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前夕有感

執筆的晚上是平安夜，是聖誕前夕了。人老了，兒女不在身旁，對節日再沒有多大感受。年輕時，每年的幾個較為重要的節日中，我最喜歡聖誕。安祥寧靜的氣氛，朋友之間互相問好，到處聽到的聖誕歌永遠是那麼好聽。最令我難忘的是平安夜——平安夜報佳音。

我出生時父母是基督徒，是今天還在掃桿埔的聖光堂的成員，父親是那裡的執事，據說是該教堂的創辦人之一。戰前懂得走路後，每星期天我跟哥哥到聖光堂做主日學。後來戰亂改變了這規矩。主日學的老師常常替換，都是十多歲的中學生，都是女的，每個都好看。說教，其實只是說聖經的故事，永遠都談到《創世記》的伊甸園，阿當與夏娃的故事，有公仔紙派。

美麗的女孩教師們顯然不喜歡我，因為我左問右問，而主日學是不能把孩子逐出學園的。我喜歡問耶穌究竟是男還是女，說是男的為什麼頭髮那樣長？為什麼伊甸園的禁果是蘋果，永遠是紅色的？為什麼禁的是吃了聰明的果實，不禁那些吃了會變蠢的？是三、四歲孩子的提問，是好奇而不是疑問，女孩教師通常不回應，只告訴小朋友們不要學張五常。但當年我還是喜歡主日學，喜歡拿得公仔紙，而更喜歡是拿得糖果了。

戰亂數年後回港，主日學不再，但我更喜歡的是平安夜報佳音。那是我平生最喜歡的節日項目，今天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那時我的家在西灣河的今天不復存在的澳背龍村，是在山上的。聖誕凌晨二時左右，聖光堂的詩歌班每年按時到我家的門外唱聖誕歌，母親和她的眾多兒女也唱歌回應，有時聲浪不夠就以唱片擴音協助。靜寂的山頭，寒冷的氣溫，聖誕燈光閃閃，歌聲在風中飄呀飄呀的半個小時，然後家門打開，哥哥姊姊們進來了，母親準備的熱食多而好吃。

是的，每年的聖誕前夕，母親老是要我和哥哥早睡，因為凌晨二時要起來，但我老是興奮得睡不。與哥哥同居一室時，睡了一陣我忍不住問：「哥哥，你睡了嗎？」通常他回應兩三次就不再回應了。

平安夜是耶穌誕生的日子，要有聖經所說的感受，環境要寧靜安祥。聖誕節所以迷人，是勞碌的工作者可以有安寧的片刻，或把煩惱暫時寄交到教堂去，或與久不見面的朋友溫馨一下。

我不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更不想宣揚宗教。但當我今早知道國內的聖誕節不是假日，很有點反感。我知道國內的政權是不喜歡宗教的，多帶幾本聖經進口是大罪。我不鼓吹宗教，但認為有些人，好比我自己的父母，宗教信仰是重要的。對這些人，宗教起碼是一種寄托，是思想的一個安息所。你不信，不應該禁止他人信；你不到教堂崇拜，不應該認為他人那樣做是沒有意思的。數之不盡的大智大慧的人，數之不盡的博學之士，數之不盡的頂級科學家，久不久都到教堂去崇拜一下，很虔誠的。

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以聖經為本的基督教與天主教在文明的國度中盛行了多個世紀，其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在闡釋上修改了不少。這些是可取的宗教了。我想，法輪功或其他新教的興起，可能是因為傳統的宗教信仰受到左右。

要為學子們設想一下

上期談到吵得熱鬧的二十三條，沒有什么感受，只覺得有點無可奈何，而在今天香港的經濟環境中推出爭議如斯的法例，不合時宜，政府把精力集中錯了。

昨天晚上與一些醫生朋友進膳，他們擔心二十三條的通過會使香港的國際評位降級。沒有誰可以反對這觀點。評位下降，其效果可小可大。小是面目少了點光彩，大則外資不再問津，甚或「轉移有利陣地」。香港的言論自由與訊息靈通，是招徠的因素。個人認為二十三條的通過多半不會對這些因素有大影響，但外資會怎樣想呢？國內有好些城市——尤其是上海——有吸引力，香港還有的優勝點是愈來愈少了。

從事學術、教育工作四十年，這裡要說的是比較嚴重的問題。幾年來我和太太到國內數十家大學講話近六十次，遇到近八萬個大學生。他們的求知意欲令我感動，而自己退了休，想把餘下來的日子傳授一點什么給中國的青年。以經濟學為媒，我主要是希望傳授自己的思考方法。多年來從師友中學得不少，加上自己的，天馬行空地想，想到什么就說什么，很受國內學子歡迎。

那所謂「張五常熱」給我惹來不少麻煩，而對這「熱」的解釋朋友們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主要原因，是國內學子沒有遇到過思想言論毫無人為約束的導師。是那樣容易做到的事，但學子們就是沒有遇到過。在美國不難找，難找的是像佛利民那種天馬行空而又快如閃電的腦子。追隨幾位大師多年，我學得一點閃電之能，也懂得在一個問題上流暢地轉換角度。

今天國內的學術氣氛與求學意欲都沒有問題，事實上是遠勝香港的。但明顯地，學子的思想與言論有顧忌，轉換角度時滿有沙石，不願意跟我轉來轉去。他們喜歡提問，而大致上關於學術內容的他們問得有分寸。他們的提問缺少的是一種靈氣，缺少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預感，或提出一些似怪不怪的問題。

不同大學的學生水平相差頗遠，但用功、有天分的多得很。然而，不管在哪裡，我總是遇到同樣的老問題：學生不能自由自在地把思想轉來轉去，提問靈氣不足，不能以預感給我來幾下怪招。聰明好學，但思想有點生硬，有點公式化，使我覺得他們有點固執，不能客觀地考慮問題。

我想，聰明好學但思想不夠靈活這個現象，應該是多年來政府推行「思想教育」的後遺症。我又想，以中國人的先天智慧與刻苦耐勞，加上今天求學的人多勢眾，不需要到外國留學也會有學術大師排眾而出。差不多是出現的時間了，但似乎還沒有見到。如果再過五年還沒有國產的國際學術大師，「思想教育」的禍害可以肯定。

二十三條若在香港成事，其發展將會怎樣我不知道。最壞的可能是在中、小學引起一種香港式的思想教育。次壞的是刊物或老師的言論變得吞吞吐吐，好像吃錯了藥。學子們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類感染，在學問、思想上有大成是不可能的吧。

從世貿協議的闡釋說真實世界經濟學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協議的前前後後，國內及國外舉行過不計其數的研討會議，試行推斷或解釋中國「入世」之後的發展會怎樣。我沒有參加過這些會議，但從朋友聽到的或從刊物讀到的，很不以為然。可能我聽到的或讀到的有偏差，又或者誤解了他人的高見，但老是覺得那些研討的專家君子是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這樣說，是因為他們只看協議條文的本身，試行揣測協議雙方會不會履行協議，然後以傳統的經濟分析推斷其效果。我的看法不一樣。我要先假設協議條文是會履行的——要不然，什麼也不用談了。但我認為履行條文的效果，可不是以幾條傳統的曲線移來移去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要推斷效果，我們必須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是怎樣的。這是說，知道協議條文但不知道有關行業的結構，世貿協議的效果怎樣也推不出來。這是失之毫釐，謬之千里的觀點了。我要以兩個行業來示範闡釋世貿協議的困難：出版行業與金融行業。這示範解釋了多年來高斯和我的堅持：除非你是愛因斯坦，要解釋世事我們要首先知道世事是怎樣的。



先談出版行業吧。眾所周知，國內的出版行業是由政府壟斷的，私人或外資不能獲得出版牌照：以維護國家安定為由，私人或外資要參與競爭，蚍蜉撼樹談何易？細看這行業的結構，說沒有競爭是不對的。國內的出版社不少，都是國營的；每家出版社有書號（不同書本的數量）的限制，而要出版雜誌或報章有其它約束，要另外申請和批准。市場非常大——大得驚人——辦得比較好的賺錢不難，但大部分的書籍或刊物非常馬虎，收入不足以餬口的不少。然而，我們只要看有錢賺的刊物的質量，就知道在國內辦出版的生存機會遠比香港或台灣容易了。



事實上，國內成功的報章的廣告收費，高出香港的大約五倍。這可見政府約束牌照數量，而又只限國營是有一定的效果。政府的壟斷是壟斷整個出版行業，不是這行業之內的國營出版機構互相競爭。但因為國營的產出質量平平，如果容許私營的自由殺進，整個出版行業就會天翻地覆了。今天要在國內私營出版書籍，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買書號，每個書號大約一萬五千元。這是在一家有國營牌照出版社的旗下私人自負盈虧地出書，通常是以一個「工作室」的名義處理的。但這種買書號的安排的保障不大，其合法性有疑問，而更頭痛的是寄人籬下，上頭要瞞騙或合作不善就不容易解決，簽訂的合約不一定代表什麼。



關於出版社之下的工作室這個發明，可能是出版社的成員為圖私利而想出來的——有社內成員以工作室私營的現象。現在轉談書籍的發行（批發給零售商）。目前國內書籍發行有兩個正規的渠道。其一是出版社發行自己出版的書；其二是交給新華書店，由這書店「專利」發行。還有一個渠道不是正規的。這是一些私營的發行商，經過某些關係與偷天換日的安排，有錢賺，但不能公開競爭。這解釋了為什麼國內的勞力工資那麼相宜，書籍市場那麼大，出版商交出去的書價分成，卻往往比香港的低十個百分點。



香港的出版社大多數是把書籍交給專業發行商處理的。發行商賺取書價的百分之十，負責向零售書店收錢，按時結賬。出版商交書出去，收錢有保障，零售書店有爛賬發行商負責。這是出版、發行、零售皆私營的發展情況。



回頭說世貿協議，其中有關國內出版行業的只有一項重要條文。那就是從二○○三年起，容許外資獲取私營的書籍發行牌照。這牌照的數量有沒有規限沒有說，可不可以凡書皆發也沒有明言。我們要問：如果發行牌照沒有規限，任何政府批准的書皆可發，國內的整個出版行業會怎樣了？作個比喻，有一間龐大的建築物，是以多枝木柱建成的。你讓我把頗為重要的一枝木柱拿開，整所建築物會不會倒塌下來呢？答案不容易。



