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政策有失國體

在國內樓價急升的喧鬧聲中，上海的報道只說樓價止跌回升。我在幾個城市隨意觀察，一頭霧水，但覺雷聲大，雨點小，算不準樓價升幅究竟如何。煙幕有二。其一，地產商喜歡造勢兼造價。他們喜歡宣傳最佳單位的天價成交，不一定是假成交，可能是左手賣給右手。其二，國內購買了樓房的朋友，沒有一個不喜歡以高價看自己的所得。不是虛報，而是同一樓宇的估價上下差距可以相當大，朋友們老是喜歡報上不報下，有點自我安慰的味道。

北京要約束或壓制或禁止外資或外人在中國購買樓房的傳言有些日子了。說的是歧視政策。幾天前北京公佈約束外資購買樓宇，處處報道有差別，整體看不算嚴重，但怎樣看也是歧視，有種族歧視之嫌也。

中國歧視外資，起筆改革時就出現。有優惠外資的「歧視」，而在優惠中又諸多留難，「歧」上加「歧」也。實際上是經濟歧視，與膚色無關，但外資的膚色一般不同，不幸地帶到種族歧視那邊去。

中國對外資的歧視改進得快，是經濟急速增長的一個原因。記得嗎？二十年前，外資在中國虧蝕的多，而能賺一小點錢的，炎黃子孫大有眼紅症。然而，三年前，長三角一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外資賺錢，上海的官員大事報道，引以為傲！這是改進，也顯得他們學會了經濟之道：有錢賺，賺得正當公開的，大家有著數，何樂不為哉？

地球一體化之說，不脛而走有好些日子了。但小孩子也知道，有種族歧視，甚或有國籍歧視，「一體化」難有大成。可能過於敏感，我往往覺得那些鼓吹地球一體化的眾君子得把口。任何開眼人看中東的局勢，看東歐、南美、亞洲等地區的局勢，怎可以看得出地球一體化了？一體化者，說來說去只有互聯網的發明與普及，但這是真的地球一體化嗎？

說過了，真正的地球一體化，古往今來只有今天在神州大地見到一點規模。朋友，到國內的大工業區走走，你會見到——只有在中國可以見到——多國的牌子混雜一起。如果北京有意炫耀，不妨規定每家工廠要讓自己的國旗在空中飄揚，五顏六色，那才熱鬧過癮。

看不起或歧視窮人舉世皆然，所謂先敬羅衣後敬人，炎黃子孫不例外。但說到種族歧視，我沒有到過一個比中國更少的國家。貧富不論，中國人歧視中國人是有的，見過不少，我鄙視，而這樣說我自己也算是歧視分子了。另一方面，為了經濟調查我是個「好事之徒」，喜歡隨處觀察，而在繁盛都市的酒吧等場地見到的，不同膚色的人種混雜，相處甚歡，種族歧視怎樣也看不出來。幾位非洲、印度、猶太等朋友說，在中國他們半點遭遇歧視的感受也沒有，所以喜歡到中國來。

我對中國少有種族歧視的解釋，是國家本身的不同民族無數：二戰時，在廣西，我察覺到每條村的口音不同。開放後，為了搵食，大家東南西北到處跑，再沒有誰管誰是哪裡的人。要管太麻煩，於是懶得管，如此一來，膚色如何也就管不著了。

少有種族歧視是好形勢，這與北京最近推出的房屋政策是有衝突的。中國還有不少難看或見不得光的話題，要改進，但沒有種族歧視是不容易贏得的民族尊嚴。北京不要讓約束樓價帶到膚色那邊去。

關心揮灑 處之泰然

經濟顧問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國通脹兩位數字，三歲多的女兒進了幼兒班幾個月，不知從小友或老師中聽到些什麼，回家問我有沒有替她準備大學錢（college money）。她當時不可能知道何謂大學。聽得心酸，於是把心一橫，接了兩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顧問工作，賺點外快。

還好，僱主知道我的靈魂價高，同意我的職責限於作客觀分析。話雖如此，受君之祿，擔君之憂，不容易睡得著。可惜的是，為其中一案寫下的兩吋厚報告，艾智仁讀後說是他見過的最高檔次的實證研究，僱主買斷了，不能發表。

有錢收的政府顧問工作也做過，一次很不幸。我反對他們推出租金管制，怎樣也不寫贊同文字，他們竟然欠錢不付！此後我推卻所有政府顧問工作，錢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職後遇到新上任的財政司彭勵治，一見如故，他說我是他最信任的顧問，沒有錢收的，就是經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間竹，一人出一次。沒有酬報的閒談建議算不算是顧問工作很難說，但與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這樣的一個人。自一九七九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起，關於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政策建議，我竟然寫過不下百萬字！教學生只教經濟解釋；評審學術文章，見有政策建議那部分，無論自己如何同意，永遠打個零分。不是說經濟學者不可以提出建議，而是建議任何人都可以做。經濟學的本質是解釋現象，或解釋某項政策會有怎樣的效果，至於效果是好是壞，可說可不說，與科學無關。

沒有作過中國的經濟顧問。好幾次，國內朋友給我提供資料與協助調查的方便，使我覺得他們也想知道我怎樣說。事實上，二十多年來，沒有一次我要求國內朋友提供文件或資料而受到推卻，而這些朋友都讀我的文章。這樣看，在某意義上，我對中國的經濟研究有點顧問的味道。

中國的經濟改革風雷急劇，緊張刺激，而有關制度運作的精彩話題實在多。我只用英語發表過五篇關於中國經改的文章，中文下筆的則無數。不是沒有外地學報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國朋友讀，為他們下筆。求文的外地學報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後，我必親自翻成中語，很麻煩。高斯最近來信要求我把中國地區競爭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寫出來，但我提不起勁。有些人見我回港任職後少用英文動筆，說我從前有貢獻，回港後不中用了。這些無能之輩自己沒有說過半句可以傳世的話，不知學問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發、德姆塞茨、巴賽爾、諾斯、科斯等大師從來自香港或國內的學生聽到我寫下那麼多中語文章，紛紛要求我翻成英語。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在學術上，中文那樣不值錢。一個足以傳世的思想，寫了下來，不管用何方文字，總有一天會傳世。以中文下筆當然是為了中國同胞，但在中國經濟的話題上寫了過百萬字，主要起自一點關心。二戰期間有兩年多在廣西捱饑抵餓，小朋友每幾天死一個，我覺得有責任替中國的青年做點事。

沒有奢望改造社會，但一九六九年巴賽爾認為我是產權及交易費用分析的行內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勸我回港任職，以中文下筆介紹新制度經濟學，也說過類似的話。究竟自己是否那麼厲害不重要，但知道關於制度的話題不由自己以中文動筆，天下沒有第二人。話雖如此，跟蹤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多年，我學得的實在多。說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對制度運作的理解，比巴賽爾一九六九說的與高斯一九八○說的高得多了。科學中，經濟學的獨特頭痛之處，是世事知得不夠多理解就不夠全面，而自己的經驗，知得夠多要在六十歲之後。

