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的界定（二之一）

整整半個世紀前謝世的父親，中年時無端端地要親自替自己造個塑像。一無所知，他參考書籍，叫人家給自己四面拍照，然後以石膏先塑肖像，繼而銅鑄。不知試驗了多少次，最後的自塑銅像今天存在我姊姊家裡，怎樣也不肯賣給我。該塑像有准雕塑家的水平，稱得上是一件藝術作品。

父親只讀過三年書，小學沒有畢業，但中英文書信寫得師級水平，文采煥然，字跡彷彿書法家。名字是張文來，香港還有工業時的電鍍行業，選他的生日為師傅誕。長得不好看，生性笨拙，外人給父親起的別號是「大懵來」。

是大智若愚吧：父親看中的女人既美麗又聰明。是的，十二年前謝世的母親沒有讀過書，但我沒有遇到過比她更聰明的人。我相信局部遺傳。自己的女兒有祖母半部聰明，有祖父全部文采，但沒有祖父的怎樣也要造一件作品出來的個性，所以沒有走學術或藝術的路。兒子也沒有祖母聰明，雖然智商稍高於我。重要的是，他遺傳了祖父的要見到作品才罷休的個性，學術會有成就。但他選修的基因研究遠比經濟學困難，不能像我那樣分身去搞攝影、散文、書法等玩意了。

我的記憶力來自母親，但喜歡以作品來滿足自己卻是父親遺傳的了。十九歲開始搞攝影，作品是為了滿足比賽的評審員，不能滿足自己。一九六五年，二十九歲，攝影找到了比賽之外的好去處，有點滿足感，但因為博士論文只搞了幾個月。第一次有很大滿足感的作品，是不停地思想八個月而寫成的論文《佃農理論》。其後再多花一年增修，出版的書放在床上一起睡覺好幾天。

要說的是，把《佃農理論》書內的兩章抽了出來，修改一下而在名學報發表兩篇文章，雖然在行內受到重視，自己的滿足感卻沒有增加。分拆出來的文章雖然完整，可以獨立，也可以過一下名學報之癮，但畢竟是大作之內的小作，再沒有新意，滿足感也就談不上。

一九六九年寫的關於合約結構的文章，一篇本來可分拆為三篇發表，對升職有助，但高斯說，分拆文章是蠢事，會減少震撼性。這觀點不僅對，而且重要，雖然數手指文章數目減少，在頂級之下的大學不利於加薪也。

高斯之見，自己愈想愈對。把一件大作分開來發表會減少重要性。大的不是說偉大，更不是說很多或很長，而是說內容豐富，有深度，有較大的啟發性。如果一本書可以分拆為十篇文章，篇篇獨立，篇篇精彩，要選擇分拆還是不拆呢？答案是，如果十篇文章有連貫性，可以合併而成為一本完整的書，不拆為上。史密斯的《國富論》，分拆開來妙文何止數十，但如果他當年這樣做，我們今天可能不記得這個偉大天才，而經濟學就不容易被後人發揚光大了。

任何造詣，一件好作品不容易，十件好的當然遠為困難，而難於登天的是十件好的作品可以連貫起來而成為一個大整體。因此，為求一個大整體，有連貫性的，作者往往要作出一些犧牲：讓整體的某部分比較弱。我拜服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因為其整體甚巨，有連貫性，令人高山仰止。一些後起之秀批評馬歇爾，說過了時，不需要讀，我的回應很簡單：你可以寫一本有那樣大整體的給我看看嗎？

三年多前決定動筆寫後來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我是先有一個大整體的作品界定的，其意識不言自明，要跟史密斯與馬歇爾較量一下。不自量力嗎？可能是，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價格理論分析經濟整體的書，課本不論，馬歇爾之後基本上沒有人寫過，但他的是一八九○年的作品了。當時聽到老師艾智仁也在動筆寫這樣的一本大著，但他八十五歲了，不容易（據說是教科書，不明白為什麼採用這形式）。我盡得艾師的真傳，加上不少其它的，讓我來發揮乃弟子之道也。

對作者本身來說，一件作品完成後，再以其它形式「炮製」一般不會再有滿足感。這是我個人的感受，解釋了為什麼老是提不起勁去翻譯自己的作品，或把發表了的文章以另一種形式再寫。事實上，嚴謹的學術文章發表後，我不會回頭干預，或對外人的評論作出回應。是的，動了心機的作品有它自己的生命，作者可以看到它成長，但干預就侵犯了作品的界定。

不能連貫地混為一體的作品，在界定上是有問題的。困難是有時作者被迫這樣做。好比把自己的專欄文章結集成書，不容易安排得稱意。百鳥歸巢的結集，不容易得到滿足感。我有十六本中語文章結集，只有五本的文章算得上是連貫的，而市場的反應支持這看法。該五本是《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中國的經濟革命》與《憑闌集》。這些結集的文章能夠混為一體，因為動筆之前作者有了整本結集的大概內容的打算，也即是說動筆前有了一個結集文章的主題。這是先把結集界定為一件作品才動筆。然而，專欄文章寫得多，不能預先策劃，隨意下筆，免不了東拉西扯，每篇怎樣可取也不容易砌成一本有大整體的結集。

我可以想像林山木的困難。他有——起碼有——八十多本文章結集，可能破了世界紀錄。開始把數以千計的文章整理結集時，山木還可以容易地分門別類，使每集的文章有連貫性，但到了某一點他會遇到廣東人說的「倒瀉籮蟹」的困難。山木可以告慰的，是將來的人看他那（將會）超過百本的文章結集，會覺得連貫性甚強，因為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寫得出那個風格的文章。但這不是以題材界定作品，而是以林山木界定作品。只有大名家才有這種福氣。

輪到目前編排自己的英語文章結集，從整體的連貫性看，很好很好，因為容易界定。那是收集我所有的英語文章，而我的經濟思維來來去去都是那個樣子的。

要冷靜地考慮普選

今年二月十六至十八日，我以《還不是修憲的時候》為題，在《信報》發表了萬多字。是自己比較滿意的文章，有數十個網站轉載，讀者反應好，而令我更高興的是有兩家大學採用該文為教材。因為其中對民主普選有頗為詳盡的闡釋，這次人大否決二○○七與二○○八年普選，不少讀者要求我在香港普選的話題上分析一下。《修憲》一文與二十年來寫過的關於民主的文章（《賣桔者言》內有三篇，英語的有兩篇），讀者可以參考，這裡補充一些關於香港普選的看法。

（一）普選對社會有其好處，也有其弊端——研究民主的學者都同意。今天香港的普選言論，太激動，不容易客觀地看問題。不管誰對誰錯，我們看不到支持或反對普選的分析。反對或支持特首，或愛國不愛國，都不是支持或反對普選的理由。天下間沒有普選可以擔保特首賢能——或專政一定沒有精英從事——的規律。

（二）英國管治香港一百五十五年，基本上是專政制，不能否認有過精英掌政的自由日子。縱觀今天神州大地的發展，回歸是正著。依照我理解的基本法，香港的政制是要修改的。然而，香港的管治與權利架構，今天的與昨天的在實質上沒有多大分別。這是問題：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專政權利架構，一下子放進普選，朋友，你敢賭這一手嗎？回歸七年，我們看不到有為民主普選而舖路的修改權利架構的工作。這是失職，從特首到所有議員都要負責。

（三）說過多次，民主投票的一個缺點，是可以通過投票而剝奪他人的權利。票不可以亂投。原則上，什麼可以投票取捨，什麼不能，是憲法的界定，雖然這界定不容易劃分得清楚。別的不說，單是本月二十四日的《明報》，標題可見「民主黨提月租五千元單位不鬆綁」、「教協反對津校自定薪金」等，都有剝奪他人產權的含意。你要剝奪或要保護，悉隨君便，但如果要搞普選，經濟理論說這些權利誰屬要界定清楚。回歸前香港有個小憲法，是為專政而不是為民主投票而設的。今天的《基本法》也不是為普選而界定個人權利的法律。