國家壟斷的出版行業不會倒塌而讓私營當道嗎？很難說。讀者想想吧。如果私營書籍發行像香港的那樣，新華書店的發行專利一去不返，要生存，新華的發行要跟市場走；如果不能跟進，沒有私營的效率，那麼新華的發行就會遭淘汰。



我要私人出書，買了書號，付錢印製好了，交給私營發行商，有合約保障，收到錢，國營的出版社怎麼辦？但買書號是否違法呢？私人作家與私營發行商訂下來的合約，國內的法庭怎樣看？牽一髮可以動全身。可以，但因為種種因素，不一定。



類同的情況是世貿協議對中國政府壟斷的金融行業的影響。這問題我在《信報》分析過，這裡只好簡述。世貿協議完全沒有提及關於金融的關鍵：解除外匯管制。其它有關金融行業的條文極少。值得注意的只有一條：兩年之後容許外資銀行在國內與企業做人民幣生意；五年之後可與中國老百姓做人民幣生意。我們不容易知道這「可做」究竟是多大的寬容。



重要的問題是：如果外資銀行真的可以自由地在國內做人民幣生意，像外資銀行在香港做港幣生意那樣自由，外匯及其它金融管制還可不可以守得住呢？我的分析結果是守不住。（《信報》之作可見於最近出版的《離群之馬》。）又是同樣的比喻。國家壟斷的金融行業猶如一間龐大的以多支木柱築成的建築物，世貿協議的外資銀行條文是把一支重要的木柱拿開。還是老問題：整座建築物會不會因而倒塌下來？



這篇文章的主旨，是指出要研究任何政策或協議對經濟的影響，單看政策或協議的條文是不足夠的。那是太容易了。困難所在，是我們必須知道真實世界的情況或有關的局限條件。要做到這一點，其調查起碼要一年半載的苦功。原則上經濟分析的推斷可以很準確，困難是不容易知道真實世界的局限。至於那些只看協議條文而把幾條曲線在黑板上移來移去的傳統分析，不外是本科生的功課習作罷了。

從文字官司說二十三條

我與北京一家出版社打過一場文字官司，不是直接由我打的，是我堅持要打的。是原則上的問題：士可殺，不可辱！

　　我的著作交香港的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說明任何文字上的修改，須經我同意。北京的出版社要在國內出版我的書，與花千樹接洽，後者知道我對文字重視，在合約上寫明文字修改要得到花千樹的同意，那就是要得到我的同意了。

　　北京先後兩次提出若干需要修改的地方，都很無聊，但我還是兩次親自作了修改，得到北京方面的認可。後來到國內講話，兩次遇到北京的出版社主理我的書的人，兩次問他我的書（共三本）是否得到有關當局的批准。他說是，批准了，不用再改。我一問再問，因為不相信上頭當局會有時間審閱我的書。我的隨筆文章根本不重要，何況國內出版的書數以千計，怎會對我青眼有加？

　　爭議起於北京要求修改第三次，我不能接受其建議的修改，提出終止合約。但北京的出版社不顧合約，把書出版了，其解釋是為了國家好，他們要改什麼就改什麼。三個例子可見區區在下的煽動、叛國功能。

　　例子一。一篇題為《最蠢還是馬克思》的文章，他們認為不能說馬克思蠢，我改為《最聰明還是馬克思》，通過了，皆大歡喜。其實與內文印證，很搞笑。

　　例子二。一篇文章的題目是《朱鎔基治標不治本》，他們沒經我同意，改了。據說法官問：那有什麼問題呀？法官不明白該題目「煽動」了些什麼，我也不明白。英雄所見略同。

　　例子三。這是我堅持不能改的。與林行止商榷優劣二幣的問題，說到深圳當時的食肆的牆上標明黑市匯率之兌換價，我以一整段帶出一句自己認為是精彩的結語：「黑市不黑，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偉大之處！」北京的出版社把這句刪除，使整篇文章讀來淡然無味。

　　老了，對二十三條之類沒有什麼感受。就算我還年輕，個性使然，言論或思想的約束我聽而不聞，視若無睹。你說我煽動，說我叛國，我漠不關心，因為平生討厭政治。

　　老了，不中用了，可幸還給自己留了一手——那就是還有八斗之才。你說這不能說，那不能寫，我沒有問題。既然才高八斗，只要能預先知道，任何約束皆可化險為夷，稿酬夠高一揮而就。問題是你沒有說清楚。寫了出來，你說這句那句煽動，我忍氣吞聲，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叛國，我又改了，你又說這句那句……我的文章還怎可以賣出去呢？難道你要我這個老人家沒有飯吃嗎？

　　你說你那樣做是為國家好，即是說我的存在對國家不好，觀點不同，算了算了。問題是，你究竟是誰呀？你是代表國家發言嗎？還是拿雞毛當令箭？

自找題材是重要訓練

最近與一些國內朋友談及那裡攻讀經濟學博士的情況，他們說博士論文的題目（或選什麼題材下筆）一般是由導師建議的。這可能是導師對某些題材有興趣，又或是其他原因，但我認為由導師建議題目是大錯。研究生自選論文題材是非常重要的學習過程，缺少了這自選的經歷，不容易自立成家。

以我所知，有些香港的經濟學導師也給研究生建議論文題目的，不普遍，可能是因為研究生左問右問，導師被問得頭痛，怕麻煩，就提出建議。導師建議論文題目在美國很少見，充其量是指導研究生應向哪方面考慮。

不是我有意貶低美國今天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但大家同意今天的沒有三四十年前那樣苛求。當年（我的年代）苛求，但也有不善之處。那就是博士論文長篇大論，動不動四五百頁，廢物甚多。我的博士論文隔行打字只有二百多頁，是加大經濟系歷來最短的了。今天，百多頁的博士論文很普遍。

說當年苛求，要夠長只是一個誤解。主要是教授堅持博士論文一定要算得上是一項貢獻。這貢獻準則今天還在，只是衡量遠為馬虎了。要是今天我再寫博士論文，選題材可以信手拈來，一天可以想出好幾個。但當年這題材選擇很困難，選了三年，轉了四次題目，而每次花了幾個月工夫才放棄。那是我求學過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有兩年多為選論文題材掙扎。於今回顧，那是我學得最多的時期，是從一個靠修科考試充實的學生晉升成為一個經濟學家的過程。

是老師們把我趕到思想的荒山野嶺而自生自滅的訓練。去問老師艾智仁論文要選什麼題材，他說：「是你自己的論文呀，不是我的，為什麼要問我？」去問老師赫舒拉發，他說：「我不能告訴你怎樣的論文我們可以接受，但可以告訴你怎樣的論文我們不能接受。如果你的論文說這是因為需求，那是因為供應，我們就不能接受了。」我當時想，不談需求、供應，還有經濟學嗎？後來想通了，赫師所指的是要有需求與供應的內容。結果我的論文完全沒有提及需求與供應這二詞。

作研究生選論文題材真的是困難得奇怪，難、難、難。是第一次學選，而這選擇說明是要有貢獻內容的。什麼才算是貢獻呀？老師不說。什麼才算是有內容呀？老師也不說。參閱了幾本前賢大師的博士論文名著，然後自己好像是被放逐到荒島上去想，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十分可憐，有時差不多想哭出來。

其實那荒島是大圖書館，每天開二十四小時，每年開三百六十五天。那麼多的書，那麼多的資料數據，要從哪裡找靈感呢？就睡在圖書館吧。

我自己的兒子快到三十一歲了，還是研究生。他的博士論文題材也是轉來轉去，轉了兩年。大約一年前他定下來了。幾天前通電話，關於他的求學進境我只問一句：「你感到有論文在手吧？」他答：「感到了。」思想上兒子開始自立成家。老懷大慰，於是跟他談高爾夫球。

時間決定思想的普及

韋伯替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序，是史氏身後的有名序言，竟然高舉馬克思，不知是（手羅）景還是贈慶，給史德拉破口大罵。然而，名序還是名序，該序言起筆說時代影響了史密斯，跟史氏影響了時代。這起筆的一長段哲理縱橫，文采斐然，擲地有聲，是我作學生時喜歡背誦來學英文的。
沒有錯，時代影響人的思想，而大時代的轉變會出現思想大師，有巨著。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業影響了史密斯，寫成了《國富論》；十九世紀歐洲的貧富懸殊影響了馬克思，寫成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影響了凱恩斯，寫成了《通論》。然而，我很懷疑這些大師及他們的經典巨著真的影響了跟而來的社會發展。

無可否認，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適合時宜的思想會使其作者大名遠播。這是時勢造英雄。我的疑問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時勢。不合時宜肯定是不能的。問題是：「合時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樣了？政府的政策會否受到這些思想家的影響呢？我認為不一定，多半不會，但因為「合時宜」，思想家會被執政者或壓力團體利用。

馬克思時代的歐洲我沒有調查過，但凱恩斯的存在與否似乎對大政府的出現沒有連帶關係。當時舉世都有大政府的趨勢，他的被闡釋為支持大政府的理念被利用了，要是歷史拿開了凱恩斯，這趨勢及跟而來的發展應該沒有什么不同。

二十世紀的佛利民（M.Friedman）倒轉過來，看到大政府的不濟，受到影響，發表了他的自由經濟言論。我認為如果一個思想家真的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的話，佛老是首選人物。他的自由主張起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自己所到之處，多國元首倒屣相迎。然而，私下間佛老說，他對政策的影響近於零。他拿出的主要證據是他先後出版過兩本類同的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六二），另一本是《自由選擇》（一九七九），相隔十七年，前者賣不出去，後者是美國全年非小說的暢銷書之首！他認為是時代的轉變使他成為舉世知名的公眾人物。

