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真的更苦嗎？

二月二十三日《蘋果日報》有大字標題：《中國入世三年農民更苦——世銀促改制，平衡城鄉利益》。細讀內文，一頭霧水，不知所云。

沒有誰不希望中國農民的生活好起來。自己曾經在中國的農村挨饑抵餓，在大學教過農業經濟，關注之情更是溢於言表了。這些年讀過聽過不少關於中國農民的苦況，也盡己所能為改進他們的生活寫文章。但中國農民的生活真的像世銀說的那樣苦，國家入世後害了他們嗎？如下八點是反證：

（一）不嚴格的，年多來為了攝影我多次到中國的農村奔跑，與農民的傾談中知道他們的生活不斷改進。

（二）關心中國農民而又知得比我更多的周其仁教授，認為農民的生活的確有了明顯的改進。

（三）十多年來，中國從農轉工的人口上升得快。轉往工業的生活一定有改進，否則不會轉，而剩下來的農民耕地，以人均算，一定有增加。

（四）半農半工的人口多得很，而中國的工業發展再不限於沿海一帶了。這些「半工」的收入，統計上不容易算進他們的生活指數內。

（五）年多來中國農產品之價的升幅，遠高於非農產品的物價。更要注意的，是這時期農業大豐收。

（六）年多來中國的工業有民工荒，提升工資百分之十也不容易聘請勞工。這含意著農業的收入大有改進：農產品價格上升，政府減農業稅，補貼農植。我不贊同政府鼓勵農民留於農業。長遠地改善農民的生活，要鼓勵他們轉到工業那邊去。

（七）三年前到四川的大學講話，知道大約百分之三十的大學生是農村子弟，增加了不少。這是農民生活有改善的一個證據。

（八）攝影最忌有電視接收器在農居頂上。拿起照相機我非常敏感，見到該「器」就頭痛。今天，農居有此器的觸目皆是，農民說是七八年來急速增加的結果。難道電視不是用錢買的嗎？難道接收器是聖誕老人贈送的嗎？

當然還不滿意農民的生活水平，但世銀說世貿害了農民，使農民生活水平下降了，邏輯不通，事實不符，不是胡說八道是什麼？

胡說歸胡說，但世銀提出建議，要增加農轉工的什麼失業保障網云云，是劣著。工業有民工荒，是說要聘請也不容易。在這樣的情況下增加失業保障網，難道要倣傚香港，建議農民跑到城市去領取綜援金嗎？

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舉世嘩然。但問題非常複雜，有好些政策令我悲觀。我少看統計數字，更少管他家之說，但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朋友及同學們給我的報道無日無之。對中國的改革發展跟蹤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寫過數百篇文章，不能說是門外漢。然而，為了一點關心對中國的改革提出一些建議，我老是日思夜想，想得心驚膽戰。不久前對一位朋友說，內心深處，提出建議不是希望北京接受，而是擔心他們接受，因為如果建議出錯，被接受，害了勞苦大眾，一死不足以謝天下。困難是關心這回事，不婆婆媽媽一番過不了日子。

中國的發展史無前例，目前的制度整體與西方的很不相同，某方面優於西方。希望世界銀行能像我那樣，以學習的態度來理解中國的情況。

從抽像藝術說余俊偉的畫——代序

西方的抽像藝術（Abstract Expressionism）起於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不少人認為是受到當時的經濟大蕭條與跟著而來的二次大戰的衝擊。發源地主要是美國的紐約，所以又稱紐約畫派（the New York School）。哲理湛深，變化多，再分下去的派別不枚舉了。簡單地說，抽像畫作是看不到物體的那一種，其中有些強可辨物（大師de Kooning主張可辨），但怎樣可辨還是與實物相去甚遠。完全看不到物體的，要純靠感情的表達，這是要把能量可視化。

是深不可測的學問。門外漢的感受是不知所謂，認為作者亂畫一通，會問：何難之有？數之不盡的嘗試的人以為自己是天才，真的亂畫一通，或故創風格，但歷史無情地淘汰這些人。真正的大師也是亂來的，但亂有亂的規矩，能觸動觀者的內心深處。這是非常困難的藝術了。不僅創作困難，懂得欣賞也要多下功夫。今天塵埃落定，回顧中我們見到Jackson Pollock，Willem de Kooning，Franz Kline等巨人，加起來大約兩掌之數。法國印象派的巨人也大約是兩掌之數，但數下去畫得非常好的還有二三十個。抽像畫派就不容易這樣數下去，因為一離開師級之列就跌得不見影蹤。抽像畫派之前的畫家，可以單靠苦練而達到一個可觀的層面，但抽像畫作，毫無天賦苦練是白費功夫。

不是要高舉自己的血統（從來不這樣做），但我認為抽像藝術起自中國。不難明白，國畫的傳統是靠記憶印象在宣紙上發揮，沒有聽過國畫家有寫生之舉。人像不容易靠記憶，而非近代的中國畫師畫人像，與老外相比，輸了幾條街。

中國的宣紙藝術起於毫無物體的書法。晉代的王獻之可能是人類第一個有看頭的抽像藝術家。我們知道，中國書法成為藝術之初，羲之與獻之父子是兩大巨匠。唐初孫過庭寫下的《書譜》記錄了如下幾句重要的對話：

