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黃昏》目錄

前言

一、過危樓，欲飛還斂
以感慨起筆吧
喝過洋水的文字
試長短而求索
隨筆的生命
從新書桌說起

二、思想與影響力
思想的感染
時間決定思想的普及
說聯想
從文字官司說二十三條
要為學子們設想一下
馬克思大勝史密斯

三、藝術篇
攝影的物內情
原野奇俠與大鐵錘
《英雄》的困難是歷史
富而後工

四、大師之道
偉大的黃昏
大師的思考方法
高斯因為集中而頑固
赫舒拉發善用例子
芝加哥的工作室
跟佛利民玩魔術
艾智仁天真思考
悼千家駒先生

五、學習的方法
自找題材是重要訓練
選讀物的困難
中國青年要聽史德拉的話
學術氣氛
一知半解非學問也
卻之不恭談方法

六、生活中的經濟
從郵遞書籍說政府壟斷
從世貿協議的闡釋說真實世界經濟學
樂從是個現象
香港曾經是釣魚勝地
農產品的供應有大彈性
市場需求與個人品味

七、有趣的定律
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
欺騙定律：鹹水草與淡水蟹
上河定律

八、學英文
我學英文的方法
意想不到的災難
造短句的日子

九、香港的困難
何謂自由經濟
工展會是大笪地
通縮與跌價不同
香港商業開始北移！
高官減薪與北姑花柳
香港經濟困境與財赤無關

十、香港的競爭對手
上海博覽博得過
享樂指數不利香港
澳門搞的是一盤生意
合作與競爭
香港優勢每況愈下

十一、逝者如斯
拿沙無覓矣！
哥哥五倫
聖誕前夕有感
逃學的回憶
與阿團闖蕩街頭

《經濟解釋》的意外迴響

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是在有困擾的日子中寫成的。有難以形容的衝動要寫，而能在兩年內完工，主要是《蘋果日報》。一項龐大的思想工程，如果沒有每星期交出三千字的承諾，可能永遠寫不完。

心底裡有幾句話。寫到中途，黎智英說太深，希望我早日完稿。好些朋友也說太深。然而，草草了事、或半途收筆，我怎樣也不同意。有幾次我真的太累，不能繼續下去，希望能斷稿兩三個星期。但恐怕一停下來，《蘋果》給我腰斬。後來黎老弟說不會腰斬，使我安心，但我還是怕斷稿會給《蘋果》麻煩，堅持不斷。

完工後，《蘋果》的有關編輯說《經濟解釋》是讀者評價最高的，而跟著國內的迴響，把該書捧到天上去。這些使我覺得沒有辜負《蘋果》的篇幅。不容易有三十多萬字的學術分析連載在大眾化的報章上，從來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吧。但如果不是這樣連載而又知道很多讀者（尤其是國內）追讀，《經濟解釋》不可能兩年完工。

動筆前考慮清楚了。我要寫一本有概括性的經濟學的書，而如果不能勝於前人就不應該寫。另一方面，清楚明白，我沒有資格寫一本勝於前人的經濟巨著：史密斯、李嘉圖、米爾、馬歇爾等大師的巨著，雖然容易找到不同意的地方，我五體投地，不敢言勝。但我想，我可以在某方面寫有概括性的勝於前人。

這就帶來自己要劃定的概括範圍，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廣。如下三點是動筆前決定了的。其一，集中於解釋現象。任何對解釋現象可以不用的工具都撇開了，而福利經濟更是不談。其二，現象的概括，我沒有佛利民等人對貨幣及有關現象的操縱，也沒有史德拉等人對工商業資料的操縱。我的專長是街頭巷尾的現象。這方面我下了三十多年的功夫，知得比他們多，而街頭巷尾的好處，是現象變化多。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微不足道的現象的證實成本低，可以小應用到大那邊去，而又因為小現象、小觀察多得很，印證理論或假說可以容易地來去縱橫。

