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可怕故事

阿康傳來兩篇文章。一篇是史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Ronald McKinnon四月二十日發表的，內容是中國沒有「操縱」人民幣的國際幣值。他指出逼使人民幣升值不會改進美國的外貿赤字，也支持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不變。看來是刻意地安排在胡錦濤訪美時發表於《華爾街日報》，幫中國一個忙，炎黃子孫要感謝這位教授。

為中國好，McKinnon反對人民幣升值有一些日子了，這次再澄清論點。他對日本的經濟發展有深入的研究，指出日本當年發展得頭頭是道，卻給美國頻頻施壓，把日圓幣值趕上去，害得日本經濟兵敗山倒。是可怕的故事，也屬無聊：害死了日本，美國卻沒有得到好處。此君的分析角度與我的不同：他用四十多年前我讀過的absorption approach，加上變化，令人大開眼界。

另一篇是洛杉磯加大的Deepak Lal教授寫的，二○○三年二月發表。Lal是印度人，年多前訪神州，我跟他暢論天下大勢，解釋中國的發展情況。在比我年輕一輩的經濟學者中，Lal是難得一見地懂世事，對經濟理論基礎的掌握有分寸，會面後我在文章中讚過他。

Lal的文章，論日本，也評論McKinnon與Kenici Ohno合著的一本題為《Dollar and Yen》的書，贊。加上自己的，Lal論日本數十年來的經濟盛衰，日圓被迫升值而弄得財政近於破產（virtually insolvent）的故事，比McKinnon說的更可怕。

記得日圓被迫升值不久，我於一九八七發表《日本大勢已去》，不幸言中。當時日本還有另一項嚴重的政策失誤，上述兩位教授沒有提及的。那是他們禁止農產品進口，搞起高地價。一個蕃茄零售五美元，土地種出黃金，上帝也保不住。感謝上帝，今天中國沒有那樣傻。

我曾經提及，中國目前的經濟活力彷彿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而日本從一九五二至一九七三的增長速度，與中國八、九十年代可以相提並論。日本當時有三個比中國優勝的地方。其一是以時代衡量，日本當時的科技基礎遠比中國好。其二是在制度上，日本不需要像中國那樣經過千山萬水的大改革。其三是日本當年不需要面對數之不盡的擁有大量廉價勞力的競爭者。這樣，中國二十多年來的發展遠比日本昔日困難。如果說日本當年是經濟奇跡，中國今天是奇上加奇。

更神奇的是，撇開沙石，我認為中國今天的經濟體制比日本當年優勝。這顯然是因為中國的改革有動力，今天還在改，以後會不會改壞了是以後的事，但今天看，中國的發展勢頭是比日本七十年代初期可取的。很不幸，在這重要關頭，中國的貨幣制度開始走上歪路，央行的言論令人擔心，而外間施壓人民幣升值，一方面是強逼中國走上日本的災難性的路，另一方面會促使央行放棄我屢次高舉的中國貨幣制。

這裡有兩個重點。第一，原則上，如果人民幣只對所有先進之邦的貨幣升值，中國容易接受。這是說，如果其它地區不存在，人民幣上升百分之二三十先進之邦還要買中國貨，中國的收入會增加。問題是今天的人民幣早就按著廉價勞力的競爭地區調整，這升值會被競爭地區在背後一刀斬過來。第二，說過了，誰調整幣值誰就要付出大代價。人民幣升值中國會有通縮，外幣自己貶值（人民幣因而升值）他們會有通脹。從北京的立場看，當然讓外幣貶值為上。

解決上述兩個重點的最佳辦法，是人民幣轉用一籃子物品為錨，然後穩守。這樣，先進之邦的貨幣大可自由貶值，廉價勞力之區繼續與中國平手競爭，而朱鎔基時代的中國貨幣制度保持不變。

鐵總理的故事

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我有沉重的打擊。我反對武力鎮壓，同情民運青年，但不同意他們的好些觀點，認為他們還要多讀書。另一方面，我對鄧小平的高評價，從跟進中國改革的第一天起沒有改變過。

於今回顧，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作正面看。有三方面。其一是該事件逼使經濟加速放寬，尤其是小平一九九二的春天南下之後，價格管制大致上煙消雲散，而長江三角洲的急速發展是九二年底開始的。其二是我擔心的走上印度之路，天安門之後有轉機。我曾經說過，避去印度之路中國要來一次大震撼，想不到要用上青年的血。其三，可能為了避免事件重演，北京大手把權力下放，促成了今天地區之間的激烈產出競爭。

天安門事發，我給八十八歲的母親換了一部新電視。她看著，哭了，在街上跌倒，重傷。從那時到她謝世的三年多，顧著母親我減少了跟蹤中國的發展。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題為《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那是進入了中國改革的第二個階段了。

寫《權力》一文，起於北京公佈通脹加劇，《南華早報》電話訪問，我說外地專家的解釋不知道發生著什麼事，提出自己的觀點，簡略的。只幾句，外國的傳媒紛紛找我，懶得逐個回應，就寫了該文——雖然以中文下筆，發表後傳統的通脹解釋不再見於中國的話題上。

傳統的通脹解釋是貨幣增長率過高，我說這方面中國是專家，經驗老到，不用你教。我指出中國的困難：銀行是出糧機構，借貸由高干權力話事，北京要約束貨幣增長，一方面要改革銀行制度，另一方面要手起刀落，斬掉權力借貸的需求。這是說，要求央行（人民銀行）約束貨幣增長沒有用，因為權力所在，他們沒有辦法。

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到海南島參加研討會議，剛好是人民幣最不值錢的那一天：灰市一百五十兌一百港元。同時聽到，朱鎔基將於七月一日接管央行。一個月後朱老提出的改革銀行的言論，與我在《權力》一文提出的大致相同，但跟著又彷彿改變了主意，我搞不清楚。

同年九月我帶佛利民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遇到兩位搞經改的老朋友，他們對朱鎔基有保留，認為他主張計劃經濟。這方面我的看法往往給外人誤解：從交易費用的角度分析制度多年，我不反對計劃經濟，而是反對計劃經濟伸展到市場成本較低的事項去。高斯與我的看法一樣，佛利民也差不多，只是政府頻頻「過界」，批評得多就使人以為是反對計劃經濟。當年聽朱老的言論，認為他過界，批評過他，但後來看他做出來的，卻認為過界的地方奇怪地少。