關心有代價。有哪一個父母不曾經因為關心自己的兒女而睡不著呢？關心中國的青年，自己的經歷有決定性。廣西的不堪回首，佛山華英三年的罰企時間多於吃飯的，灣仔與皇仁書院的留留升升，太寧街的吵吵鬧鬧，多倫多沒有大學收容，作職業攝影師去也，總之一事無成。但當近二十四歲美國有大學收容，知道是機會，一發勁，學問的增長勢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經驗說，一個青年看不到機會，看不到前途，不會大博一手。當年一起遊玩的年輕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沒有機會，或看不到，沒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後來是林毅夫的老師基爾·莊遜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一個重要的亞洲農業研討會議，請我作首位講者。我準備了文稿，在講台下望，見到名家雲集，有所感慨，於是把文稿推開，說：「今天我站在這裡作為首位講者是榮幸的。但你們可能不知道，你們在亞洲農村見到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一個。如果有我的機會，他們今天也可能站在這講台上。」

是簡單的哲理吧。如果一個青年有機會而不打上去，自己放棄，自甘墮落，我們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殺了一個青年的機會，政府要負責。多年以來，凡是見到政府不需要負擔費用而扼殺了青年打上去的機會，我一定反對，動筆指責沒有手軟過。扼殺了年輕人力爭上游的機會，說什麼扶貧，什麼福利，什麼補貼，什麼教育，都很無稽。

改革制度無疑是增加青年圖強機會的最佳法門。這方面，二十多年來中國做得好，非常好。撫心自問，我沒有這樣的本領。然而，寫過無數次，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扼殺青年機會的政策。罵過不少次，還會繼續罵下去的。有人說共產黨不是好東西，不可能作出什麼好事來。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則同意鄧主任的黑貓白貓說。高斯定律高舉私產與市場，是史德拉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維。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產黨！這是真學問了。有人說今天的中國是五千年來最可悲的，給我痛罵了幾句，不知所終。任何人左右了中國青年的機會，我不會筆下留情。

關心有代價，而如果關心得認為自己可以改造社會，或擔心北京會否接受自己的建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個學者，千錘百煉，知道一個學者可以做到的極限是在哪裡的。知道這極限，為了過癮喜歡走到盡頭，但既然千錘百煉，永遠不會跑出界。有這樣的本領，外人怎樣批評皆可處之泰然。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八·完）

經濟要從整體看

易憲容老弟跟過我一些日子，顯然沒有學滿師。最近北京的經濟專家群起而出，大叫經濟過熱，說什麼危險情況云云，易老弟的聲浪竟然最高。經濟學術語多多，無奇不有，只是沒有聽到「過熱」這一詞。是北京發明的，不知何解，有點未富先驕的味道。

過熱過熱，有人建議加息，有人建議不准外資進入中國。最近不准外人在國內購買房地產的傳言四起，害得外資急急腳跑進去。這邊廂有人說樓價因而急升，那邊廂有人說北京要打死樓價，應聲下降也。不知誰對誰錯，但風聲鶴唳，搞得一團糟是事實。

身在北京，易老弟怎可以不知道重心問題呢？國務院要把經濟發展的火頭燒到西部，燒到農村及其它貧困的地方去。我想不出反對的理由，也認為大致上他們辦得好，只是住宅樓宇的處理不對頭。是不簡單的學問，分幾點說吧。

（一）國內貧困之區這幾年改善得快，農民收入的增長，我調查過的大約每年百分之二十。再快一倍也談不上「過熱」：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從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微不足道。二十多年前，廣東不少地區的增長年率達百分之五十。沒有人說過熱，今天這些地區有點看頭了。

（二）好幾年前，我認為北京不大手把長三角與珠三角的農地改為工業用地，是劣著，因為二者的回報率相差太遠。今天我不再這樣看。長三角與珠三角有足夠土地容納得起地球上的所有工廠，如果無限量地轉作工業用途，中國的落後之區不容易發展起來。困難是怎樣衡量不同地區的土地使用的約束。

（三）信奉市場，但戴維德曾經說公司理論是由我劃上句號的。公司的存在是因為不少事項市場不能處理，而政府是大公司。看地價與回報率的差距，凡事靠市場，中國的落後之區不會有抬頭的日子。政府（公司）策劃是需要的，不容易，可鑄成大錯。可幸今天見到的內陸及農村發展，勢頭很不錯。這方面我對北京的「約束」判斷有點佩服。

（四）住宅用地，大城市受到約束，跟長三角與珠三角的工業用地受到約束有類同的需要，可惜這方面的處理北京不見得高明。要讓多少農地轉作住宅用地是頭痛話題，即是問要讓多少人口轉到大都市去。我沒有答案。

（五）要鼓勵貧困之區的發展，不讓大城市的樓價上升是劣著。大城市的樓價愈高，貧困之區愈有可為也。要讓樓價上升，問題是住宅樓宇，市場好些時炒上炒落，加上地產商喜歡造勢，興風作浪。我不認為今天國內的樓價過高，或炒風盛行。有炒的，但如果看我認為比較可靠的二手樓價的變動，看不出有什麼不對頭。

一個國家的發展要從整體看。好比一家商業機構，公司也，其發展也要從整體看。一家公司有多個部門，大學的經濟理論說，不同部門的投資要有相同的回報率才合乎原則。問題是公司的存在起於市場有交易費用，而又因為這些費用的存在，拉平不同部門的回報率，公司可能倒閉。看一個經濟的整體比看一家公司困難十倍，而看中國那麼大而又複雜的經濟，難上加難。我身經百戰，推斷了得，也容易失誤。可幸自己知錯知得快，認錯認得快罷了。

銷售稅：深圳正在偷笑乎？

光流水逝，香港的財政司（今天稱財政司長）考慮徵收銷售稅有二十年的日子了。



剛好是二十年前吧，九七風雲，山雨欲來，政府入不敷支，財政司彭勵治考慮擴大稅基，徵收銷售稅，問我意見。我反問：「你是考慮批發銷售還是零沽銷售呢？或二者皆征？」他答：「當然只限零沽，不征批發。」我說：「西環的米舖，既批發也零沽，怎樣算？出售一斤米說是批發，你不能不加上售量規限，但米舖的老闆不傻，五十次零沽開一張單，打起官司很頭痛。還有，到中環名店買一隻勞力士手錶，顧客大事壓價，店員會說是老友批發價。你怎樣處理呢？」



過了一個星期，彭老找我吃午餐，說問過會計專家，知道香港的市場與歐美的不同，香港的店子不少是既批發也零沽，不是不可以杜絕零沽稱批發的瞞騙，但政府費用高，銷售稅不考慮了。我縱聲大笑，說：「真的可以杜絕嗎？讓我來開一家餐館，批發宴會，批發酒席，打起官司你多半會輸，因為你提出的任何批發定義我可以做到十足。」他也笑起來了，跟著說：「九七在望，英國約束香港移民，我對他們說，英國沒有任何經濟問題一百萬個香港人不能解決的。」彭老是老香港，生意上身經百戰，知道香港商人非同小可也。



