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裁、民主、市場——給阿康與何洋上一課

上海發了神經。只三年前他們公佈的令鬼子佬目瞪口呆的建築項目，今年十一月竣工，可以啟用了。是怎樣的項目呢？是一條六線行車、長達三十二點五公里的東海大橋，從浦東的南匯直伸大海茫茫的洋山島，在那裡建造據說是中國沿岸最大的貨運海港。整體三年又五個月完工，動員六千多人，投資人民幣一百四十三億，大橋的本身占一半。是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但這紀錄只能保持三年：將於二○○八年竣工的、鄰近的杭州灣大橋長達三十六公里，耗資一百一十八億。

東海大橋的設計與算盤打了好幾年，層層拍板拍得快，施工也快。這樣的速度只有獨裁決策才可以辦到。年多前姊姊從多倫多飛訪神州，讀到正開始動工（數月前啟用）的位於浦東的東方藝術中心，美輪美奐，有所感慨，說：「多倫多要興建這樣的文娛中心，規模沒有那麼大，說了十多年，還是遙遙無期，中國是搞什麼鬼的？」

中國是搞獨裁之鬼。當然不是一個人拍板，有專家，有委員，也要層層交代。沒有的是民主投票，也沒有徵求民意。要建公路嗎？中國給外人的印象，是政府拿出直尺，再拿起筆，在地圖上劃一下，然後動工去也。這當然不是實情，但印象如斯也。記得美國要建公路，單是吵鬧、論經費就花上好幾年，環保更頭痛，徵用土地也麻煩，而過了十年八載的議決，動工了，不半途要不是工會鬧事，就是壓力團體反對，或訴之於法，搞得成本上升逾倍，經費不足，最後要更改設計，或索性停工不干，使中斷的懸空公路高架彷彿巨型新潮雕塑，默默無言地屹立數十載。

說獨裁決策比民主決策快，竣工快，很少人不同意——阿康與何洋也是會同意的。問題是，獨裁會作出錯誤的決策嗎？這一點，阿康與何洋會立刻舉出浦東機場的「磁懸浮列車」的例子，花了巨資建造，今天血本無歸。該列車起於這裡說的獨裁決策，怎可以算錯那麼多不容易理解。從南京到上海的滬寧公路也算錯：啟用只幾年就要加寬了。我當然不敢擔保，東海大橋的算盤沒有打錯。獨裁當然可以錯，可以大錯特錯。但問題應該不是獨裁可不可以錯，而是錯的機會會比民主投票高嗎？從判斷錯誤的概率看，像賭馬那樣下注，以較少錯為贏，我的錢會押在獨裁那一邊。

寫到這裡，機緣巧合，讀到阿康寫《學券五十年》，說佛利民建議的教育學券制今天有起色。（也是寫到這裡，發覺壹周欠我版稅，因為阿康的大文刊登的看來是一本書的封面的佛利民照片，以及學券建議五十週年大宴的入場券印上的佛老夫婦照片，皆為區區在下於一九八八年所攝。睹照思情，索版稅是說笑了。）美國政府大事資助公立教育，使佛老提出的學券製成了名。但美國的公立教育是怎樣搞起的呢？起於民主投票！說浪費，與美國的公立教育相比，浦東的磁懸浮列車是小巫見大巫了。

阿康的大文的確有點啟發性：《學券五十年》！沒有算錯吧，五十年是半個世紀呀！學券制擺明是政府資助教育的上選辦法，為什麼五十年還不被廣泛採用呢？又是因為民主投票！今天，美國採用學券制的實例不多，而在佛老定居的加州，以民主投票取捨此制起碼兩次，兩次皆被否決，不是輸幾個馬位，而是輸幾條街。壓力團體奔走相告，廣告不盡不實，連思想清晰絕倫與口才雄辯天下的佛利民，身在其中也輸得面目無光。這是民主。

民主的問題不少，而關於決策出錯這個話題，其困難在於投選票而不是投鈔票。投鈔票，投者入肉傷身，不能不慎重考慮切身代價與切身利益；投選票不需要從袋中拿出錢，只模糊地希望他人的錢可以投到自己的袋中去，或模糊地期望某些利益。沒有明確的代價與肯定的回報，不會慎重考慮，容易受到煽動與誤導。

我曾經說過，在某些公共事項上（例如大廈外牆要塗什麼顏色），民主投票可以節省交易費用。我也說過，獨裁的交易費用最低，但可以錯估了公眾的一般取捨。這裡的問題是，建造東海大橋可不是大廈塗外牆，資金與效益遠為龐大之外，這大橋的興建不是品味那麼簡單。社會的整體經濟收益要精打細算。大橋要塗上什麼顏色大可民主投票，但應不應該建造是另一回事了。全不負責的政府，萬事皆休，但受到適當約束而負責的政府，獨裁除了可以避免上述的費時失事，其決策不會因為要討好多方而右搖左擺，或要分餅仔而作出錯誤的判斷。當然還可能錯，可能大錯，但錯的機會比在有團體壓力與影響下的投票為低。當然，官員上下其手時有所聞——這方面，我看不出獨裁與民主有什麼分別。

說到判斷經濟投資的準確性，獨裁與民主皆遠不及市場。市場也可能錯，但投鈔票的市場是直接的價值量度，其準確性考第一是毋庸置疑的了。這裡的問題，是像東海大橋那樣龐大的公共項目，交易費用的存在不容許市場處理。土地與大海的徵用，私人發展商就是有政府的協助也不容易。政府如果處理了這些，可讓發展商競投，而事實上東海大橋的多項工程是由商人競投處理的。問題是：東海大橋的興建與否，怎可以由市場決定呢？如果交易費用是零，或夠低，所有未來的大橋使用者可以預先出價，簽訂未來合約（forward contracts），私人發展商於是獨資或合資地競投，政府只協助徵收土地與提供海域就是了。還可能出錯，但錯的機會甚少，因為所有未來使用者簽上forward contracts，大橋的價值為何極為可靠。困難是交易費用存在，這些合約可想而不可求也。

我是四十年前在洛杉磯加大與芝加哥大學接受經濟學訓練的。這兩處當時被認為是市場經濟的聖殿。於今回顧，當年的師友差不多包括二十世紀的信奉市場的所有大師了。離開這兩所聖殿一兩年內，我在想，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不要干。後來改變了主意，同意郭伯偉、夏鼎基等人的看法：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再後來的想法——今天的想法——是市場不能辦到的，政府要考慮幹不幹，甚至考慮大干特干。這觀點的轉變，是經過多年在公司理論上的苦思而得到的結果。公司與政府的性質相同。既然市場不能辦到的公司可能辦到，政府也有類同的職責了。只要記著郭伯偉還是對：市場可以辦到的，政府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