自八十年代後期起至今天，香港的福利經濟是上升得太多太快了。這是個人之見。你認為還不夠，也悉隨君便，但問題是，如果市民的權利沒有比今天遠為明確的界定，普選會再把福利搞上去，你要減低不可能。

（四）民主普選有成功的例子，但一塌糊塗的多得很。一個頭痛的問題，是普選會大幅地增加社會的政治費用。如果市民的權利界定得夠清楚，除了政治費用我們是不容易反對普選的（阿羅的難能定律姑且不說）。問題是，普選只是一種方法，不是目的，而我個人不相信不可以找到有普選的效果而政治費用遠為低下的選舉方法。（不要誤會，我從來不贊同此前的選舉委員會！）

大家都同意要選用賢能，知道維護社會整體利益要從維護個人利益做起。我們都知道以普選定民主不是民主的真正定義，只是找不到不是洋洋數萬言的闡釋。海耶克等人的幾寸厚的書不少，可惜愈讀愈糊塗。普選的龐大政治費用，起於投票的人一般是為私利而投，促成了政治團體紛紛崛起，跟著的大吵大鬧不便細說了。

美國的民主經驗，雖然問題還不少，是難得一見的成功例子。但他們向外推銷就有點糊塗了。佛利民曾經對我說：「不少國家把美國的憲法搬字過紙，但一般搞得一團糟。」局限不同，我們要為香港細想政治費用較低的政制。

虛無飄渺之境

任何造詣，如果你有驚世駭俗的天賦，又或者有點天賦加上自己不斷勤修苦練，你有機會達到一個虛無飄渺之境。不容易，但有人達到。這不是說有創意，也不一定可以存世，只是在技藝上來去縱橫，得心應手，要怎樣就怎樣，給外人有出神入化之感。這是英語說的virtuosity是也。

我想到寫這個現象，起於兩個中國青年，只二十多歲，演奏西方的古典音樂，在技藝上竟然達到了虛無飄渺之境。一個是彈鋼琴的郎朗，一個是拉小提琴的李傳韻。極端困難的章節，這兩位青年奏來若無其事，變化隨意，完全不需要聽眾替他們擔心的。這是虛無飄渺。還那樣年輕，將來能否大放異彩，雄視一代，就要看他們的學問修為了。

我自己在四項造詣下過功夫，有苦自知，拿出來說說吧。

先談書法，練了十多年，用筆離虛無之境不僅遠，而且覺得永遠不能達到！我的書法老師周慧珺的用筆之技（不論作品的藝術高下），是我見過的（見過不少，因為有一套五十位書法名家示範的影碟）唯一達到虛無飄渺之境的。她用筆要怎樣就怎樣，予取予攜，不親眼見到不容易相信。七年前她說我用筆學滿了師，但最近我對她說：「用筆要達到你的水平是不可能的了。只希望有一天能把學問寫進書法去，以補用筆的不足。」她點頭同意，顯然覺得我這個苦學生有點自知之明。

寫文章我也下過功夫。二十多年前只以英語下筆，寫得熟練時其水平比今天的中文高一點，但達不到虛無飄渺之境。整個二十世紀，經濟學行內以英語為文而達到那個境界的，只有史德拉（G. J. Stigler）一個。是難得一見的天賦。史氏要嚴謹，要說笑，無不瀟灑自如，文采煥然的。我見過他在一句之內一連用幾個冒號，用得天真自然。有一次，在史氏的辦公室，他突然問：「史提芬，你的英文是怎樣學回來的？」我回應道：「朗誦你的文章。」

中語文章一九八三年才學寫，百多萬字後自覺是及格多一點。但求清晰，不敢賣弄，更勿論什麼虛無飄渺了。今天在香港刊物寫專欄的，有兩位達到虛無飄渺之境。一個是陶傑，一個是董橋。陶傑的困難是文稿寫得太多、太快，很有點參差不齊。我的感受是，如果每三百字多給此公五分鐘，他就出神入化。董橋的困難是文字含蓄，不易讀。是的，讀董橋如聽巴哈，要細心地品嚐。偶爾下心機讀一千字董橋，我奇怪中語文字可以運用到那個層面。這是虛無飄渺。

不論文字，寫分析性文章，在轉接上我倒可以虛無飄渺一下。數十年的功夫，我可以意之所之地把話題轉來轉去，一時離題萬丈，一時閒話家常，飄忽無定，散集不一，但文章還有一個整體。這本領起於四十年前學寫分析文字，老師說，有了足以動筆的思想，就要squeeze，squeeze，squeeze；manipulate，manipulate，manipulate。是的，寫分析文章如搾蔗汁：這角度搾一下，稍轉角度又搾一下，搾來搾去，只要有汁出就不斷地搾下去。練習得久了，隨心所欲，不懂其中奧妙的讀者可能覺得我有虛無飄渺之能。

說到自己專注的經濟學，純理論那方面，二十世紀有三位稱得上是近於化境的：一個是費沙（I. Fisher），一個是森穆遜（P. A. Samuelson），一個是阿羅（K. Arrow），其中費沙居首。佛利民（M. Friedman）的虛無飄渺，則是在事實驗證的推斷（inference）那方面，快得離奇。至於基礎概念的掌握，高斯（R. H. Coase）與艾智仁（A. A. Alchian）很有點虛無飄渺之能。

上述的經濟學者是個人曾經被嚇倒的選擇，全面的高人看來只有費沙一個。讀一位經濟學者的論著如跟對手下象棋，對方走的著法令你意想不到，有深度，是對是錯你會覺得不容易應對，不由得感到對方是天馬行空。差不多三十年前我親眼見到阿羅以數學證明我提出的觀點，其考慮多方面的速度與精確真的是虛無飄渺，使我覺得其它搞數學經濟的大都不自量力。

專於走解釋市場現象的路，在經濟學上我也有一技之長。那是需求定律的運用，自覺可以予取予攜，要怎樣就怎樣。這可見在一門大學問中要搞得虛無飄渺，造化不足，就要找一兩招練到絕境。問題是要找到重要的才苦練，否則苦練無關重要的招數，轉眼就辜負了數十年。當年得到艾智仁與赫舒拉發（J. Hirshleifer）的啟發，一九六二年起我就專注於需求定律的變化。今天，任何經濟問題我都從這定律看，虛無飄渺一番。

最後談攝影。如果我真的在某方面有些天賦，是攝影，因為奇怪地容易。一九五五年初學的第一天用了兩卷膠卷，共二十四張，就有兩幀入選香港國際攝影沙龍，且兩幀都被刊登於該年的年鑒上。可惜抽不出時間多搞。一九五五至五七搞了兩年，六五至六七搞了一年多，最近搞了十個月——都很認真。

七歲時在廣西的荒山野嶺對光的變化有了認識，搞攝影，一九六五年起我選走的路也是專注地狹窄：只管光與空間的處理，其它一概不管。什麼風景名勝，雲海奇山，我連看也懶得看。這樣，我對奇異的光很敏感。小小的光，這裡一點，那裡一點，這裡一線，那裡暗下來，我一望而知，至於物體是什麼我是少管的。拍攝出來的作品是否好藝術我也不管，因為我要的只是滿足自己，讓自己的感情有個發洩的好去處。

