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的日子（求學奇遇記·之三）

香港淪陷，到大陸逃難的人不少。三年八個月光復，劫後餘生的一般認為不逃會較好，生存的機會也較高。不知道他家逃難的想法，當年聽到父母商討，是不要把所有雞蛋放進一個籃子內：有十個孩子，分散一下不會全軍盡墨。父親留在香港，有長子與兩個女兒陪伴；母親帶著我的四個姊姊、小哥哥、我和比我小四歲多的妹妹（共七個孩子），逃難廣西去也。



不是有計劃的安排，而今天追蹤昔日的逃程，很有點莫名其妙。記得先坐船到澳門，跟著在惠州——父親的故鄉——住了一晚。跟著輾轉一些日子，抵曲江——今天統稱韶關——那是直上北行。去年為了攝影夜宿韶關，找到一九四二年我們三個最小的因病而住過的河西醫院，重建兩次了。奇怪，當年逃難的人大都問津韶關。



母親的分散逃策不改。最年小的三個跟著她到曲江，其他的不知到了哪裡，後來在桂林會合，後來又分散，又會合，散合散合的亂逃一通，戰後竟然沒有一個死掉，堪稱奇跡。



奇怪是曲江之後我們轉走西南，略為安定下來的是桂林與柳州。幾位姊姊進入桂林醫學院，三個小的在桂林停了一段日子，隨母親到柳州。柳州住沙街，我和哥哥進入了那裡的中正中學附屬小學，讀小四。沒有什麼讀的。老師要逃難，頻頻轉換，而小同學也要逃難，頻頻改變。但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同學餓死很多。圖案一樣：先是手足肌肉腐爛——是營養不足的證據；繼而全身黃腫——是無可救藥的象徵。我自己的手足腐爛了兩年，達不到黃腫之境，生存下來。



今天一起玩耍的小朋友，明天死掉，一個又一個。這些日子我無法忘記。後來在美求學有成，意識到中國的青年如果有機會，或大或小也會有成。再後來我為這點希望以中文動筆了。



中正附小幾個月轉讀桂林真光小學，一個人去寄宿。幾位姊姊當時在桂林醫學院，原則上可以照顧，但幾個月後的桂林大疏散，各散東西，委託一位朋友帶我到柳州會合母親，朋友沒有出現。我是見到校中空無一人，才獨自走到火車站，爬上車頂。是最後一班車，停柳州時只落三幾個乘客。柳州擺空城計，找到沙街住址，母親與哥哥妹妹仍在，恍若隔世。是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七歲半。



從柳州繼續逃是坐船的。一程一程地換船走，媽媽每程議價，有其他乘客分擔費用。這些船程往往有多個苦力在岸上用繩索拖船行，有監管的拿著鞭子。媽媽說苦力是散工，組合分帳，而監管的也分帳。二十三年後研究佃農分成，思往事，我分不開誰是僱主，誰是被雇。一九七○年，多倫多大學的J. McManus到西雅圖找我，研討他正在動筆的公司理論，我提出廣西的拖船例子，說揮鞭而下的監管者可以看為是苦力聯手聘請的。他把這例子寫進文章，說是我提出的。後來這例子在有關公司的文章出現過多次，有說是McManus的，有說是我的。十多年前見到一位澳洲教授寫的關於誰是僱主的文章，題目竟然用上我的名字。我不認為誰是僱主是個值得花時間探討的問題：法律上有鑒別，但這鑒別在經濟學上不重要。



長姊離開桂林直走貴陽，後來在那裡的醫學院畢業。其他三位姊姊在途中與我們相聚，是母親的安排。記得我們到過洪秀全起義的桂平，跟著到了今天地圖還可找到的平南。平南再逃是向山間步行十個小時，來到一個今天無法找到的名為拿沙的小村落，在那裡住了一年多。不到數十伙人家，沒有紙筆，飛機火車村民沒有聽過，只有隆重如婚禮才吃一頓飯，蕃薯是頂級糧食，木薯是中上之家。



拿沙的沒有學校的日子對我後來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其一是說過的，因為沒有紙筆我在晚上跟一位也是逃難到那裡的八股先生背誦古文與詩詞，不知何解，但遺傳了母親過耳不忘的本領，背很多，是今天寫中文的本錢了。其二也說過，因為染上瘧疾，有幾個月媽媽要我每天下午到山間走，對夕陽的光的變化有研究，是今天搞攝影藝術的本錢了。



其三是媽媽知道她有的不足以養活所有孩子，讓我背著一位桂林醫生曾經說不可能活下去的三歲妹妹，到田野走，希望能找到些什麼可以養活自己。廢田的零碎農植，山溪的小魚與蝦，原野的草蜢與不知名的小動物，生火烤煮後皆可吃。妹妹今天還活著。



這些在田園荒野覓食的日子，使我對中國的農村生活與農植操作知得多而深入。後來寫《佃農理論》時，我對中國農業資料的處理駕輕就熟。想想吧，中國農業的文字描述與數字統計圖書館可以找到，但只讀這些不容易體會實際情況。拿沙的經歷，使我參考這些資料時得到自己記憶的印證。差不多沒有一種中國的農作物我不知道種植與收成的過程。是的，當年覺得自己比一般寫中國農業的作者知得多。



後來《佃農理論》出版的第八章，我用年幼時獲得的農植知識想出一套處理統計數字的方法，艾智仁與H. G. Johnson讀後皆說該章偉大。最近高斯為我寫前言，對助手說，作為經濟學的實證研究，我的《佃農理論》與《蜜蜂的神話》的水平不可能被超越。蜜蜂與果樹都屬於農業。這可見牽涉到農業的經濟研究，拿沙的田野培養出一個專才。



與外間的消息隔絕多時，過了大半年，日軍不利有所聞，再沒有聽到日本仔在拿沙鄰近出現了。再過一些日子母親說可以出平南，但恐怕拿沙的一些村中人要拿我們作人質。她叫今天活在多倫多的姊姊（後來是家中的第二個醫生）到平南去，說是購物，其實是向縣長求救。縣長派來幾個士兵，帶我家到平南。日軍投降的消息是到了平南才知道的。



該平南縣長的名字叫歐陽拔英。解放前逃到香港，父親感激，照顧著他。後來這位歐陽先生教了我很多，是這《奇遇記》中的一個人物了。



（求學奇遇記·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