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心揮灑 處之泰然

經濟顧問工作不易做。一九七六年，美國通脹兩位數字，三歲多的女兒進了幼兒班幾個月，不知從小友或老師中聽到些什麼，回家問我有沒有替她準備大學錢（college money）。她當時不可能知道何謂大學。聽得心酸，於是把心一橫，接了兩件反托拉斯大案的顧問工作，賺點外快。

還好，僱主知道我的靈魂價高，同意我的職責限於作客觀分析。話雖如此，受君之祿，擔君之憂，不容易睡得著。可惜的是，為其中一案寫下的兩吋厚報告，艾智仁讀後說是他見過的最高檔次的實證研究，僱主買斷了，不能發表。

有錢收的政府顧問工作也做過，一次很不幸。我反對他們推出租金管制，怎樣也不寫贊同文字，他們竟然欠錢不付！此後我推卻所有政府顧問工作，錢再多也不干。回港任職後遇到新上任的財政司彭勵治，一見如故，他說我是他最信任的顧問，沒有錢收的，就是經常一起吃午餐也是梅花間竹，一人出一次。沒有酬報的閒談建議算不算是顧問工作很難說，但與彭老相交的日子我是愉快的。

是這樣的一個人。自一九七九發表《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起，關於中國經濟的分析與政策建議，我竟然寫過不下百萬字！教學生只教經濟解釋；評審學術文章，見有政策建議那部分，無論自己如何同意，永遠打個零分。不是說經濟學者不可以提出建議，而是建議任何人都可以做。經濟學的本質是解釋現象，或解釋某項政策會有怎樣的效果，至於效果是好是壞，可說可不說，與科學無關。

沒有作過中國的經濟顧問。好幾次，國內朋友給我提供資料與協助調查的方便，使我覺得他們也想知道我怎樣說。事實上，二十多年來，沒有一次我要求國內朋友提供文件或資料而受到推卻，而這些朋友都讀我的文章。這樣看，在某意義上，我對中國的經濟研究有點顧問的味道。

中國的經濟改革風雷急劇，緊張刺激，而有關制度運作的精彩話題實在多。我只用英語發表過五篇關於中國經改的文章，中文下筆的則無數。不是沒有外地學報收容，而是我希望中國朋友讀，為他們下筆。求文的外地學報不少，但每次英文完稿後，我必親自翻成中語，很麻煩。高斯最近來信要求我把中國地區競爭制度的分析用英文寫出來，但我提不起勁。有些人見我回港任職後少用英文動筆，說我從前有貢獻，回港後不中用了。這些無能之輩自己沒有說過半句可以傳世的話，不知學問何物。另一方面，赫舒拉發、德姆塞茨、巴賽爾、諾斯、科斯等大師從來自香港或國內的學生聽到我寫下那麼多中語文章，紛紛要求我翻成英語。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在學術上，中文那樣不值錢。一個足以傳世的思想，寫了下來，不管用何方文字，總有一天會傳世。以中文下筆當然是為了中國同胞，但在中國經濟的話題上寫了過百萬字，主要起自一點關心。二戰期間有兩年多在廣西捱饑抵餓，小朋友每幾天死一個，我覺得有責任替中國的青年做點事。

沒有奢望改造社會，但一九六九年巴賽爾認為我是產權及交易費用分析的行內第一把手，而高斯一九八○年勸我回港任職，以中文下筆介紹新制度經濟學，也說過類似的話。究竟自己是否那麼厲害不重要，但知道關於制度的話題不由自己以中文動筆，天下沒有第二人。話雖如此，跟蹤了中國的經濟改革二十多年，我學得的實在多。說大器晚成很老土，但今天我對制度運作的理解，比巴賽爾一九六九說的與高斯一九八○說的高得多了。科學中，經濟學的獨特頭痛之處，是世事知得不夠多理解就不夠全面，而自己的經驗，知得夠多要在六十歲之後。

關心有代價。有哪一個父母不曾經因為關心自己的兒女而睡不著呢？關心中國的青年，自己的經歷有決定性。廣西的不堪回首，佛山華英三年的罰企時間多於吃飯的，灣仔與皇仁書院的留留升升，太寧街的吵吵鬧鬧，多倫多沒有大學收容，作職業攝影師去也，總之一事無成。但當近二十四歲美國有大學收容，知道是機會，一發勁，學問的增長勢如破竹。

是的，自己的經驗說，一個青年看不到機會，看不到前途，不會大博一手。當年一起遊玩的年輕朋友，好些智力不比我差，但沒有機會，或看不到，沒有打上去。一九六八年，後來是林毅夫的老師基爾·莊遜在芝加哥大學舉辦一個重要的亞洲農業研討會議，請我作首位講者。我準備了文稿，在講台下望，見到名家雲集，有所感慨，於是把文稿推開，說：「今天我站在這裡作為首位講者是榮幸的。但你們可能不知道，你們在亞洲農村見到爛泥地上打滾的孩子，我曾經是其中一個。如果有我的機會，他們今天也可能站在這講台上。」

是簡單的哲理吧。如果一個青年有機會而不打上去，自己放棄，自甘墮落，我們管不。但如果政府扼殺了一個青年的機會，政府要負責。多年以來，凡是見到政府不需要負擔費用而扼殺了青年打上去的機會，我一定反對，動筆指責沒有手軟過。扼殺了年輕人力爭上游的機會，說什麼扶貧，什麼福利，什麼補貼，什麼教育，都很無稽。

改革制度無疑是增加青年圖強機會的最佳法門。這方面，二十多年來中國做得好，非常好。撫心自問，我沒有這樣的本領。然而，寫過無數次，今天的中國還有很多扼殺青年機會的政策。罵過不少次，還會繼續罵下去的。有人說共產黨不是好東西，不可能作出什麼好事來。這些人的智商在我之下，而我則同意鄧主任的黑貓白貓說。高斯定律高舉私產與市場，是史德拉認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維。高斯本人呢？他支持共產黨！這是真學問了。有人說今天的中國是五千年來最可悲的，給我痛罵了幾句，不知所終。任何人左右了中國青年的機會，我不會筆下留情。

關心有代價，而如果關心得認為自己可以改造社會，或擔心北京會否接受自己的建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是個學者，千錘百煉，知道一個學者可以做到的極限是在哪裡的。知道這極限，為了過癮喜歡走到盡頭，但既然千錘百煉，永遠不會跑出界。有這樣的本領，外人怎樣批評皆可處之泰然。

（「中國未來」系列之十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