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因為集中而頑固

我曾說將來的歷史會認為整個二十世紀對經濟思想有最大影響的兩個人物，是佛利民和高斯。如果在高斯盛年時你遇到他，與他傾談半天，你不會體會到他是那樣重要的思想家。

以大師速度來品評，高斯的思想不快。你要認識他很久才知道他對問題作多方面的考慮，就是明顯不過的答案他也不容易接受。他很頑固，甚至固執。這是因為他想了很久才接受一個觀點，與這觀點有出入的言論，外人不容易改變他的看法。任何一段時期，高斯都集中地想一個問題，鍥而不捨，與這問題無關的他興趣不大，而與他的所有興趣無關的，他聽而不聞。要跟高斯對話，你要先知道他有興趣的範圍，否則自討沒趣。

以今天的經濟學而言，高斯所知的範圍很窄。雖然出自三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倫敦經濟學院，他熟讀的書只有三本：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奈特的博士論文，P.Wicksteed的《Common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熟讀，但完全不受這些論著的思想的約束。行動舉止百分之一百是英國紳士，但思想卻毫無人為的約束，是一個現象了。

任何問題，就算是眾所周知的老問題，凡有興趣高斯都要自己從頭看。這種不受外人影響的看法難於登天，但創新的機會很大。可能錯，曾經錯，但每次命中都有新意。這樣，一生只要能命中兩三個創新的重點，集中地伸延、擴展，就能成為頂級的思想家了。

經濟學的話題，高斯比我知得少，少得多，而我又比今天的經濟學博士知得少，少得多。但高斯所知的深入而通透，其掌握程度令人拜服。例如，他對成本的概念掌握比我所知的任何經濟學者深入，以至所有經濟問題他可以單從成本的角度看。與高斯相比，今天的經濟學博士差不多可說是不知成本為何物了。單是懂得成本的定義或書本所說的有關概念，以高斯的水平衡量，不算是懂。

凡學皆集中，集中然後深入，是高斯的學問之道。他是貴精不貴多。貶低黑板經濟學，他認為要解釋世事我們必須先知世事的真實性。他對世事的調查也是集中而深入的。不要考高斯他下過工夫的真實世界現象，因為你不容易理解他達到的層面。

在自己有興趣的話題上推理思考，高斯永遠以預感或直覺先行。他是有了假設的答案才回頭作分析的。是毫無人為約束的預感，以他慣用的成本理念想一下，就莫名其妙地在空中抓下一個答案，然後才慢慢作邏輯分析。後者他想時有很多顧慮，往往為時甚久。

我曾經說過如下的真實故事。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和高斯到溫哥華去參加一個漁業經濟的會議。會中有人（最近獲諾貝爾獎的V.Smith）提出，大海不容易分割開來界定為私產，而如果整個大海的捕魚權利由一人或一個私人企業擁有，成為私產，壟斷的情況出現，漁業產品之價會是壟斷之價。我立刻反對，說：「怎麼可能呢？如果全世界的種麥之地都是我所有，我必定要分租給數之不盡的農戶耕耘。這些農戶互相競爭，麥價會是競爭之價而不是壟斷之價。」

高斯當時坐在身旁，說：「你對了。」過了一天的早上，他又說：「昨天你是對了。」過了三個月，在芝大，他突然又說：「我認為你是對了的。」問他我對了什麼，他說：「麥之價！」

逃學的回憶

位於港島東部的柴灣今天大廈林立，人煙稠密。五十多年前那裡是個墳場，半間小房子也沒有。是窮人用的墳場，野草叢生，亂七八糟的。筲箕灣的客家人吵罵，喜歡叫對方去柴灣，其含意是叫對方去死。

山頭墳場之下是一個海灣，碎石多，泳客少光顧。那時富有的泳客到淺水灣去，次富的到深水灣，再次的去石澳。步行到柴灣游泳的大都一貧如洗，所以工作天那裡四顧無人。

一九四八年我進入灣仔書院就讀，留班一年，升班一年，留留升升的，對讀書沒有興趣。喜歡逃學去釣魚，但恐怕母親見到，或朋友見到我逃學而告知母親，我選的釣魚之地多半是柴灣，因為那裡沒有人。從西灣河的家步行到柴灣大約四十分鐘，途經筲箕灣的振興餅舖，花五角錢買餅充飢，帶一副魚絲，幾個細小的鉛頭，逃學柴灣去也。

有同學願意逃學相伴，是大喜事，但他們通常不願意。不強求，我獨自去柴灣。記得該海灣之右的淺水上有一巨石，水退時我爬到巨石上，等潮漲，下釣至潮退才回家。坐在巨石上用力把魚絲向海中拋。拋絲出去後慢慢地把絲拖回來，幻想有魚上。一次又一次地拋，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拋出去。看不見魚，但希望永遠存在。

久不久是有魚上的，一般是小魚，但老是幻想有大的。無所獲，但幻想依舊，永遠幻想。可能是這幻想與希望培養了我後來作學術研究的耐力。找尋題材與知識是釣魚，希望釣得大的，一次又一次地嘗試，無所獲，但還是幻想而繼續找尋下去。

在灣仔書院從第八班升到第五班（即今天的中二），我的逃學習慣眾所周知。不是天天逃，是一星期逃一兩次。讀的是下午班。有一次遲到，老師（班主任）郭偉民正要叫學生背誦課文，我跑進課室，氣喘喘的，郭老師叫我先背。我一句也背不出來。老師問：「為什麼你以前懂得背呀？」我回答：「以前你叫同學先背。」於是郭老師叫一位同學先背，跟是我，一字不漏地照同學背過的背出來。老師可不知道，在廣西的拿沙村的多個晚上，跟一個國文老師學古文，沒有紙筆，不識字，迫練得過耳不忘。

後來大考將至，我缺課，郭老師在班上對同學說：「張五常臨急抱佛腳，平時不讀書，今天是躲在家裡讀書應付大考了。他可以做到，只有他可以，你們不成，不要學他。」其實那天我不是在家準備考試，而是去了柴灣釣魚。

離開了灣仔書院，整整三十年後我回港任職，是大教授了。想起昔日對我那麼好的郭偉民老師，幸運地找到他，相聚了兩次，談往事，想當年，大家感慨良多。原來我離開灣仔書院不久他也離開，轉到師範學院工作。是那樣好的一位老師，該學院應該深慶得人。

是二十年前與郭老師舊的，不久後他移民澳洲或什麼地方，沒有再聯絡了。他當時身體不大好，衷心希望他今天健在。

大師的思考方法

斷斷續續地以中文下筆十九年多了，寫了二百多萬字。與林行止、陶傑、董橋、李怡、岑逸飛等職業寫手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但以業餘為之，則可哈哈大笑。我想，要是以專欄文字多產論英雄，來一個多產作家大比並，香港可以拿個世界冠軍。當然，我沒有算寫小說，也沒有提及發明車衣寫法的三蘇。

寫了二百多萬字，怎樣看也算是老手了。雖然為人師表，讀者的品味不可以視若無睹。回顧讀者對自己文章的喜好，他們比較喜歡的有兩類。其一是說往事，以感情下筆。其二是談學術，以求學下筆。其他的題材都降了一級。文章不應該單為讀者的喜好下筆，譁眾取寵非好漢，但自己認為可以寫，應該寫，而讀者又是喜歡的，那就錦上添花，要多寫一點了。

以上算是個引言，解釋為什麼我將要在這裡寫五、六期關於我認識的經濟學大師的思考方法。不是一連串地寫，梅花間竹，以其他題材分隔一下。此前我是簡略地介紹過這些大師的思考方法的，但這裡準備寫的是每位大師獨立地寫一期，說得比較詳盡。是個人與他們的交往所得，是一己之見，不一定對。

名單內會有佛利民、高斯、艾智仁、赫舒拉發等四君子。這幾位我不僅熟，他們的思考有獨特之處，而更重要的是我能跟進，跟得清楚明白。另一些大師我也相熟，但自己不容易跟進，摸不準，甚至有格格不入的感受。這些我只好把兩個或三個合併來下筆了。

