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9, 2005

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

上海發了神經。只三年前他們公佈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築項目,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啟用了。是怎樣的項目呢?是一條六線行車、長達三十二點五公里的東海大橋,從浦東的南匯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島,在那裡建造據說是中國沿岸最大的貨運海港。整體三年又五個月完工,動員六千多人,投資人民幣一百四十三億,大橋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但這紀錄只能保持三年:將於二○○八年竣工的、鄰近的杭州灣大橋長達三十六公里,耗資一百一十八億。

東海大橋的設計與算盤打了好幾年,層層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這樣的速度只有獨裁決策才可以辦到。年多前姊姊從多倫多飛訪神州,讀到正開始動工(數月前啟用)的位於浦東的東方藝術中心,美輪美奐,有所感慨,說:「多倫多要興建這樣的文娛中心,規模沒有那麼大,說了十多年,還是遙遙無期,中國是搞什麼鬼的?」

中國是搞獨裁之鬼。當然不是一個人拍板,有專家,有委員,也要層層交代。沒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沒有徵求民意。要建公路嗎?中國給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筆,在地圖上劃一下,然後動工去也。這當然不是實情,但印象如斯也。記得美國要建公路,單是吵鬧、論經費就花上好幾年,環保更頭痛,徵用土地也麻煩,而過了十年八載的議決,動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會鬧事,就是壓力團體反對,或訴之於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經費不足,最後要更改設計,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斷的懸空公路高架彷彿巨型新潮雕塑,默默無言地屹立數十載。

說獨裁決策比民主決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與何洋也是會同意的。問題是,獨裁會作出錯誤的決策嗎?這一點,阿康與何洋會立刻舉出浦東機場的「磁懸浮列車」的例子,花了巨資建造,今天血本無歸。該列車起於這裡說的獨裁決策,怎可以算錯那麼多不容易理解。從南京到上海的滬寧公路也算錯:啟用只幾年就要加寬了。我當然不敢擔保,東海大橋的算盤沒有打錯。獨裁當然可以錯,可以大錯特錯。但問題應該不是獨裁可不可以錯,而是錯的機會會比民主投票高嗎?從判斷錯誤的概率看,像賭馬那樣下注,以較少錯為贏,我的錢會押在獨裁那一邊。

寫到這裡,機緣巧合,讀到阿康寫《學券五十年》,說佛利民建議的教育學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寫到這裡,發覺壹周欠我版稅,因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來是一本書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學券建議五十週年大宴的入場券印上的佛老夫婦照片,皆為區區在下於一九八八年所攝。睹照思情,索版稅是說笑了。)美國政府大事資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學券製成了名。但美國的公立教育是怎樣搞起的呢?起於民主投票!說浪費,與美國的公立教育相比,浦東的磁懸浮列車是小巫見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確有點啟發性:《學券五十年》!沒有算錯吧,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呀!學券制擺明是政府資助教育的上選辦法,為什麼五十年還不被廣泛採用呢?又是因為民主投票!今天,美國採用學券制的實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捨此制起碼兩次,兩次皆被否決,不是輸幾個馬位,而是輸幾條街。壓力團體奔走相告,廣告不盡不實,連思想清晰絕倫與口才雄辯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輸得面目無光。這是民主。

民主的問題不少,而關於決策出錯這個話題,其困難在於投選票而不是投鈔票。投鈔票,投者入肉傷身,不能不慎重考慮切身代價與切身利益;投選票不需要從袋中拿出錢,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錢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沒有明確的代價與肯定的回報,不會慎重考慮,容易受到煽動與誤導。

我曾經說過,在某些公共事項上(例如大廈外牆要塗什麼顏色),民主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我也說過,獨裁的交易費用最低,但可以錯估了公眾的一般取捨。這裡的問題是,建造東海大橋可不是大廈塗外牆,資金與效益遠為龐大之外,這大橋的興建不是品味那麼簡單。社會的整體經濟收益要精打細算。大橋要塗上什麼顏色大可民主投票,但應不應該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負責的政府,萬事皆休,但受到適當約束而負責的政府,獨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費時失事,其決策不會因為要討好多方而右搖左擺,或要分餅仔而作出錯誤的判斷。當然還可能錯,可能大錯,但錯的機會比在有團體壓力與影響下的投票為低。當然,官員上下其手時有所聞——這方面,我看不出獨裁與民主有什麼分別。

說到判斷經濟投資的準確性,獨裁與民主皆遠不及市場。市場也可能錯,但投鈔票的市場是直接的價值量度,其準確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這裡的問題,是像東海大橋那樣龐大的公共項目,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容許市場處理。土地與大海的徵用,私人發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協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處理了這些,可讓發展商競投,而事實上東海大橋的多項工程是由商人競投處理的。問題是:東海大橋的興建與否,怎可以由市場決定呢?如果交易費用是零,或夠低,所有未來的大橋使用者可以預先出價,簽訂未來合約(forward contracts),私人發展商於是獨資或合資地競投,政府只協助徵收土地與提供海域就是了。還可能出錯,但錯的機會甚少,因為所有未來使用者簽上forward contracts,大橋的價值為何極為可靠。困難是交易費用存在,這些合約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接受經濟學訓練的。這兩處當時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聖殿。於今回顧,當年的師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紀的信奉市場的所有大師了。離開這兩所聖殿一兩年內,我在想,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不要干。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郭伯偉、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再後來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考慮幹不幹,甚至考慮大干特干。這觀點的轉變,是經過多年在公司理論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結果。公司與政府的性質相同。既然市場不能辦到的公司可能辦到,政府也有類同的職責了。只要記著郭伯偉還是對: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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