安嘗問子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

翻過來如下。謝安問獻之：「你的書法與父親的相比哪個好一點？」獻之答：「應該是我的較好。」謝安說：「世間的人可不是那樣看。」獻之回應：「今天的人怎會懂得呢？」

最後一句石破天驚。獻之認為今天的人不懂，是說自己走進了視覺藝術的一個新天地。支持獻之的證據，是他的書法對後來神州大地的藝術有深遠的影響。論書法的影響，獻之不及羲之，但說到視覺藝術整體的影響，兒子勝。

王獻之是中國第一個以亂筆狂草的書法家，對後來唐代的張旭與懷素的影響明顯不過。到了明代，畫作以書法下筆蔚然成風，出了一個狂態畢露的徐渭，亂得天真，影響了清代的石濤與八大山人。

今天一般評論還認為羲之的書法高於獻之，可惜是狹窄地單從書法看。歷代書法最高的北宋的米芾，卻認為獻之高於羲之。米癲學二王起家，說兒子勝父親，我們不能不重視。有趣的是，高傲的米芾晚年論書法，說：「回視二王，頓有塵意！」翻過來是：回頭看羲之與獻之，一時間覺得有點俗氣。以米老當時的功力，這樣說是有深意的。

想想吧。米芾專長的是行書，少寫草書，更少狂草。行書最困難，但米芾的作品一看就令人激動，不能自已。他在另一次論書法中，指出要點是寫得「振迅天真，出於意外」。說到意外，上文提到的紐約抽像畫派非常重視。這可見天下的抽像藝術都有著同一哲理。

回頭說孫過庭在《書譜》中品評二王，堅持羲之勝獻之。有點奇怪，因為他讚頌的書法，是獻之所說的「時人那得知」的抽像藝術。孫前輩說得好，夠淺白，不用翻譯了：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姿，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溪。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朋友，孫過庭是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他說的絕佳書法是沒有物體的抽像藝術，與今天西方的抽像畫派所說的「能量可視化」不謀而合。然而，因為西方藝術在十六世紀之後有很了不起的不斷發展，理論思維走得深入，工具油彩等變化多，他們的抽像藝術超過了我們的書法，在深度上超出相當多。

年多前一位讀者寄給我十多張相片，是以塑料彩畫的抽像畫作。我一看就對太太說，這些作品不簡單。看似亂來但觀者可以接受，是絕不容易的藝術玩意。我自己在書法上嘗試亂來多次，沒有一次不把宣紙撕毀。後來與作者會面，才知道名字是余俊偉，之前見過無數次，因為在港大任教時他是最常見的座上客。

余俊偉對繪畫是有基礎的。他說嘗試抽像是受了Pollock的影響。無疑是，但我認為他的作品更近於他不熟知的Sam Francis。後者的畫作我收藏了一幅，是精品。Pollock的作品我更喜愛，可惜出得起錢只是他早期的粗糙暗沉的抽像，不好看。後來Pollock發了神經，即是說天才湧現，其潑滴作品是我見過的最震撼心弦的無物抽像了。天才如斯，作品動不動數千萬美元，只能到博物館看看，購買些書籍算了。

我對余俊偉說，他走Pollock與Francis的路有個好開頭，但風格不是自己的。這帶來一個重心問題。從事藝術早晚要有自己的風格，但絕對不能刻意地創立——這樣做會走上怪途。藝術作品要險而不怪。孫過庭說：「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我認為俊偉的抽像嘗試，達到了「既知平正」之境，快要嘗試「務追險絕」了。在後者過程中自己的風格可能自然地顯現出來。這關不容易過，大部分嘗試的人過不了，或轉向怪途。

我們期待看看余俊偉的造化。

翻譯的嚴重失誤

世貿協議施行了只幾年，糾紛頻頻出現。不是要替中國說話，但到今天北京言而有信。也不是說美國言而無信，而是他們受到的壓力嚴重，要在協議的字裡行間找出漏洞，推行保護政策。不容易相信布殊總統是個反對自由貿易的人——他曾經為佛利民的九十大壽在白宮大排筵席。可惜美國的壓力團體不下於人，硬漢如布殊也要讓步了。

去年十二月報載，美國以反傾銷為由，決定狂加中國傢具的進口稅。傾銷的經濟學定義，是低於平均成本出售；長期大量銷售的，不可能低於平均成本而生存。世貿協議容許「反傾銷」，但沒有給「傾銷」下個明確的定義。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是去年十二月，報道說美國打算暫時禁止中國某部分紡織品進口。有沒有實施行內的朋友找不到資料，會不會過後施行也不得而知。

「暫時」禁止中國紡織品進口，是否違反了世貿協議呢？沒有違反，因為協議說明，進口紡織品如果擾亂市場，進口國可以採取「救濟措施」，不得超過一年。這一點，英譯中出現了嚴重的失誤，不容易相信，但文字俱在，不由你不信。先看中譯吧：

「對市場擾亂救濟措施，除非有關成員與中國另有協議，否則：（一）任何措施的期限不得超過一年；（二）不得重複適用。」

英語的原文是：

「No action taken under this provision would remain in effect beyond one year, without reapplication,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etween the Members concerned and China.」