我曾經說過，原則上智商是天生的，後天學不來，雖然後學對智商測驗的分數有幫助。但我認為思考而言，智商不是那樣重要。我認為想像或聯想是非常重要的，曾經說過可能是後天的，應該可以學。但我不絕對肯定。是奇怪的問題。想像不論，你說幽默是可不可以學得的呢？原則上應該是可以學得的吧。但我們很少見到——我從來沒有見到——一個以前毫不幽默但其後變作幽默得很的人。看來是個性的問題。難道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回頭說思考方法，我絕對肯定是可以從大師中學得的。我自己就學得不少。我們不容易——甚至不可能——盡學一個大師的思考方法，但我們可以學幾個，加上自己的來合併使用。這是說，以思考而言，我們不容易單學一個大師而青出於藍，但學了幾個大師的而合併，青出於藍就比較容易了。

記著，你自己是個有思想的人。但你可能不懂得怎樣有效率地想，又或者你的想法沒有大師那樣標奇立異。你可能像我當年那樣，見大師而生畏。但我當年是因為被大師們嚇得要命而決定學他們的思考方法，過了幾年，大有斬獲，覺得愈學愈容易。既為大師，他們每位的思考方法很不相同，所以我們要多學幾個。自己的經驗，是一些大師很難學的，另一些遠為容易。可幸的是，難學的不一定比較優勝，易學的不一定較弱。重要的是，算得上是大師的，其思考方法必定有獨特之處。我們要找每位的特點入手。

我認識的所有思想大師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論事客觀。可以好勝，可以頑固，但怎樣還是客觀的。如果你不能客觀論事，思考方法不學算了。

合作與競爭

電視上看到廣州市長林樹森大發脾氣的片段，不知為何。翌日在報章讀到，女記者的小節不論，主要話題是香港與廣州的合作與競爭。說來話長，這裡我只能簡略地說一下。
首先我要對林市長作一個建議，那就是廣州的英文名字應該復舊，把Guangzhou復舊為Canton。國際上有悠久歷史的大名城市，其英文名字不改為妙。北京以拼音改為Beijing，西洋鬼子還知所指，可以容易地讀出來。上海依然故我，還是Shanghai，與拼音巧合，是上海之幸。

廣州——Canton——自一七二○年康熙皇帝謝世前在那裡成立了對外貿易的公行，至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是東方名頭最大的商業城市。今天廣州的商業發展捲土重來，可喜可賀，但不少外籍朋友還是Canton、Canton地叫。當然，假以時日，他們會忘記Canton的。然而，今天鬼子佬的意識，是Canton不僅是大城市，而且代表著東方的商業傳統，其外貿歷史早於上海百多年。

回頭說合作與競爭，我解釋過了，二者並存是沒有衝突的。市場開放，合作與競爭的行為不需要政府的參與。私營企業為利競爭，也為利合作。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像番禺、順德、南海、東莞等地，工業發展得頭頭是道，主要是經過市場的指引，競爭與合作皆得宜。一家工廠接了大訂貨單，自己趕工不起，掛個電話給競爭的行家，就立刻合作生產了。見錢□錢，有飯食飯，是市場競爭與合作的規律。一位在東莞開廠的朋友說：「我的工廠是他們的；他們的工廠都是我的。」

問題是龐大的項目，例如建機場或港口，因為陸地與海洋的產權不是私有，而政府又不願意放出去給私營運作，又或者公路與基建等必需的協助牽涉到不同市縣的政治問題，項目由政府主持就需要了。這種項目沒有市場的指引，計錯數的機會比較大，而錯起來往往是大錯。另一方面，龐大的政府項目，其合作往往牽涉到兩個甚至多個政府。這些應該是董特首與林市長所說的「合作」事宜了。

龐大項目的合作，不一定是指合作興建大橋之類。我建機場，你也在鄰近建機場，豈不是重複成本而互相損害？這問題經濟學的看法也是以市價及成本來衡量的。比方說，香港近兩年來的空運物流生意好，廣州看著，計算一下自己的成本，自己較近生產地的優勢，也計算一下香港機場的生意可以競奪多少過來，划算，就建新機場了。香港機場如果因為費用過高]連運貨抵港的費用）而生意流失，是無話可說的。同樣，南沙準備興建大貨運港口，算得準有利可圖，就應該興建。如果香港政府老早就大量推出貨運碼頭，盡早與國內洽商，搞好與工業產地連接的公路，大幅減低運輸成本，南沙港口的興建多半不會被考慮。

當然，如果廣州或國內要獨食其肥，興建機場或港口後禁止貨物運港轉口，或諸多留難，就違反了經濟合作的原則。六、七年前，廣東的發展在官僚的左右下，往往有違反以降低成本而合作的傾向。我曾經為文批評。兩年多前在廣州會見王岐山，他很明白減低成本的重要，而那時廣州已是明顯地欣欣向榮了。

富而後工——藝術發展的規律

作者按：本文是二○○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在上海同濟大學講話的大略，修改甚多。該大學以藝術知名，一位在那裡畢業的同學建議我講藝術，我就不客氣地班門弄斧了。一九九四年我曾以同一題目為文，也是以歐陽修起筆。今天重談，大有長進。



各位同學：

宋代歐陽修寫《梅聖俞詩集序》，提出了後來膾炙人口的「窮而後工」的哲理。歐陽前輩的意思是一個貧窮的人，遇到很多傷感的事，悲天憫人，寫出來的詩就富於感情了。他認為詩人窮，不是因為寫詩可以窮人，而是窮而後工。後來有人說歐陽修所說的不是「貧窮」的窮，而是窮盡心力的「窮」。這是不對的。歐陽前輩的原文是說貧窮的窮，清楚得不得了。

作本科生時我喜歡選修歐西藝術史，成績好，作過一段時期的藝術史助教。其後選修歐西的經濟史，比對之下，發覺藝術的發達與經濟的發達歷來是並駕齊驅的，一齊上，一齊落。這是富而後工，是藝術發展的規律，從不出錯。幾年前，我與一位國際大畫商論及藝術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他知得比我多，絕對同意二者的發展是齊上齊落，富而後工也。

中國的詩人多愁善感，哀傷的詩比較容易寫，「為賦新詞強說愁」，使人有窮詩人的感受。但喜歡哭呀哭的杜甫，是個官，生活其實很不錯。李白「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杜牧「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柳永「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這些都是生活寫意才可以寫得出來的句子。

文藝作品在中國有市場時，上海的張愛玲是個天才。當時她久不久交一短篇出去，可以天天在大酒店喝下午茶，逛街買新衣。之後文藝市場不再，到香港、台灣、美國等地艱苦謀生，天才變得凋零、憔悴。這些年國內的文藝市場復甦，出現了王安憶等人物。

歐洲的音樂藝術發展也是富而後工。莫扎特的父親發現兒子的曠世天才，日夕教導，帶著兒女到處表演賺錢。長大後莫扎特寫曲的收入很可觀。幾年前一位美國經濟學者計算過，莫氏如意時寫曲的每年收入，大約是今天的二十五萬美元。後來貝多芬的父親強迫兒子學音樂，是希望可以成為另一個莫扎特，到處表演賺錢。小時候不是莫扎特，但長大後貝多芬的音樂收入好，算是富有。

論繪畫藝術，歐洲的富而後工的發展更為明顯了。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法國的洛可可藝術，荷蘭的巴洛克畫派，都是經濟蓬勃帶出來的。倫勃朗很有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光芒不可方物的法國印象派由一群天才青年搞起來，其中除了雷諾阿，全部都是富家子。後來梵高貧困是因為作品賣不出去。與梵高大吵大鬧的高庚很市儈，不少人懷疑此君以匿名寫畫評，大讚自己的畫。

中國的經驗雷同。我們的藝術有三個黃金時代：唐、宋、十七世紀。這些都是比較富裕的時代。一個有趣的問題來了。唐太宗與宋徽宗都很有藝術天分，而十七世紀是明末與清康熙。為什麼「乾隆盛世」的十八世紀，有熱愛藝術的乾隆皇帝，我們的藝術反而開始走下坡呢？