不認識朱老。大約一九九一年他訪港時朋友安排了會面，但後來因他事忙取消。這裡多說幾句朱老是為了一件事：我認為將來的經濟歷史會重視這個人。這是因為在他掌管央行與經濟的十年間，在中國形成的貨幣制度與地區制度史無前例，撇開沙石是我探討過最可取的。不一定是朱老的發明，也不一定出自他的策劃，只是這兩個重要的制度，出現在他掌管的時期。我認為中國今後的命運如何，能否保持與改進這兩個制度是重點。今天看，貨幣制度是改壞了，還未定案。地區制度最近有大修的建議，還沒有機會跟進。

記得是一九九四年，朱鎔基推出「宏觀調控」。這一詞今天國內的發展商聞聲喪膽，當年來勢洶洶。幹部不准打哥爾夫球，晚宴點菜限碟數——害得景德鎮忙於造大碟。正要為文大罵，卻意識到這些約束是杜絕權力借貸的伸延。用不用「調控」得那樣全面可以商榷，但直接約束借貸對壓制通脹有奇效是毋庸置疑的。只三年，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至零，跟著通縮。兩年前，北京認為經濟「過熱」，推出遠沒有那樣嚴厲但類同的宏觀調控。不對，因為權力借貸再不是重點，壓制「過熱」的方法是加息。

朱老的宏觀調控，帶來三個我事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一是人民幣鉤住美元為錨，供應量起初按外資引進發行，跟著發展成為我曾經多次分析的了不起的中國貨幣制度。

其二是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我的闡釋是起於中國的宏觀調控。該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亞洲小國當時一般或寬或緊地鉤著美元，而他們的國際產出競爭者主要是中國，物價跟著中國走。人民幣一下子沒有通脹，灰市幣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這些小國的幣值就變得遠為偏高了。

舉個例。中國是鐵達尼大郵船，鉤著美國那艘航空母艦，鉤得緊。航行中鐵達尼突然停下來，鉤著母艦的小艇紛紛脫鉤，不知飄到哪裡去。就是那麼簡單的故事，當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解釋令人尷尬，我恐怕加重混亂，不便寫出來。

其三更有趣。朱鎔基迅速地把高通脹改為通縮，事前不容易相信，在國內投資房地產的沒有一個不損手。港資（及外資）到國內下注的損失甚巨。湧進國內投資房地產是賭朱老不能約束通脹，願賭服輸，無話可說。此輸也，是把財富大量轉移到國內去，讓國內的人有點本錢搞起自己的。

說有趣，不是指香港及外人輸錢，而是那些守得住而又繼續守下去的，這幾年都賺回來，不少有盈餘也。這樣看，當年在國內房地產輸得叫救命的港資及外資，只要守得住，其實是有息貸款給國內的人。當然，說有趣要假設沒有心臟病發。

我曾經說過，考慮到同期中國的產品與服務質量大幅上升，而這升幅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中國的實質通縮其實很嚴重。統計說國民收入增長率保八，顯示著西方的宏觀經濟理論有問題。這實質通縮應該起於一九九七，跟著嚴重，大略估計，開始平定下來是二○○○年。就是後者那年起，我多方查詢，中國農民的生活有急升的跡象，而這急升，政府統計數字奇怪地看不出來。不明顯，南中國的民工荒也是該年開始的，三年後變得明顯而嚴重。

這幾年，中國農民愈來愈苦的報道不可能對。今天，個別地區——尤其是山區——農民還是苦，而溫家寶要大事改善農民整體的生活，我們要支持，問題是要怎樣改才對。

（「中國未來」系列之五）


《中國未來》系列之四：《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中國未來》系列之六：《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

再論回手棋

幾年前發表《好文章是回手棋》，提出一個過癮的觀點。眾所周知，象棋比賽是不准回手的——規例是摸子走子。西方的國際象棋比賽也如是，更用時鐘限時間；有時大減時間，鬥快，而遠途通過計算機比賽則把時間大幅放寬。象棋比賽要雙方遵守同樣規例，我沒有異議。

問題是為什麼沒有一種象棋比賽，雙方皆准回手，說明每局每方最多可以回手多少次，每次最多可以回多少步。下回手棋時間太長可能是不准回手的一個原因。我要問的是：究竟哪種規例才可以找出真正的棋王呢？大家不准回手產生一種棋王，大家准回手產生另一種棋王，二者肯定有別，究竟哪一種才是真正的棋王呢？個人認為準回手而產生的棋王才到位，因為論棋局的精彩，大家准回手，回定了之後的棋局會比較優勝。

寫文章，或作研究，不言自明的規例是作者可以修改無數次——回手無數次。最後發表的文章等於走完一局棋，沒有誰會管作者是否曾經回手——曾經修改過多少次。有些人認為文章不修改是高人一等；我認為文章不修改是愚蠢的讓賽。

有些人寫文章是不修改的。昔日經濟學者夏理'莊遜為文一稿過，差不多一字不改——我親眼見到。沒有見到，但聽到林山木與陶傑等人寫專欄是很少修改的。記載說，莫扎特寫樂曲很少修改。莫扎特是天才，莊遜、山木、陶傑也近於天才吧。有趣的問題是，這些下筆不改的寫手，可能試行修改也改不出什麼進境。當年的莊遜就對我說改與不改差不多，於是一律不改。稱讚莊遜說他是天才，批評莊遜則說他深度不足。

寫文章，或作經濟研究，我從來不管有沒有深度，只是喜歡改，改呀改的，頻頻回手是也。習慣了，寫初稿我是準備修改的，而自己的思想也就跟著有幾個層面的程序。寫專欄文字當然不會太嚴謹。想好了題材與內容的大概，寫一稿，在稿紙上修改一次，打字回來通常再修兩次。那是一稿三修，然後由朋友執別字，今天大約二千字錯三個。

寫這篇文章，因為有些同學指出我今天說的有時與幾年前說的不同，嘩然，說我前言不對後語云云。這些同學沒有嘗試過思想工作吧。搞思想，我不僅下回手棋，而文章發表後，見回手有著數我樂意回手。推理邏輯我是從來不錯的，但邏輯不錯不等於不需要走幾著回手棋。事實的真相可能早時沒有充分的掌握，局限的理解可能有失誤，假設可能要更改一下。這些與邏輯無關：邏輯對，不等於結論也對。

科學可以有永遠不錯的邏輯，但沒有永遠不錯的理論。世界太複雜，邏輯頻頻出錯的人是不應該搞科學的。因為科學沒有永遠不錯的理論，從事的人要懂得下回手棋，更要樂意回手。學術上，引用我的文章或加以補充或增加變化的行內君子不少，這是科學發展的程序，而當我發覺早些時自己對事實或局限的所知有不足之處，認為重要的我會下回手棋。至於那些認為我在邏輯上出錯，看來不知天高地厚。