看官須知，這裡的without reapplication應該譯作「除非再申請」，但卻被譯為「不得重複」！「Without」譯作「不得」，在某些句法下可以，但這裡要譯作「除非」——烏龍可謂大矣！協議說，中、英二語如有出入，以英語為準。

想想吧，如果「救濟措施」只限一年，此後不再，申請「救濟」的意圖不大。但如果一年後可以再申請，無限地向自己的政府申請下去，而一旦大事開放進口，某程度的「擾亂」市場在所必然，那豈不是「再申請」無窮無盡，協議等於沒協？

不能說世貿協議對中國毫無益處。朱鎔基是聰明人，他打生打死進入世貿，正高於負。恨不得當時朱總要求「傾銷」來一個明確定義，又選用較高明的譯手。

無論怎樣說，我認為最重要是世貿成員尊重世貿的精神。那就是推行舉世自由貿易。不管「傾銷」為何物，不管翻譯如何失誤，協議歸協議，履行歸履行，我不遵守協議，難道你要出兵把我殺了？

自由貿易永遠互相得益。貿易一定是雙方的。天下間沒有那樣愚蠢的人，認為貿易對自己有害而還自願地參與。廣東俗語云：「牛唔飲水點㩒得牛頭低？」互相得益是世貿協議的精神所在。

不幸的是，在推廣自由貿易的過程中，一些此前受到保護的會受損。他們反對自由貿易不難理解。若問，自由貿易既然互相得益，為什麼此前有保護呢？答案是保護可使某些人得益更大。是複雜的世界。

傳世文章

本來打算以《怎樣寫傳世文章》為題，恐怕讀者問：你懂得怎樣寫，為什麼不多寫幾篇給我看？是重要的問題。寫文章當然不是為了傳世：下筆時難以肯定，只為傳世就不用動筆了。但說文章傳不傳世對作者毫不重要，無關痛癢，卻是謊話。為什麼作者希望自己的文章傳世，是上蒼賜予的基因使然，我不懂。

區區在下，世俗人也，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傳世。最近朋友傳來一些關於我的英語文章在國際上被引用的資料，翻來覆去衡量一下「傳世」的特點，若有所悟，恨不得自己能從頭開始。當然，這是幻想。創作這回事，幻想一下也無妨。

說到世俗之見，古時的聖賢與我差不多。李華寫《弔古戰場文》，完稿後自知可以傳世，收藏起來，秘密地讓專家朋友讀一次。蘇東坡寫《赤壁賦》，也自知可以傳世，恐怕有政治問題，不敢示人，但鄰居有人聽到他晚晚朗誦。王勃寫《滕王閣序》，厲害不是王勃，而是不服氣的新閣主閻公。後者聽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就站起來，說：「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朋友，如果你有閻公的判斷功力，拿幾個諾貝爾獎不會是大問題吧。

是說笑，但笑話有真理。我恨不得當年自己有今天的判斷力。這是指學術文章，不敢多說其它。要說的是任何人對任何作品的傳世機會有一級的判斷，佔了一個大甜頭。單是收藏藝術作品，頂級的傳世判斷者可以發達。如果七十年前看上塞尚的畫，小小投資，三十年前可以退休。十多年前我和朋友研討替一個基金收藏現代中國畫家的作品，選六個，中四個。這是說，在今天畫價急升的情況下，我們選的四個的畫價升幅高於平均升幅，兩個低於平均升幅。很可能是幸運，因為今天升幅最高的曾經跌得焦頭爛額。

個人對經濟文章的判斷，似乎比對藝術作品高一點。七十年代初期美國某些好事之徒創辦了文章引用指數，是好是壞應該是唯一的量度文章傳世的指數了。有不可靠的例外。大錯特錯的文章可能因為荒謬而被引用多次；作學報編輯寫文章會多被引用（被擦鞋也）；博士生多的教授會有多學生引用的著數；毫無創意的概括性文章（survey article）引用次數較多。這些「不可靠」的因素不能持久，所以我認為引用次數之外還要加上歷久不衰的準則。行內的朋友認為一篇文章在國際上被引用五十次以上，算是小經典，有點傳世味道。這方面我要加上三十年不衰。二者合併不容易，因為絕大部分的經濟文章不容易被引用三幾次，而過了十年八載一般沒有人記得。

最近朋友提供的關於我的英語文章的引用次數資料，竟然有七篇達到上述的二者合併的準則。計算機打出來的SNS CHEUNG，加上文章發表的學報與年份正確，錯不了，可惜有時S CHEUNG也是區區在下，沒有算進去（引用次數可能因而算少了四分之一）。該七篇的發表時間與引用次數如下：

（一）《佃農理論》（是書），一九六九年，引用二百四十次。
（二）《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一九七○年，一百六十九次。
（三）《公司的合約性質》，一九八三年，一百三十六次。
（四）《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年，八十九次。
（五）《蜜蜂的神話》，一九七三年，六十八次。
（六）《私產制度與佃農分成》，一九六八年，六十七次。
（七）《價格管制理論》，一九七四年，六十一次。

