現象有同也有別，而達到了掌握之境的，每個的系統不一樣。因此，經濟學的系統思維不可以在大學課程傳授。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史密斯對世界的觀察是大場面，洞察力強；李嘉圖與馬克思集中於土地與勞力，忽略了其它資產，也錯於成本的理念，理論於是失誤頻頻；米爾掌握了成本，但對經濟現象的劃分不夠一般性；馬歇爾對競爭有深入的體會，明白經濟整體的運作，可惜對成本的理念搞不清楚；魯賓遜夫人以理論發揚馬歇爾，但對世事知得不多；凱恩斯走貨幣理論的路，搞起宏觀經濟，但脫離了馬歇爾的微觀傳統，有所不逮。新古典經濟興起之後的古人，沒有瑕疵的只有一個費沙。

還健在的大師怎樣看呢？篇幅所限，這裡只略說三位自己很相熟的師友。高斯對壟斷與廣播行業的真實世界知得詳盡，對成本理念的掌握有獨到之處；艾智仁體會真實世界的生產程序，對競爭與價格理念的掌握前無古人；佛利民對不同貨幣制度與政府管制知得多而深入，是我認識的唯一能把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融會貫通的人。這可見要掌握一套有解釋力的系統思維，從事的人一定要在真實世界的實驗室的某方面操作多年。

我自己呢？靠街頭巷尾的現象起家，只掌握需求定律的運用與局限條件的變化。彫蟲小技，不合大人，但也是一套完整的有系統的經濟思維了。

何謂險？何謂怪？

兩星期前在這裡發表《險而不怪的追求》，談藝術。曾經寫過百多篇關於藝術的文章，而三年前出版的結集——《五常談藝術》——算是暢銷，但記不起有哪一篇談藝術的獲得《險而不怪》那樣大的讀者迴響。可見在同一題材動筆，轉換一下角度，沒有特別期望，可能搞起一點波濤。

讀者對《險而不怪》的興趣，主要是要知道「險」與「怪」怎樣分開來。何謂險？何謂怪？我自己可以分得開來嗎？直覺的答案很容易，因為藝術是主觀與感受的判斷：我說險就是險，說怪就是怪。但這種武斷強辭奪理，沒有說服力。要怎樣向讀者解釋才對呢？險與怪之分愈想愈湛深，有些地方我搞不清楚。不夠充實內容寫這篇文章，但斷斷續續地想了十多天，抽不出時間為《南窗集》想其它題材，要按期交稿了，就迫著試「論」一下險與怪之別吧。

毫無疑問，藝術以險為上，以怪為下，而技術的不濟、老土與庸俗等是其它話題了。在險與怪之別這重要話題上，頭痛是印象畫派的例子。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印象派畫作，被當時的評論者認為是怪，冷嘲熱諷，但幾位收藏家欣賞，認為險得精彩，看準了下注，賺錢之外還贏得名留千古。梵高的畫，生前只賣出一幅，當然也被認為是怪了，其實是險絕，今天梵高的畫價冠於天下。

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十九世紀歐洲懂藝術的高人甚眾，但有一段長時期大部分的藝術評論者以為險是怪，走了眼。今天區區在下的藝術修維怎樣也比不上昔日法國的老前輩，他們分不開險與怪，我今天怎敢說懂得怎樣分呢？歷史的經驗，是懂得分辨險與怪，投資藝術作品佔了一個大便宜。

稿期所限，搞不清楚也要說說。讓我從四個中國詩詞例子說起吧。

例一。唐代李賀《古悠悠行》其中四句如下：

「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

例二。杜甫《春望》前四句：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例三。李清照《聲聲慢》開頭七個疊字：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

例四。辛棄疾《青玉案》最後四句：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上述四個例子皆險絕，不是文字之險，是意境之險。從何說起呢？說有新意是看錯了：險一定有新意，但有新意不一定險。前思後想，我認為算得上是險的表達要有三個條件。其一是有想像力；其二是有點誇張；其三是有一般人接受的幽美感。

李賀的「千歲隨風飄」，杜甫的「恨別鳥驚心」，李清照的七疊，辛棄疾的「驀然回首」，其想像力的確超凡。誇張嗎？李賀的「魚沫吹秦橋」，杜甫的「感時花濺淚」，李清照的疊字再重複（尋是覓，冷是清，淒是慘是戚），辛棄疾的「千百度」，皆誇張之辭也，但不過界，可以接受。好比在遊樂場坐過山車，不誇張一下不會有險意。是的，要引起外人內心深處的共鳴，搞藝術的高人很懂得不經意地帶觀者坐過山車，使觀者的內心和弦震動起來。

最後的第三點——一般人接受的幽美——也重要。這是險與怪的主要分別。前所未見的怪算是新意，而怪作可以有想像力，也可以很誇張。怪作沒有的是幽美。何謂幽美呢？愛美是人之常情，但美有多種，包括有苦味的。我認為幽美是可以持久的美。一個正常的人——一般人——不一定懂藝術，但如果花時間去學習欣賞一件藝術作品，到最後不想捨之而去，是作品的幽美吸引著他。怪作就沒有這種能耐了。

我不是個藝術家，只因為作經濟分析時思想非常集中，久不久感情要發洩一下，就想到藝術那邊去。藝術歷史與理論讀過不少，但動手胡亂地搞，只求感情有個好去處，是人之常情，不需要學過，更不需要是個藝術家。攝影我是下過功夫的，而說過了，自小對光有深入的體會。個性使然，我喜歡把自己要做的推到盡來過癮一下，因為這樣才可以得到痛快感。這可能就是孫過庭說的「務追險絕」了。

《險而不怪的追求》發表時，刊登了一幀題為《九寨的幽靈》的攝影作品，為「險」示範也。影友們見到，皆說該作經過電腦出術。不對。電腦沒有增減什麼，但技術是自己一九六五年的發明。很過癮的技術，刻意地神秘一下，外人就誤以為是電腦出術了。電腦的本領雖高，對光的處理可不及我。

務追險絕，在《九寨的幽靈》這作品中，我把太陽弄得汗如雨下，再把這太陽放在擲石可達的近距離。這是險，而因為自己喜歡這樣的誇張，不覺得是怪。不知讀者同意否？

這裡刊登的《雪融的時候》，也是用上一九六五年發明的技術，也是鋌而走險。在黃龍遇到平生僅見的雪景：大雪之後大暖，陽光烈照，雪融成冰，過不久皆化水而去。但雪融成冰之際，黃龍整個山頭閃閃生光，奇景也。一個小時內我攝得二十四幀稱意之作，如有神助，而其中描述雪融，最誇張就是這裡刊登的《雪融的時候》。讀者以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