朋友，你要在一項造詣上達到虛無飄渺之境嗎？如果你的天賦驚世駭俗，不用我教。如果你毫無靈性，上帝也沒有辦法。但如果你有一般的天分，要過一下虛無飄渺之癮，你要掌握三點。第一是找到自己的興趣。第二是把範圍收窄。第三是拚命搞兩年看看效果如何再作打算。達到了虛無飄渺之境，你自己是首先知道的。

經濟學被誤解了

已故的史德拉（G. J. Stigler）數十年前對我說，如果對一個新相識的朋友介紹自己是個物理學家，他會回應：「啊，物理學，我完全不懂。」然後不再說下去。但如果對他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他會回應：「啊，經濟學，我完全不懂，但我認為……」然後偉論滔滔，大談他對經濟的各種看法。史老言下之意，是讓外人知道你是個經濟學家會惹來麻煩。此見非虛也。

我不看計算機，但知道每篇文章都有好些網站轉載，讀者反響多，一些同學久不久告訴我這些反響怎樣說。據雲，香港的讀者偏於討論我的觀點，但國內的則喜歡提出反對意見。反對無所謂，問題是那些不同之見往往顯示著不知經濟學為何物，雞同鴨講，格格不入。這是史德拉所說的現象了。

經濟學的範疇其實很簡單。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永遠是從利益與成本合併的角度入手，加上一些約束行為的定律（例如需求定律）。變化可以很多，可以搞得妙不可言，或複雜無比，而像其它學問一樣，高人與低手的分別可以大的驚人。但範疇還是一樣，脫離了就算不上是經濟學——或起碼不是我知的經濟學——是不能彼此研討的。

我不反對任何人高舉民族大義，或贊成投票，或反對專政，但如果你提出這些而不讓我意識到有利益與成本的變化含意，我就不認為你說的與經濟學有關。四十多年天天在一個範疇內打轉，我對任何言論有沒有經濟理論的內容，判斷得很快。不管這內容而反對分析，我不認為你是反對我，而是反對經濟學。這樣看，絕大部分在網上反對我的分析皆如是：以非經濟分析反對經濟分析。這也是史德拉所說的現象了。

當然，如果我談藝術或文學，是另一回事。這些通常不論分析，與科學更扯不上關係。主觀之見，一般是不能反對的。

我不認為一個人一定要選修過經濟學才可以在經濟問題上發表意見，也不是說一個沒有讀過傳統經濟學的人不可能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當今之世，我沒有聽過一個沒有讀過物理的人成為物理學家，但對我影響很大的戴維德（A. Director），不少人認為是二十世紀的一個重要經濟學者，只有一個哲學學士。一百零四歲還活著的戴老，曾經是芝加哥大學的名教授，在那裡的法律學院教經濟，桃李滿門，而有口皆碑的芝加哥經濟學派，他是個重要元老。

戴維德很少發表文章，但自修讀過很多書，日夕思想，學問高不可攀，教人拜服。我不同意香港的大學制度，一個主要原因是這制度不可以容納戴維德那種人。

我不同意國內的一些網上客的治學態度，但知道國內有不少人——有年輕的也有年長的——走的是戴維德的路。他們自修經濟，讀不少書，喜歡思考。可惜他們讀的主要是中譯，一般譯得不好，而很多重要的論著是沒有中譯的。加上他們不容易找到同好的研討，也沒有高人影響，他們的自修際遇是比不上戴維德的了。然而，有幾位認識的我欣賞，而不少來信提問的國內同學，說明是自修的，提出的問題比香港的大學生的水平高。

到外地求學的不論，我老是希望見到國內能土產一些重要的經濟學者。人口那麼多，天賦不後人，求知意欲高，然而，像我那樣老了的不論，我還沒有見過一位近於半個世紀前的戴維德。中國的教育與學術制度看來有點問題吧。

要開放農產品進口

十八世紀歐洲興起的重農主義（physiocracy），今天在神州還是餘波未了。民以食為天，重農主義主張一個國家的農產品要自供自給，不能依靠外人，反對農產品進口。牽一髮而動全身，所有外貿都受到某程度的反對。保護主義被伸延到工業去，重農主義是前身。



史密斯之後二百多年的經濟學發展，理論邏輯與事實驗證，都強烈地否決了重農主義的思維。有些國家，如日本，歷久地反對農產品進口，不是有理論的支持，而是大地主要維護高地價政策。然而，在言論上，今天還有些國家要保護農業，不盡量放寬農產品進口，說是為恐有什麼風吹草動，又或有什麼政治、戰爭，本土的農業不能自供自給會招來大禍也。



這種恐懼不難明白。戰爭會導致農產品的供應下降，是事實，但除了武器，戰爭是會導致所有產品的供應下降的。歷史說，除了內戰（像太平天國），戰爭導致生產下降，比率上農產品下降最少。另一方面，政治上的禁運，因為供貨商有利可圖，走私的門路多得很，而農產品是絕少被禁運的。



齊家治國，當今之世，一家之內，我們不可以靠在露台種菜，在下底養雞，要女兒、媳婦織布、裁衣，而還可以生存的。我們要靠專業分工合作，然後在市場貿易而生存。二百年前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大錯特錯：今天的人口上升了不知多少倍，但生活水平也上升了不知多少倍。市場貿易被大幅壓制，民不聊生在所必然，昔日共產中國的經驗不堪回首。



一國之內的貿易重要，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同樣重要。後者多加一重政治，不幸，但農產品是絕少受到國際政治的影響的。



我說過，因為中國的人均農地面積太小，採取讓大量農民轉往工業的必須路向，農產品是不可能全部自供自給的。但我的觀察，主要需要進口的是稻糧——其它的急需時本土可以產出，或者不吃也無妨。但稻糧真的是那樣重要嗎？



朋友，想想吧。不管科技與知識的進口（有互聯網，禁運「知識」不易），只談物品進口，看今天中國的形勢，你會把稻糧的重要性排第幾呢？我把它排第三。第一是石油：中國土產的石油遠為不足，如被禁運，中國的工業發展很頭痛。第二是鋼鐵原料：中國土產也不足，如被禁運，工業不振，而高樓大廈也不容易建造了。第三才輪到稻糧：被禁運而市價暴升，吃蕃薯其味無窮也。



在石油、鋼鐵原料與稻糧這三項重要而又需要進口的物品中，稻糧有最多外地競爭供應的國家。石油產出主要是中東，鋼鐵原料澳洲得天獨厚，稻糧的供應者屈指難算。中東糾紛頻頻，政治複雜，長遠而言，石油看來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問題。我的政治智商是零，不敢多說。澳洲的幣值上升，對中國萬分感激，據說那裡有足以供應舉世數百年的鋼鐵原料。稻糧除俄、美、加外，柬埔寨一帶可以一年之內輪植三稻。



縱觀中國的先天局限條件，我們不容易想出比輸出工業產品換取農業產品更合算的生計。今天的中國，一個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人均收入據說是每月二百多元人民幣。這個農民只要花幾個月學得一門手藝，在工業或建築業的收入會上升兩倍以上。

看到畫面的詩

去年六月，我決定重施故技，搞擱置了三十八年的攝影藝術，打算在一年內出版五本攝影集。那大概是三百七十幀作品。福哥聽到，破口大罵，說他幾年才攝得三幾幀可取之作。他是大名家，我不見經傳，怎可以比他快那麼多呢？解釋是，福哥的攝影務求精彩難得，而我只是攝詩，要做個以光表達感情的二十一世紀的李太白，倚馬可待也。

今年三月底，我湊夠了五本攝影集的作品，在現場拍攝的時間加起來只六七十個小時，其中全是梅花的《寂寞開無主》，攝影時間僅五個小時。話雖如此，細想怎樣拍攝的時間很長，斷斷續續地想了數十年，而整理出版的文字與編排，一本就要花個多月時間。