上述只有《公司的合約性質》少於三十年，但該文越來越勇，將來有機會超出《佃農理論》的引用次數。還有一篇可以肯定。那是一九九八年底發表的《交易費用的範疇》，目前只被引用了十九次。但文章通常要在發表三年後才開始被引用，那麼只兩三年就被引用了十九次，形勢大好，以我一向的文章生存圖案，二十年之後該文被引用超過百次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的英語文章不多，而正規地為學報寫的更少。從後者看，依照上述的被引用五十次加三十年不衰的準則，我大約有一半考及格。格外用心寫的有三分之二及格，而在上述的七加一的八篇中，有四篇在完稿時就知道有機會傳世。那是「三」、「五」、「七」與「加一」（「三」非常肯定）。這可見我對經濟文章的判斷比對藝術作品的判斷可靠得多。

給後學的提供一些線索吧。

（一）從傳世的角度看，一百篇文章每篇被引用一次，加起來一百次，遠不及只一篇被引用二十次來得重要。

（二）只要學報能被多間大學圖書館收藏，學報名頭的或大或小不重要。大名比小名較早被人引用，大約早兩年，只此而已。還有，評審與不評審毫不重要。上述的文章沒有一篇經過正規評審，就是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農理論》那本書，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只看一章就決定出版了。理由很簡單。如果評審員懂得寫傳世文章，不會有時間評審。

（三）文章清楚重要。《蜜蜂的神話》以清楚取勝。如果當年寫《價格管制理論》能多花半年時間，寫得一清二楚，今天的引用次數可能超過二百。《合約結構》也寫得不夠清楚。如果清楚一點，其思想不會常被人借用而不提到我。（今天盛行的incomplete contract、implicit contract等話題，皆出自該文。不是說他人抄襲，而是他人讀了，聯想到些什麼，認為是自己的新意，不需要提到我，跟著的後起不會知道出處。）

（四）傳世文章要有點新意。新意容易，發展新意困難。有了一點新意，認為有可乘之機，就要不斷搾取，盡量把小小新意一般化。所以有時為了一小點新意，要想好幾年才動筆。不這樣做，只簡短地提出新意，拿彩的是發展你的新意的人。（今天盛行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其重點與我在一九七六年發表的關於座位票價偏低的一個論點一樣。但當時不認為重要，只三幾句就帶過了，走了寶。）

（五）趣味性非常重要。要推廣一點新意，務求一般化，途中你要不斷地向「過癮」那方面想。示範的例子永遠要選生動精彩的。（《蜜蜂的神話》的中心例子起於米德，重複這例子的文章無數。我再重複，因為這例子的確過癮，傳世是我而不是前人。我只證明該例子是錯了，寫得清楚，沒有其它重要的貢獻。如果不是蜜蜂與蘋果，類同的證明不會有作為。）

說了上述，恨不得時光倒流四十年，以今天的判斷從頭寫英語經濟文章，我有信心十篇有九達到上述的及格準則。我也有信心一年發表兩篇這個水平的。錯過了，不是沒有新意，不是沒有興趣，也不是不用功，而是當年判斷力不足，也低估了自己可以做到的。中語文章近千篇，這些是另一個故事了。

為劉遵義辯

香港中文大學執到寶。他們聘請了劉遵義作校長。履歷一百分：四十多年前的香港中學狀元，其後到加大先物理，後經濟，再其後在史坦福教授數十年，著作等身，名重一時。不止此也。遵義兄辦事細心，記憶力強，興趣多方，談吐得體。

這些年科大與港大的新校長上任，看看納稅人提供的錢，北望神州，豪興頓發，說在學術上要帶領大學參加世界盃，矛頭要不是直指哈佛，就是麻省理工。其志何嘉，但我是過來人，中過計，一聽就知道他們會失望。劉遵義上場，也說過類似的豪語。我想，這個人歷來謹慎，未慮勝，先慮敗，說不定袖子裡暗藏八寶，我還是拭目以待好了。

最近在《明報》讀到中大校友發表的兩篇長文，矛頭指著的不是什麼哈佛或麻省理工，而是校長劉遵義，指責他推行英語授課，措詞嚴厲。不能說內文毫無道理，但民族情意結與反對不民主的論點，與沒有國界的學術扯不上關係。讓我分三點說說吧。

（一）英語很難學，尤其是學術上的，難、難、難。說實話，雖然英語的表達能力比中語強，當年我自己就發了脾氣，不甘於只為多一點表達力就要學得那樣辛苦。但英語先入為主，你要參加學術世界賽，就要懂得用英語寫學術文章，懂得用英語講學術報告。算得上是英語專家的人，從學術的角度看，一般還未入門。入門要在學校天天用，動不動要花上十年八載的功夫。

絕對不貶低中文——自己用中文寫過近二百萬字，算是重視了吧。但中文容易學，易學得多——我沒有正規地學過，也寫得似模似樣。如果中英二語的困難程度相若，我不會大聲疾呼，反對母語教學。目前的情況是，一個香港的英文中學畢業生，成績較好的，試以中文寫學術文章，我略為修改就過了文字之關。英文呢？一句也寫不出來。

（二）一家大學要參加世界賽，困難不是師資，而是學生的水平——尤其是研究生。三十多年前芝加哥的舒爾茲對我這樣說，今天愈想愈對。想想吧，不久前美國某法律名學院的院長提供資料，說，設立一個永久講座教授的職位，師級的，大約美元四百萬。這是說，二億美元可以設立五十個永久師級講座，而任何一家大學有這個規模，不可謂不可觀矣。向富有人家籌募二億美元不容易，但不是難於登天。