一九六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度瑪（E.Domar）讀到我剛出版的《佃農理論》，來信說，該書若早出十年會在經濟發展學中很大名。今天我想，如果早出十年，該書不會對合約分析有影響。一九二四年奈特（F.H.Knight）清楚地提出了高斯三十六年後所說的，但當後者以略為不同的角度再說，就有了高斯定律。海耶克（F.Hayek）在四十年代就提出訊息費用與市場的關係，但史德拉（G.J.Stigler）的訊息費用論點於一九六一年提出，八二年拿得諾貝爾獎。不合時宜的思想怎樣精彩也會被埋沒的。

我對大名沒有興趣，但如果有興趣我是最幸運的人。比時來風送滕王閣還要巧合，八十年代初期我開始對中國的問題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念分析。那時國內的書店中，有關馬克思的書籍滿佈厚塵，而西方經濟學者引進的生產函數理論，早從蘇聯進了口，賣不出去。

思想是要有顧客願意付出考慮或時間之價才能賣出去的。當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對思想飢餓，你只要拿出一些他們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釋，他們就狼吞虎嚥了。

時間（指社會當時的情況）決定思想的普及，但思想的普及不一定影響社會的發展。去問佛利民吧。

試長短而求索

寫文章的人總希望把文章寫得好一點。我不例外。當董橋邀請我在這與他排排坐，我第一時間的反應是自己沒有嘗試過寫一千字的短文。以中文動筆以來，我寫的都是二千字以上的。



上述的反應當然是擔心短文寫得不好，而這樣敏感是因為這些年來與行家研討專欄文字，他們一般認為寫長寫短有差別，擅寫長的不一定能把短的寫得好，而慣寫四五百字的轉寫兩千字，水平可能大幅下降。我想到唐代的詩人，認為朋友的長短觀點可信：杜牧精於七絕，杜甫精於七律或較長的，而白居易則是長詩高手了。



《蘋果》老闆黎智英也知道長短不同的困難。我問他：「《還斂集》的第一篇怎樣？」他回答：「一般，但你不慣寫一千字的文章，過些時會進步。」希望他說得對，但進步還要靠自己，而求進步，我通常是先想辦法，考慮困難的所在。



要把慣寫的文稿切一半，第一個想法是盡量少說閒話，所謂「閒話休提，言歸正傳」。試過了，不成。少一點閒話可以，但沒有閒話的文章讀來生硬，缺少了舒暢感。從這嘗試我體會到為什麼史德拉的文章那樣可讀。他以笑話作閒話，更高明了。



第二個想到的切短辦法也不行，那就是減少內容。一篇文章只求一個重點，減少內容豈不是一點也沒有了？大點寫長，小點寫短嗎？應該是，但下筆之前通常不知道。



第三個想法有點意思。那就是不管長短，下筆後才審文度勢：可短的歸《還斂集》，應長的歸《南窗集》。這是比較自然的寫法，而事實上有幾篇是這樣下了筆才作打算的。困難是以這樣的心態下筆，文章寫來一定超過董橋要求的一千字，完稿後要刪除文字很頭痛，有一次左減右減還有一千二百字。



《還斂集》寫到今天（第九篇）我還摸不準寫短文的基本法門。只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寫分析性的文字，其長短的彈性比較少，而寫感情或感受的彈性比較大。這是因為分析要讀者明白，過於簡化不成，而拖長則容易埋沒重點。感情呢？有就有，沒有就沒有，要短可說三幾句，要長則放聲大哭。



寫到這，我要對後學的青年說幾句話。要在任何造詣上有建樹，不是日以繼夜地用功那樣簡單就可以達到的。你要先想而後干，幹了一陣你要停下來再想。想一下，行幾步，再想一下，又行幾步，是我自己多年來的學習法門。有些學習——例如學書法——有好的老師指導，你想時要不斷地與老師研討。但有另一些學習——例如這說的寫短文——眾說紛紜，是不容易找老師的。這樣，你要放膽地獨自思考，不斷嘗試。想一下，試一下。想時要停下來想。想而不試或試而不想，皆不可取也。

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

那天晚上與幾位朋友在一家五星酒店的咖啡廳喝酒，見到二十多位小姐行來行去，是歡場女子，賣笑佳人是也。這些小姐的相貌與身材都有水平，而奇怪的是水平差不多，很平均，沒有仙女下凡的也沒有目不忍睹的。以十為滿分算，朋友們打分都是七分或八分，沒有一位小姐是七、八分之外的。這奇怪的平均是有趣的經濟現象，作為經濟解釋的老手，我一想就明其理。

我的解釋是這樣的。據說這些小姐的每次交易大約是一千元，討價還價可減至八百。我想，賣笑行業的交易價格不能公開，顧客不便逐個小姐問價，所以價格的訊息費用不菲。如果能像好些物品那樣公開標價，仙女下凡的胸前掛二千大元，不堪入目的掛三百小元，那麼仙女與醜女會混在一起，在同一市場賣笑。然而，價格不能公開，顧客所知之價只是一個平均約數，以為每位小姐之價差不多。這樣，仙女與醜女皆不能在這市場立足。前者的機會成本過高，要虧蝕；後者無人問津。

賣笑佳人的相貌與身材的質量來得那樣平均，是價格訊息費用高而導致的結果。這也是說，是價格的訊息費用導致質以類聚。我稱之為「類聚定律」。近六十七歲還能在數秒鐘之內把這定律想出來，寶刀未老，不禁沾沾自喜。

讓我試把上述的定律一般化，然後伸展到與此定律有關的話題上去。

不標價而又不便多問價，其價格訊息費用是高的。但好些有標價的行業，因為質量有訊息困難，質以類聚的現象也明確。知價而不知質，基本上等於不知價。這是因為不知質量是高是低，標出之價是否有所值是一個大疑問。這樣，質以類聚的安排又出現了。

舉一個例，賣影碟，盜版貨是在同一市場出售的。售者說是正版，但顧客一看價格，心知肚明，信你都傻，不會為真真假假的問題爭論。如果有真的正版在同一市場出售，珠混魚目，顧客也當作盜版下注。

舉另一個例，拍賣行拍藝術作品，大名鼎鼎拍賣行的貨色不一定全是真品，但贗品總要有高水平，非專家不容易看出來。如果外行人能一望而知是多有贗品混在其中，經過幾次這樣的拍賣，該拍賣行的大名就會急速下降，使拍賣品一般跌價。事實上，好些大名的拍賣行一年舉行兩次大拍賣，多次小拍賣。大拍賣是拍精選的，質量比較可靠，而小拍賣則較為馬虎，贗品的比例上升。

當然，因為鑒證的訊息費用不菲，小拍賣也偶有精品。我曾經以三千元在小拍賣中投得兩小幅納蘭容若的墨寶真，因為我和我的專家朋友比拍賣行的專家看得準。但我和太太要親自坐飛機去競投，志在必得，其旅費、時間費用高出物價好幾倍。不見經傳的小市鎮的藝術品拍賣，差不多全是假貨。這也是質以類聚了。偶有真貨，但非常少，混在其中是因為小鎮專家不到家，誤把真貨當假貨賣，其價偏低。我有兩位專家朋友賺取真貨假賣的錢，但他們要用功研究，錢不易賺，這也證實我提出的類聚定律是對的了。

再談一個例子。那就是名牌的現象。大名鼎鼎的名牌子可以很值錢，因為有名牌效應。名牌首飾、手錶、服裝、皮包等，都是例子。這些名牌的公司花巨資賣廣告、設計及註冊商標，非常嚴格地控制產品的質量，而為冒牌貨打的官司費用不菲也。比起籍籍無名的牌子，名牌產品的製造成本不一定高很多，但訂價則高很多。不一定賺很多錢，因為維護名牌形象的費用高。

與我們這裡提出的類聚定律有關的，是質量的訊息費用使顧客不知道（或不肯定）標出來的價是否正確地反映質量。名牌是質量的保證，而這保證是不容易高質與低質一起保的。好些瑞士的手錶廠商用幾個牌子，高質與低質的牌子不同，名牌代表高質，雜牌低質。這是因為訊息費用的存在而以牌子不同的方式來搞質以類聚。

一個相關的有趣現象，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很喜歡採用不二價政策。很多專賣名牌的商店不容許顧客討價還價，而在香港盛行討價還價的手錶零售行業，名牌的開價與成交價的百分比差距遠較雜牌的為小。這個現象的含意，是名牌代表質以類聚，而如果容許大幅度的討價還價，高質類聚的形象守不住，以致付出大投資吹捧起來的名牌，會因為同樣物品的價格變數過大而失卻其名牌效應。

以上分析的類聚定律，是指質以類聚，不是物以類聚。中國成語老是說「物以類聚」，從物品或產品的市場看，這也是有的。物以類聚的成因，主要不是因為質量的訊息費用或價格的訊息費用，而是因為要減低找尋物品的費用。

小如一家商店，賣文具，或賣五金，或賣手錶，其物品的類聚是方便顧客找尋有目的、有意圖購買之物。沒有人會那麼傻，跑進文具店去買手錶。小商店之外的大商場，也有物以類聚的傾向。賣電腦的，賣服裝的，好些時是多間類同的商店聚在一起，雖然大家競爭比較激烈，但類聚方便有某些物品為目的之顧客，招徠有道，不同商店也就物以類聚了。這是類聚的第二定律。

這商場物以類聚的情況顯然沒有一般性。那所謂「百貨商場」是說物不類聚。美國的購物中心（shopping center），主理的人一般刻意也選取出售不同貨品的商戶租客，每類貨品的商戶數字有規限。一方面，這是為了方便一般比較漫無目的之顧客或一家大小齊購物。另一方面，太多某類物品商店會使購物中心的租值下降。

百貨商場或購物中心有另一種類聚，那是類聚漫無目的之顧客，或類聚採購幾項物品的，或類聚一家大小逛商場，其成員各有各的需求。這是類聚的第三定律。

哥哥五倫

我有一個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名五倫，早逝，謝世時三十二歲。一九六七年三月，我收到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任夏保加的電報，說我獲得他們的「政治經濟學獎」。我急忙把該電報寄給身在香港的哥哥，讓他高興一下，為我這個昔日以留級知名而屢遭白眼的弟弟驕傲一番。是的，倫哥從來沒有小看他唯一的弟弟，處處維護，堅持弟弟讀書不成只因為興趣太多，懶得讀。