邏輯這回事，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沒有問題，有些人怎樣爭取也無可救藥。一般來說，天生較弱的兩三個月的訓練就差不多了。不要節省這生命中的一小撮時間，而以邏輯推理要小心。小心者，多下回手棋是也。

天才不可信！

看官，我刻意地起這樣一個似通非通、似懂非懂的題目，讓你猜測一下我要說的是什麼。

天才天才，天下間的父母沒有一個不認為自己的子女是天才吧。這些我們理解，但不是大家日常生活中說的天才。其實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天才很馬虎，一半客套，一半稱讚，區區在下也受到過這樣的稱呼，但真的是天才嗎？應該不是。能人之所不能不算是真天才，因為細微地看，差不多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本領。智商高人幾級也不算是，算是聰明，而天才與聰明是兩回事。牛頓與愛因斯坦是天才無疑問，但據說他們的智商並非高不可攀。

我認為天才的定義，是不可以相信。三十多年前某教授寫推薦信，說我可以在水面上行。這是西方人喜歡用的戲言。如果我真的可以在水面上行，那是天才了，因為不可以相信。牛頓於兩年間想出三大定律，愛因斯坦想出相對論，本領不可信，行於水面之類也。達爾文年輕時乘船歷險觀察寫下的日記，我讀過，其推論想像力之高，不可信。米爾三歲讀四大卷本的《羅馬帝國史》，不可信。莫扎特幼時的音樂天賦，更不可信。不可以相信，但有人做到，那就是我心目中的天才了。

幾天前見到一位小朋友，叫牛牛，八歲，彈鋼琴，不可信。七歲時學了三年琴，可以掌握五首鋼琴協奏名曲（據說今天掌握二十五首），是不可以相信的本領。最近牛牛給我演奏後，他的父親送我一隻去年錄下來的影碟，牛牛在廈門交響樂團伴奏下彈莫扎特的Ｋ466整首。那是變化多的名曲，不易，而在第二慢章中途轉快而強勁那部分，他的處理不可能是個七八歲的小孩可以辦到的。牛牛不可信——他是天才。

我對牛牛的父母說，天才是一回事，大師是另一回事；天才不一定會成為大師，大師不一定需要是天才。牛牛要爭取的是將來成為大師。天才可以成為大師的機會較高，但大師是另一個層面，少小時是天才但長大後達不到大師層面的例子不少。莫扎特小時的天才橫絕古今，但達到大師層面卻起於K271，當時二十歲。沒有K271及之後的作品，我們今天不會記得莫扎特。

我再對牛牛的父母說，如果有一天牛牛達到大師層面，他自己會知道，因為獨自在一個四顧無人的層面上的感受很特別，自己的判斷錯不了，但是不是天才自己不容易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天才難求，要懂得怎樣培養更難。我們知道牛牛是天才，能否成為大師要十年後——不會超過十五年——我們只好拭目以待。

神州大地這幾年出現過幾位年輕鋼琴人物。一位是郎朗。我認為是天才，因為他予取予攜的本領我沒有見過，不可信。他成為國際大師早就沒有疑問。兩年多前我批評他演出的次數密度過高。今天專家朋友都那樣看，認為郎朗開始偏於輕浮，深度進境不足。第二位是李雲迪。天賦高，但我不認為他是天才——沒有什麼不可信的。然而，五年多前贏得蕭邦名賽後，李雲迪痛下苦功，大有進境，聽說不久前在卡奈基音樂廳演出，有台上爆滿之盛。他是擠進了國際大師的行列中，真替他高興。

第三位是沈文裕。沒有聽過他演奏，但專家朋友說是寶石一塊，天才無疑問。上海一位教授最近考過他，認為不可以相信。沈小子去年於洛杉磯贏得一項重要的國際大獎，今天可以跑天下，但需要一個很好的經理人。聽說他的母親過於苛求，可能弄壞了大事。

最後一位是本文所說的牛牛，只八歲，來日方長。專家之見，以同齡論高下，牛牛勝於前三位。但這不算，要算的是十多年後他可不可以達到一個自己獨有的境界。這裡書而記之，十多年後讀者可以印證印證。

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著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傳言時有所聞。我見過兩張，有蓋章但還沒有填上內容。很難說賣批文是不是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結的傳言四起，貪污的聲浪變得明顯了。我當時是高興的。

為什麼聽到貪污會高興呢？當時改革的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前者，從下向上或從甲向乙獲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後門：是一種特權交易，算不上是貪污。做得過分不好看，但等級特權無從界定得一清二楚，後門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學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權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無數，知道自己可以亂來一下還是在權力的範圍內，只是除了學術與跑街頭巷尾我什麼也懶得管。

貪污取代走後門，顯示著等級特權開始瓦解。我早就知道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資產界定權利的過程中，貪污一定會出現，但想不到來得那麼快，所以高興。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慮推出物品分類管制，我驀然驚覺：那是印度！跟著大聲疾呼。當時的北京與今天不同，摸著石頭過河任何旁觀者的提點他們都考慮。我大呼中國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著叫起來了。

細心衡量，人類的權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種。其一是以資產界定權利，其二是以等級界定權利，其三是以管製法例界定權利。三者都有減低租值消散之效，但從管製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們稱為貪污。巴拿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經驗，是管製法例的權利可以劃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來。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膠著了。

中國的改革要從等級界定權利轉到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其間必經之路是以管製法例界定權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國，管製法例無數，每項法例都可帶來貪污收入，幹部頻頻走位，彷彿在玩音樂椅遊戲，只要音樂停頓下來，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終止了。當時不少學者建議中國的改革要緩進，我破口大罵，說不能讓音樂停下來，寧可亂，也要快，否則不能衝過印度那一關。

以物品分類管制容易協助界定貪污權利，可幸北京最後沒有推出。當時最常見的貪污行為是倒買倒賣。那是要有價格管制才能成事，而價管只能在國營企業才容易施行。當時我不太擔心這價管可以持久，因為水出魚，魚飲水，羊毛出在羊身上，價管不是免費午餐，需要的龐大費用支持來自政府。問題是不少有特權的把價管得來的檯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讀書（一位倫敦大學的教授協助找英國學位，生意好得很）。倒買倒賣的收入當然不容易放棄，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學的是定期費用，要解除價管很困難。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張解除價格管制，尤其是為了維護價管的檯底收入，國企要爭取壟斷權益。當時杭州的絲織行業就要維護養蠶的專利，而絲的價管倒賣差不多是公開的秘密。支持價管的言論主要是恐怕物價上升，國家職工承受不起，驟耳聽來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認為不是全錯。