我的策略是這樣的。一、自己從小對光的變化有認識，拍攝時主要是找奇異的光看。二、自己對中西雙方的文化有數十年的修行，也助教過西方藝術歷史，要試把這些學問表達在攝影作品中。三、自己背得出數百首中國的詩詞，這些文字對景物的感情表達有獨到之處，我要把古人的感情通過自己的闡釋在攝影作品中表達出來。上述三點想之成理，而拍攝起來比我事前想像的來得容易，至於可否傳世，或算不算是好藝術，恐怕要等一些時日才能知道了。

在十個月的攝影過程中，我有兩項發現。其一，中國古時的詩人寫的大都是景與情，但拍攝時我腦中想到的多是詞句，少想到詩句，雖然背得出的詩比詞多一點。詞也是詩，只是長短句對景與情的表達比較深刻，拿起照相機腦子中浮現的多是詞句。其二，雖然我最欣賞蘇東坡，對他的詞讀得多，但攝影時腦子中想到的詞句最多是辛棄疾，跟著是李清照，蘇學士反為較少。柳永、秦觀、納蘭容若等大師的詞句也常想到，但大詞家李後主卻奇怪地感受較少。

我為詞句在腦中出現的頻率不同想了好一陣，認為有些作者的文字使我能較為容易地看到畫面，而另一些則比較困難。我曾經說中國的詩人李賀，在文字上給讀者的奇異感受很像美國的愛倫坡，但愛倫坡的文字很容易使讀者看到畫面——這方面勝李賀一籌。但一般而言，寫景寫情，使人容易看到畫面的詩人，我認識的文化中最出色是中國的。

節錄一些詞句示範我要說的吧。先看我認為最易看到畫面的辛棄疾：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青玉案》

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水龍吟》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西江月》

再看我排第二的李清照：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鳳凰台上憶吹簫》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永遇樂》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綿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一翦梅》

稍跌一級看柳永：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雨霖鈴》

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漸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八聲甘州》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望海潮》

又看秦少游：

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斜陽外，寒鴉萬點，流水繞孤村。《滿庭芳》

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踏莎行》

最後看納蘭容若：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渝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
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長相思》

上述的例子足以示範，這些文字很容易使人看到畫面。我的第一個感受，是這些詞句刻劃景物，入木三分，不是表面地寫景。跟著意識到的，是這些詩人能把深厚的感情寫進景物之內。是的，上述的詩人不是以景寫情，而是以情寫景。從表達畫面的角度看，我認為李後主及一些大詞手比較弱，因為讀來有以景寫情的感受。

輪到我憑著中國的詩詞搞攝影，我想，攝影不是文字，以情攝景很困難。但倒轉過來，以景攝情可能是個好去處。古人以感情寫出可以令人一讀而看到畫面的文字，但攝影本身就是畫面，我要嘗試的是從畫面攝到感情那一邊，而這是以畫面攝出詩句或詞句了。方法是本著前人的佳句，把看到的景物倒轉過來而達之，有點抄襲的味道。

我說詩人的畫面表達，蘇東坡比不上辛棄疾與李清照。這看來是因為前者的個性曠達，不拘小節，是少為也，非不能也。

真的下功夫以情寫景，古往今來，最出色的可能還是蘇學士的《永遇樂》：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中國為什麼要捨農轉工？

最近在《南窗集》發表了三期關於中國的農民問題，不打算再寫，但徇眾要求，要補加兩個重要的註腳。這是第一個：解釋如果不捨農轉工，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有大成。有四點。



（一）說過的，中國人口密度高，人均的農地面積太小，如果過半的人口是農民，他們不可能達到小康。中國的農民是要下降至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經濟才有大作為的。今天的農民人口下降了不少，工商業與國民收入增長得快，而農產品之價還是很低。這個近於奇跡的發展，除了農民的工資低廉外，主要是飼養行業發展得好。無論家禽、海河鮮等都採用密集飼養的方法，神州大地隨處可見。集密飼養需要的土地面積大減，救一救，但要大幅提升農民的生活，不減少農民人口無法辦到。



（二）人口眾多的大國要把經濟搞起來，不能不依靠製造業（工業）為主要命脈。細小之區可靠金融、服務、旅遊，甚至單靠開賭而有可觀的人均收入；人少地大之邦可碰運氣，靠天然資源而使舉國吃之不盡。中國的天然資源不見經傳，且人口密度奇高，不以工業為主是搞不起來的。可幸人的腦子是最有價值的資源。這方面中國多得很，只是一般未經雕琢而已。想想吧。先進之邦，食料的費用不到人均收入的百分之十。據說今天中國的人口百分之七十是農民（應該少一點，因為兼職的不易算），怎可以把食料的人均費用減至百分之十呢？美國的農民是人口的百分之七，且有大量農產品出口。



（三）這點重要。回顧歷史，人類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知識的增加。然而，農業的知識增加比工業的慢很多。雖說密集飼養不少是新知識，殺蟲與施肥有點新化學，加上以膠布作簡陋的溫室，但中國的種植的方法基本上還是數千年前的。



相信我吧。腦子的運用是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而這方面工業用起來無盡無窮也。一個小小的腦子，其知識的累積可以多得驚人。新產品與新方法，工業特別多，而這些到今天還沒有誰可以指出一個限度。我建議設法提升中國農民的知識水平，為的是要給他們一些基礎，好叫他們轉到工業去時懂得把腦子多用一下。



（四）這點也重要。以專業而分工合作可以把產出增加數以千萬倍計——這點我在其他文章細說過了。然而，專業分工大量增產，主要在工業出現。農業當然也可以分工合作，但機會不多，與工業的專業增產的幅度相去甚遠。可不是嗎？一個農民種瓜又種菜，鋤地又施肥，既下種又收成。工業呢？一個專於某產品某部分工作的人通常不懂——甚至不知道——工廠之內其他部門的工人做的是什麼。



更重要的是，專業往往也專於思考。一個在工業任職的人通常不是個發明家，但因為產品變化多端，小主意每個人都可以想出來。這些小思想可以積少成多，也可以累積起來而合併使用。其他不論，工業產品的設計就是一門重要而龐大的行業，但我們不容易找到農產品設計師。



下期我會寫第二個註腳，解釋為什麼不讓農產品自由進出口是愚蠢的事。

儲蓄等於投資的均衡理念

一位中六同學寫信來問功課，使我感慨千萬。他問的是四十四年前我不明白的問題。當時成績好的同學們都不明白，教授說來說去我們也不懂。於今回顧，當年的教授也不懂。四十四年過去了，今天來信的同學還是不懂，可能他的老師也不懂吧。若如是，這位同學提出的基礎問題在經濟學胡混了大半個世紀，豈不令人悲從中來？

一九六三年初我才找到自己滿意的答案。那是進入研究院的第二年，老師普納（K. Brunner，是大師，今已故）向在座的十多位研究生提出該初級問題，沒有一個答得出來。普納破口大罵，罵了半個小時，大家才明白起來。

那是本科生一年級學的凱恩斯學派分析，說宏觀經濟的均衡點是意圖的儲蓄量（intended saving）與意圖的投資量（intended investment）相等。但書本又說，實際的儲蓄量（actual saving）與實際投資量（actual investment）永遠相等。為什麼實際的永遠相等，但意圖的只在均衡點相等呢？這是問題。

讓我從經濟學的供與求的類同比喻說起吧。市場成交，購買量（quantity bought）與出售量（quantity sold）永遠相等。這兩個「量」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你賣我買，是同樣的物品，同樣的量，怎可以不相同呢？這是「摩囉上街在摩囉下街之上」的套套邏輯，可能因為太淺而不容易明白，不要想入非非了。重要的是購買量與出售量是可以觀察到的，真有其量，不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