幾年後翟克誠作財政司，再提銷售稅，竟然跑到港大推銷。我問：「差不多所有香港的市場物品都是進口的，何必徵收銷售稅那樣麻煩，來一個進口稅不是簡單得多嗎？」他答：「香港是個自由港，進口稅會損害這自由港的形象。」我不禁歎息：「形像是政治的事，不屬經濟，而銷售稅的形象不會好到哪裡去！」



財政司長唐英年技高一籌，他加上服務銷售稅。我沒有聽過服務批發這回事！問題是，北姑在香港的服務怎樣抽稅呢？如果唐司長可以抽得，我服了他（一笑）。



好了，不再說笑，因為邏輯說，深圳正在偷笑。沒有一個香港人不同意，今天港人跑到深圳消費的實在多。什麼名牌假貨，什麼按摩足浴，什麼美點名茶，深圳皆服務周到，港客似雲來也。香港徵收銷售稅，港人到深圳購物或購買「服務」的當然會增加。對香港會有殺傷力嗎？這樣算吧。假如香港抽百分之五的銷售稅，再假設零售商要有百分之五十的毛利才可以打平（一般要高於百分之五十）。這樣，如果這銷售稅減少了百分之十的消費者在香港購買物品或服務，香港的零售商會叫救命，商店租金暴跌，盈利或所得稅跌得也多，富有的地產商欲哭無淚矣。香港政府賣地的進帳下跌不在話下。這一切，稱牽一髮而動全身。



唐司長打錯了算盤，可能是因為忘記了與香港連接著的有一個深圳。他也可能忽略了香港零售市場今天的興旺，可不是因為什麼自由行，而是因為外國貨進入國內要大抽進口稅。國內的人與香港的一樣，不傻，哪邊價低就跑到哪邊去。如果國內取消進口稅，香港要怎樣應對呢？事實上，世貿協議指明中國的進口稅會按步下降，自由之行者來港購物會按步減少是早晚的事。有一天，我希望，大家希望，中國會成為一個自由進口國。在這樣的前景下香港推出銷售稅，蠢也，愚不可及也。



結論明顯不過。如果香港有財政困難，唯一可取的辦法是減少政府開支。什麼廉價醫療（香港今天有的是 socialized medicine），什麼免費教育，什麼滑浪綜援，等等、等等，可免則免，才是理財之道。

中國今後二十年

日夕思想三個多月，這系列文章要完工了。三月三十日發表首篇——《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打算來一個對中國看法的總結，推斷一下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行內反對的朋友無數。今天回顧，白紙黑字，我是把中國之後的歷史預先寫了出來。



問題是當三個多月前坐下來要再作一次推斷，我發覺今天中國的局限及其轉變比昔日的遠為複雜。經濟推斷，掌握不到局限轉變是沒有什麼可說的。然而，系列開了頭，誇了口，怎麼辦？於是先寫幾期回顧，希望這「回顧」思維可以帶出一些什麼來。



是一九六一年吧。作為本科生我問經濟歷史大師Warren C. Scoville：「歷史是過去的事，過去的過去了，為什麼還要管呢？」大師回應：「不知過去，我們無從知道今天身在何方。」說得對，這系列寫了幾期回顧，我對中國今天的局限掌握是比較肯定了，雖然遠不及八一年看得那樣肯定，那樣清晰，那樣簡單。



中國會否繼續高速增長二十年，是國際大話題。會或不會，一般的推斷是看風水，跟著他們下注不如賭世界盃。直覺說再高速增長二十年很不容易，差不多不可能。想想吧，目前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年率大約百分之九，而沒有全部算進去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還在上升（雖然不及九十年代升得那麼快）。說目前的增長率，以實質算，達百分之十強應該可靠。以「十」為持續的增長率，復息算，十五年後中國的國民收入是今天的四倍，二十年是今天的六倍。可能嗎？杭州是表表者，最近那裡的每年人均收入逾五千美元。保守地調整物價，實質算，應該達一萬二千美元或以上。持續二十年今天的增長率，二○二六年，杭州的人均收入大約今天美國物價的七萬二千美元，或大約今天中國物價的二十四萬人民幣。應該不可能。



無可避免的第一個結論，是如果要持續目前的增長率，今後的主要動力一定要來自內陸，後勤基地是也。西部有什麼礦藏大發現會幫助。這些看來是北京的意識，而我提出的工業第三階段的發展——月是故鄉明，工業的勢頭會轉到農村去——跟這意識是沒有衝突的。不要相信一般的報導。大約二○○○年起，中國農民的收入上升得快。還是很窮的，但改善得快。



這就是了。今天看未來，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農民怎樣，中國就怎樣。北京明白這一點，問題是怎樣推動才對。大致上我是樂觀的。有兩個理由。其一是這系列寫過五篇文章分析的地區競爭制度。如果這個妙絕天下的制度不能把在黑暗中度過了五千年的農民帶到陽光下，其它多說無益。我為自己能在這把年紀解通了這地區制度的密碼，感到驕傲，因為可以協助國內的朋友知道哪裡可以修，哪裡不能動。政府上層還可以做的是改善交通，提供縣之外的公共設施，鼓勵私營辦學及醫療，更要鼓勵私營的慈善工作。



第二項對農民前途看好的理由，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得離奇，有著數！在農村發展工業，中國不需要靠外貿，不需看什麼鬼佬議員的面色。當然，外貿暢通無阻，更好，但農村的工業主要供應國內，本土市場夠大，史密斯當年的專業產出定理有助焉。



中國要再來高速二十年，農民見到陽光是必需的條件，但不足夠——英語所謂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是也。我認為在農業上，北京大步行差踏錯的機會不大：在第三階段的工業發展中，農民會繼續轉到工業去，而農產品之價會按步上升。不難推斷，農業在不久的將來會轉向企業化的發展。都可取。困難是「必需」之外的「足夠」條件了。



國際政治或什麼戰爭、恐怖活動等我不懂，這裡不談。北京上頭的政制沒有跟進，也不談。地區的政制，尤其是縣及以下的，我調查過，知大略，認為基本上是企業制，可以小修，無須大改。說中國的地區行企業制，除了我熟知的合約結構外，有兩個觀察支持。一是他們的投票選舉著重於辦事能力；二是禁止政治活動，甚至不准拉票。買賣官職的行為有所聞，是事實，但一般知情的說，這些年減少了很多，不時尚了。



上頭嚴禁有效，但買賣官職的行為大幅下降的另一個原因，可能帶來另一種麻煩。官職的工資實在低：一個縣長有住所，也有應酬飯吃，但工資只每月二千人民幣，雖然地區優勝的有獎金，但不多。這就帶來人材流失的傾向與一個「五十六歲的假說」。後者是指幹部五十九歲退休，到了五十六歲，積蓄不夠，多多少少會考慮怎樣賺些「好處」，或貪污起來。另一方面，我左打聽右打聽，雖然賺取外快的行為不少，但「正規」的貪污是大幅下降了。跟幾位知情的朋友暢談過這個問題，他們同意，地區的激烈競爭是貪污下降的一個原因。他們也指出，能幹而又做得不錯的幹部佔大多數，有些貪污的也做得好。



