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決定思想的普及

韋伯替史密斯的《國富論》寫序，是史氏身後的有名序言，竟然高舉馬克思，不知是（手羅）景還是贈慶，給史德拉破口大罵。然而，名序還是名序，該序言起筆說時代影響了史密斯，跟史氏影響了時代。這起筆的一長段哲理縱橫，文采斐然，擲地有聲，是我作學生時喜歡背誦來學英文的。
沒有錯，時代影響人的思想，而大時代的轉變會出現思想大師，有巨著。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業影響了史密斯，寫成了《國富論》；十九世紀歐洲的貧富懸殊影響了馬克思，寫成了《資本論》；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影響了凱恩斯，寫成了《通論》。然而，我很懷疑這些大師及他們的經典巨著真的影響了跟而來的社會發展。

無可否認，在一個大時代的轉變中，適合時宜的思想會使其作者大名遠播。這是時勢造英雄。我的疑問是英雄究竟可不可以造時勢。不合時宜肯定是不能的。問題是：「合時宜」可使作者大名，但大名又怎樣了？政府的政策會否受到這些思想家的影響呢？我認為不一定，多半不會，但因為「合時宜」，思想家會被執政者或壓力團體利用。

馬克思時代的歐洲我沒有調查過，但凱恩斯的存在與否似乎對大政府的出現沒有連帶關係。當時舉世都有大政府的趨勢，他的被闡釋為支持大政府的理念被利用了，要是歷史拿開了凱恩斯，這趨勢及跟而來的發展應該沒有什么不同。

二十世紀的佛利民（M.Friedman）倒轉過來，看到大政府的不濟，受到影響，發表了他的自由經濟言論。我認為如果一個思想家真的影響了社會的發展的話，佛老是首選人物。他的自由主張起於大政府如日方中之際，自己所到之處，多國元首倒屣相迎。然而，私下間佛老說，他對政策的影響近於零。他拿出的主要證據是他先後出版過兩本類同的書，一本是《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六二），另一本是《自由選擇》（一九七九），相隔十七年，前者賣不出去，後者是美國全年非小說的暢銷書之首！他認為是時代的轉變使他成為舉世知名的公眾人物。

一九六九年麻省理工學院的度瑪（E.Domar）讀到我剛出版的《佃農理論》，來信說，該書若早出十年會在經濟發展學中很大名。今天我想，如果早出十年，該書不會對合約分析有影響。一九二四年奈特（F.H.Knight）清楚地提出了高斯三十六年後所說的，但當後者以略為不同的角度再說，就有了高斯定律。海耶克（F.Hayek）在四十年代就提出訊息費用與市場的關係，但史德拉（G.J.Stigler）的訊息費用論點於一九六一年提出，八二年拿得諾貝爾獎。不合時宜的思想怎樣精彩也會被埋沒的。

我對大名沒有興趣，但如果有興趣我是最幸運的人。比時來風送滕王閣還要巧合，八十年代初期我開始對中國的問題以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理念分析。那時國內的書店中，有關馬克思的書籍滿佈厚塵，而西方經濟學者引進的生產函數理論，早從蘇聯進了口，賣不出去。

思想是要有顧客願意付出考慮或時間之價才能賣出去的。當他們不知何去何從，對思想飢餓，你只要拿出一些他們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解釋，他們就狼吞虎嚥了。

時間（指社會當時的情況）決定思想的普及，但思想的普及不一定影響社會的發展。去問佛利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