困難是一級的研究生不容易找，而香港的情況，好些要自己從本科培養出來。不用英語授課，不強迫學生交英語習作，訓練不出英語寫得、講得的研究生，到外地的研討會議表演一下，什麼世界賽云云，言之尚早矣。不是說中大轉用英語授課就會有奇跡出現，而是說縱觀天下大勢，好些學術不用英語不會有奇跡。另一方面，沒有足夠的一級研究生，師級教授是不容易聘請的。

（三）不能否認，除了與中國文化有關的學問，重要的學術論著絕大部分是英語，間有中譯的，容易誤導。學生要讀英語文章，但老師以中語授課，學生解得對嗎？今天國內的學子就有這個嚴重問題：自修讀英語文章，往往解錯！

我衷心希望世界級的學術會中語化，但要有很多人手，很長時日。今天，我們要先用英語培養出懂中語的世界級學子，大量的，然後讓他們搞中語化。我自己就花了二十多年用中語寫文章，包括洋洋三十多萬字的《經濟解釋》。孤掌難鳴，而我的學術知識大部分是從英語學得的。

出口從量稅的經濟分析

從量稅是unit tax的國內中譯，與從價稅（advalorem tax）排排坐。二者都是銷售稅（sales tax），前者按件算，價格不論，後者按價算，通常是物價的一個百分率。從量稅與從價稅的區別分析，經濟本科一年級必讀，可惜毫無新意，像一潭死水，當年我聽不到五分鐘就雲遊四方。到了研究院，這個題材換了幾條方程式，什麼彈性係數之類悶得怕人。

去年九月，美國商務副部長訪中國，要求依照世貿協議的規定，今年一月一日撤銷紡織品配額後，中國自動限製成衣出口，而美國之外的好些國家，尤其是歐洲的，大都有類同的要求。中國要怎樣自動約束才對呢？再引進配額是明顯地違反了世貿協議，而任何限制國際貿易的政策，免不了違反世貿協議的精神。然而，國際壓力如斯，要怎樣應付才對呢？

北京顯然認為，自動限制比他國出術留難好一點。最近他們推出「自動限制」紡織品出口的從量稅，理由是希望此稅能鼓勵出口的紡織品提升質量。這是有腦的想法，不俗不俗，可惜還想得不夠周全。

指出這從量稅的不足之處之前，讓我先說這新政策是抽一百四十八項紡織品的出口從量稅，其中一百二十五項每件抽人民幣二毫，二十一項每件抽三毫，兩項按重量，每千克抽五毫。是輕稅，雖然有些紡織商叫救命。另一方面，中國的紡織品出口量龐大，單是上海海關在一個星期內的從量稅總收入，就達二千一百九十萬人民幣。再另一方面，我不認為這次從量稅的推行會滿足老外提出的「自動限制」的要求。

說出口從量稅會提升紡織品的質量是對的。香港的中六學生懂得這樣說，但其實是湛深的學問。四十多年前老師艾智仁首先提出如下的問題：為什麼美國的金山橙與蘋果出口，永遠是選擇質量最高的呢？他的答案，是因為出口要加運費，而優質與非優質的蘋果的運費一樣，所以雖然優質的蘋果的價格比較高，但加上同樣的運費，到了外地，與非優質的相比，優質蘋果的相對價格是下降了。

舉個例，如果美國的優與非優蘋果的價格是二毫與一毫，相對價格是二比一。假設運費是一毫，到了外地的價格是三毫與二毫，相對價格是三比二，即是一點五比一，優質蘋果的相對價格是下降了。需求定律所說的價格永遠是相對價格，所以外地對優質蘋果的需求量在比例上是高於美國的，因而主要選優質的出口。目前中國推出的紡織品出口從量稅，理論上與加運費有同樣的提升質量的效果，皆需求定律使然也。從價稅不會改變上述的相對價格，所以要提升出口紡織品質量，從量稅是正著。

當年大家都以為分析就是那樣簡單，但一九六九年，兩位芝加哥大學教授（J. Gould 與 J. Segall）發表文章，以等優曲線清楚地證明艾師的分析是錯了。大家被弄得天旋地轉，因為事實上，運費提升，出口的產品質量跟著提升是千篇一律的現象。當時同事巴賽爾就作了如下的實證研究：美國的香煙有長有短，一些州抽從量稅，一些抽從價稅，資料證明，抽從量稅的香煙較長。為這爭議我的一位學生（J. Umbeck）發表了兩篇很好的文章，支持艾師的分析，但得不到完滿的答案。最終艾師還是對，只是邏輯有問題。幾年前由我「破案」，找到了完滿的分析（見拙作《科學說需求》第六章第五節）。這裡只說艾師的結論沒有錯，而說從量稅會提升出口紡織品的質量也沒有錯。

