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別無選擇

我要重複又重複地大聲疾呼：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衛生的形象！經濟改革二十多年了，還可批評，但有大成，算是奇跡。如果這奇跡給什麼瘟疫殺下馬來，多麼令人痛心惋惜！意想不到的飛來橫禍，二十二年前我對中國經濟的樂觀推斷可沒有考慮到。

一個國家不夠清潔衛生，不可能有清潔衛生的好形象。實際上的清潔會減少疾病與傳染，但不會清除。重點是同樣嚴重的瘟疫，一個有清潔形象的國家，這瘟疫對經濟的殺傷力會遠為輕微。千萬不要相信幾天前，某國際組織說，這次非典瘟疫不會影響中國的經濟；也不要相信不知怎樣算出來的經濟統計數字。

多年以來，我對一個經濟的看相與把脈很少出錯。我認為這次非典瘟疫，不幸中有大幸，受染的人數奇怪地少，對中國經濟只是元氣小傷；再來一兩次同樣嚴重的瘟疫，或同時受染的遠超醫院所能應付，就元氣大傷了。

正面看，炎黃子孫可能因禍得福，因為這次不幸而站了起來。我欣賞北京認錯，佩服他們能在八天之內建造好千多個床位的、合乎規格的傳染病醫院，也喜見王岐山的大將之風。既然站了起來，就不要再倒下去。中國要藉這次非典病毒的說服力，徹底地搞好清潔衛生。不容易搞，事實上很困難。有誰不知道或不同意清潔衛生是重要的？為什麼講了幾千年還辦不到？不是熱情，不是立法，不是口號等可以改進的——這些早就有了，早就做了無數次。要堅持，要沉著，而更重要的是要講成本與收益——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及考慮不同的處理辦法。

我的分析起點是三個問題：哪些清潔事項應該由政府做？哪些應該通過市場的無形之手？那些應該讓人民自己處理？說「應該」，是問同樣的清潔水平，哪方面的成本比較低？政府應該做的是立法與監察，但要立什麼法例是深問題。市場應該做的是協助法例的施行，以價供應清潔的服務與以價滿足清潔的需求。人民應該做的是約束自己的行為。這後者是風俗習慣了。

為什麼要高舉風俗呢？因為搞清潔中國有兩項特別的困難。其一是人口密度高，增加了互相污染的機會。其二是貧窮的人還是多得很。別的不說，我懷疑今天國內還有過半的人口出不起錢購買清潔的食水。

解決上述的兩項特別困難，幫忙最大的是清潔的風俗習慣。推行與監管法例有成本，以市場成交來清潔有成本，而這些成本高得很。清潔的風俗是可以大幅度地減低這些成本的。

想想吧。沒有誰不重視清潔衛生，辦不到是因為成本太高——交易費用高，監管費用高，服務費用高，清潔所需的物品費用高，加起來是高、高、高、高。清潔的風俗可以大幅度地減低這些費用。在清潔衛生的問題上，不管風俗，中國面對的只有兩個可能，皆不可取。其一是沒有清潔風俗，清潔成本太高，衛生不可能搞得好。其二是如果不惜成本搞衛生，社會會因為負荷不起而使經濟倒退。

明智的選擇只有一個：必定要有清潔的風俗習慣來協助政府與市場的清潔運作。然而，風俗這回事，不能立法強迫，不能重金購買，只能培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