一九八八年七月，鄧小平與趙紫陽於北戴河硬闖放開價格，闖不過。傳言四起，政權局勢很緊張，使我考慮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說趙紫陽之會已經約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與趙老談得好，大家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說得清楚。想不到後來某刊物大做文章，說我要倒鄧保趙，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發後，北京有兩份內部文件說我和佛老是北京民運的主導者。我不認為是誤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釘在十字架上。我今天還相信，間接上，趙總書記下台與他堅持放開價格有關連。

回頭說八八年九月十九之會，趙紫陽對解除價格管制的看法顯示著他對經濟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論，經濟上他與佛利民只有一點分歧。佛老認為要立刻解除外匯管制；趙老同意匯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國內所有價格管制之後。兩個都對！趙老認為國內的物品一半有價管，一半沒有，相對價格不合理；外間沒有價管，相對價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匯管，合理的與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現匯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價管才解除匯管。這是我聽到過的最可取的支持匯管繼續的理論。佛老則認為既然解除價管有困難，解除匯管會增加解除價管的壓力。這也對。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獲諾貝爾獎，我飛到斯德哥爾摩去替他講話，遇到佛利民。談起中國，我對佛老說當年催促中國解除價格管制可能是錯了。國營企業的生產彈性有問題。放開價格，產出不跟著上升，國家職工的薪酬相當劃一地由政府規定，他們可能跑到街上去。這樣看，解除價管是要與把國企改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時，沒有壟斷權益的國企奄奄一息，或輸清光，銀行是出糧機構，政府給國企輸血成為例行公事。

因為價格管制而引起倒買倒賣的貪污，比起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與地產有關的貪污，是小巫見大巫，而又因為後者牽涉到銀行，通脹急劇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兩年前在深圳遇到幾位退了休的幹部，他們說中國出售土地起於我的建議。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請我到那裡談經濟，尤其是關於土地使用的問題。我向他們解釋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釋了使用權可與所有權分離，然後大膽地建議他們賣地。當時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就是佛山發行債券也不准轉讓，賣地的「資本主義」形象明顯，提出來彷彿天方夜譚。但我知道他們有財政困難，解釋利害關係之後，我不客氣地指出不賣地他們不容易找到資金把城市建設起來，於是建議他們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後拍賣。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報》發表長文《出售土地一舉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剛好是我的生日）深圳舉行土地拍賣，是中國改革後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萬，可能因為大部分地區是新發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國之冠。

不幸的是，拍賣可以貪污，法庭可以貪污，而通過關係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貪污了。天安門事件之後經濟放得寬，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獲取或明或暗，而有關係的到銀行借錢發展房地產，銀行也貪污，相當公開的：利息率有檯上與檯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檯下分帳。聽說央行印銀紙印個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幣兌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匯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兌一百港元。國民收入增長的數字，從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脹率，他們也應該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為這篇文章是對中國改革的負面評價。絕對不是。無可避免的事，我們要接受。貪污只不過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國的經驗是歷史上最困難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現過這一次。世界上不會有比我更客觀的學者，躬逢其會，認為有責任把我知道的過程，加上自己的闡釋，大概地記錄下來。

（「中國未來」系列之四）

《中國未來》系列之三：《從大包干到輸清光》
《中國未來》系列之五：《鐵總理的故事》

為錢與講錢是兩回事

讀李怡評某老外論神州的中譯，說炎黃子孫今天以錢掛帥，作負面看，我有同意與不同意的地方。

不同意李怡，因為在地球上活了七十年，我沒有到過一個不以錢掛帥的地方。有趣的是，人們怎樣講是一回事，怎樣做是另一回事——講一套做一套是也。前者是講錢，後者是為錢，相差可以很大，而論及以錢掛帥，應該是指做而不是指講。

比方說，美國人很少講錢。在那裡生活了二十五年，很少聽到美國朋友互相問及收入多少。他們不講，就是房子買了多少錢也少談及。美國的文化，是講錢不禮貌。然而，與美國朋友到餐館進膳，餐後大家分帳，一毫錢也算分明。不是講，是行為，為也。這種行為我始終不習慣。也是在美國，子女讀大學要向父母借錢，是慣例，我也始終看不慣。

相比之下，炎黃子孫是慷慨得多了。過年過節，國內的朋友送禮有點發神經——為此我寫過月餅盒的故事。新春大吉給孩子們的紅包，動不動是百元鈔票；餐館膳後，互相搶著找錢差不多大打出手。這是另一種文化。

同意李怡，是國內的人雖然在行為上不見得格外重視金錢，但他們喜歡講。從收入比例看，香港的朋友不及國內的慷慨，而說到講錢國內的又一馬當先。

為什麼國內的人較為喜歡講錢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友儕間不講錢其它可講的題材不多。在國內，宗教有約束，政治也有約束，但可以講。問題是有約束，得個「講」字很無聊。好比法律不准我討個小老婆，我就講也懶得講。另一方面，打開國內與香港的報章比較一下，不難發覺，國內的報道遠不及香港那樣熱鬧，不及香港那樣有爭議性。這方面我不一定以香港為上：報道往往不盡不實，大事渲染，爭取賣紙唯恐天下不亂似的。最近的「魔鬼警察」新聞是個例子。香港的朋友喜歡講這案件，究其因，是他們沒有一個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傳媒說得有聲有色，但處處的說法不同。

炎黃子孫的文化背景相若，香港有那麼多的熱鬧題材可以講，口水就是那麼多，錢於是少講了。國內卻反過來，不講錢，其它題材不夠過癮。

第二個國內朋友喜歡多講錢的原因，是競爭產出的需要。是的，到處問價，論收入，說盈虧——老土兼俗氣——有減低訊息費用之效。我沒有見過產出與市場的競爭有比目前中國來得更激烈的地方，而這激烈競爭是經濟發展得快的主要原因。幾次提及，國內的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史無前例，而數之不盡的行業，成行成市的熱鬧，簡直打崩頭。不是明查就要暗訪，要生存你要知道行內及行外的各種價格與成本。不是說西方的市場不需要知道，而是競爭愈激烈愈要知得多，要算得比較盡。另一方面，文化有別，在西方，市場的工資或成本訊息一般是半秘密性，暗訪多於明查。中國呢？懶得暗訪，喜歡明查，說不說由你，是否說謊有待考證，但開口問是家常便飯。這樣，講錢就成為一種風氣，一種習慣了。

在經濟學者中，我是講錢講得最多的。因為研究的需要，深信不知世事不能解釋世事。於是，數十年來在街頭巷尾跑，到處問價、問成本，是到處講錢了。不雅的行為是代價，但回報高得很：對市場現象的解釋，沒有誰可以跟我比一手，相近的也應該沒有吧。