複雜又來了。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在《信報》發表《配額：前車可不鑒乎？》是自己這兩年比較稱意的文章。該文指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香港成為世界第一成衣（紡織品）出口「國」，主要是因為美國及其它先進之邦，以配額約束香港的紡織品進口數量。配額值錢，而香港容許配額自由地在市場轉讓，其價更高。經濟效應有兩方面。其一是上文提出的因為優質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出口會偏於優質那方向走。其二是配額給每個受配者一點壟斷權，配額之價代表著壟斷租值，因而容許有配額的競爭者提升成本，使出口紡織品的質量大幅提升。均衡點是質量提升的成本增加在邊際上與配額的租值相等。這是說，配額租值給予成本上升的空間；需求定律強迫質量提升的選擇。換言之，當年香港的紡織品本來是低檔的在外地商場地下賤售之物，但引進了可以轉讓的配額制度，數年間質量急升，升到商場最高檔次的那一層，把老外的名牌打得叫救命。

回頭說目前國內實施的紡織品出口從量稅，雖然稅的本身有提升質量之效，但因為遠低於此前的配額市值，質量可能不升反跌。質量大幅下跌的機會不大，因為在配額制時提升了，攻佔了市場，紡織商不會那樣傻，放棄既得之市。

還有兩個問題。其一是出口從量稅是盈利所得稅之外的附加稅項，雖然原則上可在所得稅扣除，這附加會淘汰一些在沒有從量稅的情況下僅可生存的競爭者。其二是與配額相比，從量稅只改變了優質與非優質的相對價格，在現存的產品中會鼓勵質量較優的出口。然而，與配額制的重要不同處，是從量稅沒有提供以增加成本來改進產品質量的空間。

我為這個「政策」問題想了好幾個晚上，不是為了要改進什麼，而是遇到的是有趣的經濟難題，見獵心喜。先此聲明，我是反對配額或任何出口稅的。世界的政治局限我是門外漢，但如果聽到或讀到的是大概地對，不能漠視，我想出如下的折衷辦法。

凡是出口的紡織品，一律取消盈利所得稅（或取消現有的所有稅項），只抽出口從量稅，此消彼長，務求二者打個平手。紡織業的總稅率應該與其它行業看齊，只是前者在出口產品上換了單用從量稅的抽法。因為不再抽所得稅，從量稅可以提升，老外應該開心一點。與約束出口量的配額相比，從量稅是約束出口價，如果不抽所得稅，從量稅也有提升成本的空間，雖然與配額的不完全一樣，但有類同的效果。出口量會減少，但出口的總值多半會上升。

多方面考慮，我認為對中國紡織業的發展，出口產品不抽所得稅只抽從量稅的制度，勝於此前的配額制。但我不是稅務專家，怎樣施行，每項紡織品的從量稅如何釐定，怎樣算出從量稅與取消了的所得稅大致打平，是我所學之外的話題了。

赤字財政的謬誤

不知是否受到凱恩斯學派的影響，還是政客或利益團體的胡謅，作本科生時學校教國家財赤，就算龐大，對社會經濟可能有利，一般不用擔心。那是四十多年前，今天懂經濟的不再這樣看了。

想當年，本科二年級的宏觀經濟課本說，如果市民的收入上升一元，儲蓄二毫，那麼政府多花一元，社會會增加五元國民收入。這種胡說的「理論」歷久不衰，某些課本今天還是那樣說。真的那樣蠢嗎？不一定。很多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大政府，找理論支持，就高舉凱恩斯。其實凱氏沒有真的那樣說。一位朋友寫過一本書，說凱恩斯的經濟學與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是兩回事，成了名。

另一個為財赤辯護的觀點，是財赤只不過是把負擔推向下一代，一代一代地推下去，可以永無止境，於是在生的人永遠不用負擔。有些專家精打細算，說只要國家付得出債券的利息，多發債券無傷大雅，而如果付不出利息，增發債券付息可也。專家於是算出，一個國家的總負債可達國民收入的某百分比還安枕無憂。

這些是不負責的言論，其思維漠視了真實世界的局限條件，忽略了赤字財政會引起的對經濟運作的多種禍害。提供如下數點給讀者考慮吧。

（一）加稅再不容易。今天舉世都要求政府減稅，加稅是不識時務了。信息發達，開明的國家要加稅，市民要知道加來何用。這問題一般答不出口，而政治上加稅的主張不容易賣出去。還有奇怪的一點，那是人類似乎要到今天才知道大幅減稅對經濟增長是可靠的特效藥。

（二）通脹是一種間接稅，可以對財赤幫個大忙。姑勿論通脹對經濟的諸多不良影響，最頭痛是通脹對退了休的老人家可以是致命傷。今天的人越來越長命，退休者越來越多，搞通脹，老人家上街是開不得玩笑的。

（三）多發債券把負擔推到下一代，如意算盤打得太盡，債券之價暴跌慘過敗家。債券價下跌與利息率上升是同一回事。七十年代越戰後期，美國通脹急劇，愚蠢地施行價格管制，財赤龐大，三十年債券的利息回報率上升至十九厘，因而有Crowding Out Theory的盛行。這理論是對是錯說來話長，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美國的經濟不景長達十多年。

（四）不要以為利息率上升一定會加強國家的國際幣值。健康的經濟與財政，加息有提升幣值之效。但在通脹加速或財赤龐大的情況下，加息對幣值的影響是負面的。外人對一個國家的財政失了信心，加息是對外人說他們沒有看錯。