答案也是中外雷同。歷史上，君王或貴族對藝術作品的需求影響很大。中國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與法國十七世紀的路易十四極為相似。二者都魄力雄強，懂得搞經濟，熱愛藝術，但可惜藝術品味奇差。路易十四鼓勵了華麗而沒有深度的洛可可藝術；乾隆皇帝也如是——在他統治下的瓷藝，精益求精，華麗之極，是洛可可，缺少了藝術深度。

我自己寫書法就有如下的意向。有人出錢買，不是應酬作品，寫得格外用心。但顧客的喜好不能置之不理。藝術歷史的發展，是顧客的品味有決定性。以君王為中心的時代，經濟情況好，貴族的品味多走君王的路。於是，君王的品味有決定性，品味好藝術發展得好，品味奇差就導致藝術走歪了路。

貧窮的下層階級沒有錢，買不起藝術作品，其影響近於零。商人買藝術，有影響，而大致上比君王的影響可取。這是因為商人比較多，藝術的品味較為普及。揚州八怪是乾隆年代的一撮奇葩異草，因為有商人光顧。

比商人顧客的影響更好的是畫商的影響了。畫商是藝術作品的中間人，懂藝術，收購然後推銷，對藝術家的思維與品味的影響很大。歐洲自十七世紀起就畫商行業盛行，以迄於今。我認為歐洲藝術從那時起開始超越中國，他們的畫商之功不可沒，而歐西對藝術作品的出處與鑒證比我們的遠為詳盡精確，更是畫商的功績了。

對藝術發展有最好影響的，你道是哪些人物？是收藏家執筆寫藝術評論的——有些是畫商、收藏家、評論家三者合於一身的。這種出錢又出筆的藝術癮君子在中國的藝術歷史上不多見，但十九世紀的歐洲相當時尚。法國的印象派出道時，一般的評論家都嘲笑，不以為然。但跟著而來的評論家不僅下筆，而且出錢收購，不到十年印象派就風生水起，有口皆碑。

中國的繪畫藝術在宋代遠勝歐洲，元代稍勝，明代僅勝。我個人的看法是十七世紀中葉雙方打個平手，之後我們就節節敗退了。是的，我認為繪畫藝術給西洋鬼子比下去，有二百多年了。這與雙方經濟發展的比對是大致雷同的。

今天，炎黃子孫開始有錢。飽暖思藝術，自古皆然。十多年來，中國的藝術家生活得很不錯，其人數的暴升不言而喻。中國的文化傳統是用毛筆的，於繪畫有王羲之傳下來的根底。是的，國畫不論，今天中國的油畫家，表表者在技術上已受到西方畫商的重視了。

問題是，藝術上，開放了二十年，我們的水平又怎樣呢？與國際頂級水平相比，我個人的看法還不是那麼好。我還想不出有哪一位國內的視覺藝術家可以肯定地名留國際藝術青史的。不是技術的困難；是思維的問題。

有兩個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一是國內還沒有搞藝術的聚在一起，為一項藝術哲理吵呀吵的。重要藝術的發展與科學一樣，要有一個思維範疇（paradigm）。不久前聽說在北京、上海及成都等地，似乎有藝術「範疇」發展的跡象，但不能肯定。其二是歷史上，重要的藝術家都一致地很有學問，而搞大學問，思想是要大放特放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是前車可鑒。米開蘭基羅與達芬奇的學問令我拜服。

高官減薪與北姑花柳

董特首施政，手起刀落，高官減薪百分之十，每年合共節省六百二十萬。這總數雖然低於任老弟的薪酬，卻高於區區在下的稿費。正感煩惱，晚上與醫生朋友共膳，聽說道，香港的公立醫院每年替患性病者免費治療的總支出達七千萬，而大部分求診的是北姑與尋芳客。
有點不相信，跟著與一位被減薪的可憐老友談及此事。此謙謙君子對北姑之說比我知得清楚。據雲，七千萬這數目可信，因為凡持雙程證來港的小姐皆可免費診治性病，又因為怕她們難為情，不用排隊，診後可免費取大袋西藥回家。持雙程證來港的北方佳麗理應是來接生意，不知道她們拿得的西藥會不會有「剩餘」價值，托人帶進國內去銷售，替神州大地作些貢獻？

高官減薪的總值不及北姑花柳的補貼的十分之一，是目前香港經濟不景的小插曲，思之愴然。雖然是小插曲，也是香港經濟的大畫面的寫照。北姑花柳那方面，表達著福利經濟已進入了軌道，前去有難，轉軌則不仁不義矣：性病傳染，怎可以不替天行道，幫助一下出不起錢求診或因為要付錢而不求診的人？

高官減薪那方面，反映著既得利益的頑固。這不是批評公務員：把我們放在他們的位置，面對減薪我們也會是頑固的。只是有些政府的主事人能審時度勢，知道情況嚴重，果敢決斷，而另一些政府則慈善為懷，望天打卦。

說句衷心話，我不明白為什麼董特首凡事慎重考慮，做什麼都不大刀闊斧，以團結合作為至上的，但在二十三條的推行上卻是那樣一意孤行，堅強不息，漠視團結？在午餐中我問那位被減薪的可憐老友他對二十三條的看法。他說不會對香港的言論自由有任何影響，因為這法例只限於推翻國家的行動，動手動腳的那一種。我問：「若如是，為什麼會搞得那麼糟？為什麼處理得那樣風聲鶴唳，使國際輿論小看了我們？難道我們真的不怕國際評級下降，使外資不來，來了的轉移陣地嗎？」

後來在報章上讀到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的幾句話，不勝感慨。我想，除了白癡，香港沒有誰會試行通敵賣國，武裝起義。政府為何不站出來衷心直說：「二十三條寫進了《基本法》，職責所在，我們是要做一點事的。但這是法律的問題，是大律師的學問，請大律師公會選出幾個有法律學問的高人，寫出二十三條來供大眾參考。」既然沒有誰意圖叛國，這法例理應可以寫得皆大歡喜。不容易寫，但有法律學問的可以辦到。是的，最好請法律學者執筆。

應柔卻剛，應剛卻柔，是我不同意香港特區政府處理問題的地方。應小卻大（八萬五是例子），應大卻小（公務員減薪是例子），我也是不同意的。應私卻公（醫院、學校是例子），應公卻私（不便說出來），我又不同意。書生之見，不足道也。

回頭說北姑花柳，既然我們有財政困難，政府何不立例：凡有性病求診者，罰款二千！

香港商業開始北移！

前些時在《南窗集》發表了一連六期的《請挽狂瀾於既倒》，提出一些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量容許國內的商人來港，以廉價商業場地讓他們搞展銷、進出口等生意。我指出香港還有的優勢是最好的海港，資訊靈通，通訊費用低，而商業合約的法律保障還是勝於國內的。六期文章發表後，讀者的反響熱烈，都同意，而國內的網頁轉載不計其數，吵呀吵的。
令我有少許擔心的，是聽說IMF也注意那六期文章。該國際機構顯然是關注著香港的經濟發展，恐怕香港會變為另一個阿根廷。這擔心似乎是過早一點，但不能說是杞人憂天。最近在深圳觀察到一個小現象，認為不尋常，跟著調查一下有關的，不出所料，香港的商業已經開始北移了。工業早已北移，什麼高科技、中藥港等不成氣候，剩下來最有希望的商業，有二百年成功歷史的商業，若繼續北移，變本加厲，香港不堪設想。

這些日子來，深圳的五星酒店生意好。上文提到的小現象，是這些酒店的房租，工作天的比週末的高出百分之十五左右。記得只不過是兩三年前，那裡的酒店房租是週末的比工作天的為高。今天是倒轉過來。其明顯的含意是：今天到深圳去的旅客比例，是從遊客轉到要工作的商人那邊去。深圳有不少新建的酒店，愈是高檔的愈滿，這也反映著商人的需求。

不要以為我這個大教授對經濟的調查就是那樣隨便，彷彿漫不經心。歷久以來，我作經濟研究的出發點，大多是從一些微小的怪現象得到啟發，有所悟，然後擴大調查的範圍。昔日為了爭取名學報的收容，我調查的詳盡打出了名堂，但這些年來為了爭取多知世事，點到之後略加少許調查，認為所悟可信，就轉移陣地。今天退了休，就真的馬虎起來了。深圳的酒店房租從週末較貴轉為工作天較貴，是一個微小的怪現象。有所悟，我到福田一帶略加查詢，知道那裡的新建豪華酒店常滿，寫字樓租得好，而因為老外他去而寂靜了多時的酒吧，有起死回生的跡象。