地區政制上還有另一個比較頭痛的問題，那是「市」的定位。說過多次，土地的使用權力落在縣的手上，即是說經濟權力落在縣之手。市呢？除了某些有自己的發展土地（一般沒有，或很少），「市」本身是沒有經濟實權的。頭痛所在，是沒有經濟實權的市，在人事上卻有權管拿著經濟實權的縣。從一個商業機構的角度看中國的地區政制——應該那樣看 ——這個市與縣之間的權力安排是不對的。縣是今天中國地區競爭的命脈，其經濟權力範圍大致上不能改。北京要考慮把「市」再定位。



今天向前看，中國最大的麻煩是來自外間的影響。高斯真的擔心美國的經濟思維，引用於中國會闖大禍。不是沒有道理的。三年前北京提出的反壟斷法，是美國反托拉斯的進口貨，害得我要大罵十篇文章。最近再提出的反壟斷法（不是早一點的反收購壟斷），大有改進，但有機會還要罵。什麼最低工資之類也是外地證明行不通的進口貨。至於那些建議什麼聯邦制、代議政制等言論，比起我這個只略知地區政制的人，對中國的制度更是一無所知。是那麼容易取得的數據，為什麼這些政治專家不參考一下呢？說過了，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個沒有秘密的國家。經濟實踐之道，什麼方程式，什麼博弈理論，皆廢物也。



進口貨，最頭痛可能還是貨幣制度的思維。我跟蹤了美國的貨幣制度四十多年，知道不是好制度，與朱鎔基時期搞起來的中國貨幣制度相比，輸了半條街。美國的貨幣制度在理論上行得通，但實踐很困難。格老時期美國的利率輪上輪落七八次，目前這一輪是提升了十七次。這是什麼可取的制度了？幣量理論，頭痛頭痛，尤其是地球正在一體化的今天，貨幣專家連什麼算是貨幣也搞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何必清楚呢？朱老劃定下來的貨幣制度說，穩定幣值是不需要懂得怎樣算貨幣量的。



看官須知，經濟制度不同，需要的政治制度也不同，而零件政策的處理也因而有別。進口「零件」思維，這裡拿一點，那裡拿一點，百鳥歸巢，縱是名牌配搭得好很困難。二十多年來中國石破天驚的經濟發展，是中國人自己搞出來的。還是走自己的路，繼續摸著石頭過河算了。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七）

炎黃子孫屬有心人乎？

最近發表《博愛》，肯定及欣賞巨富蓋茨與畢菲特聯手捐身家。某網站轉載該文，改了題目，兩天內點擊者一萬多。看官須知，一些網站，點擊百多次算是「熱」，有把火，達一千了不起。續《博愛》，我跟著發表《慈善與福利不兼容》，該網站轉載時也改了題目，兩天內點擊六萬二千，破了之前《假貨》一文兩天五萬的紀錄。

我為《慈善》的奇高點擊感到開心：炎黃子孫畢竟關心慈善，屬有心人也。該網站把文章題目改為《中國人慷慨而不慈善》，是從內文一句話抽出來的。評論甚眾，其中好些指出欺騙求憐的行為普及。我在內文也指出，可能因為欺騙的多，中國人練得鐵石心腸了。

無論怎樣說，提到「慈善」有那麼多讀者關注，是意料之外，也令我喜出望外。北京當局要把握時機，把握蓋、畢二富帶起來的慈善潮流，把握炎黃子孫表達著的惻隱之心，把握著他們對貧困的關注之情，大事鼓勵私人慈善工作在中國發展起來。

這些年，我認識的外國經濟學者沒有一個不希望中國好起來。有擔心的。最近佛利民擔心如果中國不搞政改，大動亂可能出現；貝加擔心北京會大手推出福利經濟；高斯則擔心中國好學唔學，學美國的經濟學與搞什麼公平競爭。我不擔心佛老擔心的：北京把權力下放得多而快，地區的政制有了很大的改進，與他一九八八跟我暢遊神州時有很大的差別。但貝加與高斯的憂慮，我也憂慮。

北京要大事鼓勵私人或私營或民營的慈善工作是刻不容緩的。例如慈善機構免稅、政府補貼私人捐款，還有好些其它政府可以協助的。這些不用我教。北京要協助私營扶貧或慈善，會做得好。漏洞何在，假冒為善如何發現，如何處理，立下心腸他們的體制組織善於這種工作。

我擔心的是私營的慈善與目前的政策有衝突，合不來。好比搞慈善教育，辦學校不易獲得牌照，課程多半要批審，出版不能私營，又或者是左不准、右不對。在這些約束下搞慈善教育，未起筆政府就先潑冷水，熱心人怎會不被冷卻呢？好比搞慈善醫療，醫院牌照的困難不論，醫藥的進口與外國醫生在中國行醫，都有問題。

不是空口說白話。我有一個兒子，從四歲入學讀到今天三十四歲，讀得好，最近在美國一起拿得生物學與醫學兩個博士，再加三年專科訓練是專材了。生物研究專於肝，醫學專於兒科，而兒科中又專於孩子的癌症，再專於血那方面，專得發神經。不久前我對他說：「像你那樣的專材，美國沒有幾百也有數十，祖母有錢給你，節省一點可到中國作義工，看看孩子，教教青年，對社會的貢獻會比留在美國大得多。」他說會認真地考慮。後來我查詢美國醫生在中國行醫的約束，不敢再對兒子說。

既是炎黃子孫，兒子也是有心人。說及到中國作義工的考慮，他說美國的學校在生物與醫學上免費地教育了他那麼多年，希望有機會把錢捐回去。我說如果捐得起，十倍吧。

溫家寶先生的仁慈言論令我感動，也使我心驚。最近胡錦濤先生說要公平，反對財富兩極分化，皆有心人也。問題是好心可以做壞事。上蒼造人本來就不公平，為了修改上蒼做錯了的，但又要鼓勵社會進步，扶貧工作應該做，但要很小心。天生有缺陷或後天遇禍的，我們要長期照顧，但其它的貧困我們要集中於協助他們自力更生。這些工作，效率上，私營的慈善比公立的福利高出很多很多。我深信，只要北京大事鼓勵，中國人的慷慨會轉到慈善那邊去。

北京不妨考慮樓宇空置稅

此文恐怕有理說不清，因為建議北京考慮採用的樓宇空置稅，基本上自己反對。問題是北京要壓制樓價，處理的方法不妥。要壓制我認為無須壓制的樓價，最可取看來是推出一項樓宇空置稅。經濟學有一個「次佳理論」——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熱鬧過一陣，不重要。這裡的建議是次佳的選擇。