夜泊秦淮有感

侯夫子訪南京，我也訪，識途老馬，當然帶他游夫子廟。其實是國內朋友破費宴請，我借花敬佛，謹在這裡向慷慨的朋友致意。

夫子廟是個小區，但奇怪地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集中地。看官須知，中國的名勝古跡往往靠一首名詩或一篇名文的傳誦千古而歷久不衰。武漢的黃鶴樓，沒有崔顥的一首七律不會有人記得；武漢東馳個多小時的黃州，要靠蘇子的一詞二賦；蘇州的寒山寺，全憑張繼的《楓橋夜泊》；滕王閣不可以沒有王勃，大觀樓不可以沒有孫髯翁。最神奇是岳陽樓：寫《岳陽樓記》的范仲淹從來沒有到過那裡！

以一首詩或一篇文章或一幅對聯而使一個古跡名垂千古，看來是中國獨有的文化傳統，既有意思，也可愛。南京夫子廟令人羨慕，是那裡有兩首古代名詩的支持。其一是劉禹錫寫《烏衣巷》，詩云：

朱雀橋邊野草花，
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
飛入尋常百姓家。

好詩好詩！首兩句我還有機會寫得出，後兩句則達到詩中化境，我這個「才子」免問。晉代大富王導與謝安的故居，不知有沒有重建過，或重建過多少次，今天還在夫子廟鄰近的烏衣巷口。也是數步之遙，我們還可以見到據說是李香君、董小宛等才女的遺跡。都是傳奇而又悲哀的故事，令人嚮往，也令人遐思。

第二首名詩是杜牧寫的《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古往今來，詩中七絕沒有一個寫得過杜牧，不用多說了。要說的是杜才子說一句「十年一覺揚州夢」，揚州就成了名；寫一句「二十四橋明月夜」，瘦西湖就要土裡土氣的建造一條「二十四橋」。恨不得自己有這樣的本領。

是的，沒有杜牧，今天南京的秦淮河不會是旅遊重點。十多年前的秦淮是臭溝一條，目不忍睹，今天清潔了不少，不再臭了，但還需要清潔。這一次，朋友邀請侯夫子和我坐小船夜遊秦淮，我們當然樂意。是不長的一段小河，來來去去游了近一個小時。兩岸張燈結綵，看得分明，可以想像，昔日杜牧的「夜泊秦淮近酒家」可不是胡亂寫出來的。

平心而論，我認為今天秦淮兩旁的燈光粉飾是過於誇張，過於老土了——杜牧死而復生，只看一眼會立刻暈倒！應該是很羅曼蒂克的地方，無論怎樣粉飾也應該讓我們想到昔日的才子與名妓就在那裡交往，要使我們想到大富如王謝的鄰近，有的是老百姓的辛酸。然而，今天夜遊秦淮，無端端在岸旁見到一隻肚子發光的大笨象，如此種種的怪觀屈指難算，設計的人要打屁股。

中國的經濟真的是發展起來了。大約七年前到過南京夫子廟，今天，那裡的晚上遊客多了十倍也不止。目光所及，到處都是酒家，燈光閃閃如放煙花也。不再羅曼蒂克是繁華的代價，可能柳永會喜歡這樣的景象。我呢？見此景此情，不由得想到杜牧的另一首七絕，寫《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
流水無情草自春。
日暮東風怨啼鳥，
落花猶似墜樓人。

從大包干到輸清光

讓我再從中國經改的第一階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說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廣州探訪離別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醫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機構工作，深知國家的情況。弟弟既然是制度專家，他們當然有問必答，言無不盡，只幾天我學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盡後門，安排了一個國家級的地方晚宴。邀請的貴賓中有我後來稱為立叔的梁尚立。難以忘懷是宴後沒有人收錢——國家職工都下班走了。這是今天沒有學好的一些經濟學者還支持的國企的本質吧。

從那時到一九八一動筆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那本小書，我想的是怎樣從一個以等級界定權利的體制改革為一個以資產界定權利的體制。當時身在美國，雖然聽到有「承包」這回事，卻沒有想到那是後來改革產權的關鍵通道。我的意識是中國不能再來一次流血革命，而歷史的經驗，以憲政或法例改革產權結構，只能輕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歷史沒有出現過。日本明治維新的史實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轉讓權，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轉讓已經在灰色市場出現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國內的農地承包開始盛行，我意識到承包合約是中國產權改革的命脈。有前車可鑒：中世紀時代的歐洲，類似的通過合約安排改革土地產權有成功的先例，雖然演變緩慢，用了兩百年。

看官須知，當時的歐洲，或古代的中國，「租」與「稅」是同義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務等，成為政府，收的租就稱為稅，而有一段長時期租與稅是分不開來的。中國在共產政制下，產品上繳然後下撥，稅就談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後上繳，我就推斷稅制會出現，想不到來得那麼複雜。今天簡化了不少，還是太複雜。至於中國能在幾年間差不多走完了歐洲中世紀走過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覺得奇怪。當時農業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圖，加上政府鼓勵，不快才奇怪。

感謝蔡俊華。他把多年搜集的農業承包歷史資料，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個星期之內寫好了《從「大鍋飯」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表），從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寫到生產大隊到生產小隊到包產到組、到戶、到勞，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為層次分明的農業改革發展，而經濟理論又可以大展拳腳的。

一九八三興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項徵收。一是公糧（農業稅，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餘糧（價管下政府徵購農產品，取消價管後不存在）；三是集體提留（福利金與公積金——後來改了稱呼——據說不久前跟著稅一起取消，引起不少問題）。大包干是開始穩定下來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約的年期夠長，加上可以轉包，土地的使用權與包「干」之後的收入享受權能到「戶」，土地作為資產就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推到盡，承包合約是一張地契，轉包是土地買賣，年期夠長與私有土地是沒有分別的。

大包干是通過承包合約把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在農業推行得順利，因為：一、土地的劃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會貶值，也不會遺失；三、從幹部等級界定權利轉向土地資產界定權利時，昔日的生產隊長或農村等級較高的幹部，一般能承包較大的土地面積。從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資產權利再作打算。後來轉包導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區政府徵用土地往往引起糾紛，這情況到今天還沒有處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黃子孫要感謝這個人。私有產權是「私」字當頭，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們以「民」為「私」）。但清楚的資產權利界定北京卻接受了。其實以資產界定權利就是私產，只是在高斯之前沒有誰說得清楚。見北京不反對權利界定，我就不斷地以高斯之見下筆推銷。)

一九六八年作合約研究時，我指出在高斯定義下的私產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權、收入享受權與自由轉讓權。所有權（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當年英國的私人土地是沒有私人所有權的。這一點，我曾經讀過兩巨冊英國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討過。肯定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見到北京要維護土地國有的社會主義形象，一九八五年我建議把兩權分離：所有權為國有，使用權為私有。於今回顧，那是鄧小平後來提出的兩權分離的中國式社會主義。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黨校院長，他記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鋼鐵廠講話，提出兩權分離，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著上頭通告不要相信我說的。