倫哥沒有回信。他一向是有信必回的，但那時郵遞往往為時甚久。原來他已離開人世，家中的人很悲傷，沒有誰立刻通知我。知道後我惘然若失，不知要做什么、說什么才對，只好把快要在長堤藝術博物館舉行的個人攝影展覽獻給倫哥。

那時《佃農理論》只寫了一小半，聽到哥哥的死訊，要立刻回港陪伴媽媽，不要博士了。到加大找到老師赫舒拉發，說哥哥死了，要中斷博士論文。赫師說：「你要拿博士寫好了的小半已足夠，但我希望你能寫下去，因為可能很重要。需要堅強的時候你要站起來。」再去見老師艾智仁，他已從赫師那裡得悉我哥哥的不幸，對我說：「不要跟我說你的私事！」但過了一天，在長堤收到艾師寄來一張五百美元的私人支票，簡短的附信說：「知道你的哀傷，這五百元可請人替你的論文打字。如果你喜歡以之買糖果吃，也是可以的。」

倫哥自小就有點問題，他看似笨拙，思想慢，手腳也不靈活；奇怪地不顧衣著，穿鞋忘記穿襪子，或左右腳的鞋不同顏色。類似的遲鈍或疏忽的行為多得很。另一方面，他是難得一見的藝術天才。九歲時參加《南華早報》按期舉辦的十二歲以下的繪畫比賽，哥哥獲冠軍易如反掌。鋼琴彈得非常好，雖然手指不夠靈活，但比較易彈的他有職業水平。在美國念大學時，他寫的一首長達十多頁的英文詩被教授認為是精品，發表在專業的文藝雜誌上。

倫哥是讀書能手。一九五五年進入了美國的賓州大學，攻讀化學，第一年的成績是四點零，獲當時外來學生差不多不可能拿到的獎學金。不知發生了什么事，他第二年的成績急速下降，還算是可以的，但從第一年的四點零到第二年的三點一是很大的跌幅。後來我才知道，第三年他開始缺課。

一九五八年初，我在多倫多收到一個奇怪的長途電話（那時長途電話是絕少用的），一個說英語的從賓州打來，說我的哥哥進了醫院，患的是精神分裂症。為哥哥的病奔走，遍閱有關的書籍之後，我知道他的病況很嚴重。專家醫生說哥哥的病應該是從小開始的了，經過多年的深化，不容易藥石有靈。書本也是這樣說的。

低貶或欣賞我的人都無足輕重，只要不是我敬重的人。常言道：士為知己者死。倒過來，我是為知己者生。師友對我的關懷與鼓勵當然重要，但總比不上與自己年齡相若、一起長大的親哥哥。從我懂事那天起，記憶所及，家中有什么瑣碎的小災難，姊姊們都說：「是阿常搞的，一定是阿常。」倫哥從來沒有那樣說。家中有什么小難題要解決，倫哥總是說：「找阿常，你們不懂的，找阿常。」

要是哥哥還在，他天天找我，我天天找他，或起碼通個電話，生活多寫意！

拿沙無覓矣！

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幾個兒女逃難到廣西，盲目亂逃，最後躲進一條名為拿沙的小村落，有數十戶人家，都是目不識丁的。我大約七歲，在那裡的一個牛房住了一年多，沒有寒衣，是饑荒的日子。村民一生只有三個機會吃飯：家中有嬰兒滿月，婚禮，長者喪禮。其他時日，較為富有的可吃稀粥，次富的吃蕃薯，再次的吃木薯。後者有毒性，要先在水裡浸漂一段日子才可吃。據說抗日戰爭之前就是這樣，可見中國的貧窮由來已久。

母親堅強而聰明，帶六個孩子逃到拿沙，不夠糧食，怎麼辦？她認為分享糧食，六個都不能生存，於是讓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先吃，其他就顧不及了。這哥哥之上有三位姊姊，更年長，可替人家修補衣物賺取一兩隻雞蛋之類，但我和比我年輕三歲的妹妹就自生自滅了。妹妹當時四歲，瘦骨如柴，到拿沙之前柳州的醫生說她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天天背妹妹在拿沙曠野覓食，偷蕃薯，捉草蜢，生火燒給她吃。六十年過去了，妹妹今天還在，可謂奇。

有兩件比較難忘的事，此前我提及過的。其一是跟我們逃到拿沙的有五位男子漢，其中一位是國文老師。這老師帶幾本古文、詩詞的書，沒有紙張，更談不上筆墨，晚上他喜歡在燒松木的火光中看書吟誦，可謂書空咄咄了。母親不識字，羨慕識字的人，見到有國文老師在場，囑我跟他學習。但沒有紙筆，怎樣教？於是老師吟誦，我在旁背誦。不知字怎樣寫，也不知何解，只是背誦了很多、很多。後來長大了，知何解，但不一定知怎樣寫。這解釋了為什麼胡菊人常說我的古文了得，但不知我要常問朋友字怎樣寫。

其二是到了該村落不久，我患上瘧疾，每天下午四時起發冷個多小時。沒有藥，母親聽村人之言，每天按時要我到曠野遊玩，希望擾亂顫抖時間，太陽下山後才回家。這段回憶十二年前我以《光的故事》為文（見《憑闌集》），記述每天瘧疾顫抖後在荒山細察光的變幻，是多年後在攝影上我用的光法自成一家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在香港舉行四友攝影聯展，出版了攝影集，作為自己在一門造詣上的收筆。跟電腦的處理盛行，代替了昔日苦練的黑房功夫，更使我感到自己是個古人了。然而，未能以自己想出來的光法，用彩色搞抽像攝影，一抒於懷，其感受是欠自己一些什麼的。去年我想，回到拿沙去吧。回到拿沙去住一個月，從早到晚重訪六十年前見到的光與影，那寂靜的山頭，涓涓的小溪，那三個小孩不能環抱的大松樹，應該還在。太太把我善用的照相機找了出來。是的，我要把拿沙的回憶以抽像的色彩與虛無飄渺的光表達出來。

困難是找不到拿沙。左托右托，旅行社及公安局的人都幫忙過了。找不到。找到白沙及其他有「沙」字的村落，但沒有拿沙。記憶所及，拿沙是從廣西平南向荒山野嶺步行十個小時的村落，不知東西南北。姊姊的回憶是一個較近拿沙的小鎮名丹竹。

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忙一下？

享樂指數不利香港

兩年多前謝世、曾經是哈佛大學的經濟系主任ZviGriliches，是多年老友。二次大戰時，他和我差不多因為營養不足而遭淘汰：他在德軍槍下的集中營；我在廣西逃難，在曠野找到什麼就吃什麼。在芝大時大家展示自己小腿上的疤痕——那營養不足而近於死亡的證據——之後惺惺相惜起來了。我們半開玩笑地問：為什麼我們的智商沒有因為少小時營養不足而下降？
Griliches是搞數量經濟（econometrics）的，搞得淺，是大師了，沒有拿得諾貝爾獎令人惋惜。他也搞數量經濟中的享樂指數（hedonicindex）。既為大師，他當然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享樂或快樂不能相比，也明白只要收入的分配有轉移，社會的享樂是上升還是下降了不容易量度。

我問他：「享樂指數是搞什麼鬼的？」他解釋是試圖找出一種指數，能把生活水平作比較客觀的衡量。我再問：「有收穫嗎？」他搖頭歎息：「遇到質量不同，非常頭痛。」

以八十年代的上海與香港為例吧。那時上海的食肆、酒店、樓宇、汽車、服務等，在質量上一般地遠低於香港；香港有錢可以買到的生活享受，上海有錢也買不到。這是說，無論上海的物價、樓價、服務價等怎樣相宜，香港有的上海沒有，生活水平怎可以相比呢？比較客觀的享樂指數比較，大致上是要你有我又有，或大家有相近的質量，才可以看收入與物價等數字來算呀算的比較一番。

十年人事幾番新。十年以來，上海與國內各大城市的質量上升，使我們刮目相看。當然，質量上，好些城市還遠低於香港，但這幾年到過上海的朋友都在說什麼新天地，什麼樓高八層的海鮮食肆，而在香港比鄰的深圳，不久前開業的威尼斯酒店，橫看直看也不比香港任何頂級酒店差。

是的，中國的迅速質量發展解決了昔日Griliches悶悶不樂的問題：今天中國的一些城市，其享樂指數大可與香港的相比。一比之下，香港的困境就顯得明確了。我大略一算，類同的生活享樂，上海的金錢費用大約是香港的四分之一；深圳比較貴，但也只是香港的三分之一而已。懂得說北方話的台灣佬是春江水暖鴨先知，據說已經有六十萬移居到上海一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我們歷來看不上眼的表叔突然間高檔起來了？說中國人有先天智慧，能刻苦耐勞，學得快，是對的，但問題是：那所謂落後或發展中的國家不計其數，為什麼只有中國的發展得天獨厚。當然，產權制度的改革有決定性，但這改革主要是八十年代，而質量的急升卻是九十年代。那是為什麼？

上述的因素有助，但我認為決定國內的質量急升，主要是人民幣在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貶值與跟著而來的通縮，使國內的樓價、物價、工資等遠低於台灣及香港的：九十年代中期，國內的物價與工資大約是港台的八分之一吧。另一方面，中、港、台是同一民族，其品味需求有連貫性。這樣一來，在國內投資的人，不管是內資還是外資，都知道提高質量有利可圖。因為物價與工資有那樣大的差距，大手搞質量博得過。

相信我吧。多給一個國內酒店的服務員每月五百元人民幣，說明是買「禮貌」的，一夜之間這服務員會判若兩人。然而，與外地相比，這五百元微不足道。

原野奇俠與大鐵錘

很多年前有一部牛仔電影片，英文名Shane（是人名），中譯《原野奇俠》。我認為那是歷來數以百計的牛仔片之王，心底裡老是希望自己是那個原野奇俠。

故事簡單。一個不知從何而來的、不多說話的人到了一個小市鎮，在一家安分守己的農戶住下來，協助瑣碎工作換飯吃。這個人的名字是Shane，來歷不明。農戶主人的老婆與小孩都愛上了他。過了不久，壞人來到小市鎮。是個遠近知名的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帶幾個助手。此魔頭也，身穿黑衣，手戴黑套，左右掛雙槍，面目可憎，所向無敵。