於今回顧，兩年前我到廣州會見廣東省的經濟大師王岐山時，就有點港商北移的感受。當時我不在意，因為我去你來，交換一下，是生意之道。這裡所說的北移，是我去的多，你來的少。聽說目前的廣州也有這樣的情況。

個多月前到上海去，認識一位新朋友。謙謙君子，原來他在一九七二年到芝加哥大學攻讀經濟博士的。我早走三年，教不他。離開上海的前一晚，此君請我到一家豪華酒吧，共謀一醉。他帶來了三位朋友，都是從台灣來的。這些新朋友的英語流利得出奇，顯然是生於台灣而學於美國的，都是商人，這幾年他們轉移陣地，定居上海。

言談中他們說，在上海的朋友很多，從商，大都是從台灣來的。「聽說台灣來了六十萬人，是嗎？」我問。「應該不止此數。」他們答。台灣人懂北方話，捷足先登不難理解。如果香港政府不盡快推行廉價商業，香港人學北方話是會學得很快的。

澳門搞的是一盤生意

一九八二至八七年的香港財政司彭勵治是好朋友，在任時他和我大約每兩個月有一次午餐之聚，出錢是梅花間竹，他出一次，我出一次。有時記不清楚，大家爭著說上次是對方出的。大家談天說地，無所不談。這個財政司不喜歡讀——給他的信如漏網之魚——但喜歡談，喜歡考慮他人的意見。他說不懂經濟學，經歷是個商人。在商言商，煮酒論英雄，他認為地產眼光首推李嘉誠，而生意眼光則選包玉剛。
初會面時，彭老問：「商人轉作財政司，我只能把香港作為一盤生意來處理，你這個經濟學家怎樣看？」我回應道：「那是最高明的財政司了，香港應該深慶得人！」我說的是衷心話。

可不是嗎？可能起自英國，今天美國有數之不盡的城市都是以私營公司的法例與結構成立的。是私產房屋的擁有者組合而成的公司機構，自設公安、消防、圖書館、學校，以及處理城市清潔及環保等事項，往往判出去給個別私營企業處理的。公司城市政府抽市民的稅，自負盈虧，換來的是較少受省政府的干預。

任職五年，彭勵治要辭職不幹。我說如果我可以選擇，是希望他能繼續下去，到九七回歸才退休。他說從商多年，有足夠的積蓄享受退休之樂。u不考慮為香港多做點事嗎？」我問。他感歎地回應：「我喜歡問你意見，因為你從來無求於我，也沒有替任何團體說話。財政司的工作很辛苦，但主要問題是約見我的人都代表著一些利益，對政治我沒有興趣，不幹了。」

幾天前與太太到澳門一行，下午去，晚上回，勾留了幾個小時，大略一看，與兩位計程車司機及一些陌生人談了個多小時，到賭場看看，我意識到何厚鏵像彭勵治一樣，搞的是一盤生意。想來何特首也是商人出身，在商言商，對政治沒有興趣。

歷久以來，從任何角度看，香港的經濟條件是遠比澳門優勝的。回歸前澳門也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而又像香港，他們也用聯繫匯率。比香港不幸的，是葡國政府離去前把儲備花得七零八落，黑社會橫行無忌，樓價暴跌，市場一片蕭條。

回歸三年後的今天，澳門的治安有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城市清潔，政府財政有盈餘，樓價止跌回升，而賭場顧客不僅雲集，簡直是密集，其盛況是此前我沒有見過的。一個陌生人說澳門今天見到的只是表面的繁榮——又是那種深不可測的經濟學。我簡單地幽默一句：香港連表面的繁榮也沒有。

我對澳門的經濟毫無研究，個多小時我只簡單地問，得到簡單的回應，我想也不想就接受了。問：「澳門為什麼變得這樣清潔呀？」答：「回歸後政府把城市清潔工作判給私營機構處理。」問：「黑社會跑到哪裡去了？」答：「沒有官員作後台，他們就散ban。」問：「遊客多了很多嗎？」答：「台灣客不用簽證，每天有二十四班台灣飛機。」問：「大陸客多嗎？」答：「上個月第一次大陸客多於香港客，聽說他們只花八十元就可過關。」

一時間我看到澳門前途無限的一面。炎黃子孫歷來好賭，而他們開始有錢了。十三億人口，只有一個小地方可以公開暢賭。何特首可以考慮把他的澳門搞公司上市。

一知半解非學問也

不久前在《還斂集》發表《中國青年要聽史德拉的話》，勸導後學的不要花時間去寫無聊的漫罵文字，不要單為批評而批評，也不要輕易地認為一個大師的分析是錯了的。最後我引用嘉素的座右銘：不能以無勝有！這是說，如果你自己沒有任何理論或觀點在手，只因為不同意別人而開口，是必敗無疑的。



發表了史氏之說後，想起幾篇國內青年的文章，長篇大論，旁徵博引，東拉西扯，左評右評，但重點老是拿不準，使人有一知半解的感受。書是讀過不少的，引述的名家甚多，看來是讀中譯本，或從什麼百科全書的中譯搬出來。重點拿不準可能是因為學得不通透，也可能被誤導了。書讀得多可以愈讀愈糊塗。一知半解算不上是學問。



讓我舉一些例子吧。首先要說的是國內的青年似乎很喜歡科學方法論，而關於這話題的糾紛不少。然而，整個科學方法論，不管爭議如何，只有一個簡單的重點。那就是不可能錯的理論，不可能有內容。你同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不能跟你研討科學方法，多說一句也無聊。如果你同意，那麼所有研討都要環繞著這重點分析，轉來轉去，可以簡單地寫數百字，或洋洋大觀地寫數十萬字。如果你說不同意我的分析，是認為我脫離了上述的簡單重點嗎？是認為我從重點引伸出來的分析在邏輯上有錯嗎？還是你根本不知道這重點的存在，或知其存在而不知其重要？我認為國內今天大論科學方法的，一般不知重點。這變得一知半解，人云亦云，非學問也。



另一個例子是幾年來在國內吵得熱鬧的經濟學話題：需求曲線與需求定律。任何唸經濟的學子都知道，需求曲線可以向下也可以向上，而需求定律是指這曲線只能向下——價格下降需求量一定增加。這裡的重點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你要不要需求定律？如果說不要，我不會跟你談經濟，因為沒有需求定律的經濟學我完全不懂。如果說要，那我就可以跟你研討怎樣挽救這定律，有哪幾種方法，孰優孰劣，而我自己所選的是哪個方法。這幾年在國內的關於需求曲線的爭議，一般都沒有提出那簡單的重心問題：要不要需求定律？忽略了重點，怎樣學也是一知半解，非學問也。學術話題通常是有重點或重心的。學問之道是一入手就要設法找著重點，緊握不放，然後加上變化及分析。困難是找重點不容易，好些時看差了，拿錯了，浪費不少時間。



另一方面，一些所謂學術太不成話，沒有什麼重點可言，使入門的人如瞎子過河，摸來摸去也摸不準，其知識投資血本無歸。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學說，六十年代的界外效應（externalities）學說，都是這類費時失事的話題。今天國內的青年沒有我昔日的際遇，先拿重點的求學方法遠為困難了。



且讓我舉出三個國內青年普遍地遇到的找重點的困難，提出一些補救的辦法。



（一）譯本不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工作。批評他人的譯作容易，但可不是說自己會譯得更好。我在國內的書店翻閱過一些經濟學的中譯，不以為然。有三個地方很頭痛。其一是術語的翻譯。術語通常代表一個概念，沒有詳盡的闡釋不容易譯得明白。其二是例子的使用。外語原著的書用外地的例子，中國的讀者不一定知道是什麼。不清楚例子究竟是怎樣的，拿不準，譯本讀來就有點糊塗了。其三是外國作者所下的、作為點綴文字的閒話，尤其是俚語。文化不同，這些譯出來不容易真的看懂。