跑到首鋼的宿舍住了幾天，是為了研究工業承包。說有興趣調查，香港新華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資料，有問必答，而使我難以下台的是查濟民生先寄給港大一張支票，作為研究經費。其實當時港大的經費不緊張，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臨陣退縮。結果是寫了結集為《再論中國》的文章，但工業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獨立成書。

是非常頭痛的調查。我要求的工業承包合約，只幾天就送到，無從入手是因為內容頻頻轉換，只幾個月就面目全非。當時的中國是轉變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溫州，走馬看花，花多眼亂。變得太快當然難以捉摸，但一九八七年初我肯定工業承包的困難所在，有五點。一、工業機構內的資產一般共享，不能像農地那樣界定劃分。二、廠房與設備、機械等會貶值，或受到破壞，既為國營，政府不能不管，而投資額是多是少，由誰負責，吵個不休。三、工業的生產程序遠比農業複雜，需要的層層承包（即判上判），政府干預起來很頭痛。四、工業變化大，虧損可以如家常便飯，無「干」可包也。五、工業以生意頭腦為重，當時法定的最高月薪是人民幣二百五十，天才怎會服氣呢？

考慮到上述種種，我建議北京快刀斬亂麻。是簡單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評估一家工廠的資產淨值，收低息為「干」。二、按資產淨值發行股票，免費分配給廠內員工，不妨倣傚美國棒球世界錦標賽分紅時球員互相投票來決定誰分多誰分少。三、讓股票在市場自由轉讓。

猶豫不決，北京沒有這樣做。幾位北京朋友讓我數番拍案解釋，但我相信他們對國企還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誠懇的。結果是沒有壟斷權益的國企，一般的收場是輸清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為要照顧國家職工，好些國企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其後，私營企業急升，國企虧蝕嚴重，朱鎔基迫著要關水喉，顯示著輸光還不止也。再其後，國企容許買家解雇職工，由地區政府負責，地產值錢，國企可以沽出。

一九八一年我白紙黑字地寫下，中國改革最困難的地方，會是那些容易維護壟斷權益的國企。不幸言中。今天還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說國企可取，要維護，不知是哪種學問了。

是重要的一課。國企輸光是社會的代價，但為了改革制度，輸光也可取！當時看這代價龐大，但今天回顧，微不足道。

（「中國未來」系列之三）

《中國未來》系列之二：《先說來龍才論去脈》
《中國未來》系列之四：《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參議員弄巧反拙

美國參議員C. Schumer與L. Graham最近訪神州，為人民幣升值施壓不遺餘力。此二君於二○○三年九月提出「匯率報復案」，說如果人民幣兌美元不大幅升值美國要對中國貨加上懲罰性的進口稅。施壓頻頻，應該是去年七月人民幣脫離與美元掛鉤的主要原因。今天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三強，議員先生說遠為不足，起碼要再升百分之二十多云云。

二君又說有成功先例。八十年代他們以此法逼使日圓升值，成功，卻沒有指出日本因為日圓大幅升值而經濟一蹶不振了二十個年頭。今天的國際形勢與二十年前很不相同，幾天前我驀然驚覺：人民幣與美元脫鉤對後者不利。

去年底，格林斯潘快要退休，我對朋友說自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持續了十多年的美元穩定強勢可能不保。不小看新聯儲主席伯南克——認識伯氏的朋友都給他高評價——而是貨幣信心要日積月累。格老在國會的應對好得我從來沒有見過。是一種特別的天賦，伯老兄有沒有這種能耐要有一段長時日才知道。

對美元不看好已有一些的日子了。起於伊拉克之戰，布殊總統大勇，不加稅。雖然老友佛利民支持不加稅（佛老今天認為進攻伊拉克是大錯，但不認為財政有大問題），但六十年代越戰的經驗，是不速戰速決早晚會帶來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因而弱化美元。想當年，越戰加上後來的石油危機，美國的通脹達雙位數字，而到了七十年代後期，美國三十年債券的孳息率高達十九厘——經濟不景長達十多年。

今天從國際局勢看美元，不令人看好的因素不少。首先是伊拉克問題的終止遙遙無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伊朗的局勢愈來愈不對頭。說美國的經濟實力可以支持得起是一回事，但戰爭不是免費午餐，最忌持久。以國債支付只是推遲時日，而其間要付的利息則要靠美元強勁才能減輕。

形勢不對。歐元看來有意搶佔國際市場（其實人民幣早應打進去，但猶豫不決），今天看，歐元的生意前景不錯。如果多年來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儲備的國家加速減持美元，或市場人士一般減持美元，又或者國家或國際市場減持美國債券，美元出現大弱勢不難想像。以加息支持美元非上策。

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話。如果人民幣能像去年七月之前那樣，與美元掛鉤，那麼不管世界怎樣大變，對美元如何不利，中國的央行是擔保每一美元可以購買當時是八點二六人民幣的中國貨。美元大幅下跌會拖低人民幣嗎？少許可能，但不容易。美元拖不低多少人民幣，其本身就有人民幣的支持，不可能大幅下跌。我說過，中國今天的生產活力彷彿七十年代初期的日本，但不是一個日本，而是十個。這樣看，如果有人民幣鉤住，美元是有著不可能更強的外幣支持。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沒有人民幣鉤住，美元會有大問題。我的意思，是看今天的局勢，美元有人民幣鉤住是很好的保險——不是全保，但妙不可言。是的，如果人民幣繼續鉤住美元，美國的通脹率不可能大升，而美國債券的利率及孳息率也不會升到哪裡去。

美國的貨幣制度不容許美元下一個固定的錨，聯儲局因而不能主動地鉤住歐元或人民幣。但只要中國的貨幣制度不改，央行主動地鉤住美元是可以的。

（按：本文原用The Senator Dilemma為題，想不出好譯法。）

經濟學的悲哀

何洋傳來一篇四十多頁的文章，作者是W. J. Baumol，我認識，不熟，三十年前在一件龐大的反托拉斯案與他共事過一小段日子。大名鼎鼎，不用我介紹了。文章題目有意思：Regulation Misled by Misread Theory。看官須知，美國的反托拉斯（反壟斷）法例反對價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同樣物品以不同價格出售給不同的人）。傳統說價格分歧是壟斷的行為，不可取，於是觸犯了反托拉斯法例。Baumol指出一個新發現：價格分歧可以在激烈競爭出售下有之。