中國的樓價理應多高，上升理應多快呢？讓我簡單地說一下怎樣看這問題吧。假如一個社會的經濟停止增長，達到一個固定狀態（stationary state）：人口不變，國民收入、樓宇的需求與供應多少，等等，都固定了。在這情況下，樓價由市場決定了，也固定不變。無論這樓價是高是低，又或者有人認為不合理，不要動，不要試圖推高或壓制。任何手法干擾這樓價是左右了市場運作，牽一髮動全身，整個經濟可能塌下來。

現在讓這個社會有十年的急速經濟增長，然後再來一個固定狀態，即是另一個stationary state。人口、國民收入、樓宇的需求與供應等與前不同，但再次固定了。樓價會上升了，反映著收入與生產力的上升。然而，不管樓價上升了多少，尊重市場政府不要管。這新的較高樓價反映著不同的經濟情況，樓價還是由市場決定，政府左右是違反了市場的效率運作。在這個新而固定的情況下，政府認為樓價過高，可取的辦法是增加樓宇供應，或改善交通讓居民擴散。這些不能做到，樓價再高也要接受，壓制樓價不可取也。

從上述「甲」固定狀態的樓價到「乙」固定狀態的樓價，其間有一個樓價上升率。無論這上升率多高，只要每一段時期的樓價變動都按照著上述的固定狀態變動，反映著市場供求，經濟理論說，爭取資源使用的高效率，政府不要管。問題是市場可以有炒買炒賣的行為。這些炒、炒、炒通常有助，是市場運作的一部分，但也有可能像牛群那樣橫衝亂闖，擾亂了市場運作的秩序。

我信奉市場，但不能否認，在炒買炒賣下市場有時發神經，就是佛利民也曾經在我面前搖頭歎息。君不見，股票市場可以暴升暴跌千多點。股市如是，鬱金香曾經如是，君子蘭曾經如是；以香港為例，樓價也曾經如是。困難是我們無從判斷什麼是市場的正常運作，什麼是發神經。千萬不要相信經紀行的風水先生，或學院中的經濟教授。圖表派是風水派，而學院的統計推斷是有規格的風水。要是這些君子真的懂風水，早就發了達，用不著畫來畫去、計來計去地試圖賺取薪酬了。

我自己無從判斷今天國內的樓價是否偏高，或是否上升得太快。如果上蒼跟我打賭，我會把錢押在國內的樓價沒有偏高，也不是上升得太快那一邊。但我不會賭身家。這是說，中國大都市的樓價每年上升僅百分之十強，小市鎮不及，我敢賭樓市沒有發大神經，發小神經有可能。

北京是過於敏感了。加息壓制樓價不對，因為會影響其它行業。推出樓價升值稅不對，因為一則引狼入室，二則下有對策。約束住宅面積不對，因為不尊重消費者的選擇。最近傳言北京考慮不讓外籍人士購買樓宇，是災難性的想法。

如果北京一定要管，一定要壓制樓市發神經，那麼推出一項樓宇空置稅可以考慮。處理得宜，此稅會減少炒出來的樓價波動，是神經鎮靜劑，但可讓應該上升的樓價繼續上升。要炒買嗎？你要自己搬進去，或租出去給他人用，否則抽空置稅。時間限制要寬容，而可以證明樓宇正在按市價出售或出租的，等客，不抽這空置稅。

中國制度再闡釋——覆蕭滿章

此前在這裡發表過四篇關於中國的地區制度的文章，主要是解釋為什麼地區之間的競爭會是那樣激烈，其它國家沒有出現過。這激烈競爭起於九十年代——我稱之為中國工業發展的第二階段，是中國經濟持續急速上升那麼久的主要原因。不要忘記，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幾年通縮，而考慮到同期的產品質量急升，大部分沒有算進物價，這通縮其實很嚴重。任何宏觀經濟理論都說這樣的通縮，經濟增長會大幅緩慢下來，甚至倒退。但沒有，當時的增長率還可保八，而把質量提升算進去，增長年率應在百分之十以上。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奇上加奇。我的解釋，是地區競爭制度發揮功能。

讀者對上述四篇文章反應好，但不少說不完全明白。蕭滿章也說只懂八成。蕭老弟的經濟學不簡單。他差不多凡書必讀，理解力強，跟侯夫子一樣，懂得判斷一個思想的重要性。他不完全明白，我要再分析一次了。轉換一下角度吧。分析其實是淺的，但非常複雜，因為牽涉到好幾方面的理念與論點，其中不少前人沒有說過。可以這樣說吧：要不是有關的幾方面自己剛好作過類同的研究，我不會找到答案。

還是分點說，這次出發點不同。

（一）蕭老弟與佛山李俊慧一致認為，高斯贊同我提出的農民競爭例子是他們開始明白中國制度的重點。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在溫哥華的一個漁業經濟研討會上，一位後來獲諾獎的朋友提出，公海漁業如果私產化，只能有一個業主，所以漁業產品之價會是壟斷價。我當時立刻反駁，說如果世界上的所有農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給無數農民使用，農民互相競爭，所以農產品之價是競爭市場之價，不是壟斷價。高斯當時在旁，說我對，之後再說我對好幾次。我當然對，但不是淺的對，否則高斯不會想了許久還舊「對」重提。對得深，因為有不少陷阱，讀者要細心考慮，細心消化了。

（二）與上述的農民競爭性質有別，中國今天的地區競爭主要是招商搶客。外來的投資者他們待以上賓之禮，提供種種方便，在經費的局限下推出文化、娛樂、培訓等服務，重視六通一平等基建，而又因為工人不足搞不起工業，土地不值錢，他們對外來的工人是友善的。協助廠家招工他們做得起勁。這些是地區激烈競爭的手法，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競爭出現了。

（三）北京當局是大地主，擁有國家的所有土地。兩權分離。土地的所有權歸國家，使用權以承包方式判出去，其實是租出去，通過省、市、縣等，早期稱層層承包。時間我拿不準，但重要的地區競爭發展應該起自鄧小平一九九二南下之後，其中一個重點是土地的使用權落在縣的手上。

（四）縣與縣之間的土地劃分得清楚，而沒有土地的使用權等於沒有經濟權力。中央把經濟權力下放得多，下放得快。今天，除了外交、軍備、貨幣、縣之外的公共設施等，其它經濟權力基本是在縣之手（外間批評中國不民主的言論，一般顯示不識中國的制度）。中央與省上頭提供土地使用的規限，有彈性，縣對土地使用的決策有很大的周轉空間。

（五）一個縣可以看為一家商業機構，或公司，或企業，拿著土地做生意。有二千多個縣，等於一個大地主把土地租給二千多個農戶（不要忘記競爭性質有別），地區競爭是縣與縣之間，打生打死縣是主角。