補救譯作不善最可靠的辦法，當然是學好英語細讀原著。今天國內研究院的優質學生，英語可以應付，但較弱的就有麻煩。英語很難學，但還是要學的，急起直追吧。奇怪，數學、物理、化學等譯作大致上都沒有問題，可能是因為引進甚久，且參與者眾。



（二）操之過急我年輕時也有這缺點，學術搞得輕浮，二十七歲之後才痛改前非，穩重下來了。今天，國內的青年好些像我當年那樣，操之過急。這種輕浮態度的起因，是把學問看得太容易了。學問雖然說難不難，但說易則永遠不易。修改操之過急的壞習慣是比較容易的。少讀無足輕重的書，節省時間，把精力集中在重要的論著上。重要的要讀之再三，反覆思考、衡量。只要能非常慎重地讀過幾十頁重要的作品，體會到其含意思的不同層面，你的輕浮態度就會一下子改過來。



（三）缺乏明師這點最頭痛。有大師指導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節省的時間以年、月算。這就是中國文化所說的指點迷津了。大師之見不一定對，但既為大師，怎樣說也值得後學的考慮。記得作研究生時，我細讀一篇重要的論著後，認為自己掌握了重點，必定找有份量的老師印證。老師的觀點相同，自己對所學增加信心。但有時老師認為我把重點看錯了，自己要反覆衡量。高明的老師，往往把我看到的重點修改一下。缺乏明師的補救辦法，是多找有同好的同學，成立小組日夕研討。所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我的經驗是小組研討非常有效，不比明師指導差很遠，有時甚或勝之。歷史上有好些偉大的學問或造詣，是由一小撮青年聚在一起，吵呀吵地吵出來的。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只要你能把一項學術話題的重點拿得準，緊握不放，無論你怎樣加上變化，甚至有點亂來，其效果皆學問也。

通縮與跌價不同

有些經濟學的觀念不容易對外行人說清楚。不是不可能，而是要解釋的話太多，而問題不是那樣重要，經濟學者就懶得說了。
五年前我說香港將會有長時期的通縮。其實自己心知肚明，那不是通縮，而是物價向下調整。二者在觀察上沒有分別，政府的統計數字看不出有什麼不同。是的，如果我說：「香港不會有通縮，但物價會下跌。」讀者會怎樣想呢？他們可能在我背後竊竊私語：「這個大教授發了神經！」

十多年前，香港的通脹率每年高達百分之十，而美國的只是百分之三。我說香港有的不是通貨膨脹，而是物價上升。報章登了出來。跟著在某宴會中與陳方安生共舞，她說：「聽說一位經濟學教授說我們有的是物價上升，不是通脹，經濟學不學算了。」那時她是管經濟的，應該知道那位發神經的教授就是我。我沒有回應，因為不好意思叫她來上我幾課，更何況舞曲悠悠，還是跳舞為上。

今天香港的經濟情況嚴峻，通縮的誤解變得嚴重了。這是因為香港政府認為經濟的主要困難起於通縮，只要能把通縮剷除，香港有救。據說救樓市的九招，就是要協助剷除通縮，而又據說這套理論是香港的一些後起經濟學者想出來的，把我嚇了一跳。

Inflation中譯「通貨膨脹」譯得非常好，因為通貨的「貨」字是指貨幣而不是指貨物。通脹與通縮永遠是貨幣量的供應問題。香港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起施行聯繫匯率，與美元聯繫。在這「鈔票局」（currency board）的制度下，港幣量的供應香港沒有多大的自主權，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間接地是香港的中央銀行。利息率要跟美國的走，而通脹或通縮大致上也會跟美國的走。只是當市場不相信聯繫匯率可以守得住，香港與美國的利息率才可以有大幅的分離。這是因為如果有大幅的利率分離，而匯率可以穩守的話，在利息市場圖利易如反掌，百發百中。通脹或通縮率的大幅分離也可在市場圖利，雖然比較複雜。

要使香港從「通縮」轉為通脹，易如反掌：拆除聯繫匯率，大幅增加港幣供應，三個月之內就通脹明顯了。但我說過了，聯繫匯率目前不能拆，而在港元幣值相當嚴重地偏高的情況下，香港的物價向下調整是必然的事。雖然為了沒有學過經濟的讀者下筆我屢次稱之為「通縮」，但其實不是通縮，而是物價向下調整。

只要聯繫匯率存在，香港幣值遠為偏高，香港的物價、樓價與工資向下調整無可避免。這調整為時甚久，苦不堪言，要調整至在七點八的匯率下，香港幣值在國際上（尤其是與亞洲一帶相比）不偏高為止。

以減少或控制物品或房屋供應的辦法來阻止「通縮」或促成「通脹」，是試行提升物價，不是貨幣增加引起的現象，非通脹也。在聯繫匯率不變的今天，政府要讓物價下跌，調整得越快越有利。長痛不如短痛。

困難是香港有那麼多樓主是負資產，而政府賣地是間接地收了他們的樓價，給公務員加了薪酬。再讓樓價下跌，其含意著的倫理或道德上的問題，是我所學之外的問題了。

中國青年要聽史德拉的話

一九八二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德拉（G.J.Stigler）有一門學問獨領風騷：整個二十世紀搞經濟思想史搞得最好的是他。

有人認為熊彼得（J.Schumpeter）在這門學問上與史氏不相伯仲。我不以為然。熊氏對經濟理論的操縱平庸。自己不是理論高人，能真的明白他家的思想不容易，更勿論衡量其發展的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性了。

一九六八年史德拉告訴我，在經濟思想史上，從來沒有人作評論或作回應能贏得些什麼。史前輩的教誨，是我從來不評論他家之作或對批評我的作回應的原因。他人的理論要點錯了，認為是重要的錯，我會指出其漏，補加分析，從而推出新的觀點。但我從來沒有單為批評而下筆的。他人批評我的文章，我慣於少理。就算有道之士說我是錯了，我也不管。文章發表後覆水難收，有不對的地方讓他人修改算了。

我提到這些，是因為雖然我曾經盛讚國內的學習氣氛與學子的求學意欲，那裡有很多青年喜歡以文章或在網上漫罵，很多時凶神惡煞，不可一世，看似文革時期的批鬥文章。這種意識或態度對學識的增長有害無利，半點好處也沒有。且讓我把這種文字分三類來品評一下吧。

第一類是人身攻擊的漫罵，很常見，是非常無聊的作為，好此道者不可能在任何造詣上有成就。

第二類也常見。那就是動不動粗言粗語，說某名家錯。想想吧，如果真的是名家，會錯得那樣容易嗎？印錯了字可能，寫漏了一兩句可能，說得不夠清楚也可能，但真的是分析錯了嗎？讀書的要點是考慮，是衡量，不是找尋作者的對或錯，也不是要同意作者。平庸的或沒有份量的作品根本不應該讀，但有份量而又應讀的，一般來說，不會錯得那樣容易。是初學，還沒有登堂入室，不應該以大師自居，動不動就以批評大師為榮。什麼痛罵、罵臭某名家，是希望成名嗎？還是真的相信名家不及你？

第三類存在，但不常見。比較有分寸，那就是指出某名家的錯處。沒有什麼作為，可以不吵就不吵，除非問題重要，而你自己又有新的、比較可取的分析。舉兩個例。

例一是一九六二年旁聽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的第一課，我一看佛利民的需求曲線圖表，就知道他的消費者盈餘的量度是錯了的。赫師要我到黑板證明佛氏之錯，我做了，赫師欣賞。但佛氏的錯無關重要，我說了就算。後來一位同學去信佛利民，指出我說的錯，得到佛氏認錯的回信，奔走相告。這位同學後來連博士也拿不到。

例二是戴維德（A.Director）的捆綁銷售，以捆綁紙咭來量度電腦的使用密度，從而推出價格分歧的假說。二十多年前戴老問我對這假說的看法，我說量度的看法精彩，但價格分歧之說有問題。他點首同意，但我要二十多年後才寫出來，因為當時想不出價格分歧之外的捆綁銷售解釋。