故事的高峰結局是來歷不明的Shane單槍會魔頭，在酒吧內用不上半分鐘就把魔頭及其助手殺盡，跟著騎馬離開小鎮，不回頭了。偷偷地跟去觀戰的小孩看得清楚。所有的人都跑掉，只有他，這個小孩，知道Shane是個大英雄。但不管小孩怎樣叫，追叫，那英雄也不回頭了。

來無影，去無蹤，其間做了一件能人所不能的事，足以傳世，多麼令人嚮往。

五十七年前讀國文，念過一篇《大鐵錘傳》，故事雷同。是清人寫的，起筆道：「大鐵錘不知何許人也。」作者描述是「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錘，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折疊環復，如鎖上鏈，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扣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大鐵錘是別號宋將軍的家中食客，宋是武功師傅，「七省好事者皆來學。」大鐵錘要離去了，說在晚上先會仇家。宋將軍自恃武功了得，要相助，但大鐵錘認為宋是個負累，只准他去觀戰。

到了約好的戰地，「雞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來會戰的「賊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許人。一賊提刀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曰：『錘！』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眾賊環而進，客奮錘左右擊，人馬仆地，殺三十許人。」宋將軍呢？他被嚇得「股慄欲墮」。其後大鐵錘又像Shane：「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塵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又是來無影，去無蹤，其間也是做了一件能人所不能的事，可以傳世，令人嚮往。多年以來，我不明白為什麼《大鐵錘傳》不被拍成電影。

我手無搏雞之力，不可能單槍會魔頭或揮錘殺三十許人。但少年時的好些玩意，或長大後搞學術，時來運到，我間中可以能人所不能，做出一些可以後之為記的事。不一定那麼厲害，但起碼我可以在一段時期騙倒所有的旁觀者，或長時期騙倒一部分的人。「騙倒」不是真功夫，但不是真功夫也算是有點能人所不能的功夫了。

既然那麼嚮往原野奇俠與大鐵錘，為什麼自己的行為不能做出一些像他們的故事呢？不是本領不足的問題，因為起碼我可以「騙倒」一下。我的問題是說話太多，偶有會意，就喜歡誇誇其談，甚至奔走相告。這樣，我不能達到來無影，去無蹤那個層面。缺乏了一點神秘感，不能給外人一點奇異的感受，是不會令人嚮往的。

說聯想

有聯想力的人的智商可能平平無奇，但可以有超凡的創意。

陶傑是個天才。他文筆好，思維敏捷，記憶力強，中、外、古、今皆有所學。這些加起來說不上是天才。說天才是他的聯想力高。我想，要是此君當年攻讀物理或經濟，前途無可限量也。

愛因斯坦認為，思維最重要的是想像力。我曾經以《什麼是想像力》為題下筆，說想像力就是聯想力。這裡以「聯想」為題，是因為「想像」這回事比較抽像，不容易有理說得清。「聯想」則比較簡單易懂，有轍可遁。朋友，你想不想做天才？或者你的子女或你朋友的子女想不想做天才？要是想的話，細讀此文可也。不要讀陶傑的，讀我的。

首先要說的，是智商的高下與聯想力的高下沒有一定的關係。愛因斯坦的智商只有130多，是聰明人，但有這水平的聰明人多如天上星，只有愛因斯坦能想得出相對論。愛氏的思考方法屢見經傳：他的相對論是從例子聯想出來的。

我遇過三個智商奇高的人：過目不忘，推理快如閃電。然而，以創意而言，這三君子不見有過人之處。另一方面，弗裡德曼、阿羅、艾智仁等人，智商高而又有創意，則算是天才了。高斯的思想不是那麼快，但創意超凡，說是天才不會有人反對。我要說的天才的衡量準則，是要有天才的作品拿得出來給大家品評。聰明絕頂而拿不出作品來的，說是天才沒有什麼意思吧？這樣看，天才的定義是要有令人欣賞的創意之作為憑，而聯想力不夠是不可能有創意的。這是說，聯想力是衡量天才最重要的因素。智商高可以幫忙一下，但不是那樣重要。愚蠢之極的人當然不可能是天才，智商奇高的不一定是天才。智商中等或以上，聯想力奇高，天才無疑也。

智商天生使然，後天的學習不能增加智商。這個傳統的看法只是在原則上那麼說，實際上智商的考試成績，多學習一定增加。有趣而重要的問題是：聯想力是天生使然呢，還是後天學習決定的？有聯想力的人的智商可能平平無奇，但可以有超凡的創意。是創意界定天才，不是智商的高下。原則上，智商不能學得。聯想既然不是智商，能不能學得呢？是很奇怪的推理。如果聯想可以學得，那麼天才也是可以學得的了。

我不肯定聯想的本領可以學，但如果是可以的話，那我們就不妨想一下要怎樣教，或怎樣可以學回來。是在這個大膽的假設下，我鋌而走險地試教一下怎樣聯想，那就是教讀者怎樣成為天才了！從來沒有人說過天才可以教出來，我自己也不相信可以，但上述的邏輯是說可以的，或起碼有機會。

以我之見，聯想可分三方面：橫聯、直聯、幻聯。

橫聯是以例子比例子，或以例子示範思維的觀點。以花比美人就是橫聯了。有人說，第一個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跟著這樣說的是笨伯。我同意這評語。是的，以橫聯而論，天才與蠢才之別是前者的比喻是新奇的，前人沒有想過。新奇的比喻可以帶出一個新的角度看問題。有了新的角度，太蠢的不能看出什麼，但智力中等或以上的就可能推出新理論或新見解，升級為天才了。

愛因斯坦是以橫聯比喻想出相對論的，但此公還有無與倫比的「幻聯」本領，非常人能及也。不要奢望做愛因斯坦,做次幾級的天才或准天才也不錯吧。

經濟學行內的高斯，認為工廠污染鄰居與音波頻率互相干擾是類同的例子。這也是橫聯。很簡單，外人不認為是類同，高斯卻認為是。確定是類同後，有了新的角度，稍加推理就得到足以萬世流芳的高斯定律。天才也。

橫聯說易甚易，但絕妙的說難極難。記著，要新奇，要類同，找到新奇而又類同的比喻，千萬不要放過。尋其新角度，左推右想，天才或近於天才的觀點或作品是不難得到的。困難是好些人提出的例子比喻似是而非，不知所謂，而中國傳統更是常有這樣的弱點。古代的孟子如是，近代的孫中山也如是。

轉談直聯吧。直聯是誇張地聯想，盡量把問題放大。唐代的李賀詩云：「海沙變成石，魚沫吹秦橋。」這是誇張的直聯了。試想，秦橋是石造的，魚的口沫把秦橋吹掉，為時之久不言而喻。好些朋友認為我喜歡說誇張的話。可能是的，因為我想時喜歡誇張地把問題放大來看。為什麼呢？因為放大了比較容易看。

在經濟研究上，我討厭那些微不足道的數字規律，以高級的統計學算來算去、搞得複雜無比的學術文章。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調查的數字略有失誤，怎樣統計其結論可能全盤錯了。我喜歡從誇張的實例入手。例如要推測租金管制的效果，市場租金比管制租金高20％的實例我沒有興趣。我要找市租比管租高10倍8倍的實例。這是放大，效果會因此而變得遠為明確了。同樣，把一個例子以聯想誇張地放大，想不出的推理結論可能突然明確地顯現出來。

最後試談幻聯吧。再以李賀的詩為例，「空光遠流浪，千歲隨風飄」就是幻聯了。這是以幻想的方法把例子聯想到虛無飄渺間。以科學而言，這會使抽像的理論比較容易地一般化。幻聯是把例子抽像化，是比較困難的工作了。換言之，幻聯是把橫聯或直聯帶到真實世界不可能發生的境界那方面去。

20世紀50年代初期，在香港西灣河我認識一位玩粵樂的高人，姓黎，眾人稱他為黎師傅，其人幽默風趣。一天朋友問他：「黎師傅，游泳遇到一尾大鯊魚，怎麼辦？」師傅回應：「立刻抱著它！」當年香港建築要打樁，很長的樁用吊起的大錘拍下去，震耳欲聾，為時甚久。黎師傅問：「有沒有見過土地松如無物，錘一下整支長樁不見了？」農曆新年，天大寒，師傅買不起厚衣，只穿恤衫。朋友問：「黎師傅，你是否單衣試酒？」回應道：「不是的，我是扮泰山。」這些都是幻聯。

我認為聯想是可以學的，雖然有些比較難學。如果聯想可以學，以上文的推理，天才也是可以學的吧。困難是要有可觀的天才之作，苦功免不了。

富而後工（同濟大學演講）

富而後工——藝術發展的規律

2002年12月10日晚
同濟大學雲通樓 　

各位同學：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富而後工——藝術發展的規律」。這個題目很多人對它有誤解。「富」當然指的是富裕，而「工」呢，是指做得好，做得很有成就。

在宋朝的時候有個詩人，名叫梅聖俞。他身後留下了許多的詩。當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為這位詩人的詩集作了一個序。那個序的名字就叫做《梅聖俞詩集序》。也就是在這個序裡，他提出了「窮而後工」這個很有名的說法。

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說的是：為什麼梅聖俞的詩能寫得那麼好呢？是因為他貧窮，沒有飯吃，一輩子都很可憐。當他看到一些很可憐的事，就會對世界產生很大的感慨，很多悲觀的看法。所以，他寫的詩就很富有感情。

歐陽修說得很清楚。很多人以為，詩人窮，是因為詩詞換不到飯吃，所以寫詩寫得多就會變的窮。而他覺得，這樣的理解是不正確的。

那如何解釋詩人大多數都是窮的呢？歐陽修認為，並不是詩可以「窮」人，而是「窮而後工」。因為當人貧窮的時候，才比較容易表達自己的感情和對世界的看法，所以才能成功。

這種「窮而後工」的看法，是歐陽修的看法。他認為，是因為詩人沒有錢，所以才能寫那麼好的詩。於是，在藝術方面，也有很多人延用了這樣的觀點，認為藝術並不能「窮」人。但為什麼藝術家都那麼窮呢？是因為他們「窮而後工」罷了。