（六）雖然中國的增值稅（指value added，不是capital gain）起自一九八四，修改算法是一九九四，我不能肯定什麼時候變為今天的明確是地租。今天的工業增值稅是地租。一個廠家到一個縣買地，付一個價買土地的使用權五十年，可以看為一個固定租金。除此之外，工廠產出要付增值稅，可以看為土地使用的「佃農」分成，有沒有錢賺也要交出。一個固定租金（買地五十年）與一個分成租金（佃農制度也）是世界所有大商場採用的合約形式，中國的安排不謀而合。因為增值稅是租，只要競爭廣泛存在，收得愈多代表著土地使用愈有效率。這與大商場使用的看法是沒有分別的。

（七）工業增值稅抽百分之十七是全國劃一的（解釋過為什麼要劃一）。縣留成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其餘上繳。這等於縣收產品增值的百分之四點二五。於是，一個縣下面與廠家分成，上頭與市、省、中央等分成。實際上，縣把增值稅的百分之七十五上繳，不管上頭怎樣分。上分成下分成，一律是佃農制。

（八）在競爭下，佃農分成可以達到最高邊際土地使用的經濟效率，是我當年推翻前人之見的一個要點。問題是分成率（稅率）需要變動，因為縣與縣之間的情況不同。增值稅（分成率）劃一不變使我頭痛了一年。後來恍然而悟，因為知道不同地區的工業地價可以從數十萬一畝下降至負值。一個縣投資九萬一畝（收地加基建）有權免費送出去，再不夠可與廠家分增值稅。縣不傻，可以從稅收分成賺回來。這就是馬歇爾註腳的再闡釋與補充：如果地價或地主投資可以有足夠的變動幅度，分成率可以不變而土地使用達到最高的經濟效率。

（九）任何人在中國投資設廠，原則上是與縣合資做生意。買地合約是一張合資合約。因為是佃農制，與我四十年前研究過的佃農合約一樣，作為「地主」縣重視投資者落本多少，用途是什麼，何時動工等。批評縣「干預」市場的言論是胡說八道。

（十）除了長三角與珠三角等吉地，六通一平的工業用地，差不多所有其它地區在地價上都要虧蝕。另一方面，只要交通好，蝕地價，窮鄉僻壤大部分可以從增值稅的分成再分成賺回來。如果北京完全不約束長三角與珠三角的農地轉作工業用地，從地價看，所有工業會集中於這兩區，其它地區工業莫問。長遠看，要鼓勵整體發展，北京約束長三角與珠三角的農地轉為工業用，難以厚非。

（十一）月是故鄉明，民工荒這幾年——尤其是珠三角——來得嚴重了。交通公路的迅速建造，加上地價的差距，是我推斷中國工業發展的第三階段會轉到農村去的理由。這種大勢推斷我從來不錯。

（十二）佃農分成是上連串下連串，但縣與縣之間不連。縣的生存要靠招商有法，分成是愈搏命愈分得多；縣的成就是企業成就，做得好有獎金；陞官不論，企業工作有成不愁市場不招手。這些加起來是競爭激烈的原因。

（十三）土地轉用途轉得八八九九時，工業招商到了一個均衡點，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招商會平靜下來。那大約是十五至二十年之後的事。到那時，競爭招商會轉弱，但制度的本身是競爭性的，增值稅制不變，競爭的重點會轉向產品增值那邊去。這樣的競爭路向是提升科技水平。不是說今天中國的產品沒有科技，而是科技的急速提升，會因為地區競爭產值提升而變得明顯。這是中國工業發展的第四階段，大約十年後開始吧。

說過了，這類大勢推斷，因為掌握了局限的轉變，我從來不錯。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六）

贗品協助投資說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的《假貨需要禁止嗎？》，同學說網上點擊累積近五十萬。不一定是我在網上最熱的文章，因為網上轉載往往把題目改了。應該是我寫過的分析性文章中同一題目點擊最高的。

該文以名牌手錶勞力士為例，提出一個可以驗證的假說：某些產品，市場假貨愈多，真貨愈賣得好、愈值錢！讀者的熱烈反應，顯然是同意我的看法。要注意，不是所有假貨的出現會對真貨有利：盜版影碟害死真碟，假藥害死人！不知今天國內假貨無數的勞力士，真老闆是否正在哈哈大笑。我敢打賭，真「勞」的銷售量這些日子一定大幅上升了。

恨不得有人假冒我的書法，所有藝術店子都掛著賣，我發達可期矣。不幸，一張假的都沒有見到，連聽到也沒有。有人倣傚我的攝影作品，但不能說是假的。是攝影的本質：你仿我，我仿你，仿來仿去，全部是真的。但攝影我有些獨得之秘：大約一半作品外人可以攝得一模一樣，一半仿不來。我秘技自珍，打死也不公開（一笑），讓影友們紮紮跳。話雖如此，我不懷疑有一天某些影友會發現我的秘密。正在考慮要不要把秘密全盤寫出。有五招絕技，其中三招不容易想出來。作為藝術媒介，攝影有這樣的不幸：任何外人知道你的法門，原則上可以攝得一模一樣，上帝也分不開。其它藝術沒有這樣的情況。

寫這篇文章，是想到原則上可以有一線賺錢的別開生面的投資機會。依照我的「假貨」論，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被假冒得多，真貨一定值錢，如果收藏者洞燭先機，見到贗品的走勢有看頭而搶先購入真貨，真貨之價的上升率應該高於利息率。我於是推出如下的相關規則。

（一）可以被仿得連專家也分不開真偽的博不過。啟功的書法可能是例子。他的書法贗品，好的我分不開——就是專家也不容易鑒別。仿得較差的當然不對，但可以亂真的存在。（記著，印章用計算機複製，分不開。）如此類推，齊白石的作品雖然有專家信心十足，但專家也往往吵起來。這可能解釋在國畫之價急升的今天，齊老的畫價上升得比較少。某些張大千的作品也有類同的命運。

（二）類同，贗品多對真品有利，但要有專家能作出市場可以認同的鑒別。一位朋友說，勞力士的精彩假貨，澳門的當舖先生可以看出來（我也可以，是很多年前一位專家教的）。藝術作品，傅抱石是個好例子。贗品多，我分不開，但一位專家朋友可以。這可能解釋傅老的畫價這些日子上升得快。林風眠是另一個好例子。林老有些比較簡單的畫作，不易辨真偽，但比較複雜的不易假，我看得出，而馮葉當然是百判百中了。林老的贗品實在多，而有些我認為是不對頭的也賣得起錢。這就是了，林老的比較複雜、比較容易辨真偽的佳作，十年來其價上升了二十倍，但比較簡單的，我明知是真，上升不到五倍。

收藏藝術作品的癮君子無不同意，下注要選真而精。這裡要補充的，是贗品要多，但也要有專家可以鑒別。再要補充：下注的時刻應該是某作者的贗品有跡象急升但還未急升之際，因為到了贗品無數，真品之價早就上升了很多，太遲了。

