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老用不著耿耿於懷

不久前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訪問了佛利民。佛老快九十一歲了，思想還清晰。我讀到的是訪問的中譯，不一定作得準。文內提到兩件事使佛老表示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了信心！

其一是他平生所學的一個要點，是增加貨幣供應量可以把衰弱的經濟振作起來。然而，這幾年美國的貨幣量大有增長，但經濟卻沒有起色。佛老對記者說：「我不知道自己今天是否會像從前那樣對幣量理論竭力推崇。」

其二是好些年前，佛老對歐元成立的建議及後來的成立都持不看好的態度，與舊同事蒙代爾的看法不同。今天歐元不僅守得住，而且對美元大幅上升。佛老說：「到目前我一直都錯了，所以對自己的觀點沒有信心。」

這兩點，我認為佛老的思維沒有錯，失靈非戰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轉變他看不準。大師就是大師，理論沒有錯，只是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也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

大約年半前，我到佛老的三藩市之家，相約好一起去吃晚餐的，但他身體不適，我和太太在他家裡只喝了一杯白酒，傾談不到一個小時就告退了。當晚我打算對他舊事重提——一九九一在瑞典與一九九三在中國我對他說過的——共產國家開放，世界突然間多了兩億廉價勞力人口供應，先進之邦因為工資與匯率向下調整有頑固性，可能失去不少比較成本優勢。怎麼辦？年多前要對佛老補充的，是九一與九三我還看不到的現實：南韓與中國的產品質量突飛猛進。我知道佛老對印度有不淺的認識，那裡廉價勞力多如天上星，沒有把門戶關閉，但產品質量總是搞不上去，數十年來對先進之邦的比較優勢沒有多大影響。

可惜當晚佛老身體不適。我舉日本的困境為例「起筆」，他立刻轉到日本以利率政策增加貨幣量不成功的話題，說日本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改換政策，有機會成功地增加幣量來改善經濟。我見佛老很累，顯然是因為剛從瑞典回來，多坐一下就告辭了。

傳統的比較優勢定律漠視了工資與匯率調整的頑固性；歷史從來沒有發生過多個閉關自守的國家，一下子開放把廉價勞力大量地供之於世；很少人會想到，而到今天很多人還不相信，亞洲的青年可以學得非常快。這些加起來，再加上微軟的反托拉斯官司與九一一恐怖事件，使佛老精研的貨幣理論失靈。

是表面上的失靈，其實不是。任何理論都要假設某些局限條件不變，而某些重要的局限大幅度地轉變了，不一定很明顯，尤其是這轉變的影響初時來得慢，過了十年八載才加速。身在亞洲，我在八十年代就開始關注中國開放廉價勞力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但當時我認為文革對知識的禍害有嚴重的後遺症，不容易登堂入室。一九九二年見從香港到國內去的高薪餐館廚師與經理紛紛被炒魷魚，我開始改觀。一九九六年，在港大與二十多位國內學子傾談了兩個小時，這「不容易」觀點盡變。

佛利民在貨幣理論上的貢獻與費沙的平起平坐，而驗證工作遠超費沙。可以說，貨幣分析到佛利民而成絕響，後無來者矣！這樣偉大的貢獻，是不會因為低估了一個大時代的局限轉變而失卻其光澤的。

任何讀過佛老的《美國貨幣史》的人，都會站起來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