但經濟學的供求分析，供應量（quantity supplied）與需求量（quantity demanded）是空中樓閣，是經濟學者想出來的，真實世界沒有這些量。是意圖之量，價格不同意圖之量不同，但我們無從觀察任何人的意圖是什麼。換言之，如果西方從來沒有經濟學，供應量與需求量不會存在。另一方面，理論不是事實，是為解釋事實而被想像出來的，不一定很有用處。今天用得頭頭是道的理論，到了明天可能被用途較佳的理論淘汰了。

回頭說實際的儲蓄量與投資量，像購買量出售量那樣，是可以觀察到的永遠相等，因為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之物。今天的收入，花不完留存下來的，是儲蓄。今天的收入，留下一些給明天享用，是投資。二者是同物，真有其物，是可以觀察到的。但意圖的儲蓄量與意圖的投資量是另一回事。像供應量與需求量那樣，是經濟學者為了理論的需要而發明的理念，真實世界不存在，是無從觀察的。

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是理論要有一個均衡點。凱恩斯之前的今天所說的微觀經濟，重心的理論均衡點是供應量等於需求量，皆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意圖之量也。凱恩斯學派的宏觀經濟，要找一個重心的理論均衡點，就發明了整個經濟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也是真實世界不存在的。

意圖儲蓄量等於意圖投資量這個均衡理念的構思，有點牽強，而解釋經濟整體的運作，其功效到今天還不明顯。然而，對經濟整體而言，邏輯上說得通。要儲蓄，其它因素不論，利息率愈高，我意圖的儲蓄量愈大。但利息從何而來呢？要賺取利息，社會上總要有人付出代價，或借到錢，去產出而獲取回報。後者乃投資也。利息率愈高，意圖的投資量愈小。見不到的均衡點於是成為見不到的意圖儲蓄量等於見不到的意圖投資量，而見得到的市場利率就是理論上的均衡利率了。

中國的經濟是過熱嗎

中國開放改革二十多年來，我們久不久就聽到「經濟過熱」的描述，有恐懼之意。最近報載溫總理很擔心經濟過熱。不能肯定是指什麼。過熱的英譯是over-heated，經濟學行內很少聽到。聽過expansionary與contractionary，也聽過inflationary與deflationary，但over-heated少見經傳。

一個一無是處的經濟改革得宜，其增長率可以很高。一九七九年我說，如果中國改革產權制度，其經濟增長率可以持續幾年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到了一九八四年，廣東一些地區的幹部對我說，他們的每年增長率近百分之五十，過熱了，很危險。我回應道：「從零上升百分之一百還是零，從微不足道上升百分之五十還是微不足道，何過熱之有？」

經濟或國民收入或工業或農業生產的增長率，愈高愈妙，愈快愈好。溫總理今天擔心的「過熱」，不應該是指經濟增長得快，而是指通貨膨脹。恐懼通脹大有理由，但要坦率地說清楚，因為經濟的實質高速增長是大吉大利，壓而殺之愚不可及，但通脹是另一回事了。高速的增長不一定有通脹，而如果說明擔心的是通脹，經濟學有可靠的處理辦法。治理經濟也要講對症下藥。

統計數字說中國目前的通脹率大約是百分之三。但中國究竟有通脹嗎？很難說。通貨膨脹與物價上升不同。通脹一定有物價上升，但物價上升不一定有通脹。

通脹是指每一段時期有一個物價上升率（rate of inflation，重要是那個rate字，因為含意著per period of time），物價不斷上升，過了一些時日，促成人民大眾有物價會繼續上升的預期，於是未雨綢繆，採取本來不願意採取的投資與預防措施，希望減少自己在通脹受損，或希望從通脹中取利。這些行為增加社會的交易費用，對經濟整體有害。

不算是通脹的物價上升，是一次過或一次又一次地上升，上升後不會促成物價繼續上升的預期，人民不會採取「自衛」行動。你晚上睡去，早上醒來物價上升了一倍，而工資也上升了一倍，不預期再有變動，你無關痛癢，行動如常。如果你醒來物價上升一倍，工資收入不升，你只可大歎倒霉，但因為你不預期物價繼續上升，你只能忍氣吞聲，少吃點飯，減了娛樂，不會作出預防物價再升的行為。

今天中國的百分之三的物價上升，可能有通脹的成分，但大部分看來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手頭上資料不足，但我這樣看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對其他外幣貶值，人民幣跟著貶下去，帶來了格林斯潘所說的其實是物價上升的進口通脹。只要美元不繼續貶值，喘定了，人民幣的物價也會喘定。其二，可能因為美元貶值或繼續貶值的預期，期貨市場的物價於去年十月上升了不少。這也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

佛利民多年研究所得，是每年百分之五以下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利。中國目前除了不是通脹的物價上升，通脹率低於百分之三，不是要壓制經濟增長的時候。至於貨幣量增長得快，可能是實質經濟增長率高之所需。

恐懼經濟「過熱」看來是太早了。有很多其它問題溫總要從速處理，手起刀落。但基於我資料不足的看法，通脹目前還不是問題。

農業革命的效果

這是一連三篇寫中國農民問題的最後一篇，短期內不打算再寫了。資料不足，知道的太簡略，好些有猜測成分，違反了學術應有的嚴謹。只是要求我寫中國農民的同學實在多，而自己曾經作過農業經濟研究，就勉為其難地寫一些。

其它經濟學者怎樣想我不知道。提出任何政策建議，我老是擔心有關當局接受。純學術的研究，錯了就錯了，用不著耿耿於懷。但政策建議，錯了有害於人，何況是關於歷史上生活沒有好過的中國農民。建議搞出大錯，雖然沒有膽量倣傚古人，以一死而謝天下，但膽子再大也不敢到農村去拍攝什麼荷蘭豆了。

三篇的第一篇，我提出三項重要原則：很多農民要捨農從工；農產品要自由進出口；農民要增加知識。網上的反響熱烈，但有些讀者同意第一與第三項，反對第二項——反對讓農產品自由進出口。怎可以自圓其說呢？邏輯說，沒有第二項不可能有第一項，而沒有第一項則不需要有第三項了。

一般來說，讀者關心的是兩個問題。其一是如果農民大量地捨農從工，城市可以應付嗎？失業的人口怎樣處理了？城市會有動亂嗎？答案是自由市場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一般人不易相信，但歷史的經驗，只要市場有足夠的自由運作，處理這些問題從不出錯。如果捨農從工二十年前大量發生於神州，在滿是國營企業、價格管制繁多、房屋供應還不是自由市場引導等情況下，會有不少麻煩。當年人口大量捨農從工，會增加開放市場的壓力，但不能保證動亂不會發生。今天國內的市場（不算外貿）是我見過的最自由的了。

以市場調整人口的大量轉移，歷史有的是成功例子。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再說了。二十年來，深圳的人口上升了二十倍，沒有動亂，失業率低，房屋的供應快得出奇，而市民的人均收入不斷上升。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七十年代初期的香港。那時港府的政策，是大陸的偷渡客如果能偷進城市境內，就有居留權利。成功的偷渡者每月十多萬，盡皆不名一文，也不學無術，但在「難民」暴升的情況下，香港的經濟增長率是開埠以來最高的。一個小城市，香港七十年代在成衣、手錶、玩具這三項重要工業上，出口冠於地球。這種經濟奇跡有嚴謹的理論解釋，不簡單，這裡不說了。