寫這篇文章，因為《假貨》一文發表後，想出了這裡的「贗品協助投資說」。是很小的一線空隙可以投資下注，購入真的。於是盤算盤算，終於想到一位合乎上述所有條件的藝術家。

藝術作品投資的法門多得很，比我高明的君子無數。這裡提出的是純用經濟理論與市場觀察，完全不需要懂藝術！

慈善與福利不相容

前文寫《博愛》，肯定及欣賞地球首二富的慈善工作。文發後讀報道，知道次富畢菲特把百分之八十五的身家捐出去，留下百分之十五給兒女。據說首富蓋茨的後代不會那樣幸運了。另一報道，說富人捐身家的潮流正在美國興起，蓋、畢二公的行為有影響焉。再另一報道，說中國的慈善捐款百分之七十五來自外地，百分之十五來自國內，餘下的百分之十來自何方沒有說。該報道又說，重慶某商業機構替富有人家加工汽車安全：刀槍不入、錘之不爛、炸之不破的，每部收費七十萬，問津者大不乏人。我想，要花那麼多錢而每天上車就想到可能被人行刺，不活下去為上也。

不管報道怎樣說，我不相信炎黃子孫是那樣沒出息，只懂得拉潮州二胡（自己顧自己），見義不為。事實上，走遍天下，我沒有遇到過另一個民族比中國人更慷慨。君不見，在國內，餐後爭付帳似等閒，新年給孩子的紅包動不動是百元鈔票，中秋送月餅其盒可以高達萬元。起初我以為這些是買人情，搞關係。跟查詢知道，搞關係雖然常見，但慷慨的行為主要起於風俗，而此「俗」也，與面子有關焉。於是想：捐錢扶助需要的人，豈不是更有面子嗎？

中國人慷慨，但不慈善，令人歎息。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欺騙的行為多，而欺騙求助或行乞者普及。這樣，有意慈善的恐怕中計，於是練得鐵石心腸，視若無睹。其二是政府不鼓勵私人慈善工作。

看官須知，私人扶貧稱慈善，政府扶貧稱福利。說過了，私人慈善比政府福利的扶貧效率高得多。沒有計算過，但我敢跟上蒼打賭，私人慈善，花一元會有五毫以上落在需要幫助者的手上，而政府福利，花一元達到需要幫助的會在三毫之下。

我於是幻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何必政府福利？私人慈善不是遠為明智嗎？可以節省那麼多納稅人的錢，政府減少抽稅，鼓勵慈善，豈非兩全其美哉？跟想，如果私人捐出一元，政府補貼一元，要一起捐出的，我會身先士卒，過一下慈善之癮，說不定在身家的比率上，可與蓋茨、畢菲特等大師一較高下。捐出的總額雖然微不足道，但捐出的身家比率可操勝券的隱君子應該不少吧。

困難是政府不僅不鼓勵，而且壓制。以香港為例，數十年前，一位朋友搞一間慈善學校，滿懷信心，開頭搞得似模似樣，以為可以勒碑誌之。殊不知後來政府大事津貼育，該友的慈善私校的師薪酬比不上政府津貼的，迫要申請津貼，最後有津貼還不夠，意興闌珊，學校關門大吉算了。

朋友，算你富達百億，有膽在香港開一間私營的慈善醫院嗎？算你有豹子膽，但不傻，怎會不知道鬥不過醫管局？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這句中國人的老話，用之於私人慈善工作，適合不過吧。

扶貧扶貧，任何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私人慈善遠比政府福利的效率高，可惜富不與官爭，鬥不過，而不富的小人物縱有惻隱之心，但因為政府福利的存在而感到自己無足輕重，封個紅包算了。

是政府官員要增加自己的權力，加上可以工作但樂於不工作可以受惠的一群，把真正需要我們協助的人損害了。

學問發展的困境

幾個月前，某外國刊物說中國去年有六萬多次動亂。奇怪，自己一次也沒有遇上，於是問了幾位在國內不同地區的朋友，沒有一個於去年見到動亂。後來想通了。上海某區，政府要收回數十間舊房子，再來一個類似「新天地」的發展，補償舊居民相當可觀，但有小撮居民不讓，吵了起來，吵了四年，無數次，有幾次吵得要封閉馬路。這些可以作為動亂看，而我不懷疑類似的吵鬧在國內相當多，說一年不止六萬次可以相信。

無可置疑，中國人喜歡吵，好事之徒甚眾，加上到處人多，兩分鐘數十人集會，湊熱鬧，甚至磨拳擦掌。有一次，我打開車門，一個駕單車的人撞在車門上，司機叫我立刻離開，讓他處理，因為必吵起來。果然，我離開後吵了個多小時，圍觀者眾。一個朋友在公路上見到一個被汽車撞倒於地的人，還沒有死，叫司機停車搶救。司機不停，所有其它汽車也不停，見死不救也。朋友問司機為何如此忍心，回應是誰協助誰就會惹禍上身，受傷的人可能說協助者撞倒他。很不幸，這是今天的中國。

網上文化同樣可怕。不少朋友認為，今天凡罵國家必受支持，不需要有什麼理由或實據，亂罵一通也有機會成為英雄的。倒過來，凡是讚賞國家的，多遭謾罵。同學說，網上對我作人身攻擊的，有些顯然是有組織的安排。無所謂，但我們不能否認，網上誹謗或惡意中傷，法律不容易處理。這是對訊息傳達大有幫助的互聯網的一個弱點吧。不管怎樣說，「憤青」一詞可不是空穴來風，而動不動亂罵一通不是好文化。

胡錦濤說中國要有一個和諧社會，可能體會到上述的情況吧。和諧有代價，在思維的發展上某些和諧不可取，而中國今天的文化發展要怎樣處理是頭痛話題。既特別又複雜，應該沒有專家懂得怎樣處理吧。

說中國沒有宗教自由，沒有言論自由，與西方相比是對的。我自己生長於基督教家庭，認同宗教對人生的重要，但反對某些宗教的存在——例如相信穿上膠鞋自殺會上火星。我自己百無禁忌，口不擇言，但反對胡說八道的言論自由。我認為目前國內對宗教與言論的約束做得太過分。他們禁止家裡舉行宗教集會，反對煽動言論，不容許某些舊事重提，約束大爆貪污，壓制政治辯論……

西方人看來，這些是獨裁專政的效果。我不那樣看。與西方相比，中國是個沒有秘密的國家！北京上頭我沒有多少認識，但從自己需要知道的地方政府運作的調查，我沒有見過一個國家比今天的中國更公開。那種有問必答，言無不盡，要求什麼文件都可以提供的意識，調查中國體制的朋友沒有一個不知道。評貪污，論稅制，罵法庭——私下間相熟的朋友什麼都說，但公開發表不容易。說得上是中國通的知道大概情況。北京當然知得更清楚，而國務院推出的咨詢文件，一般針對時弊，想辦法改進。