對於這種「窮而後工」的說法，後人還有不同的解釋。他們說，這個「窮」並非貧窮的窮，而是用功用到盡的意思，是「窮盡心力」的「窮」，所以才能「工」。這真是胡說八道。因為歐陽修的本意並非如此。在《古文觀止》中找出原文，無論你怎樣看，都看不出他指的是「窮盡心力」的「窮」。他指的確實是貧窮的窮。

所以在中國的傳統上，很多人相信，要想成為有成就的藝術家，有錢是不行的，要「窮」才行。

歐陽修的這個觀點，我個人認為是胡說八道。我曾經同時讀過西方的經濟歷史和西方的藝術歷史。尤其是西方藝術史，在美國加州大學時，因為讀得好，曾被當時授課的教授聘為助教。所以我對西方的藝術歷史很早就有了認知。當我讀西方藝術歷史的時候，再看西方的經濟歷史，一比對，發現他們藝術的發展同經濟的發達永遠都是一起的。經濟一發達，藝術家就湧現。但世界一亂，或者經濟走下坡路的時候，就沒有好的藝術家出現了。永遠都是如此。

所以我就看到，以歐洲的經驗來看，藝術的發展是「富而後工」的。這點無可非議。

幾年前，我和一個很著名的畫商談起經濟發展與藝術發展的話題。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畫商，對這個問題，當然比我研究地要深。我說中國有「窮而後工」的說法，但我認為應該是「富而後工」，你怎麼看呢？他也說，肯定是「富而後工」。

你們想想中國這二十多年的發展，尤其是最近的十年，的確發展地非常快，開始出現富裕起來的跡象。起碼經濟的增長，可以說已是人類的歷史記錄了。

所以在十年前我就說，既然是「富而後工」，就一定會有好的藝術家出現。而現在，究竟有沒有出現呢？我還不是很肯定。但是，「富而後工」的觀點一定是對的。沒錢是搞不成藝術，這是一個必須的條件。有錢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但也並不一定是足夠的條件。所以，我隨便舉一些歷史上的例子，它們都是「富而後工」的例子。然後，再看看中國近代、現代藝術的發展，為什麼還沒有大師出現呢？應該有了吧。為什麼還沒有呢？

我們來看看歐洲的歷史。莫扎特，是一個很成功的音樂家，他也賺了很多的錢。我有一個朋友估計過，他說人們常常以為莫扎特窮，其實他寫音樂所賺的錢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20-30萬美金一年，這是很好的收入了。

你們要明白藝術家的本性。我自己也常常有些小的意圖。你想要讓我寫文章，你給五毛錢一個字的稿酬，我就給你值五毛錢一個字的文章。你給我一塊錢一個字，我就給你值一塊錢一個字的文章。你讓我寫五塊錢一個字，我當然不會馬虎，要給你值五塊錢一個字的文章。若你給到二十塊錢一個字，那我整個人就像蘇東坡一樣了。這是有關人的責任，還有誠意的問題。

我跟上海的周惠珺老師學書法。當我沒有進步時，周老師告訴我，你試試賣書法吧。她說，以前人家只給她兩塊錢一個字，她就能寫得不用睡覺，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當人家向你免費求字的時候，寫張過得去的也就算了；但當人家用錢買字的時候，你就很難說隨便交出去了。

莫扎特也是如此。看他的作品，酬金高的，是寫得特別好的。在莫扎特去世前，有一個很有錢的鋼琴家，太太過世了，他要莫扎特為他太太寫一首彌撒曲，而且希望屬上自己的名字。為了不讓其他人知道這個內情，他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暗地裡請人送了一大筆錢給莫扎特。

莫扎特看到這麼多錢，於是就很花心機的去譜寫這件作品，終於把自己的性命也寫上了。莫扎特的這首彌撒曲前半部由他本人完成，而後半部則是由後人補筆寫完的。仔細聽這首彌撒曲的前半部，你會發覺音樂真是沒有比這再盡善盡美的了。

所以，回到藝術發展規律的話題，當你看到一件藝術品做工非常精細的時候，就可以想見，完成這件作品的藝人一定有著很高的回報。

繪畫的發展也是一樣。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繪畫開始值錢。例如荷蘭的倫勃朗（Rembrandt），極其富有。到了印象派的時候，法國經濟非常好。大約是1850年左右，在當時所有「認窮」的印象派畫家中，現在史學家們找回以前的資料證明，除了雷諾亞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富家子。

我們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杜甫總是說自己窮，經常寫詩寫到老淚縱橫。但去成都看看「杜甫草堂」，在那樣的年代，若能有他的十分之一，都已經算是很富有的人了。

李白也是有錢的。他的《春夜宴桃李園序》中有這樣兩句：「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再看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悻名。」我同太太說，連張五常都沒有這樣的資格！大家都知道貝多芬，他的收入也是很高的。

我前幾天對一個朋友說，你們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魯迅，把自己說的很窮，又是什麼小康之家，後來又怎樣地貧窮，我去紹興看到了他的故居，就可以肯定那應該是當時紹興一帶最富有的人家了。

再舉個近代一些的例子。上海的張愛玲，是位天才。她在上海的時候，偶爾寫一篇短篇小說所能換得的稿酬，就可以供她天天去大酒店喝咖啡，買新衣服，還能給胡蘭成錢花。當時文藝的稿酬是很高的，但當她去了香港之後，相比之下境域就差了很多，她去雜誌作了編輯，因為當時社會經濟的原因，文藝不再受人關注。後來，她又到了美國伯克萊，從事翻譯的工作，境況就更加可憐了。

回看歐洲發展的歷史，當經濟富裕的時候，就有很多的藝術家湧現，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模一樣的。但是西方與中國藝術的發展，也有著相當大的差別。

在中國的藝術發展歷史中，始終貫穿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藝術作品首先要皇帝欣賞才行。歐洲歷史上也曾有過相同的情況，被皇帝欣賞是首要的條件，但是到了後期，皇帝的看法不再那麼重要了。

而在中國來說，皇帝的看法一直都是相當重要的。例如，乾隆皇帝，他是中國歷史上收藏藝術品最多的帝王。乾隆非常喜愛藝術，書法、繪畫……身為皇帝，自然要什麼就有什麼，所以他是一位大收藏家。那是「乾隆盛世」。

但問題是，雖然乾隆很喜歡中國的文化，也很喜歡中國的藝術，但他自己個人的藝術品味卻很差。你看乾隆的書法，呆板的很；你看他的詩詞，俗不可耐。乾隆是喜歡藝術，但卻沒有藝術的天分。不過，他的身份是皇帝。因此，他所鼓勵出來的藝術也就變得華而不實了。

回到宋朝。眾所周知，宋徽宗無能、腐敗，是一個很弱的皇帝，但他卻是個真正的藝術天才。再回看唐太宗，藝術天分也是很高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歷史上比較有份量的藝術家便不斷出現。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大災難的年代。成吉思汗入侵中國，這些外族並不尊重中國文化。但清朝不同，滿人入關以後，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化。康熙、雍正、乾隆都寫書法。到了慈禧太后，她請人代筆畫畫，還要蓋上自己的印章，可見不管怎樣她仍然是重視中國文化的。而滿族人納蘭容若，則是繼辛棄疾之後最好的詞人了。雖然我也認為毛澤東是非常好的詞人，但也輸給了納蘭容若。

因此，回看中西方藝術發展的歷史，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條件。首先自然是要有一個比較富裕的經濟環境；其次，「顧客」能有話事的權利，是很重要的。在早期的歐洲，尤其是中國，全都由皇帝話事。這樣一來，如果皇帝自身的藝術品味不高，那麼就會影響那一時期藝術品味的方向。

就我個人來說，我很崇拜蘇東坡。但就宋四家的書法來說，我認為米芾、黃山谷都高過他。可是，就當時來說，蘇東坡的書法是全中國最風行的。無他，因為皇帝欣賞蘇東坡，卻看不起米南宮。

歐洲也是同樣的情況，皇帝的影響力非常大。法王路易十四是一個非常了不得的皇帝，他和中國的乾隆有許多相同之處。這個人很厲害，有很大的魄力，把經濟搞得非常好，同時又鼓勵藝術的發展。

我一直不明白，他有後宮佳麗三千，為什麼還能早上八點起床，工作到晚上十二點。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路易十四。女人又多，做事犀利，也極其推崇藝術。但是，他所鼓勵出來的洛可可藝術（Rococo Art），也透露出濃重的「華而不實」的味道，不是好的藝術，只貪個「靚」字，只講究豪華。這一點上，他和乾隆十分相似。乾隆時代的瓷器，做工非常精細、花俏，但卻略帶俗氣。所以，對於藝術的發展，皇帝的影響很關鍵，皇帝的品味很重要。

但有些時候，在歷史的某些片斷中，商人開始介入藝術品的買賣。這時，對於藝術品的話事權，就開始從皇帝的身上轉移。如果商人的品味不好，當然也是件很頭痛的事，藝術品會講究「意頭」，什麼牡丹、松樹、長壽之類……往往帶有迷信的色彩。

儘管如此，商人成為藝術品買家所產生的影響，一般來說，比皇帝喜好的影響要好得多。因為商人們的愛好更大眾化。這樣一來，對藝術品的評判標準不再局限於皇帝個人的品味，而轉向商人們是否喜歡了。

最難得一點，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開始顯現，但在中國，至今還沒有發生。那就是，什麼樣的人開始買畫呢？恰恰是那些寫文章評論畫的人。

這一點很難相信。所以，歐洲藝術的發展在十八、十九世紀能如此輝煌是有它的道理的。評論畫的人來買畫，這是一個很難得的進步。畫商不只買畫，還出錢撰文對它進行評論。由此可以看出，買畫的人目的，在於投資。

