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總理的故事

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對我有沉重的打擊。我反對武力鎮壓，同情民運青年，但不同意他們的好些觀點，認為他們還要多讀書。另一方面，我對鄧小平的高評價，從跟進中國改革的第一天起沒有改變過。

於今回顧，天安門事件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可作正面看。有三方面。其一是該事件逼使經濟加速放寬，尤其是小平一九九二的春天南下之後，價格管制大致上煙消雲散，而長江三角洲的急速發展是九二年底開始的。其二是我擔心的走上印度之路，天安門之後有轉機。我曾經說過，避去印度之路中國要來一次大震撼，想不到要用上青年的血。其三，可能為了避免事件重演，北京大手把權力下放，促成了今天地區之間的激烈產出競爭。

天安門事發，我給八十八歲的母親換了一部新電視。她看著，哭了，在街上跌倒，重傷。從那時到她謝世的三年多，顧著母親我減少了跟蹤中國的發展。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題為《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那是進入了中國改革的第二個階段了。

寫《權力》一文，起於北京公佈通脹加劇，《南華早報》電話訪問，我說外地專家的解釋不知道發生著什麼事，提出自己的觀點，簡略的。只幾句，外國的傳媒紛紛找我，懶得逐個回應，就寫了該文——雖然以中文下筆，發表後傳統的通脹解釋不再見於中國的話題上。

傳統的通脹解釋是貨幣增長率過高，我說這方面中國是專家，經驗老到，不用你教。我指出中國的困難：銀行是出糧機構，借貸由高干權力話事，北京要約束貨幣增長，一方面要改革銀行制度，另一方面要手起刀落，斬掉權力借貸的需求。這是說，要求央行（人民銀行）約束貨幣增長沒有用，因為權力所在，他們沒有辦法。

九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我到海南島參加研討會議，剛好是人民幣最不值錢的那一天：灰市一百五十兌一百港元。同時聽到，朱鎔基將於七月一日接管央行。一個月後朱老提出的改革銀行的言論，與我在《權力》一文提出的大致相同，但跟著又彷彿改變了主意，我搞不清楚。

同年九月我帶佛利民到北京會見江總書記，遇到兩位搞經改的老朋友，他們對朱鎔基有保留，認為他主張計劃經濟。這方面我的看法往往給外人誤解：從交易費用的角度分析制度多年，我不反對計劃經濟，而是反對計劃經濟伸展到市場成本較低的事項去。高斯與我的看法一樣，佛利民也差不多，只是政府頻頻「過界」，批評得多就使人以為是反對計劃經濟。當年聽朱老的言論，認為他過界，批評過他，但後來看他做出來的，卻認為過界的地方奇怪地少。

不認識朱老。大約一九九一年他訪港時朋友安排了會面，但後來因他事忙取消。這裡多說幾句朱老是為了一件事：我認為將來的經濟歷史會重視這個人。這是因為在他掌管央行與經濟的十年間，在中國形成的貨幣制度與地區制度史無前例，撇開沙石是我探討過最可取的。不一定是朱老的發明，也不一定出自他的策劃，只是這兩個重要的制度，出現在他掌管的時期。我認為中國今後的命運如何，能否保持與改進這兩個制度是重點。今天看，貨幣制度是改壞了，還未定案。地區制度最近有大修的建議，還沒有機會跟進。

記得是一九九四年，朱鎔基推出「宏觀調控」。這一詞今天國內的發展商聞聲喪膽，當年來勢洶洶。幹部不准打哥爾夫球，晚宴點菜限碟數——害得景德鎮忙於造大碟。正要為文大罵，卻意識到這些約束是杜絕權力借貸的伸延。用不用「調控」得那樣全面可以商榷，但直接約束借貸對壓制通脹有奇效是毋庸置疑的。只三年，中國的通脹率從百分之二十以上下降至零，跟著通縮。兩年前，北京認為經濟「過熱」，推出遠沒有那樣嚴厲但類同的宏觀調控。不對，因為權力借貸再不是重點，壓制「過熱」的方法是加息。

朱老的宏觀調控，帶來三個我事前意想不到的效果。其一是人民幣鉤住美元為錨，供應量起初按外資引進發行，跟著發展成為我曾經多次分析的了不起的中國貨幣制度。

其二是一九九七的亞洲金融風暴，我的闡釋是起於中國的宏觀調控。該年中國的通脹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亞洲小國當時一般或寬或緊地鉤著美元，而他們的國際產出競爭者主要是中國，物價跟著中國走。人民幣一下子沒有通脹，灰市幣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這些小國的幣值就變得遠為偏高了。

舉個例。中國是鐵達尼大郵船，鉤著美國那艘航空母艦，鉤得緊。航行中鐵達尼突然停下來，鉤著母艦的小艇紛紛脫鉤，不知飄到哪裡去。就是那麼簡單的故事，當時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解釋令人尷尬，我恐怕加重混亂，不便寫出來。

其三更有趣。朱鎔基迅速地把高通脹改為通縮，事前不容易相信，在國內投資房地產的沒有一個不損手。港資（及外資）到國內下注的損失甚巨。湧進國內投資房地產是賭朱老不能約束通脹，願賭服輸，無話可說。此輸也，是把財富大量轉移到國內去，讓國內的人有點本錢搞起自己的。

說有趣，不是指香港及外人輸錢，而是那些守得住而又繼續守下去的，這幾年都賺回來，不少有盈餘也。這樣看，當年在國內房地產輸得叫救命的港資及外資，只要守得住，其實是有息貸款給國內的人。當然，說有趣要假設沒有心臟病發。

我曾經說過，考慮到同期中國的產品與服務質量大幅上升，而這升幅大部分沒有算進國民收入增長之內，中國的實質通縮其實很嚴重。統計說國民收入增長率保八，顯示著西方的宏觀經濟理論有問題。這實質通縮應該起於一九九七，跟著嚴重，大略估計，開始平定下來是二○○○年。就是後者那年起，我多方查詢，中國農民的生活有急升的跡象，而這急升，政府統計數字奇怪地看不出來。不明顯，南中國的民工荒也是該年開始的，三年後變得明顯而嚴重。

這幾年，中國農民愈來愈苦的報道不可能對。今天，個別地區——尤其是山區——農民還是苦，而溫家寶要大事改善農民整體的生活，我們要支持，問題是要怎樣改才對。

（「中國未來」系列之五）


《中國未來》系列之四：《從貪污到通貨膨脹》
《中國未來》系列之六：《第二階段的工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