（五）財赤有大問題，資金外流是早晚的事，而這外流會增加幣值在國際上的弱勢。

最近美國的財赤破了歷史紀錄，傳媒大事報道，朋友紛紛問我怎樣看。我說認為財赤龐大不嚴重的觀點，一律錯。但我又說美國的條件優厚，只要能迅速地解決伊拉克的問題，其它不難解決。地大物博尚在其次，人傑地靈卻羨煞外人也。是的，美國人材鼎盛，舉世無匹，十個諾貝爾獎他們拿了六七個。天下間從來沒有比人材更重要的資產，而在舉世廉價勞力暴升的今天，知識資產更加值錢了。普通的知識印度與中國可以追上，但美國有的是另一個層面，要追上遙遙無期也。

我認為美國不要管什麼廉價產品進口那種瑣事。要的是打通經脈，讓人材多賺知識的錢。這經脈不通，牽涉到商業秘密、發明專利、保護、盜版等問題，也有政治因素，複雜非常，我所知不足以評論。

政府的職責是什麼？（二之二）

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師友間沒有一個是，但有些認為政府差不多凡做必錯。我的見解不同，因為從公司的角度看政府，看得遠為廣闊。市場不是無所不能：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成市的重要經濟活動多得很。

我自己的家，教養兒女，也非市場。家法由我設立，從來不投票，是個大獨裁者。這獨裁者採取放縱政策，很有點潰不成軍。今天兒女三十多歲，長大了，可以拿出來炫耀一下。這可能是放縱政策的極限吧。

是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我可以放縱如斯還可以教得出學有所成的孩子呢？答案是家庭有愛：兒女有父母的愛，父母有兒女的愛。兒女相信父母的愛，而因為互信，我可以只賞進步，不罰惡行。這樣，天資再差孩子也懂得怎樣做才對。重點是說，有互愛與互相尊重的存在，減低了家庭的管治（交易）費用，因而容許放縱政策。

離開了家庭，水稀於血，不容易以愛為治。以香港為例，董特首喜歡論愛，我不懷疑，但市民相信的不多，尊重的更少——此困難之一也。失業綜援，得者會因而加倍努力去找工作嗎？還是意圖繼續失業，或偷偷地工作騙取綜援呢？此困難之二也。顯然，數千人以上的社會，苦口婆心的管治不管用。

基本上說，一個經濟的運作，有了適當的資產權利界定，是需要有多種不同的組織協助的。市場是一種組織，家庭是一種，商業公司是一種，類似公司的政府也是一種。在權利界定下，這些組織的選擇主要是為了減低交易費用，而這些包括訊息、合約、管治等費用了。我統稱之為制度費用。原則上，處理哪些事項要起用哪種組織，是費用較低的選擇。

然而，加上道德倫理的考慮與人的自私，這選擇變得複雜了。一個國家的領導者的職責，是考慮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情況下，找出一套明智而又可行的組織組合。比方說，我不懷疑在某些情況下，以武力鎮壓或強迫的制度費用最低。反對武力強迫於是成為倫理上的反對。個人沒有異議，因為我無從為一個人的生命或精神損害下一個價。倫理上，這是我可以接受的以仁為治的一個闡釋。

既得利益的維護，壓力團體的左右，福利扶貧的困難，貪污法治的問題，我都分析過了，這裡不再說。要再說的是市場處理與公司（政府）處理的選擇。不管哪種道德倫理，這選擇決定國民產出的總價值。這是倫理之外的經濟學問了。

首先要指出，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數之不盡的事項沒有市價。無價不成市。這是高斯和我解釋公司及政府的成因。另一方面，市場的訊息不盡可靠，欺騙的行為所在皆是，市價可以誤導。昔日荷蘭鬱金香的典故我讀得清楚。問題是，在重要的指導資源使用的訊息上，沒有哪一種訊息比市價的變動來得可靠，或更有說服力。是一個奇妙的制度。算你可騙則騙，或有獨特之秘，只要你在市場購入或沽出，你的所知就無可避免地通過市價傳了出去，而如果你和其它人的買賣量夠大，市價就變動了。生產者見到市價變動，會知道怎樣做。市場於是成為數之不盡的人的所知與喜惡的訊息集中地。不是說市場沒有錯過，而是歷史上，長線而言，找不到例子證明政府的訊息勝於市場的。不可能，因為就算官員天才絕頂，毫無私心，其所知怎樣也比不上市場所有的人加起來的訊息。

市場還有三個重要用途，篇幅所限，只能略說。一、市場容許專業生產，而基於市價訊息，遠勝政府分派工作。二、市價是唯一沒有租值消散的浪費的競爭準則。三、以市價決定優勝者，是鼓勵產出最有效的制度。

可惜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數之不盡的事項無從定價。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交易（制度）費用而起。市場的不存在是因為訂價的（交易）費用太高，非市場的組織就出現了。家庭是一例，公司是一例，政府也是一例。不用市價，這些組織要靠人的指導——要靠有形之手。

回答同學「政府的職責是什麼？」這個艱深而重要的老問題，我提供如下數點總結：

（一）資產的個人權利界定非常重要，因為產權沒界定不可能有市場。這是高斯定律。雖然我曾經指出這定律假設交易費用是零是漏著，因為市場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而起，但這定律最重要的部分——不界定產權不能成市——沒有錯。