藝術發展的方向再好不過如此了。懂畫的人來買畫進行投資，畫家的作品不再只是為了迎合皇帝，他們開始為懂畫的人、為藝術評論家作畫。

這就引起了日後重要的印象派的發展，以及在美國比較成功的抽像派畫風的發展。例如，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和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llning）。他們的畫都是為當時的評論家而畫的，是為懂得畫的人而畫的，所以藝術的層次自然高了許多。

就中西方藝術的發展作個比較。在宋朝的時候，大約在公元900年初，1100年以前，中國出現了范寬的畫。他的《西山行旅圖》，目前收藏於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在這幅作品中，他對空間的處理手法，在歐洲很多年都沒有人能達到那樣的水平。那時的歐洲，正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歐洲的藝術水平與中國追成平手的時間，出現在1650年。當時，歐洲出了個倫勃朗，他的氣派可以直追范寬。但那時的中國出現了哪些人呢？出現的是「八大山人」、「四大高僧」。

所以，就我個人來講，客觀地說，在繪畫藝術方面，1650年，中西方可謂「打個平手」，是勢均力敵的。但是，如果從整個繪畫歷史的角度，自那以後，中國就開始輸了。

也就是說，中國的藝術，在唐朝、宋朝的時候達到高峰，但自十七世紀以後，開始走下坡。而西方呢？卻是一路向上。出現了塞尚、凡高、畢加索，又到莫奈。那樣的境界，確實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在此之後出現的抽像藝術，雖然很多是亂來的，但不可否認，有一些真是非常的好，例如傑克森·波拉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所以在繪畫方面，中國輸了西方兩百年。

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是「富而後工」了。

現在的中國開始富有了，那會怎樣呢？陳逸飛行不行啊？羅中立行不行啊？艾軒行不行呢？

我該怎麼回答呢？就繪畫來說，在中國是有市場的。中國開放以來，藝術家們的生活過得很不錯，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了。

我曾經問過一位在美國的中國畫家陳衍寧。他以人像出名，在廣東畫院。我問他：你畫人像生意那麼好，廣東畫院裡的畫師沒有幾個能比得上了吧？他說：張五常，不是這樣看的。你到廣東畫院的停車場去看看，全部停滿了車。那些都是畫家們的車啊。

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他說，貴有貴的畫，便宜也有便宜的畫。如果一幅畫能賣到300元，都已經是很好的收入了。所以，中國一旦富裕起來的話，對藝術品的需求會是相當大的。

另一方面，中國歷來都有毛筆的根底。因此純粹從油畫技術的角度，並不能批評陳逸飛、艾軒和冷軍。他們的繪畫技術屬世界級水平，這是無可非議的。

但是，在他們中有沒有一個畢加索、莫奈、塞尚或是波拉克存在呢？還是有些小疑問的。他們在畫技上是沒有問題，但距離國際大師級好像還是稍稍差了一些。

這是一個比較難答的問題了！

回看歐洲藝術最輝煌的時期，例如文藝復興時期、文藝復興後期，巴洛克時期以及印象派時期。每一個蓬勃的時期，必定有一群人聚到一起，日以繼夜地在競爭中相互爭論。那麼，類似這樣的環境，何時才會在中國出現呢？

這就是所謂的「學派」了。就好像經濟學，在歷史上有多少是可以拿出來被人談論的呢？屈指可數。三十年代的倫敦經濟學院，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學，五六十年代的麻省理工學院，都是有一群人走到一起，彼此不斷地爭論，但卻是言語相通的。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學派。

學派，並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若要有很大的成就，就一定需要有一個學派形成。孤軍作戰不是那麼容易的，雖然有機會存在。所以回看歐洲的歷史，當藝術繁盛的時候，就會有好似「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情況出現。當一個「將」出現的時候，總有很多的人圍著他。例如整個巴洛克時代，只有一個倫勃朗，「鶴立雞群」，說起那個時代，沒有人再會提起第二個名字。只有一個大師，卻有許多許多圍繞著他的人。再到印象派的時候，再到美國的抽像一派。總是有那麼一班人聚到了一起，在某一個城市，某一個村落。

但在中國近代的藝術發展中，這種現象似乎並不存在。但我相信，類似的情況，應該會在某一個地方出現的。最近，聽說上海有一條街，有很多藝術家都聚集在那裡。但能否真正形成一個重要的組合，來推動藝術的發展呢？

重要的組合，不一定是和諧的組合，是應該有爭論存在的。例如凡高和高更，吵到幾乎鬧出任命，但他們是為了繪畫的發展，正是因為相互爭論，才使得繪畫被推倒那樣高的境界。

那中國是不是已經有一些畫家走到一起了呢？我不是很熟悉，可能這幾年已經有了吧。但據我所知，十多年前，是還沒有出現的。

再說道第二個我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歐洲的傳統來說，看看米開朗基羅、達芬奇、印象派、巴洛克、畢加索以及德·庫寧的時代。我個人的感覺是，這些有成就的藝術家，都是很有學問的。米開朗基羅留下了許多的文學作品。而在達芬奇、凡高的來往書信中，他們的理論和哲理，都反映出他們在學問上同樣有很深的功底。我曾看過塞尚的繪畫哲理，佩服得五體投地。

差不多十六七年前，黃苗子先生鼓勵我學書法的時候，曾對我說過一番話。他說，張五常，任何藝術包括書法在內，寫到最後，是寫學問。寫到最高境界，是在寫學問。

這番話是有道理的。於是我想，我讀了那麼多年書，不學書法豈不是很可惜。

謝謝大家！

上海博覽博得過

一個城市搞世運或博覽等巨型玩意，是大投資與世界市場博一手。賺錢機會不大；虧蝕屢見不鮮。這是說直接的收益，間接的不容易估計。後者是城市喜歡競投舉辦的原因。明知直接收益低於直接成本也競投，是希望間接的收益可以彌補損失。
世運的主要直接收益靠廣告：整個世界的電視天天播多個小時。搞手的本領非常重要。一九八四年洛杉磯搞世運賺大錢，因為搞手神乎其技。北京於二○○八年推出世運，今天懂得聘用外地的專家協助，有長進。早上十多年國內的意識是「外人辦得好，中國人可以辦得更好」。這不對，「十年難逢一潤」的大玩意非專家不行，中國人從來沒有「玩」過。

北京的世運還有一點幸運之處，那就是在上海博覽之前舉行，早兩年。很多外國朋友都希望到中國一行，北京是名城，多有古跡，招徠沒有問題，而去北京的多半會順道遊覽中國。這對兩年後的上海博覽會有少許不良影響。

博覽的主要直接收益靠訪客多。以上海今天發展的形勢看，就算北京的世運拿去了一部分訪客，其訪客數字應該打破博覽玩意的歷史紀錄。博覽與工商業有關，而上海是當世工商業發展得最快的大都會，加上鄰近有杭州、蘇州等旅遊勝地，其招徠條件近於滿分。

聽說上海打算投巨資、下重注來搞這二○一○的博覽。博是博得過，但總要搞得很專業才可以有好運情。直接收益（門票收入等）不容易蓋過直接巨資成本，但間接的收益怎樣算呢？博覽為期長達六個月，此前日本大阪於一九七○年舉辦的博覽訪客人數最多，近六千五百萬。上海的訪客達一億不足為奇。這樣的天文數字會有天文數字的間接收益——每訪客會在中國花多少錢呢？要減去訪客消費的成本，要給本地客打個折頭，還要減去其他不幸的考慮。

我說的「不幸考慮」是有兩方面的。其一是治安可能出現問題。一般的治安不妥已大為不善，而今天的世界，幾個恐怖分子可以把整個博覽搞得全軍盡墨。第二項間接收益要減的考慮，是博覽之前——尤其是之後——上海一帶的遊客會下降。據說昔日西雅圖與滿地可舉辦博覽之後，遊客有好幾年下降得相當嚴重。這是博覽的間接收益不容易大略估計的一個原因。

如果沒有治安問題或恐怖分子的干擾，我看好上海搞博覽。這是因為另一項間接收益其他博覽是不容易有的。這是在博覽之後，外商到中國投資或與中國貿易的會有可觀的增加。今天上海的工商業發展甚有看頭，七年之後應該更為可觀。對中國大感興趣的外地朋友數之不盡，但總不如親歷其境地到上海去看看。

我衷心希望，七年之後，中國早已解除所有外匯管制，開放金融，使外來的訪客能見到外資銀行林立，國際性的股票經紀行、投資顧問之類的公司所在皆是。這樣的景象會使訪客認為中國是一個可信的大有前途的國家了。

思想的感染

一個人的思想往往受到外人的影響，而更普遍的是受到時代的影響。生活在社會中，時代的影響無可避免。這影響或有偏差，或可誤導，但既然無可避免，受影響的人要有大智大慧才懂得取捨，知道何去何從。困難是，時代的影響，思想的人是否取得正確，或捨得適宜，要歷史回顧才知道，而到那時，思者早已作古，要改無從也。

這裡要說的是外人的影響。與時代相比，這是小影響了。也與時代的影響不同，外人的影響雖然可以誤導，但只要思者能客觀衡量，反覆考慮，改觀還有時間，不需要作古而飲恨黃泉。更重要的是，與時代的感染不同，外人思想的影響是可以避免的。不容易，但原則上可以避免。遙想六十年代初期我選修經濟發展學，考試成績好，讀得如醉如癡。但在六三年遇到艾智仁（A.A.Alchian），與他談及經濟發展的學說，他竟然笑問：「你真的相信那些胡說的文章嗎？」一經提點，我重新考慮曾經為之廢寢忘餐的好些文章，覺得真的是胡說，清醒過來，到寫博士論文時就手起刀落了。六十年代中期，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是經濟學的熱門話題。我覺得其內容不妥，六八年在芝大問高斯（R.H.Coase）意見。原來他沒有讀過有關界外效應的文章，旁觀者清，我只細說一下他就認為是胡說八道，同意我的觀點，使我得到啟發，跟在六九年我也是手起刀落。

外人思想的感染有好有壞，或對或錯。還未成師，進入了研究院的學子要懂得怎樣取捨。這解釋了為什麼明師指導是那樣重要。是的，教授老師授課時的內容是次要的。遠為重要的是跟老師的想法去想，學他的思考方法，而同樣重要的是聆聽老師對外人思想的判斷，然後自己考慮。