讀者關心的第二個問題，是農民人口大減而工業人口大升，會導致糧食短缺。答案是由市場處理，不會有短缺的問題，只是某些糧食要進口。我們要問，如果糧食完全由市場處理，效果會怎樣呢？如下是我的推斷。

（一）蔬菜與水果不用進口，可以繼續供應香港，但本土少產的水果是會進口的。

（二）家禽與海鮮河鮮等皆不用進口。這些食品今天大部分是飼養的，愈來愈多，價格也相宜。蝦、鰻魚等早就出口，而不久的將來比較珍貴的飼養物，如鵝肝，也會出口。三文魚在北美很相宜，會進口，而其它國內不產的品種也是會小量進口的。

（三）牛、羊會進口，但豬會出口。

（四）稻糧主要是進口的。

如上可見，大量減少農民人口，中國不會有糧食短缺的問題。令人擔心的只是稻糧，但外地的供應那麼多，供應的不同國家要競爭，給他們賺點錢，炎黃子孫怎會擔心沒有麵包吃？主要是稻糧的進口（或任何糧食進口）不應該由政府處理。私營的進口商人門路多，懂得壓價，供應準時——這些是香港的經驗。政府不插手是重要的：香港在太平時沒有出現過上海不久前發生的搶購白米的現象。

我說過，中國如果要成為經濟強國，以全職算，農民人口要減至大約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短期內不容易做到，但減至百分之四十左右不困難。雖說今天的農民是九億，但其中不少是半農半工，以全職算不知是多少。說是七至八億之間不會太離譜。如果以全職算，把農民減至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大約五億），農民轉工大約是二至三億人。按原則辦事，加速一點，大約十年可以達到。

問題是，如果農民人口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農民的生活怎樣了？我的粗略估計，農產品的平均實質價格大約上升不到一倍。沒有不可以接受的通脹，實質農產品之價上升，工業產品，因為有大量農民協助產出，其實質價格相應下降。這是說，在相對價格上，農產品之價上升，工業產品之價下降。這是應該的，而工業產品的相對價格下降不代表工業的實質人均收入下降，因為產量大幅增加了。

目前國內的農產品賣不起價。一斤生菜的廣東農村價是五毫。提升至二元（零售不到三元）城市的人還可以接受，但我大略的估計農產品的平均價上升不到一倍。任何政府促成的農產品價格上升皆不可取，但起於農轉工的農產品價格上升是正著。

現在假設目前農民的人均收入是每月二百五十（包括不能工作的老與幼）。我的大略估計，農民人口下降至百分之四十，其每月的人均收入會倍升至五百（農產品之價低於倍升，因為人均農地增加了）。以一家四口算，因為農民購買糧食較相宜，吃得不錯的消費大約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五厘年息算，房子的費用大約是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那是一家四口可住市值十二萬的房子，質量很不錯的一百平方米左右。百分之五左右的收入是水電雜費，餘下來還有百分之五十的收入作其它用途。還差一點才可稱小康，但算是解決了農民的苦況了。

要用多少時間才可辦到呢？如果按照三項大原則推行，我的大略估計是九年。這是說，農民的收入增長率每年是百分之八，比目前的上升大約一倍。這些年來，這增長率於工商業容易達到，其實遠過之。農業達不到怎樣也說不通。北京當局要考慮政府做錯了些什麼。

中國正在發展的是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工業革命。不是昔日大英帝國的以紡織業為主的工業革命，而是張培剛大哥曾經大聲疾呼的農業工業化。因為是農業工業化，這種工業革命也代表著農業革命。工農皆革，但工業得到的甜頭遠比農業的為大，是喜劇中的悲劇。

希望這三篇文章對中國的農民有點幫助。順便向張培剛大哥問好。

鞋店裡的職員

有一家出售鞋子的店舖，賣的鞋子很難看。你可以不光顧這家店舖。問題是，你居住的城市出售鞋子的只此一家。於是，你向銷售的職員投訴，但不見效果，鞋子的款式還是你不喜歡的。忍無可忍，你痛罵該職員。職員說：「我只是個推銷員，是打工的，你的投訴我早就傳達給老闆聽了。他不同意鞋子的款式不好看，新款式的鞋子還要等一段日子才有貨。」朋友，你還會繼續痛罵那職員嗎？我想不會吧。

想出上述的故事，因為在民主與釋法的話題上，這些日子曾蔭權（我戲稱聖誕權）給香港的民主人士罵得離譜。不是要替「當奴」辯護，但民主與釋法與他有什麼相干呢？雖然身居要職，收入比我的高，房子比我的舒適，但他是個公務員，是個打工仔，鞋店裡的職員是也。老闆怎樣說，他就怎樣做；馬丁等大客要他怎樣傳達，他就傳達了。

老實說，香港六百多萬人，敏感如民主與釋法等話題，要對老闆交代，又要對民主人士交代，我不容易想到有哪一位可以做得比聖誕權更稱職。那種工作，天下間不會有比他高出很多的天才吧。要他辭職不幹嗎？找誰代替他的職位才對？大家都是吃納稅人的飯，何不彼此尊重一下？

提出怪論（paradox）的人最容易成名。我要成名，所以要在這裡提出一個怪論。怪論說，同樣吃納稅人的飯，同樣為人民服務，只因為需要交代的老闆不同，就吵了起來，大傷感情也。聖誕權吃的是納稅人的飯，是公務員，要交代的老闆是董特首。立法會的民主人士也吃納稅人的飯，是議員，要交代的老闆是香港的市民。同樣是市民聘請的，只是前者較為間接，後者較為直接，就打了起來。你說怪不怪？

為什麼有這個怪現象呢？想了三十秒，得到的解釋是：納稅人要政府公務員替他們服務，但他們不相信政府，所以多花一筆錢，聘請議員立法與監管政府的行為。這樣看，我發明的怪論絕不奇怪，要成名就要再想辦法了。可不是嗎？執行任務的與監管執行的不和，司空慣見。問題是，你要罵一個執行任務的人，只能罵他不稱職，不應該罵他不給你要求的目的，因為你的目的與他無干。

寫到這裡，我不由得想到因為第二十三條而被罵得更厲害的葉劉淑儀。認識葉太的朋友一致說，她絕對是一等一的公務員，但第二十三條既不是她的發明，也不是她動筆寫下的。只是老闆委任她推銷，她就推銷了。如果不用她推銷，總會有另一位公務員出來推銷的，既然是第二十三條，這另一位也會給人罵。可能不會被罵得那樣厲害，但葉太以幹勁知名香江，老闆說sell，她就hard sell。稱職嗎？以幹勁而言，可以拿一百分。問題是第二十三條不容易出售，弄得葉太辭職，令人惋惜。

如果董特首昔日聘請鄧國楨起草第二十三條，然後叫張敏儀銷售，跟著而來的政治發展很可能不同。原則上，經濟分析可以解釋所有人的行為，但香港的政治行為，我這個專家無從解釋。

也談國家統一

純從經濟的角度看，我對一個國家統一的看法很簡單。如果統一可以改善人民大眾的生活，就統而一之。如果統一會使人民的生活倒退，則不統為妙。如果統與不統對人民的生活毫無分別，那就不妨以擲毫而定天下。這是近於套套邏輯的經濟看法。

政治經濟的看法深得多。撇開民族大義不說，一個真實的問題，是如果國家不堅持統一，一國之內的好些地區的某些人物會意圖自立為王，從而圖取私利。這樣，一國變為多國，雖然有增加生產競爭的好處，但外交變得複雜，而受到外侵的機會上升。國防與外交的服務是經濟學所說的共用品，統一會使個人的成本下降。好幾年前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要搞獨立，後來獨不成，就有點上述的味道。

