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創作的傳統

上兩期談到，中國人多勢眾，先天智能不弱，但可觀的創作實在少，與十六世紀興起的歐洲相形見絀。說過了，中國傳統的禮教與科舉制度是創作的大忌，縱有天才，拿得出來的重要作品不多見。

　　歐洲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創作氣氛濃厚，作者受到尊重。十七世紀荷蘭畫家倫勃朗賺大錢；莫扎特從小周遊列國，所到之處掌聲雷動，而長大後的收入很不錯（不是傳說中的潦倒）；除了一兩位，法國印象派的多個天才都是富家子。生活有著，思想自由，而有創意的重要作品獲得掌聲，是歐洲的創作思維達到驚世駭俗的原因。有個別的不幸例子，給後人誇張、渲染，而這些不幸故事傳到中國，誇張之外更胡亂地一般化。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說「窮而後工」，胡說八道，但中國的文化支持這種胡說。

　　說來可悲，那對創作有莫大殺傷力的禮教傳統，昨天還存在！我自己的母親就是證據。一九九二年九十一高齡謝世，母親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智商不及她，但想像力得到她的遺傳，我自己走了數十年創作的路。可是，我不能想像母親當年可以跑出舊禮教的框框，創作出些什麼作品來。她固執，迷信，講意頭，論三從四德，只有基督教可以讓她鬆弛一下，給她的思想多一點空間。回憶童稚時，像我母親那樣守舊的長輩多得很。

　　說炎黃子孫的先天智能不弱於人，是肯定的。昔日蘇東坡寫《赤壁賦》，是躲起來寫的，文成後不敢示人。我不相信西方歷史能找出幾個能人異士，可以像蘇子那樣，只為自娛而寫出《赤壁賦》那個水平的好文章。然而，在中國，天才與蘇子差不太遠的為數不少，可惜創作回報小，沒有受到時人的敬仰，小品居多。重量級的創作要深入思考，往往要孤注一擲，這與中國的禮教傳統是水火不兼容的。

　　民國以還，二戰未起，舊禮教的約束下降了。上海於是出了一個張愛玲，而今天回顧，創作上，當時的中國出現了一點火花，不大的，但可以見到。跟著是兵荒馬亂，民不聊生，再跟著是什麼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作品要論「思想」正確，也要講「政治」內容—十七歲的楊曦光只因為寫了一篇有思想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皆不堪回首。

　　最近在著名拍賣行的刊物中知道，自解放後到八十年代後期的數十年間，小小台灣的畫作比大陸的高出相當多。台灣的文化思維也不能與歐洲的相提並論，但可觀的作品不少。九十年代起，國內的畫作有起色，今天不少值得收藏。這可見中國有的是個大文化，有厚度，只要傳統的框框略為放寬，思想減少了政治的左右，生活有了改進，先天的智能就出現在作品中。

　　愚見以為，無論科學、文學、藝術等創作上，一個國家以人口比例算太不成話，經濟怎樣富裕也說不上有大成。中國的人口那麼多，歷史那樣久，而數千年前的青銅技術與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這些大本錢怎可以全都輸光了？讀歷史，知道統一管治中國難於登天。可能是這個原因，對創作大事壓制的禮教與科舉框框就形成了。不能說沒有波濤：糊塗的宋徽宗就曾經把中國的藝術文化救一救。

　　今天看中國，儘管經濟、政治、司法等各方面還有不少沙石，但歷史見不到比今天有更好的形勢。考慮到各種困難，我對北京的管治難以苛求，也相信他們要改進人民生活的誠意。然而，二十六年的開放改革不是短時日，而從人口比率看，重要的創作還是少得可憐。是把思想教育改為創作教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