一九七五年謝世的天才嘉素（R.Kessel），於七三年與我辯論了一段長時日，使我獲益良多。嘉素的座右銘：不能以無勝有（You can not be 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人家有一個論說，你認為錯，但你自己什麼也沒有，怎樣也不能勝，少說好了。

偉大的黃昏

最近一連收到兩封老朋友的信，讀來傷感。
　　
　　第一封是高斯（R.H.Coase）寄來的。九十二歲了，沒有兒女，搬進了老人院。他說自己行動不方便了，而兩年來太太進了八次醫院。沒有再提經濟研究的事，只說希望還有機會讀到我那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的英譯。多年以來，高斯關心中國，我希望他能到中國一行，接受那裡的學子站起來對他拍掌。但他說他和太太的情況是不能作長途的旅程了。
　　
　　另一封是佛利民（M.Friedman）寄來的。九十歲了。信中說他們在加州海濱的別墅已賣出，只剩下三藩市的公寓。他自己再不能打網球，而太太也不能繼續在園地種花。慣做的事不再，永遠不再，代表著什麼不好說，也不好想。
　　
　　好想的是高斯與佛利民一起差不多度過了整個二十世紀，而將來的歷史會同意，他倆是二十世紀中影響經濟思想最重要的人物。凱恩斯(J.M.Keynes)比不上他們。
　　
　　高斯提出了產權界定與交易費用對行為的決定性，從而打開了制度與組織等分析的新天地。不是他首先提出的，是他把大門打開，開得闊，讓我這一輩能容易地走進去。沒有高斯，我不容易想像今天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會是怎樣的。
　　
　　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其實不是那麼順利，因為不到半途就有卸責、機會主義、博弈理論等學說參進。但大門還是打開了，走進去在新天地耕耘的人甚眾。這方面的研究我純走高斯六十年代劃下來的路，看來只有我一個人這樣走。比高斯年輕二十五歲，我比他走得遠，走得廣。我把自己走過的路的所知全部寫進《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與卷三 ——《制度的選擇》。後者是我所知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全部，好些地方與眾不同，但怎樣看還是高斯打開大門的新天地。
　　
　　我本來打算把卷三 ——《制度的選擇》——獻給高斯的。左思右想後，我轉獻給中國的青年，因為覺得高斯會希望我這樣做。我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作為一個十分傳統的英國人，高斯對中國那樣關心。是的，除了英、美之外，高斯關心的是中國。二十多年前他催促我回港工作，要我把產權界定及交易費用的學說介紹給中國的同胞。後者促成《賣桔者言》的誕生，而跟著的《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國內讀者的反應很大。可惜高斯不懂中文，不知道他對我的影響而產生的影響。但他要求我做的我一絲不苟地做了。
　　
　　佛利民與高斯是強烈的比對。前者是地道的美國猶太人，言論隨意，快似閃電，技術鬼斧神工，是沒有任何弱點的經濟學家；後者是地道的英國紳士，舉止緩慢，舊的西服穿得整齊，雖然結領帶似乎永遠學不懂。高斯思想不快，但來無影，去無蹤，什麼問題都像小孩般第一次看。完全不管傳統或成見的思想家，高斯可說絕無僅有，雖然他對英國的馬歇爾經濟學傳統瞭如指掌。
　　
　　以清晰及敏捷思想而言，佛利民在經濟學是惟我獨尊的。他認為費沙（I.Fisher）比他厲害，但奇怪地眾所公認為天才的費沙，論著多如天上星的費沙，對外人的思想影響不大。佛利民的本領，沒有見過不容易相信。高斯曾對我說，一九六○ 年那天晚上，在戴維德（A.Director）之家餐後的舉世知名的大辯論中，那高斯定律誕生的時刻，佛利民攔途殺出，其分析的清晰使他拜服。
　　
　　高斯的貢獻是打開了一個新天地；佛利民的貢獻是替自由經濟作了全面的新闡釋，其清晰推理以博學來去縱橫，有難以抗拒的說服力。佛氏早期走價格理論的路，精彩而又有創意，其後轉向宏觀與貨幣理論，使我這一輩熟讀他的論著的人惋惜他不繼續集中在價格理論那方面。但佛氏顯然認為，要推廣自由經濟，失業與通貨膨脹等話題比較重要。
　　
　　以足夠條件來搞一門學術而言，歷史上不容易找到一個像佛利民搞經濟學的例子。他全盛時期的思想快得離奇，清楚得令人生畏。研究經濟之前他的統計學天分與貢獻已知名天下；不是數學專家但非常懂得用；古往今來的歷史，東方或西方的，都知大概；無論科學方法或理論邏輯皆屬一流。可以這樣說吧：任何話題到了佛氏的手上，經過他的處理，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
　　
　　佛利民常說：【我沒有一句私下間可說的話不能公開說出來的。】永遠言出由衷，自己不相信的話永遠不說。這樣的學者使我們作為後學的高山仰止，也因為羨慕而把他作為一個典範。
　　
　　是一個大時代的轉變影響了高斯與佛利民的思維，而他們的思維對學術行內的影響不僅大，且會是長遠的。我懷疑他們的思維影響了政府的經濟政策，但長遠的思想影響，會啟發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比方說，我懷疑，甚至不相信，我那百多篇關於產權界定、交易費用、市場運作等中語隨筆，影響了中國的改革政策，但今天國內的學子、商人及幹部把這些觀念說得琅琅上口，不可能與我無關。然而，沒有高斯、佛利民、艾智仁（A.A.Alchian）等師友的真傳，這些隨筆是寫不出來的。
　　
　　艾師八十八，也老了，高爾夫球少打了。去年八月，他從洛杉磯飛西雅圖參加他很喜歡的我的女兒的婚禮，見到他，身體還好，但也使我感到日漸黃昏。他是純搞思想的，對怪誕不經的政治只輕微一笑，其影響力及不上高斯與佛利民。
　　
　　今天的經濟數學當道，缺少了經濟內容。經濟內容靠思想。我記不起是誰說過：【一個思想，不管是對還是錯，一經表達了，就不能完全消逝。】我同意這觀點，對思想著迷。高斯與佛利民是大思想家，但算得上是經濟大思想家的二十世紀還有其他幾個。然而，從思想影響力那方面看，高斯與佛利民領前是勿庸置疑的。
　　
　　是好的影響，因為細節不論，他們的思想貢獻是真理。於今日暮黃昏，他們的影子在我腦海中與日俱增。我想，那是偉大的黃昏吧。

工展會是大笪地

深泉嫂不久前參觀香港工展會，買了一份禮品送給我。你道是什麼？是一瓶油浸鹹魚。是國產而不是港產的，而鹹魚又算是什麼工業產品了？
為了好奇，我和太太跟著到工展會去看看，原來大部分是小食攤檔，與大笪地無異。無聊之下，我們吃了一碟魷魚須，一碗豬皮蘿蔔，是現場煮的，算是港產了。買了兩包米通，產地不知也不問。其他的檔口大都是可吃的零食或可帶回家的乾糧、中草藥之類。令我注意的是雙妹嘜的花露水。我已故的母親大約九十年前從江門來港，跟著到雙妹嘜工作，入花露水。睹物思人，母親到老年時還是用著雙妹嘜的花露水，可謂長情了。想不到，今天的工展這嘜頭仍在。

展場中有兩間比較大的臨時建築物，內裡的攤位除小食外，零零星星地有一些輕工業產品，一般不高檔，不成氣候。大都是國內的產品吧。是二十一世紀了。近五、六年來，國內的工業產品在國際上很有看頭，而產品的質量一日千里，使舉世刮目相看的。為什麼香港的工展把這些足以炫耀的工業產品收藏起來了？是因為國內不算是香港嗎？不對，深泉嫂給我的鹹魚是國內出產的。是因為香港的工業早已北移嗎？北移又

怎樣了？港商在國內大展拳腳，早有所成，為什麼不拿出來展出、表演一下？香港工展會的創辦近五十年了。當年隆重其事，裝飾華麗，搞得有聲有色，展出的產品全是香港製造的玩具、暖水壺、成衣之類，琳琅滿目。沒有的是豬皮蘿蔔與魷魚須。是的，當年的工展小姐比今天的香港小姐還要漂亮。