（二）如果掌握了經濟理論而又知道古今中外的史實，你會體會到市場是一部不需要駕駛員、不用燃料推行的勞斯萊斯，在適當的資產界定與法治的環境下運行如飛，轉彎抹角似等閒。但這部勞斯萊斯有個怪脾性：不喜歡受到任何干擾。什麼政府指引、價格管制、配額約束、補貼支持等，三幾下它就喘氣頻頻，不辨西東。

（三）無價不成市，有價的事項理應由市場處理。原則上，有了產權的界定，公司與政府等組織會伸出有形之手，協助管治市場無價的事項。

（四）理想的世界不存在。因為還有其它制度費用，加上扶貧、福利等問題，資產的權利一般界定得不夠清楚。這增加了政治的複雜，壓力的左右，壟斷的維護，管制的叢生。說過了，人的自私可以通過無形之手而帶來經濟奇跡，但也可以大幅度地增加制度或交易費用，其極限可以導致人類的滅亡。

（五）以國家安全為理由來反對某些項目容許私人在市場投資，有邏輯的支持。問題是我們不需要用上多大想像力，說禁止任何私人投資都是為了國家安全的。我個人看不到水利、電源、交通、通訊、出版、原料等，容許私人投資會真的導致國家不安全。這些事項很多國家由私人投資處理，而目前國內由政府處理這些事項，其效率令人尷尬。

（六）原則上我不反對政府作任何投資。我反對的是因為政府投資而不容許私人投資參與競爭。要是雙方於類同的投資產出，競爭下政府勝出，我會站起來拍掌。可惜歷史的經驗說，這種競爭政府沒有勝出過。政府輸錢是社會的損失。如果不容許私營競爭，以政府壟斷的辦法來維護國企的生存，社會的損失更大。

綜合出術事半功倍

最近替朋友的一本抽像畫集寫序言，是西方的抽像畫，要寫兩千多字，怎樣下筆才對呢？西方的抽像畫主要是紐約畫派，又稱Abstract Expressionism，有幾個巨匠，介紹的書籍或文章無數。我可以這裡抽一些，那裡抽一些，再與朋友的作品比較一下，寫數千字沒有問題。這種寫法不算是抄襲，因為概括性的文章是這樣寫成的。

問題是從他人的作品中抽取是他家之見，不是自己的。如果拜讀他人之作然後發揮自己的評論，要花很多時間。西方的抽像藝術是湛深的學問，理論縱橫，優劣不一，單是要搞清楚來龍去脈就要一兩個星期的功夫，跟著要再花時間去衡量。知道大概不難，作本科生時讀過了，用不著準備什麼，但以此下筆不容易寫兩千多字。

後來想到如下的寫法。拿出中國的抽像書法藝術，從王獻之起帶到張旭、懷素、孫過庭、米芾、徐渭，再帶到畫家石濤、八大，把中國的抽像藝術觀與西方的比較一下，很容易就千五字，留數百字介紹一下朋友的作品，既有規模，也有新意，用不著吹吹捧捧，或強充內行。

其實是出術——出學問之術。我的藝術學問很平凡。西方的知一點，中方的知一點，二者皆不成家，但混合起來是另一回事了。你花多年研究西方藝術，或多年研究中方藝術，學問比我高得多，但只知一方，給你幾個小時寫兩千多字，你寫我不過。綜合出術是出術，但沒有騙人，怎樣看也是容許的。過癮之處是不需要知道那麼多，可以完全不是專家而把專家難倒一下。

在攝影藝術上，我的綜合出術更厲害。從沙龍傳統到紐約與加州的幾個派別，到英國的皇家人像光法，我曾經涉及，加上中西雙方的多種視覺藝術觀，再加上什麼詩詞歌賦，拿著照相機，以光出術，得心應手。每一方面我知得不多，不是專家，但知很多方面。你說我是抄莫奈，抄徐渭，抄李清照，抄沙龍，我都不反對，因為的確如此。我只是把自己想出來的玩光之法綜合那些零散的學問，有自己的風格，僅此而已。

寫經濟研究也是這種出術遊戲。簡化後的兩招經濟理論無時無刻不遵守，因為脫離了就不是經濟學。除此之外，天馬行空，無所不談。討厭什麼官方統計數字，因為悶得怕人。我喜歡從美國的大反托拉斯案例跳到上海拍賣跳到香港街頭賣花生，既有色彩，也有趣味，而說服力比什麼計算機回歸分析強得多了。我那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是這樣寫出來的。是好是壞，這套書採用的例子之多、之雜，前不見古人，只是理論簡單，翻來覆去還是那兩招，不變。這也是出術。

寫文章，我的方法類同。絕對不是文學高手。但從魏晉文體到四六駢文到詩詞歌賦到平仄韻腳到白話文字到廣東俗語，無一不用，哪管是什麼格式了。討厭那些大談文章規格的學問，沒有讀過規格專家的一篇過癮可讀的文章。

做學問要有深入的一面，某方面我曾經走得深。但時間只是那麼多，生命就是那麼短，你要找自己認為是非常重要而又有濃厚興趣的才孤注一擲地走深入的路。除此之外，學問不妨博一點，甚至雜一點。彷彿有多個女人，懂得處理很有趣。我不懂得處理多個女人，但懂得處理博而雜的學問。後者是這裡說的綜合出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