我對中國的私下間非常公開，但公開發表則禁止這個怪現象的唯一解釋，是北京當局一方面要咨詢民意，另一方面要防止動亂。不難理解為什麼北京要約束宗教與言論。同意嗎？很難說。好比貪污，北京知道，反對，處理，下降得快，不讓公開爆料我沒有異議。但在家中找些朋友來開祈禱會，我看不出有什麼不妥。串謀造反嗎？讓教會負責算了。別的我不懂，但知道基督教的教會可以做得好。

困難是應該個別處理的問題，北京來個一般化。這就帶來我有專業特權干預的話題：學問的發展。跟蹤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七年，寫過分析文字無數，罵罵贊贊言出由衷，而今天是讚的多，罵的少。問題是一個國家，無論經濟搞得怎樣了不起，學問搞不起來就嗚呼哀哉。

這些日子我老是想著英國的偉大學問傳統，相比起來今天的中國太不成話。我又想到歷史的一般經驗：凡是經濟興起的地方，文化的發展一定並駕齊驅。藝術的發展，今天的中國有看頭——不是很了不起，但有看頭。學問呢？也是文化，看頭怎樣也談不上。不要忘記，中國是曾經出現過像蘇東坡那種人的國家，而高斯、艾智仁和我這三個讀書識字的老頭子，早就認為炎黃子孫的先天智慧不下於人，搞學問有得搞。人口那麼多，今天大家都有飯吃了，為什麼以比例算，與昔日的英國相比，國內的學問高人用顯微鏡也找不出來？

我因此不能不歸咎中國在學問上的潰不成軍，起於文革的後遺症，跟著是北京對言論與思想的不斷左右。可不是嗎？彈鋼琴，中國的青年把鬼子佬嚇得要命。不久的將來小提琴也差不多。舞台劇的發展可取，而西方的拍賣行正在大炒中國的油畫——雖然我看不懂中國發明的「表現派」。藝術發展得不錯，因為沒有受到言論與思想的約束。學問是另一回事了。

幾年前我大讚國內的求學氣氛。學子無疑是熱情的，而今天看，本科的氣氛還可觀，但研究院就很有問題了。博士名頭亂髮，而一個博士導師往往要帶數十個博士生，發神經。說過了，大學的制度是公非公、私非私。別的我可能不懂，但國內的經濟學術刊物，方程式多於文字是一回事，內容不知所謂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

私辦學校受到不容易理解的管制，有錢人忙於搞房地產。兩位世界級的生物教授，說在中國搞生物研究應該大有前途，只是找不到需要的資助。奇怪沒有富人願意作這種有機會賺大錢的投資。出版行業受到種種約束，什麼書城的大得離奇，但一般讀物的質量奇差。這方面我自己有瓜田李下之嫌，因為如果容許私營搞出版，我會搞，為中國的青年做點事。不是誇大之辭，古今中外的學問我可以到處擺擂台，可惜日暮黃昏，沒有機會大手地指導一下後輩，繼續爬格子算了。

我明白為什麼胡錦濤要有一個和諧社會。沒有理由反對，問題是怎樣辦才對。學問的發展，思想上要有衝擊，而衝擊算是不和諧了。另一方面，一個學問高人雲集的國家，動亂極少發生。這是英國的經驗，社會是和諧的。問題是怎樣從「這裡」發展到「那裡」去。我沒有答案，只是肯定目前北京對言論的處理，要到「那裡」是永遠不可能的。我也深信，長遠看，大幅提升人民的學問水平是社會和諧的重心所在。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五）

博愛

世界首富蓋茨的慈善基金捐了一百二十億美元出去，還有二百四十億美元在該基金內，之後蓋茨很可能把自己的所有身家放進去。世界次富畢菲特可能怕麻煩，或懶得管（一笑），最近把三百七十億美元投入蓋茨的慈善基金，跟著還要捐出多少不得而知也。不久前蓋茨公佈，說要淡出微軟的生意管理，兩年後全情投入慈善工作。



上述皆天文數字，動不動就是一兩個李嘉誠。加起來的總額，投資收息，本金不動，每年息收近美元五十億，那是四百億港元或人民幣，要我考慮每年捐出那麼多錢，會頭痛得命不久矣。難怪蓋茨要淡出生意，全力為之。



看官須知，蓋、畢二富要捐的對象不論國籍，是捐給他們認為需要幫助的人。這是博愛，佩服佩服。諾貝爾的和平獎歷來有爭議，吃力不討好，如果把該獎頒給蓋茨與畢菲特，毫無政治內容的，多麼有意思，我會站起來拍掌。



毫無疑問，私人捐錢給需要幫助的人會比政府的福利花費遠為有實效。兩個原因。其一是私人捐助，尤其是像蓋茨、畢菲特那種不求聞達的，出自愛心，從中上下其手的行為不容易出現。其二是私家錢不容易賺回來，慷的不是他人之慨，捐出去會千考慮，萬考慮，受惠者不容易海嘯滑浪也。



經濟學對慈善行為的分析不是沒有，但不重視。有些慈善其實不慈善，捐一小點出去換個名堂，得可償失而有餘也。蓋、畢二富顯然不是那種人。像誠哥那樣，大名早就遠播，再要名堂是發神經。問題是要捐出天文數字，欲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樣看，蓋、畢二氏的慈善工作是低調的了。



我自己也喜歡捐錢，覺得可以換來一點舒暢，一點痛快的感受。有一次，在街頭，天大寒，夜闌人靜，一男一女抱一個小孩，在我身邊行過。分離了數十步，男的突然回頭，走到我的面前，說：「我們的孩子還沒有吃東西，可否幫忙一下？」我在錢包掏出一百元給他。離開後，我想，是深夜了，四顧無人，有欺騙性的行乞不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於是追上去，把錢包中餘下來的數百元交給他們，說：「給孩子買些暖衣吧。」不是偉大的行為。如果自己少吃一隻鮑魚而讓一個需要的孩子有兩件暖身的衣服，有機會做到我會做。



經濟學有一個自私的假設，即是在局限下每個人都要爭取自己利益的極大化。科學的需要，這假設要一貫，不能說一個人有時自私有時不自私。在這假設下，捐錢或賑濟是自私的行為。自私與慷慨是沒有矛盾的。蓋茨要霸佔軟件市場，也要把差不多所有賺得的錢捐出去，二者顯然都給他滿足感。經濟理論說沒有矛盾，因為原則上這門學問可以解釋在怎樣的情況下蓋茨會多捐一點，或少一點，或局限怎樣轉變他會改變慈善工作的策劃。還是那個自私假設，但局限不同慈善的行為跟著有別。如果經濟學不能作出這樣的推斷，可以驗證的，那麼自私的假設就不能解釋出自愛心的慈善行為了。這樣，整個經濟學的理論架構會塌下來，潰不成軍。



問題是上蒼造人龍生九種，各各不同。有些人視財如命，有些人見死不救。不能說這樣的人是社會敗類，因為他們對社會也可能作出大貢獻。昔日美國的偉大發明家愛迪生視財如命，但對人類的貢獻是偉大的。



燈前動筆，是電燈，感謝愛迪生，但欣賞的卻是蓋茨、畢菲特。感謝與欣賞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