該文發表於去年九月，文首引用另一位學者於一九九八就指出價格分歧可以在激烈競爭下出現。是什麼新發現了？一九八四年二月十日我在《信報》發表《賣桔者言》（後來以此為結集書名），為的是解釋為什麼在激烈競爭下會有價格分歧，是小玩意。大玩意是為什麼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中會有討價還價的行為（討價還價必有價格分歧出現）。後者我早於一九六三向老師艾智仁提出，答案不易，害得我在街頭巷尾跑了數十年，二○○○才找到比較滿意的答案，三年後發表於《供應的行為》（第九章第四節）。

Baumol的大文，指出把價格分歧說為壟斷現像，有悠久的傳統，名家輩出，起自法國的A. Cournot（一八三八），跟著是J. Dupuit、F. Y. Edgeworth、A. C. Pigou、J. Robinson，當然還要加進一九九一年謝世的G. J. Stigler。這些名字都了不起，說是天才不會有幾個人反對。作研究生時我當然熟讀，應付考試也。三十七年後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不認為前賢之見有多大解釋力，於是懶得管，自己寫自己的。這次翻閱Baumol，再見這些大師名字，感慨千萬。

傳統的價格理論，對我影響很大的，解釋價格行為有很多問題。困難有三方面。其一是經濟學者對真實世界的現象沒有興趣。他們要不是拿著一些統計數字來推敲，就是坐在辦公室內推理。真實世界究竟如何他們一般懶得管，而如果有人指出理論與事實不符，他們就把「假設」變動一下，或把理論略為修改。老友Stigler當年投訴經濟學者喜歡逃避現實，於今回顧，某程度他自己也逃避。Baumol指出的在競爭下可以有價格分歧，香港的小孩子也知道。我的女兒五歲回港看祖母時，在街上學人家討價還價。

其二是傳統價格理論的一個中心話題——公司理論（theory of the firm）——到今天還不知所謂。成本曲線只是幾何習作，說得通的內容乏善足陳（見拙作《供應的行為》第三章，推翻傳統），而更頭痛是公司理論竟然不知公司為何物。公司何物的初步答案一九三七由高斯提出，一九八三由我劃上句號（見拙作《制度的選擇》第五章，「句號」是戴維德首先說的）。然而，雖然在高斯影響下的「公司」文章無數，今天的公司理論還是一八九○的馬歇爾，加上些不可能驗證的博弈理論。

其三是傳統的市場理論，落筆打三更，一開始就作了一個不言自明但其實是難以自圓其說的假設：交易費用是零。一九八二年我指出其謬（阿羅與高斯皆同意）。今天我可以說得清楚一點：所有制度都是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起，市場是一種制度，沒有交易費用不會有市場！

上述三項都是簡單而嚴重的錯；這些簡單而嚴重的錯看來會繼續下去，能不感慨乎？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經濟學沒有解釋力。無可置疑，這門學問的解釋力了不起，但從事者要對真實世界知得多，要懂得淘汰用不著的理論，把用得著的發揮得淋漓盡致。

先說來龍才論去脈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中國的經濟改革起自何時很難說。七九年我到廣州一行，親朋戚友天天在搞關係，走後門，言論開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經濟改革的跡象。很窮，飯店沒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個城市沒有一間新建築。一九八一年我動筆為英國一家學社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開放改革的氣氛變得濃厚。我喜歡武斷地以一九八○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的開始。

於今回顧，中國的改革有相當明確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八○至鄧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鄧老之外，這階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處理經濟的趙紫陽與知識分子很喜歡的胡耀邦。第二階段是鄧老南下跟著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鎔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澤民、朱鎔基與李鵬。第一階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階段十一年，長度差不多。分階段是因為性質很不相同，面對的困難有別。沙石不論，大致上遇到的困難是解決了。考慮到困難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階段，起於朱老退休及胡、溫接掌。這階段起筆形勢大好：人民幣的強勢使我於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斷美國將會施壓，要人民幣升值；幾年通縮過去，樓價止跌回升；民工荒開始出現，農民生活的改進明顯地高於統計數字；外資引進繼續急升，外匯儲備如黃河之水天上來；進入了世貿，廠家磨拳擦掌。是的，進入這第三階段，「中國奇跡」是國際話題，而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這樣的經濟發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時開始受到認同的。

今天說中國的未來，要推斷分析的當然是第三階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變量太多，加上國際政治複雜，要看得準是過於苛求了。我只能在幾方面作大略的假設與猜測。可以這樣說吧：推測第一階段的發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寫下的推得准；第二階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鎔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間把高通脹化解為零。代價不小，但鬼斧神工。

從歷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間，而身在其中寫未來，是活在歷史中寫歷史，不能跳出去再回頭看。這樣，看未來而希望有一兩分準繩，我們要回顧以往的第一與第二階段，要先理解來龍之勢，才敢猜測去脈何方。

從第一階段說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國是從無到有。我曾經說，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從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微不足道。這樣看，中國改革之初的增長率急升不困難。一九八五年初我認為，北京公佈的增長率是低估了。那時我調查了幾個廣東工業區，收入增長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廣東，不代表整個中國。

珠三角當時發展得遠比長三角快，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共產時代北京不重視南方，珠三角不多見有規模的壟斷國企。這樣，外資投入競爭，申請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樣過數十重關。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當年殺進去，第一批焦頭爛額，如果不是關係多多，血本無歸是慣例。但當我在八五年比較深入調查時，港商已爭取到僱用合同工，關係不多但運氣好的，開始賺錢。港商從那時起大量湧進。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發展起來的。工業上，這發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國內地區政府還沒有工業園的概念，百鳥歸巢，廠房亂七八糟，很有點亂來，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業景觀遠不及長三角。但長三角的私營或外資工業發展，起於鄧小平先生南下之後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階段才出現的。有珠三角的前車可鑒，長三角策劃得好，蘇州工業城的馬路、街燈、綠化、設計等規模，美國也不容易見到。這方面有很多要說的，到第二階段才說。

第一階段起筆是從無到有的開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容易可觀，只略為放寬一下就有瞄頭。困難是改革產權制度——當時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艱巨的改革工程。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共產政制，其實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等級界定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權利，於是論黨齡，在行政、衛技等不同分類每項有幾個到十多個級別，工作由政府分派，職工是指國家職工，物品與住所皆用分配製，小量的市場交易皆有價管，排隊輪不到要走後門，自由市場不存在。

