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自由經濟——與黎智英商榷

前些時寫了六期《請挽狂瀾於既倒》，提出一些挽救香港經濟的建議，很受讀者歡迎。國內有數十個網頁轉載，吵得很熱鬧。奇怪的是黎老弟智英不以為然，認為我建議香港搞什麼行業是違反了自由市場的選擇，經濟學者不應該教市場怎樣做云云。黎老弟是給佛利民或一些美國的經濟品評刊物誤導了。



兩年前見到一本某美國大機構出版的、排列世界自由經濟的刊物，是巨冊，以香港排名第一。莫名其妙，但我見到三位作者中排頭的是我當年在洛杉磯加大的師弟，不勝感慨。那位師弟顯然還沒有學滿師，就以大師自居而左評右評了。要是香港真的有自由經濟，姑勿論自由排名第幾，黎老弟對我的批評是對的。但如果香港的經濟不自由，那麼我建議的行業是我認為自由經濟會發展的，而我的判斷，是按照可以觀察到的香港與國際的相對價格，認為是脫了節而下的。沒有水晶球，而是判斷自由經濟會向哪個方向走。



說香港的經濟不自由，說來話長了。先談房地產吧。香港自一九四八年起就有嚴厲的租務管制，管了三十多年才開始放寬，直至最近才說不管。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廉租屋起自戰後的難民湧至。為社會安定而徙置難民可以理解，但其後變本加厲，再加上居屋等，到今天，一半以上的香港居民是居於政府提供的房子。



九七以還，八萬五那一招若隱若現，彷彿試圖搞房屋社會主義。香港的土地供應歷來由政府控制。十多年前一位港大同事的博士論文說香港政府推行高地價政策。當時我不相信，但其後的觀察卻不能不信。不久前接受電視訪問，主持者問：「香港政府應否繼續增加土地供應，還是停止賣地而使樓價上升？」一時間我難以為對。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土地供應當然是愈多愈有利。但今天那麼多的樓主負資產，政府收取了他們的地價，而又曾經有兩位高官說樓價跌定了，建議市民買樓。這些使我想到政府有責任問題，也有道德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一個自由經濟不應該有的。



土地房屋之外，香港政府對資源的使用控制也與自由經濟扯不上關係。教育資助的按步提升，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到今天全面控制。醫療的大幅干預，是比較近的十年八載的事。自醫管局成立後，政府在醫療上的支出上升了兩倍多。龐大的綜援也是這十年八載興起的。至於公務員薪酬的大幅提升，則起自中英談判後港英選吃「最後的晚餐」。



同樣重要的干預，是政府在幕後壟斷牌照的數量與土地的使用權，從而增加政府的收益。貨櫃碼頭與展銷場所的供應控制我說過了。交通無論是出租車的牌照，地鐵與其它公共交通的收費，以至汽車入口稅、汽油稅等，都高得驚人。電視台的牌照限量，其因由我不清楚，但電台的頻率非常多，可以逾百，為什麼只發幾個牌照？外間的人說香港的經濟自由——甚至把香港排名第一——是淺見。



他們看到的是如下數點。一、金融開放：沒有外匯管制，外資銀行與股票經紀行皆有很大的作業自由。二、絕大部分貨品的進出口皆免稅。三、外人熟知的所得稅不僅稅率低，而且稅制簡單。四、到今天香港還沒有外地盛行的銷售稅。五、出版書籍或刊物，申請牌照易如反掌，而言論（二十三條的命運不論）的確很自由。以上五項是外地的自由主義者夢寐以求的事，香港差不多都得滿分。然而，幾年前我大略地計算過，一個月入十萬而盡花所有的香港人，其交給政府的稅（包括地價、汽油稅、出租車牌照價等）達百分之五十三。要不然，政府的收入不可能支持上述的龐大經費。（我的估計，是香港的窮人稅率低，因為其享用的少有政府徵收；大富人家的稅率高於窮人，但低於有錢坐出租車出入的。）



海耶克、佛利民等高人心目中的自由經濟，是指所有資源或資產都有明確的私人權利界定，沒有任何牌照數量及價格管制，金融開放，法治明確，言論自由，而政府的職責是法治與治安的服務，從而賺取公務員應得的收入。公務員的收入，是要以市價為依歸的。



可能起自一七七六年史密斯的巨著吧。自由經濟後人又稱自由主義（liberalism）、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開放社會（open society）等。原則上可以做到，但到今天還是一個烏托邦。從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實際上做不到是交易費用的問題。不是貶低或小看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會圖私利。壓力團體的左右，官員或可上下其手，或為自己的利益或權力而增加管制。



佛利民常說香港是最接近他理想中的自由經濟。四十年前這看法是對的。當年佛老曾與香港的前財政司郭伯偉暢談經濟之道，先入為主，郭老給佛老的香港印象有決定性。是的，當年只要香港解除所有租務管制，政府的房屋供應只限於暫時徙置難民，佛老的理想印象雖不中亦不遠矣。想來也有道理。只有一個上佳海港的細小的不毛之地，人煙稠密且人口不斷急升之際，香港的成衣、手錶、玩具等工業的產量，當年皆為世界之冠。另一方面，有好幾段長時期，香港的經濟增長率也是世界之冠。如果不重走自由經濟的路，香港已矣！還是寄望於衰竭了二百年的中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