是我之幸，有機會認識二十世紀的多位經濟學大師。對任何外人的思想，這些大師毫無例外地從上頭往下看，好像不吃人間煙火地考慮他家之見，對說對，不對說不對，重要說重要，廢物說廢物，永遠不給他家的大名或小名任何份量。這些大師不是不受外人影響，而是他們要先作客觀的考慮。

我從寫博士論文起就懂得客觀地考慮他家之見。博士後三年，我選走不讀他家論著的路。近兩年來，我那三十年不讀書的言論在國內吵得火熱，被人痛，說我誤人子弟云云。

怎會誤人子弟呢？我說得清楚，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很多書，因而贏得可以不讀的資格。一個人有讀書的時候，有思考的時候，要來一段純思考的長時日，完全不讀他家之作不是很有意思嗎？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六九年離開了芝大，到了華大，我意識到自己選取的研究題材，前面有一條路，不是很清楚，但相當肯定可以走下去。那時，同樣題材的他家之見，與我看到的路有好些地方不同。考慮他家之見不僅複雜、費時，也可能失事，還是走自己看到的路算了。

走該路很寂寞，有點怕人，但新奇過癮，到今天我沒有悔意。

喝過洋水的文字

那天陶傑請吃高檔午餐，在座還有快將退休的《信報》老總邱翔鐘，後者老成穩重，前者生動過癮，相映成趣。大家談得來，說得快，樂事也。大家都寫稿，論及寫專欄隨筆被讀者歡迎或接受的因素，可謂煮酒論英雄矣！



言談間轉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港、台三地寫隨筆的無數，但能在三地同樣受讀者接受的很少。近幾年國內的文字思維開放了，一地的寫手往往試把文稿發到二地或三地去，希望多賺點稿酬，又或試行把文稿在三地結集成書出版。然而，小說不論，能得到三地接受的隨筆或評論文字不多見。是同一民族，大家承受了同樣的文化傳統，為什麼三地讀者的文字品味有那樣大的差別呢？



我此前說過，任何在一地持久地寫專欄的人，多多少少有點才情，真真假假有點學問，而以中文下筆，對中國文化總要有相當的掌握。當然，從一地轉攻三地，要撈過界，潛在的競爭寫手數字急升，成功要有較高的水平。然而，高水平的本身顯然不是三地能一致接受的足夠條件。國內與台灣寫隨筆的，有好些思維生動敏捷，有內容，文字流暢老練，但打不進三地市場，令人惋惜。



很顯然，要被三地讀者一致地接受，隨筆文字要有一個公約數或共同特性（common denominator）。這共同特性是什麼呢？陶傑和我談了一陣，大家認為「喝過洋水」是主要的共同特性。邱老總沒有異議。所謂「喝過洋水」，不是說到過西方幾年那樣簡單。有些人移民西方數十年，蟄居唐人街，外語說不出口。有些留學生在西方拿得博士，但持久地與中國同學會為友，也算不上喝過洋水。陶傑和我說的，是一段長時期只說西洋鬼子的話，吃西洋鬼子的膳食，與西洋鬼子醉後狂言，甚至拖過西洋鬼子的異性的手。這是說，喝過洋水是指曾經生活在西洋鬼子的生活中，知道他們的感受。



不是說喝過洋水就可以寫出三地接受的隨筆文字，但觀察所得，寫得出三地接受的隨筆的人，必定喝過上述的洋水。這是說，喝過洋水是必需但不一定是足夠的三地接受條件。很武斷，有點亂來，因為其含意是如果蘇東坡死而復生，今天寫隨筆也不能為三地一致接受！



問題是觀察所得，直指喝過洋水是隨筆文字三地接受的共同特性，找不到例外。陶傑之後我在國內與幾位搞出版的朋友談起隨筆文字的接受性，他們不約而同地說香港的寫手最容易被三地接受。這觀點與多喝洋水的準則類同，因為二百年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當然，有些香港的隨筆大師，尤其是寫怪論的，像昔日的三蘇與哈公，國內與台灣不容易接受：讀不懂的幽默笑不出來，雖然三蘇與哈公沒有喝過洋水。我曾經盛讚的林振強也有類似的困難。林老弟的文字香港的中學教師（尤其是女教師）讀得哈哈大笑，拍案叫絕，但外江佬不會讀得懂。過於地道的隨筆，就算天才絕頂，是不容易被三地一致接受的。



奇怪是毫不地道的隨筆，寫得很好的，作者沒有喝過洋水就不能被三地接受。是怪現象，也是深問題，我不大了了，只可試作解釋。



我認為雖然是同一民族，出自同一文化傳統，三地的人有不同的情意結，尤其是在民族大義那方面的思維。寫隨筆的人當然不會常論民族大義，甚至永遠不在這題材下筆，但字裡行間，有地區性的情意結總會或明或暗地顯現出來，使不同地區有不同情意結的讀者感到有磨斧痕跡，讀來不大舒暢。



舉個例。你向沒有喝過洋水的陳水扁先生提出關於「台獨」的問題，他可能變得熱血沸騰，說話的聲浪提高了。轉過來，問北京某老教授關於台獨，他可能站起來，說得聲色俱厲。但如果你問我這個在外地流浪了二十五年的老人家，我會回應：「什麼台獨呀？沒有想過。」其實我是想過的，只因為想法過於簡單，想了幾分鐘就不再想了。是的，我的想法是只要國家的安排能改進人民的生活，哪管是一國還是三十六國？



國家歸國家，民族歸民族，文化歸文化，生活歸生活——這些不一定有連帶關係，不能混為一談，是飽喝洋水的人的一般見識。說得清楚一點：國家是組織的歸屬，民族是血統的關係，文化是眾人皆可共享，而生活則是個人的感受了。分開來看，我可以是甲國之民，有乙族之血，醉心於丙傳統的文化，但生活在丁地。這樣的人的情意是每項各歸各的，不會將兩項或三項或四項結合起來，思想自由得多了，下筆為文就不容易有磨斧痕跡。



我不是文字專家，但覺得三地寫手中香港的水平偏低。然而，因為少有民族大義的情意結，香港的隨筆在國內比較容易被接受，以至今天一些廣東話俗語也被國內的寫手倣傚了。是的，偶而套用半句廣東話的文字，國內的朋友認為過癮精彩。應該不是真的精彩，而是香港寫手的隨筆文字比較自由自在，外江佬連廣東話也接受了。



把國家、民族、文化、生活等結合在一起，其情意結各地不同，本地的讀者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但另一地的讀來就不免覺得有點磨斧痕跡，字裡行間使人有少許不舒暢的感受。不是明確的抗拒，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理無理總是說不清，就是不太喜歡讀。



我認為有上述的情意結的文字不能被三地接受，還有另一個原因。這是國內的知識分子與莘莘學子的思想開放了很多，雖然沒有喝過洋水，但其中有好一部分意識到世界是漸趨大同了。昨天之禁與今天之放有震撼性的效果，而互聯網的普及幫助很大。



最近讀到一些國內寫手的隨筆，磨斧痕跡的大幅度下降使我吃驚。另一方面，與新相識的國內朋友的傾談中，我發覺不少知道國家、民族、文化、生活等是各歸各的。



不用喝洋水的日子應該為期不遠吧。有一天香港的寫手會被淘汰。

以感慨起筆吧

董橋邀請我在這裡與他並駕齊驅：他寫一、三、五；我寫二、四、六。時間安排可以，但與他平排不免有點膽怯。可不是嗎？一九八三年我開始以中文下筆時，他的中語文字已經獨步天下。

　　八十年代初，高斯數次催促我回港任職。他認為共產中國的不幸可能有轉機，而我專於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研究，明白制度的運作，可用中文把這些知識介紹給中國的同胞。當時我想，文章就是文章，中、外、古、今沒有什麼不同，既然困難的英語文字自己身經百戰，中文應該沒有問題吧。這看法是對的，雖然開頭的十篇八篇滿有沙石。事實上，就是今天，董橋、陳雲等高人還認為我的文字有沙石，但升級為「偶有沙石」了。不拘小節，以沙石點綴一下文字倒也過癮，這是自我安慰。

　　二十年過去了。於今回顧，這二十年我做了三項自己滿意的事。

　　第一，很多人可以做到的，是全面革新了香港中學高級經濟的課程。我主要的貢獻是晚上開課，每星期一次，為期兩年，替二百多位中學老師補習經濟。沒收一分錢，只覺得是自己的職責，應該做。

　　第二重要，雖然是意外的收穫。這就是我向中國同胞介紹的產權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受到的廣泛接受與引起的熱烈爭議，遠超期望，怎樣看也算是個現象了。雖然我重複又重複地在《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中闡釋我的觀點，但主要的導火線還是最初在《賣桔者言》之內的幾篇淺白易懂的文章，加起來不到一萬字。

　　第三是自己個人在學術上的收穫。回港任職之前我專研產權制度、交易費用與合約安排的關係，其中有幾個理論上的要點我翻來覆去也拿不準。中國的迅速而又成功的制度大改革，史無先例，我跟進，得到啟發，想通了回港前我有困難的要點。可以說，沒有中國經驗的啟發，最近完工的《經濟解釋》不會那樣完整堅實。

　　任何學者有上述的三項收穫，應該滿意，足以自豪。然而，這些年來生活並不寫意。鄭耀宗的港大論人事，搞權術，與我的個性格格不入。說為大局要唱好調的社會，更使我反感。還有的是，這個時代，這個地方，無聊之輩甚眾。無端端地引起爭議使我想起蘇東坡的話：「吾生平遭口語無數……今謗我者或雲死，或雲仙。」我的困難是沒有蘇子的曠達胸襟，無聊的話聽得多了，總有點耿耿於懷。

　　《還斂集》取名於辛棄疾的《水龍吟》。我愛稼軒這首詞，因為有印象派的奇異，也使我想起愛倫坡。平生屢過危樓，思想放如飛鳥，但人老了，還是收斂一點吧。全詞是這樣的：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欄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峽束滄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