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俗習慣的性質

兩期前在這裡發表《清潔經濟學》，打算續寫幾期。殊不知驀然驚覺，想到了一件有關的事，於是寫了《要冷靜地再看非典》，作為一個大註腳。《冷靜》一文說：非典病毒是歷史上經濟損害與人口傷亡在比例上最高的經驗。人口傷亡不多，但經濟損害龐大，是不幸中之大不幸。這種不幸多半會累進。如果類同的不幸接二連三地出現，欣欣向榮的中國經濟就不堪設想了。

讓我向壞處幻想一下吧。如果某些搞恐怖活動的人有生化武器，容易地到中國來搞些瘟疫，怎麼辦？防人之心不可無，北京的朋友要注意了。不管怎樣，中國必須爭取清潔衛生的形象。

我說過了，清潔經濟學是政府、市場、風俗三者的合併，而其中清潔的風俗最重要。但風俗究竟是什麼呢？

風俗是一項局限，是一種集體性的行為約束。這集體性的約束可以是一般性的（一個社會所有的人受到同樣約束），也可以有級別之分（例如貴族與平民的風俗不同，或不同宗教有不同的風俗教條）。另一方面，風俗有事項之分：婚姻的風俗，忠孝的風俗，清潔的風俗等。當然，我們這裡的興趣是一般性的清潔風俗的培養，但這是後話。

既然約束行為，風俗是法律嗎？嚴格來說，可以說是，因為風俗有不成文法的本質。不是英國傳統的以前案例為本的不成文法（common law），而是在舊中國的沒有司法的傳統中，包公、鄭板橋等人的「判案」往往是以風俗、倫理為依歸的。歷久以來（今天可能改變了），香港的英國式司法也往往考慮中國的風俗習慣而下判斷的。

風俗可以說是一種不成文法（沒有明文規定），但與英國傳統的不成文法有兩處重要的不同。英國傳統的不成文法（此外英國另有風俗）以前案例為依歸，有彈性，是不同類的法律中最有彈性的了。但風俗不易更改，如果看為一種不成文法，是法律中最不容易更改的了。以清潔風俗而言，如果對清潔衛生有助，不容易更改是好事。然而，歷史上，有好些以宗教培養出來的清潔風俗，例如什麼不能吃，被科學否定了，但到今天還是不改。

另一處不同更重要。那就是凡是風俗，皆有集體性，其約束行為的主要執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監視，互相指責，互相約束。這是風俗不容易更改的主要原因。不易改有代價，因為不容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但也有利益：互相監視可以大幅度地減低社會的運作費用——包括產權的維護、合約的釐定等費用。這些是廣泛的交易費用，如果不是高斯發明的這個術語不易更改，應該稱為制度費用——沒有社會就不會出現的費用。

是我三十多年前發明的經濟觀：所有風俗的形成，都是為了減少上述的制度費用。舊中國論忠孝，說什麼三從四德，是為了減少子女產權為父母所有的保障費用。今天不再論三從四德，因為子女產權大致上歸子女所有。舊基督教有摩西發明的十誡，也是為了減少制度費用，後來社會變了，新基督教就取消十誡。

人口密度高，明文法例的執行費用也高，但風俗的互相監視則人多的反為容易搞。科學發達的今天，清潔衛生是何物不會有大錯。因此，一般性地培養出清潔的風俗習慣，墨守成規的代價不大。我說過了：中國別無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