北京要統一台灣不一定是要減低這些成本。他們可能認為不堅持統一，要求分離獨立的地區，或大或小會出現。我的政治智商是零，但中國的史實，是國強搞統一，國弱搞分離，沒有例外。我不大明白，也不能接受歷史學者提供的解釋。

不管怎樣，北京堅持統一台灣，是他們的選擇。台灣執政者的選擇呢？我們聽到或讀到的只是一些蛛絲馬跡，各各不同。台灣人民大眾怎樣想，沒有人知道。我們要問，單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台灣的人民應該選統一還是選台獨呢？這是關鍵問題，因為人民大眾的選擇，永遠以生活利益為主，但他們不一定知道統一與台獨哪一方會帶來較大的生活利益。

讓我提出如下數點給讀者考慮。

（一）如果三通真的像眾人皆說的對台灣經濟有那樣大的正面作用，統一是對的，因為統一比三通還要通。另一方面，北京有權否決三通，搞台獨而又希望有三通不容易自圓其說。

（二）如果統一後北京不僅言而有信，且對台灣有像對香港那樣的「照顧」，統一對台灣的經濟有利。去年在香港推出的自由行與CEPA，對香港的經濟有起死回生之效。香港的工業早就大部分北移，沒有這些照顧，香港不容易翻身。台灣如果同意統一，自由行與CEPA是囊中物。另一方面，國內的消費力很強，澳門回歸後欣欣向榮，經濟上有大利。

（三）北京非常重視台灣，而在還未統一之前，台灣大可討價還價，自由行與CEPA之外還可要求其它。台灣的經濟愈強，其討價還價的本錢愈大，經濟愈弱卻相反。所以三年前我就提出，台灣如果考慮統一，要趁早，要在經濟還有點實力時談條件。今天台灣可以拿出來討價的，下降了不少；再過幾年，工業像香港那樣大部分北移，經濟長江日下，就沒有什麼實力討價還價了。

是不容易明白的政治。台灣可以列出一張洋洋大觀的統一要求清單，如果北京答應，皆大歡喜。北京當然不會全部答應，但台灣拿出清單一紙，討價還價，逐項洽商，餘下來北京同意多少才決定成交的選擇，不是很有意思嗎？

從經濟的角度看，統一是merger，是一項交易。北京說要統一，就是說要交易。市場上的交易，有人提出總會有人願意洽商。但國家統一是除了交易還有政治因素的存在。我不懂。然而，我的水晶球說，因為台灣的經濟前景一片灰暗，統一的決定會在胡溫任內發生。

台灣經濟的困境

陳水扁看來會連任台灣總統，而如果他連任，台灣的經濟會遇到很大的困難。這樣說，不是針對阿扁本人——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或支持他。只是從經濟分析的角度看，台灣面對的局限著實不利。是時也命也運也，風水如是，妙方難求。讓我從三點說起吧。

（一）阿扁上台四年，台灣四年不景。我不認為台灣的經濟不景與他有肯定的關係，但先進的民主之邦，四年不景人民就投票換只頭馬。通常不會有經濟奇跡出現，但新希望是存在的。希望影響預期，而預期對人的選擇有決定性。如今阿扁連任，台灣人回顧以往四年的經濟，向前看不會覺得有好轉的生機。

（二）分析政治的大都說，阿扁連任，大陸不會與台灣搞三通。三通對台灣的經濟重要嗎？我不說，不需要說。要說的是台灣的朋友一般認為三通對台灣的經濟重要。這樣，阿扁連任就增加了台灣商人對前景的不良預期。阿扁連任究竟會增加三通的困難嗎？我不說，不需要說，但政治分析家說了，商人同意，惡性預期就形成了。

（三）這次台灣大選，阿扁有沒有出術我不知道，而槍擊事件是真是假我也非專家。問題是不少人認為有出術；更多人（香港人可能是大多數）不相信槍擊不是刻意安排的。加上阿扁勝出的票數微乎其微，他連任不會有四年來本來就不很高的公信力。民無信不立，是以為難。

上述三點加起來，外商到台灣投資會下降，而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資金會增加外流的速度。這樣，台灣的股市不一定跌很多（不少在那裡上市的在國內設廠賺到錢），但樓市無可救藥。同樣，資金外流可能導致台幣大幅急瀉的情況。

陳總統屬下的經濟分析專家可能忽略了一項重要的局限。歷史說，一個島的經濟不容易搞起來。英國是一個島，但比台灣大很多，與歐洲大陸只有一窄峽之距，有深厚的文化傳統，與台灣的情況不同。日本是一個島，面積比英國更大，而人口比台灣多出近六倍。新西蘭也是一個島，面積也遠比台灣為大，而且天然資源很豐富。

作為一個天然資源不多的小島，台灣的經濟成就是歷史的唯一例外。這例外起於一九四八，大陸解放，不少資本家與知識分子跑到台灣去；到了七十年代，這些不速之客的子女在外地學有所成，紛紛回到台灣工作，搞起了台灣的相當可觀的高科技發展。另一方面，蔣經國與蔣碩傑對台灣的貢獻，是不可抹殺的。

這些年台灣的廠商紛紛到大陸設廠產出，是正著，因為如果不這樣，他們的產品出口會被殺下馬來。但這些年台灣的樓市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工資下降，反映著早些時日本遇到的困難。

但台灣畢竟比日本小得多，從工業發展的角度看，算是一個小島。最近台灣的政治風波，可能導致兩個不幸的發展。其一是人材與資金的加速流失，會使台灣在不久的將來面對歷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大成的「島經濟」。其二是流失的人材，今後可能把家屬帶到中國大陸去。後者是說，日本商人在外地設廠而把錢寄回日本給家人享用，而台商在大陸設廠，可能索性在大陸與家人一起享用了。

捨農從工的考慮

上星期在這裡分析中國農民問題，弄錯了一些數字。我說以年息五厘算，工業用地的現值大約是農業用地的二十倍，而住宅用地是六十倍。這不對，因為我把兩個地區的觀察搞亂了，應該大約是十倍與三十倍。這些只是兩個地區的隨意觀察，不精確，而其它地區有很大的變化。例如中國南方的農地較為值錢，因為溫暖的天氣增加輪植的次數，但南方工業用地的市值卻不及蘇浙一帶。

說中國目今的經濟欣欣向榮，不會有多少人反對，但其實有很多問題。單是農業想來就頭痛。不是不知道怎樣處理才對，而是種種壓力的局限存在，推行不容易。又例如工業，去年底與今年初，外資到中國下注有大幅放緩的趨勢。知道原因，也知道怎樣應對，但也因為人為的局限而不容易處理。

是的，中國的改革到了一個重要關頭，不大刀闊斧地深化改革不容易衝過這一關。胡、溫政權給人民大眾的印象是好的，但好印象與好效果是兩回事。希望他們知道，今天與今後的可見將來，世界經濟的競爭激烈，史無先例，走錯了三幾著，或稍為自滿，就會被殺下馬來。

回頭說農民，我要重提工業最低工資的法例。個多月前我聽到三月一日國內會推行最低工資，為文反對，但通過了。朋友說，最低工資法例其實起於一九九三年，今天只是廣及一點，而不同地區的最低工資規限，平均月薪略低於人民幣三百，很低，不會有大影響。我見蘇浙一帶的一個農民的每月收入略高於三百，就相信暫時沒有影響之說。但其後知道很多其它地區低於三百，而搞工業的朋友又說，來自農村的工人有其它法例規限——例如假日的規定與回鄉的費用要由僱主支付等。這些使我認為今天的最低工資是增加了捨農從工的沙石。

