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December 23, 2004

經濟學的黃金時代(二之二)

如果只一篇文章就值得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整個二十世紀我的選擇只有兩篇。其一是高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其二是艾智仁1950年發表的《莫測、演化與經濟理論》。前者獲該獎;後者還沒有,機會不高,因為艾師的鴻文不是論經濟。但艾師加進達爾文的演化觀點,指出理論的假設是否真實,世事因為風險而變化莫測,對理論的推斷可以毫無影響。此文引起佛利民與貝加的文章迴響,觸發了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科學方法大辯論。

  1950年代的經濟論著大致有兩類。其一是二戰後,經濟發展學說佔了1950年代經濟學報的大部分篇幅。一般是胡說的怪論。這些與二十多年後盧卡斯等人的發展理論是兩回事的。1950年代的第二類經濟文獻,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科學方法的辯論引起的對假說驗證的追求。需求定律的闡釋及其驗證含意,價格分歧與捆綁銷售的解釋,是對是錯皆引人入勝。第二方面也與二戰有關。為了戰略的需要,一個數學大師發明了博弈理論;為了計算戰爭得失的概率,統計學出了五個天才。

  博弈理論盛於1950年代,散於1960年代,1980年代初捲土重來。二戰發掘的五個統計學天才中,一個名為佛利民。他與當時兩大統計天才之一的沙維治於1948年聯名發表《風險選擇的功用分析》,這篇文章是今天大行其道的金融學的起點。

  有了驗證假說的取向和統計分析的技能,1950年代後期開始見到經濟科學的精品。最重要是佛利民於1957年發表的《消費函數理論》。是前不見古人的經濟統計驗證,清楚地示範經濟是一門實證科學。佛氏當年的統計驗證是先想得通透,推理層次井然,才以簡單的數據驗證。受到這本小書的影響,1950年代後期與1960年代初期的統計驗證大有可觀,不少令人拜服。跟著計算機盛行,做回歸統計如有神助。問題是這「神功」有負面影響。不少寫博士論文或急於發表文章的人,不多想,把大量數據輸入計算機,得到多項統計結論,就選支持自己的而用之。沒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計算機統計,佛利民稱為garbage in, garbage out(垃圾進,垃圾出);夏保加認為選擇統計結論是有意或無意的行騙。我認為驗證是要找數據或事實推翻理論,不能推翻才算是驗證,而選擇統計結論來支持理論,是做了等於沒有做過。計算機於統計一般有大幫助,但減少了推理思考的意向,而這思考是有份量的研究必需的。

  驗證假說漸趨時尚,1960年代的經濟學發展的確可觀。佛利民炒起的貨幣爭議,統計驗證可能比任何話題做得多。以舒爾茲為先貝加為首的勞力與知識投資的經濟研究,紅極一時,驗證假說也是例行公事。我認為在重視驗證假說的發展中,交易費用作為局限的引進最重要。

  新古典經濟學對解釋世事有問題,是1960年初期的新意識。長線短線的傳統分析很有點自欺欺人。雖然幾何曲線完整美觀,方程式也大有名堂,但內容牽強。然而,有七十多年傳統的理念不容易一旦廢除,而就是今天,課本還是長線短線地細說一番。於今回顧,當年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大的經濟系,是先進的。我和幾位同學早就知道長線短線有問題,只是不知道要以什麼取代才對。

  1961年秋天,史德拉到洛杉磯加大演講,講的是他正要發表的、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訊息費用的經濟學》。我在座,竟然認為沒有什麼新意。一些老師在課室上說過,可能預先聽到史氏的思維而重視起來。那是1960年代初期的洛杉磯加大,其他大學我不清楚。

  這裡說得快,其實成見與傳統的約束不可以一下子改過來。史德拉到加大之前幾個月,高斯發表了說是1960其實是1961才面世的《社會成本問題》,影響了我之後的學術生涯。該文假設交易費用是零,而又說如果不是零會有多種不同的變化。高斯是重複他1937年的舊作,但1937對假說驗證的興趣不大,而1961是驗證假說大家朗朗上口。高斯的鴻文是說,這裡有一項局限——交易費用——是重要的,你們考慮吧。字裡行間的含意說:有交易費用與沒有交易費用對世事的解釋是兩回事。讀得細心的會體會到交易費用是解釋現象的重要局限,而新古典經濟學漠視了。

  不少人認為近代的數學經濟起於森穆遜的博士論文,大致上是對的,但說到純理論的貢獻,阿羅的想像力會使他在將來的經濟思想史的排列佔優。作為一門實證科學,經濟要從驗證假說這方面衡量。這是馬歇爾劃下來的觀點。這樣看,1960年代、1970年代是經濟學的一個黃金時期,從佛利民1957的「消費函數」起,驗證假說熱鬧了大約二十年,參與者眾。

  貨幣的爭議是一個話題,但世界性的貨幣分析到今天還沒做好。夏理莊遜死得早,蒙代爾是個獨行俠,而他的嫡傳弟子又英年早逝。勞力經濟與知識投資紅了十多年,到後來變化不多,可能因為貝加過於執著吧。我認為最重要的交易費用的引進,因為不易量度,調查困難,1970年代開始轉到卸責那方面去,跟著是機會主義,再跟著是博弈理論。這些新理論言之成理,只是提供不出可以被觀察到的事實驗證的假說,空中樓閣,高斯和我皆搖頭歎息。

  這些不幸,不足以否決我認為1960年代、19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兩百多年中最高峰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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