想當年，我對工展有興趣，是他們每年舉辦攝影比賽，有可觀的獎品。我和幾位影友差不多包辦了每年的工展攝影獎。一九五七年我離港赴北美，過了一年攝影拍檔關大志也去了美國。據說六十年代初期，香港的工展搞得更熱鬧，而包辦攝影獎的就落於以陳平為首的幾個人。後生可畏，他們比我們老一輩的厲害，要用貨車去領獎。俱往矣！

聽說香港的工展停辦了一段長時間，這幾年捲土重來，搞得不倫不類。我曾數次提及，香港是很適宜搞展銷的。但場地要固定，要廉租，而更重要的是要讓國內的商人親臨作久居而主理。

與朋友談及工展的事，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到政府最近推出的挽救香港經濟的一個新想法，那就是搞「本土經濟」。推出一些「大笪地」是其中有趣的後果。然而，本地人的消費就是那麼多，一得一失，何利之有？聽說位於黃大仙的大笪地（其正名記不起）把鄰近的小店殺得叫救命。

香港是個地少人多的城市。工業北移，商業不振，科技不起，仕途無業，餘下來要靠外來的經濟活動了。遊客生意歷來不可靠。幾年後的迪士尼樂園會有助，但國內與台灣實行三通對香港會有負面影響。

還是集中於引進國內與國外的商人吧。我們要大量引進商人來再搞起商業的。

鹹水草與淡水蟹

在電視看到一則新聞，是舊現象，只是政府最近才注意罷了。國內運到香港應市的淡水蟹，被鹹水草捆綁得乖乖的，受到顧客投訴。顧客要買的是蟹，不是草，而浸透了水時草的重量只略低於蟹的。這是說，賣一斤蟹，草的重量佔大約百分之四十五。據說政府正在考慮提出起訴，罰款高達二萬四千。

一個賣蟹的人在電視上解釋，蟹的重量之價歷來是包括鹹水草的重量，如果只秤蟹不秤草，蟹之價肯定要上升，否則血本無歸也。這解釋當然是對的。

我不大明白為什麼政府有時間去管市場習慣。如果有市民不知道蟹價是連草秤的，濕草很重，鹹水草不能吃，那麼說明澄清就可以了。一般市民不會那樣蠢，不知道賣蟹是連草秤，或不知道鹹水草不能煲湯或下酒。當然，好些顧客像我一樣，不知道鹹水草那樣重。但下文解釋，在競爭下，鹹水草怎樣重也無關宏旨，顧客不會真的受騙。賣假蟹是另一回事。政府干預鹹水草捆綁著淡水蟹而出售，有格外過癮的困難。剪去草才秤嗎？蟹爬來爬去怎麼辦？剪掉了草，秤後再捆綁不僅費時，而在香港賣蟹的不一定是捆綁專家，捆綁不善，顧客買了回家，綁自動鬆了，凶神惡煞的蟹在家中橫行，張牙舞爪，孩子們叫救命，倒也有奇趣。不要忘記，香港人在家中吃蟹，要新鮮，喜歡捆綁著蒸煮後才剪掉捆綁的。買新摘下來的荔枝，小枝幹與樹葉是連帶著的，一起秤而算價。買家當然知道枝幹與樹葉不能吃，但價要與枝葉的重量一起付。顧客大都知道荔枝有枝葉相連保全得比較好，正如捆綁著的蟹比較聽話一樣。

到市場買蔬菜，菜販喜歡灑水在蔬菜上，較為好看，較新鮮，但不斷地加水的意圖是增加重量。顧客可能不知道多加水是為了增加重量，但怎會有中計的可能呢？所有菜販都多加水，競爭下沒有誰有甜頭；這與所有的菜販都不多加水、菜價提升後的回報率完全一樣。問題是你不多加水而競爭者多加，蔬菜賣同價，你就會遭淘汰。入鄉隨俗，要生存，你照加可也。欺騙而能獲甜頭的行為，是要你騙而其他競爭者不騙，而你又可以成功地瞞天過海的。如果你賣成本較低的假蟹，競爭的同行賣真的，顧客不知道，你可獲甜頭。通常是暫時性的，但你可能認為騙得一時且一時，若被揭穿轉行去也。但如果你以為多加水在蔬菜上是行騙，沒有人發覺，沾沾自喜，以為有甜頭，那麼賣菜的競爭者中最蠢是你，因為長久下去，你不會比他們賺得多。

我最不明白是買魚吃的現象。到酒家叫貴價的鮮魚吃，以每兩算，但斤兩永遠不足。顧客可能不知道，「受騙」了，但與買蔬菜一樣，足秤與不足秤你要付的價不同，事實上是打個平手。我不明白的是酒樓向批發商買鮮魚，斤兩也是永遠不足的。酒樓的買手不是吃飯的顧客，當然知道斤兩不足。既然買賣雙方都知道，為什麼還是斤兩不足呢？

選讀物的困難

作大學生時——尤其是作研究生那段日子——我選讀物所花的時間比讀的時間還要多。不是選什麼武俠小說或詩詞之類的——純為享受而讀的那一類——而是選與自己追求學術知識有關的。

人類積聚下來的知識說少不少，但說多也不是那麼多。後者是指一門學術，而一門學術之內的專題，其知識真的不是那麼多。當然，任何一項專題，有關的書籍及文章數以百計。但其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沒有什麼深度，創意更談不上。數以百計的讀物，低下的可以誤導，中庸的讀之無益，中上的花時間不一定有所值。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精品，有啟發性，值得讀之再三。

我曾經說過，六十年代我讀過很多書。然而，絕大部分我只是翻閱，走馬看花，一天可翻十多本，看看哪一本之內的哪一章或哪篇文章值得細讀。說實話，在一個專題之內，值得細讀的通常不出兩三件，最多也不過一掌之數。經驗所得，是細讀一件精品的收益，遠比博讀百件人云亦云的為高。例如關於利息及其理念，只細讀費沙的《利息理論》開頭的一百五十六頁就足夠了。

說細讀，是不讀則已，一讀驚人。細讀是一項大投資。時間、精力與排山倒海的投入，沒有嘗試過的不知其苦處。想當年，讀佛利民《價格理論》的第五章，那關於成本與供應曲線的，細讀幾遍，突然發覺佛氏說商人爭取的是「非合約的收入」，大有新意，於是從頭細讀幾遍。之後又發覺佛氏說，壟斷者面對的需求曲線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線，若有所悟，又要從頭細讀幾遍。

上述的細讀，重點不單是明白內容，而是要找尋作者的推理思維。明白內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樣想，不是真正的明白。這解釋了為什麼認真地讀書是那樣大的投資，也解釋了為什麼思想平庸之作不堪一讀。

迅速地翻閱而選讀物，是一種辦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較為可取的是聽老師的介紹。問題是平庸的老師往往誤導，不可盡信。這解釋了為什麼作研究生時，一位高人老師盛讚某讀物，我立刻跑到圖書館去找尋。

此外我還用上其他兩個選讀物的辦法。其一是收聽同學們的評語。不是一兩個同學的評語，而是眾多同學的認同。有了同學之見，再去問教授，問呀問的，肯定了才讀。是大投資，怎可以不左打聽、右打聽呢？其二，可能最可靠的，是選作者來讀。肯定是大師的人物而自己對其學問深感興趣的，就按這大師的作品的發表先後日期，順次而讀之。差不多這大師的所有作品都讀，較精彩的當然讀得天翻地覆了。

選讀物難，細讀更難。沒有趣味的讀物我讀不下去。細讀是大投資，沒有趣味的要生吞硬吐，不讀算了。這解釋為什麼在自己專業的學術範疇內，好些題材我不懂。另一方面，興趣所在而讀的，我懂得通透。

《英雄》的困難是歷史

少看電影了，但還是與太太去看了《英雄》。看《英雄》免不了要與《臥虎藏龍》相比。太太認為《英雄》勝《臥虎》，因為內容比較容易明白，而武鬥的場面也比較好看。

中國的武術好看，雖然深明其理的一些朋友說不中用。今天的世界，重要的當然要講好看，哪管中用不中用？難道我們還要搞義和團嗎？當年我們的刀槍不入成了笑話，但我還是欣賞義和團擺出屎桶來對付西洋鬼子。明知不敵，出個屎桶陣倒也高明。