日本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是歷史上由農轉工的最成功例子。五歲大的皇帝聽首相之言，簽名立法，把原來有私人使用權的農地加上自由轉讓權。農民與武士再不能附地而生，一窩蜂地湧到城市工作。政府事前意料不到這發展，事後也不干預，結果是農民轉往工商業轉得很快，使日本有連續數十年的高經濟增長。日本在一戰與二戰時的軍事實力，非同小可，皆賴明治維新之賜也。

戰爭不論，日本畢竟棋差一著。他們的土地由大地主控制，其中不少成為國會議員，反對農產品進口，也反對多把農地改作工、商、住用途，弄得地價與農產品之價奇高（七十年代後期，一個蕃茄在日本的零售價是五美元）。水漲船高，工資不能不提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工資與樓價冠於地球。這是我於一九八七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原因。

日本的經驗——財富不均不論，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是大地主或大企業家的存在不是問題，讓他們左右政策才是問題。

中國要鼓勵捨農從工，北京推行的鄉鎮企業發展是正著，而這發展今天也確實有看頭。可惜科技比較先進的外資到長三角之外的窮鄉僻壤去設廠還不多見。他們需要有眾多的知識人材的供應。例如微軟的中國總部選北京，主要是要接近清華與北大。又例如上海與蘇浙一帶的大學比廣東的多而又有較大名氣，外資的科技檔次長三角勝於珠三角。然而，工業科技有高下之分，工資有貴廉之別，知識低下的農民可以從清潔、搬運等工作做起。我見過不少說不上有學識的農民在工業區做得好。

無論怎樣說，大量提供知識教育給農民是重要的。不要期望他們都有大學水平，但文字要有起碼的認識，懂得分辨少許英文字，受過一門技術訓練。很多技術，例如拋光、砌磚、扎鐵、駕駛等，都值錢，通常三幾個月的訓練就足夠。中國要在農村設立很多幾個月可以獲得一門技術證書的學校。

不久前在農村聽到一位農婦說，她賺的一點外快，是被僱主用專車送到工業區種植與修裁綠化園地，早上四時起床，晚上十時回家，日薪四十五元，午餐有清水與麵包。種植是她數十年的專業，不用學了。我聽得感動，心想，國家是她那樣吃得苦的人建設起來的。我又想，綠化工業區的工作也是由農轉工了。

不久前提到，在激烈競爭下，國內的一些地區免費把土地供給外資設廠。一些同學回應反對，說國家不應該送出土地招徠。是淺見。這種招徠可以帶來界外的、或更正確地說是沒有合約安排的利益，如果選擇高明，可以是非常合算的投資。我們可從另一個角度看得清楚。送一塊市值十多萬的地皮給外資設廠，等於花十多萬邀請外資到中國設立一所小型工業學校，上課的工人學生有工資，滿師後可轉工他往，而政府的工業稅收可增加，何樂而不為？

國內的戶籍控制是捨農從工的一個障礙，今天放寬了很多，達到若有若無之境，解釋了這幾年捨農從工的人數升得較快。據說廣東一省，目前一年內轉往工業的農民逾一百萬，半轉工業的也不少。是好現象，但我認為不夠快，農民百分比的下降速度遠低於昔日的日本明治維新。

要加快轉往工業，農民要有多一點鼓勵。補貼種植是鼓勵農民留於農業。鄉鎮企業、放寬戶籍、增加教育等是鼓勵農民離開。要再增加鼓勵離土，就要給農民一些捨農的補償——補償他們要放棄的農地。一個辦法是完全放開農地的轉讓權——承包的農地容許自由轉包。這樣，農地會由企業家收購承包，然後把農業企業化。農民「賣地」所得就是他們離土轉工的補償了。

以自由轉讓承包的方法鼓勵農民離土——類似昔日明治的方法——有很多好處，但今天的神州，三方面有困難。其一是土地可以有多種用途，用途不同其價值有別，先獲更改或有較大可能更改用途的農地遠為值錢，幸與不幸相差太遠農民會吵起來。這方面，地區政府與農民之間是有利益衝突的。其二是通過轉包收購而集中零散的農土，意圖企業化，零散的農民中有些會為爭取較高的收益而開天叫價，處理不善會引起暴動。其三是不同地區的農地有不同價值，差別太大也會引起麻煩。

上述三項困難都有可靠的辦法處理——類似的例子在其它地方發生過，前車可鑒也。但我們需要詳盡地知道現有的不同地區的農地產權與分配，才能策劃一些準則，順利地促成農業企業化。

從葛拉森的謬誤說一國二幣

最近一連幾次有讀者無理取鬧，說我的經濟分析錯、錯、錯。錯是人之常情，但胡亂地批評一個專家而希望把自己的身價提升很有點那個。很不幸，這是網上的文化，是負面的研討。不敢說在邏輯推理上自己不會錯，但錯得那樣容易嗎？數十年的勤修苦練，天資再差也不容易給沒有修煉過半天的找出錯處來。

話說好幾年前，我發表了《荒謬的定律》，指出十六世紀英國葛拉森爵士（Sir Thomas Gresham）提出的劣幣驅逐良幣的定律，是大錯特錯，邏輯不通，也沒有史實的支持。該定律說，金幣有新有舊，新的完整無缺，舊的給人磨掉小量金。市場的人於是只用舊的劣幣，新的良幣不再在市場流通，被劣幣逐出市場也。最近某君長篇大論，說我錯，葛拉森對。對在哪裡呢？且看我的簡單分析吧。

（一）貨幣如果有良、劣之分，一定有固定的兌換率。如果兌換率自由浮動，二者同樣可取，就不會有優劣之分了。

（二）有固定兌換率而產生的良、劣二幣，購物者當然要以劣幣購買，但出售者會接受嗎？會接受，但劣幣之物價一定要提升。正如昔日國內有人民幣與外匯券，兌換率是一兌一的固定官價，前者劣，後者良。在市場購買荔枝，同價人民幣買一斤，外匯券可買斤半。

（三）以外匯券（良幣）作人民幣（劣幣）使用的是傻瓜，但如果有訊息費用，這種傻瓜存在。例如昔日的西洋鬼子暢遊神州，不懂得門路，就以外匯券作為人民幣使用。這是以良幣驅逐劣幣，與葛氏之說相反。同樣，有訊息費用，劣幣也可以橫行，例如假銀紙（劣極之幣也）有人製造。但這些訊息費用促成的現象不可能普及，也不是葛氏關心的局限。

不明白為什麼葛氏的顯淺的錯，要等四百多年才由我指出來。可能因為經濟學者歷來不重視葛氏的定律，只在茶餘飯後以之作為笑談。看到皇帝新衣的傻瓜不會那樣多吧。

去年聽到香港要搞人民幣中心，容許人民幣存款，就立刻為文，把葛氏定律倒轉過來，說人民幣（良幣）會把港幣（劣幣）逐出市場。港幣與美元聯繫，人民幣與美元掛鉤，港幣與人民幣的兌換率於是被固定了。但人民幣之勢甚強，不少專家天天在說人民幣將會升值，香港的傻瓜甚少，要存款，可以自由選擇，當然是選人民幣而不選港幣，何況後者的銀行利率近於零。

我當時心裡高興，因為如果人民幣真的是香港的自由選擇，毫無管制，國內的外匯管制怎樣也守不住。殊不知幾天前見報章上的大字標題（沒有讀內容），說香港作人民幣中心要推遲云云。掃興之至也。心想，有兩個可能。其一是北京還是認為解除匯管不能急進，這觀點我反對了二十多年，不談也罷。

其二是任老弟不想見到人民幣淘汰港幣。這是不對的。一國二幣不成體統，何況今天人民幣在國際上受到尊重，炎黃子孫到處喝采，我看不到港幣還有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任老弟留在金管局是大才小用：他應該參與處理中國四千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