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來龍才論去脈

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中國的經濟改革起自何時很難說。七九年我到廣州一行，親朋戚友天天在搞關係，走後門，言論開放了不少，但看不到經濟改革的跡象。很窮，飯店沒有米，晚上街道漆黑一片，整個城市沒有一間新建築。一九八一年我動筆為英國一家學社寫《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時，開放改革的氣氛變得濃厚。我喜歡武斷地以一九八○為鄧小平的偉大改革的開始。

於今回顧，中國的改革有相當明確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九八○至鄧小平南下的一九九二的春天，鄧老之外，這階段的主要改革人物有處理經濟的趙紫陽與知識分子很喜歡的胡耀邦。第二階段是鄧老南下跟著引退的一九九二，至朱鎔基退休的二○○三，主要改革人物是江澤民、朱鎔基與李鵬。第一階段走了十二年，第二階段十一年，長度差不多。分階段是因為性質很不相同，面對的困難有別。沙石不論，大致上遇到的困難是解決了。考慮到困難程度，改革做得好，非常好。

今天是第三階段，起於朱老退休及胡、溫接掌。這階段起筆形勢大好：人民幣的強勢使我於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推斷美國將會施壓，要人民幣升值；幾年通縮過去，樓價止跌回升；民工荒開始出現，農民生活的改進明顯地高於統計數字；外資引進繼續急升，外匯儲備如黃河之水天上來；進入了世貿，廠家磨拳擦掌。是的，進入這第三階段，「中國奇跡」是國際話題，而人類歷史沒有見過這樣的經濟發展——我早就提出——是那時開始受到認同的。

今天說中國的未來，要推斷分析的當然是第三階段，但前文指出，向前看，局限變量太多，加上國際政治複雜，要看得準是過於苛求了。我只能在幾方面作大略的假設與猜測。可以這樣說吧：推測第一階段的發展最容易，一九八一年我寫下的推得准；第二階段不易：一九九三年我想不到朱鎔基可以在短短的三年間把高通脹化解為零。代價不小，但鬼斧神工。

從歷史的角度看，二十六年是一瞬間，而身在其中寫未來，是活在歷史中寫歷史，不能跳出去再回頭看。這樣，看未來而希望有一兩分準繩，我們要回顧以往的第一與第二階段，要先理解來龍之勢，才敢猜測去脈何方。

從第一階段說起吧。一九八○年起中國是從無到有。我曾經說，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從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微不足道。這樣看，中國改革之初的增長率急升不困難。一九八五年初我認為，北京公佈的增長率是低估了。那時我調查了幾個廣東工業區，收入增長年率近百分之五十。但那是廣東，不代表整個中國。

珠三角當時發展得遠比長三角快，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共產時代北京不重視南方，珠三角不多見有規模的壟斷國企。這樣，外資投入競爭，申請牌照不需要像上海那樣過數十重關。其二是香港的存在。港商當年殺進去，第一批焦頭爛額，如果不是關係多多，血本無歸是慣例。但當我在八五年比較深入調查時，港商已爭取到僱用合同工，關係不多但運氣好的，開始賺錢。港商從那時起大量湧進。

珠三角主要是由港商發展起來的。工業上，這發展一般是中、小港商，國內地區政府還沒有工業園的概念，百鳥歸巢，廠房亂七八糟，很有點亂來，以致今天珠三角的工業景觀遠不及長三角。但長三角的私營或外資工業發展，起於鄧小平先生南下之後的一九九三年，是第二階段才出現的。有珠三角的前車可鑒，長三角策劃得好，蘇州工業城的馬路、街燈、綠化、設計等規模，美國也不容易見到。這方面有很多要說的，到第二階段才說。

第一階段起筆是從無到有的開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容易可觀，只略為放寬一下就有瞄頭。困難是改革產權制度——當時任何其它皆次要。那是非常艱巨的改革工程。毛澤東時代的所謂共產政制，其實是以人與人之間的等級界定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的權利，於是論黨齡，在行政、衛技等不同分類每項有幾個到十多個級別，工作由政府分派，職工是指國家職工，物品與住所皆用分配製，小量的市場交易皆有價管，排隊輪不到要走後門，自由市場不存在。

上述情況的大概眾所周知，四海之內破口大罵者無數。但我是個客觀學者，知道理想的社會不存在，而任何制度都可以破口大罵。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近看神州，幾個月後恍然而悟，知道共產政制是怎樣的一回事。廢除了私有財產——廢除了以資產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租值消散會發生，人口理應下降。然而，雖然人民公社與文革害死無數人，中國的人口是上升了。這顯示著共產政制一定用上減少租值消散的辦法，而以等級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確有此能。差不多所有大家痛罵的運作或安排，都起於這等級界定權利，大家看不慣。這又回復到八一年我寫下對中國的分析，但加了補充：在沒有資產界定權利的情況下，以等級界定權利是需要的，可取，是在另一種局限下減少租值消散的法門。問題是在無可避免的競爭過程中，要增加國民收入，是需要減低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而這些費用是等級界定比資產界定權利高很多。無可置疑，昔日的共產政制民不聊生，是因為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制度費用太高了。

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為此我頻頻大聲疾呼，但知道就算北京接受我的建議，改革談何容易？改革的權力在上頭，而等級權利也以上頭為重，改革某程度一定會更改這權利排列，革命元老反對不難理解。我當時看到兩個可乘之機。其一是改革由下面搞起，經濟如果增長得夠快，等級較高的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權利排列下降了，得可償失，享受不會限於家中有一部特權空調機。其二是我開門見山地建議，乾脆地以金錢把上頭的等級特權買下來。這建議當時在北京有不小迴響，反對的聲浪奇怪地少，只是不知道怎樣做才不難看。

今天回顧，當年在南中國搞起的發展勢不可擋，胡應湘拍檯拍凳在廣州建成中國大酒店（今天看是個里程碑），國家職工轉為合同工，不少幹部拿著一些關係本錢跑到工商業去。這些發展的示範，協助了上述的「其一」。「其二」呢？或明或暗地，間接的，好些等級特權是用金錢買下來。經過朱鎔基的反貪污處理，成交價相宜。但當我在九二年見某些高干子弟取之無盡，大叫夠了，夠了。

朋友，不要凡事看不過眼的就破口大罵。我們要以大局為重。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我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歷史大事，有很大的機會改變了整個二十一世紀。當年見到倫理上不對頭的我必問：是換取些什麼呀？換得過嗎？

下期再談。

（「中國未來」系列，之二）


《中國未來》系列之一：《如何再看中國二十年？》
《中國未來》系列之三：《從大包干到輸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