時代轉變了，今天我們是以好看比武術，把西洋鬼子的比下去。可不是嗎？三十年前我們搶去看李小龍，只因為他打得確實好看。今天的中國武打，在電影上得到先進科技與金錢的協助，更為精彩了。不可能是真的，不可信，但觀者如我，還是幻想為真地欣賞。《英雄》的幾場武鬥很經典，尤其是在九寨溝的湖上飛來飛去那一幕，值回票價。

《英雄》拍得認真，名重多時的導演張藝謀的處理手法，有舞台劇的味道。演員稱職，香港小姐出身的張曼玉名不虛傳。以純電影藝術的角度看，《英雄》有八十分，是世界級水平，足以打天下。可惜這電影的開頭與結尾之處都說歷史，而歷史根本就不是那樣的故事。

我不堅持歷史電影要忠於史實，但認為不應該全屬虛構。一九八七年鬼子佬拍《末代皇帝》，有九十五分。李翰祥先生吹毛求疵，大肆批評其不忠於史實，我忍不住寫了平生第一篇影評，盛讚《末代》，得到多地的轉載。《末代》與史實是有出入的。我認為作為電影藝術，不僅史實的細節可以有出入，大節也可以。重要的是有史實的味道。《末代》忠於大節，而更重要的是味道正確——有時誇張一點無可厚非。

《英雄》拍秦始皇，其味不正。有兩點。其一是刺殺秦皇的故事歷來很悲壯。「圖窮匕現」那一幕可以不提，但荊軻出發時給人的悲壯感不可忽略。後人稼軒寫道：「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這是刺秦皇的悲壯味道。《英雄》的刺客雖然不是荊軻，但被描述為壯而不悲，或悲而不壯，是以為憾。

第二點是《英雄》對秦始皇只褒不貶，其史實味道的分離更大了。沒有誰不承認秦始皇有功績：他界定產權，統一文字與度量衡。但這個皇帝好大喜功，怎可以心中無劍？而焚書坑儒的味道躲到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當年焚的是什么書。今天的書廢物甚多，要不是侵犯產權，焚燒一些倒也過癮。但坑儒我就不同意了。有說秦始皇還算仁慈，只坑了四百六十個。我認為坑一個也不成。強權在手而不能容許異見分子的生存，不容易說是好皇君。

最後，我不明白為什么「英雄」的英譯用單數Hero一字。說幾位刺客是英雄應用雙數Heroes；說只有無名（李連傑）是英雄卻又不像。難道「英雄」是指秦始皇？

《英雄》一片是參加世界賽的。讀過書的炎黃子孫看了，知道全屬虛構，為娛樂而觀之，無傷大雅。然而，鬼子佬看了可能以為是中國的史實，不幸的誤導可大可小。我認為張藝謀先生應該修改一下片前的文字引言與片後的文字結語，來幾句瀟灑的disclaimers，可以寫得很有文采的。

何謂自由經濟——與黎智英商榷

前些時寫了六期《請挽狂瀾於既倒》，提出一些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很受讀者歡迎。國內有數十個網頁轉載，吵得很熱鬧。奇怪的是黎老弟智英不以為然，認為我建議香港搞什麼行業是違反了自由市場的選擇，經濟學者不應該教市場怎樣做云云。黎老弟是給佛利民或一些美國的經濟品評刊物誤導了。



兩年前見到一本某美國大機構出版的、排列世界自由經濟的刊物，是巨冊，以香港排名第一。莫名其妙，但我見到三位作者中排頭的是我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師弟，不勝感慨。那位師弟顯然還沒有學滿師，就以大師自居而左評右評了。要是香港真的有自由經濟，姑勿論自由排名第幾，黎老弟對我的批評是對的。但如果香港的經濟不自由，那麼我建議的行業是我認為自由經濟會發展的，而我的判斷，是按照可以觀察到的香港與國際的相對價格，認為是脫了節而下的。沒有水晶球，而是判斷自由經濟會向哪個方向走。



說香港的經濟不自由，說來話長了。先談房地產吧。香港自一九四八年起就有嚴厲的租務管制，管了三十多年才開始放寬，直至最近才說不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起自戰後的難民湧至。為社會安定而徙置難民可以理解，但其後變本加厲，再加上居屋等，到今天，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是居於政府提供的房子。



九七以還，八萬五那一招若隱若現，彷彿試圖搞房屋社會主義。香港的土地供應歷來由政府控制。十多年前一位港大同事的博士論文說香港政府推行高地價政策。當時我不相信，但其後的觀察卻不能不信。不久前接受電視訪問，主持者問：「香港政府應否繼續增加土地供應，還是停止賣地而使樓價上升？」一時間我難以為對。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土地供應當然是愈多愈有利。但今天那麼多的樓主負資產，政府收取了他們的地價，而又曾經有兩位高官說樓價跌定了，建議市民買樓。這些使我想到政府有責任問題，也有道德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一個自由經濟不應該有的。



土地房屋之外，香港政府對資源的使用控制也與自由經濟扯不上關係。教育資助的按步提升，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今天全面控制。醫療的大幅干預，是比較近的十年八載的事。自醫管局成立後，政府在醫療上的支出上升了兩倍多。龐大的綜援也是這十年八載興起的。至於公務員薪酬的大幅提升，則起自中英談判後港英選吃「最後的晚餐」。



同樣重要的干預，是政府在幕後壟斷牌照的數量與土地的使用權，從而增加政府的收益。貨櫃碼頭與展銷場所的供應控制我說過了。交通無論是出租車的牌照，地鐵與其它公共交通的收費，以至汽車入口稅、汽油稅等，都高得驚人。電視台的牌照限量，其因由我不清楚，但電台的頻率非常多，可以逾百，為什麼只發幾個牌照？外間的人說香港的經濟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淺見。



他們看到的是如下數點。一、金融開放：沒有外匯管制，外資銀行與股票經紀行皆有很大的作業自由。二、絕大部分貨品的進出口皆免稅。三、外人熟知的所得稅不僅稅率低，而且稅制簡單。四、到今天香港還沒有外地盛行的銷售稅。五、出版書籍或刊物，申請牌照易如反掌，而言論（二十三條的命運不論）的確很自由。以上五項是外地的自由主義者夢寐以求的事，香港差不多都得滿分。然而，幾年前我大略地計算過，一個月入十萬而盡花所有的香港人，其交給政府的稅（包括地價、汽油稅、出租車牌照價等）達百分之五十三。要不然，政府的收入不可能支持上述的龐大經費。（我的估計，是香港的窮人稅率低，因為其享用的少有政府徵收；大富人家的稅率高於窮人，但低於有錢坐出租車出入的。）



海耶克、佛利民等高人心目中的自由經濟，是指所有資源或資產都有明確的私人權利界定，沒有任何牌照數量及價格管制，金融開放，法治明確，言論自由，而政府的職責是法治與治安的服務，從而賺取公務員應得的收入。公務員的收入，是要以市價為依歸的。



可能起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巨著吧。自由經濟後人又稱自由主義（liberalism）、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等。原則上可以做到，但到今天還是一個烏托邦。從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實際上做不到是交易費用的問題。不是貶低或小看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會圖私利。壓力團體的左右，官員或可上下其手，或為自己的利益或權力而增加管制。



佛利民常說香港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四十年前這看法是對的。當年佛老曾與香港的前財政司郭伯偉暢談經濟之道，先入為主，郭老給佛老的香港印象有決定性。是的，當年只要香港解除所有租務管制，政府的房屋供應只限於暫時徙置難民，佛老的理想印象雖不中亦不遠矣。想來也有道理。只有一個上佳海港的細小的不毛之地，人煙稠密且人口不斷急升之際，香港的成衣、手錶、玩具等工業的產量，當年皆為世界之冠。另一方面，有好幾段長時期，香港的經濟增長率也是世界之冠。如果不重走自由經濟的路，香港已矣！還是寄望於衰竭了二百年的中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