上述情況的大概眾所周知，四海之內破口大罵者無數。但我是個客觀學者，知道理想的社會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罵。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幾個月後恍然而悟，知道共產政制是怎樣的一回事。廢除了私有財產——廢除了以資產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租值消散會發生，人口理應下降。然而，雖然人民公社與文革害死無數人，中國的人口是上升了。這顯示著共產政制一定用上減少租值消散的辦法，而以等級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確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罵的運作或安排，都起於這等級界定權利，大家看不慣。這又回復到八一年我寫下對中國的分析，但加了補充：在沒有資產界定權利的情況下，以等級界定權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種局限下減少租值消散的法門。問題是在無可避免的競爭過程中，要增加國民收入，是需要減低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而這些費用是等級界定比資產界定權利高很多。無可置疑，昔日的共產政制民不聊生，是因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費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為此我頻頻大聲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議，改革談何容易？改革的權力在上頭，而等級權利也以上頭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會更改這權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對不難理解。我當時看到兩個可乘之機。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經濟如果增長得夠快，等級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權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償失，享受不會限於家中有一部特權空調機。其二是我開門見山地建議，乾脆地以金錢把上頭的等級特權買下來。這建議當時在北京有不小迴響，反對的聲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樣做才不難看。

今天回顧，當年在南中國搞起的發展勢不可擋，胡應湘拍檯拍凳在廣州建成中國大酒店（今天看是個里程碑），國家職工轉為合同工，不少幹部拿著一些關係本錢跑到工商業去。這些發展的示範，協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間接的，好些等級特權是用金錢買下來。經過朱鎔基的反貪污處理，成交價相宜。但當我在九二年見某些高干子弟取之無盡，大叫夠了，夠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過眼的就破口大罵。我們要以大局為重。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歷史大事，有很大的機會改變了整個二十一世紀。當年見到倫理上不對頭的我必問：是換取些什麼呀？換得過嗎？

下期再談。

（「中國未來」系列，之二）


《中國未來》系列之一：《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中國未來》系列之三：《從大包干到輸清光》

從包辦定律看今後國際貿易

區區在下的思維有點奇異，行內朋友這樣說。他們搞的學問我少管，但大家夢寐以求的有趣定律，對我來說容易。朋友喜歡向深處鑽，我倒過來，喜歡向淺中求。

幾年前在某五星酒店的咖啡廳見到十多位歡場女子，姿色不弱而又奇怪地平均，只幾秒就想出「類聚定律」。價格不便掛在胸前，顧客訊息不足，只知約價，如果姿色不類聚，不好看的賣不出去，美若天仙要虧蝕。讀到香港報章說政府考慮不准淡水蟹用濕而重的鹹水草捆綁，認為是欺騙。我立刻提出「欺騙定律」，說所有出售者都騙與所有都不騙，效果完全一樣，顧客不會真的受騙。在上海博物館看《清明上河圖》，見到排隊的人龍不動，於是發表「上河定律」，說爭取觀看的（排隊）成本愈高，輪到觀看時看得愈久。

較有深度還是「配額定律」，想了不少時日，破案靠靈機一觸。這定律說，配額減低了優質產品的相對價格，因而出口選優不選劣，而配額所值增加了成本空間。香港昔日容許成衣配額轉讓，配額價起，加大了提升質量的成本空間，質量於是大升，成衣產出不僅跑到世界首位，而且把堅持成衣配額的先進之邦的優質成衣殺下馬來。

幾天前的晚上寫印度第二篇，寫到過半恐怕字數不足，無端端地想出一個「包辦定律」，是從李嘉圖一八一七年創立的比較優勢定律（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變化出來的。李前輩的定律說，一個國家製造所有產品比另一個國家有絕對優勢，不等於所有產品的成本都比較低。只要這兩個國家在不同的產品上有不同的生產代價比率，一定各有各的產出成本比較低的產品。是香港中學生選修經濟必讀的課題，兩句不夠清楚，問老師好了。

我提出的包辦定律，是把李嘉圖的不同產品轉為類同產品但不同質量水平那方面看，比較優勢定律依然適用。同學會問：有什麼分別呢？教授何必小題大做？教授答曰：有兩個玄機，要表演一下。

第一個玄機是專注於一個質量水平產出一種物品，成本會大幅下降，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之外的成本下降。這是因為在同一質量水平搞得成行成市，整區互相外判會減低廠房與機械的空置率，減低類同工人的失業率，而零件、材料、維修等，都會因為質量水平相近而大家方便起來。類同產品不需要是一樣的，但要質量相近才可以賺得這成本大幅下降的甜頭。

在義烏的酒店房間我見到一本兩吋厚的介紹溫州產出的打火機的廣告冊子，滿是彩色圖片，每頁幾個不同款式，質量差不多。無可置疑，質量相近的不同款式打火機，不是珍貴名牌，溫州包辦全世界。這是因為質量水平集中而導致的產出成本大幅下降，沒有空間給其它國家打進去。不應該是今天才有的現象，但中國人口那麼多，工業搞起來這現象就來得明顯了。數之不盡的類同而質量相近的產品，今天中國包辦或趨於包辦。

第二個玄機，是人口多如中國包辦這個那個，人口同樣多的印度又開始包辦這樣那樣，李嘉圖的每國必有成本優勢的定律沒有錯，但其它國家會迫著包辦不同產品或同產品而質量水平不同的。這是說，人多勢眾的包辦起來，其它不管人少勢強還是人少勢弱，各有各的包辦好去處。絕對不壞，因為產出成本大幅下降了，大家包辦而交易互利，此利一定上升。

上述是指製造品，其它如何讀者可以按理推斷。要說的是這幾年保護主義抬頭，反映著人類智能不足，或者壓力團體天生短視，又或者政客混水摸魚。世界大變，是走位的時間了。讓市場帶位吧。

《大哉斯道》前言

七十歲了，回顧平生，有三項玩意引以為傲。一是經濟學，二是攝影，三是中語隨意文章。還有第四項——書法——今天還沒有到位，再下半年苦功可以，要找時間。

七歲時讀到一篇文章，說一個老人坐在墳場獨自遐思，回顧平生，發覺自己一事無成，日暮黃昏，快要埋在地下，恨不得自己年輕時有所振作，做出一點什麼，但時日不再，不禁悲從中來。這故事對我有深遠的影響：為恐老來不能給自己作個交代，我嘗試又嘗試，不斷地為自己有興趣的玩意爭取，今天，對自己有了交代，沒有什麼值得遺憾的。

當年意想不到可以有幾項玩意達到滿足自己的層面。攝影起於一九五五，十年後知道自己可以獨當一面——再三十八年一口氣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學經濟始於一九六○，七年後寫成《佃農理論》，還沒有發表就知道可以傳世——後來六十七歲寫好三卷本《經濟解釋》，達大成。以中文下筆八三年底開始，幾個月後結集《賣桔者言》——其後再寫二百萬字，練得流水行雲。

上帝對我是仁慈的。大哉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