其三，經過數十年對經濟理論的勤修，認為有解釋用場的理論要盡量簡化，於是簡化了數十年。《經濟解釋》動筆前我簡化後剩下來的只有一招：需求定律。是的，只有一條向右下傾斜的需求曲線。

一九九八年，我說經濟理論只有三招：需求定律、局限下爭取極大化、成本是最高代價。一九九九年，我說成本就是局限，所以第三招可以省去。二○○○年，我認為所有局限都可以看為一種價，所以第二招也可以省去。只有需求定律不可或缺，雖然為了利便分析我以兩招下筆。

下筆前我反覆推敲經濟理論的全面要點。經過三十多年的日思夜想，哪些理念可棄，哪些要留，胸有成竹，自覺可以用作解釋行為的理論，大致融會貫通。

困難的地方只有一處。那就是生產成本的規律與分析。傳統的長、短線的供應曲線技術漂亮，但言不成理，而產出函數可用於數字資料的處理，但對解釋行為派不上用場。老師艾智仁五十年前就認為傳統的生產成本分析有問題，但他的建議卻畫不出一條成本曲線來。最大的麻煩還是高斯與德姆塞茨等關心的自然專利的問題。這問題到了我的手上，增加了嚴重性。產量增加而平均成本不斷下降的情況，會有壟斷的出現，不會有競爭。然而，街頭巷尾所見，或工廠的考查，都顯示著產量增平均成本不斷下降，但競爭激烈。這些證據不僅含意著傳統的成本曲線一無是處，而更重要的是傳統的競爭與壟斷的分析要從頭做起。

我為生產成本的規律與處理，食不知味凡數月。後來得到一家印刷商提供了精確的成本數據，跟著自己修改了早被遺棄了的上頭成本，以租值的理念重新闡釋。這些加起來使我得到滿意的生產成本的規律，順理成章，市場的壟斷與競爭的分析就有了一個新面貌。

是的，書分三卷的《經濟解釋》有很多與眾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一、為了簡化與專於解釋我清除了不少理論廢物。二、多年來得到師友的啟發，知道傳統理論的弱點，大事修改。搞通了生產成本之後，餘下的自己有信心，所以三卷寫來前後一貫。

外國及香港的經濟學者的評價會怎樣要好些年後才知道，因為我所說的與他們熟知的是兩回事，雖然我認為自己的分析只是傳統加上修改、變化、重新組合。我今天重視的首要是國內讀者的迴響。春江水暖鴨先知，國內的讀者讀譯本，大都是歷來的經典之作，成見較少，而他們又肯投資時間去讀我的《經濟解釋》。

只過了四個月，國內有兩個一般性的迴響，都很意外。其一是他們認為《經濟解釋》在理論上有完整的架構。說是意外，因為下筆時從來沒有想過架構這個問題。我只是拿著幾個重點下筆，但求前後貫通，沒有矛盾。史密斯的巨著是有架構的，非常好。李嘉圖也有，但太複雜。米爾的架構不明確。馬歇爾的架構最清楚，同不同意也是我的典範。

馬歇爾之後，分類專著的作品盛行，要不是不夠概括而不論架構，就是環繞著馬氏的而多加數學方程式，尤其是把一般均衡的模式加進去。馬歇爾劃定下來的架構不容易被取代。如果說《經濟解釋》有完整架構，那也是從馬歇爾演變出來的。有三點不同。一、架構的骨幹比較簡單：廢除了馬氏的長、短線，而均衡與不均衡用上新的闡釋。二、理念拿得比較準：馬氏的成本與租值理念是拿不準的，而「量」的理解也不夠深入。三、局限條件大幅增加：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馬氏是沒有處理的。我認為這些是改進，但沒有馬氏的架構就不可能有《經濟解釋》。

第二個意外的迴響，是國內的讀者認為《經濟解釋》提供了一個新的範式（paradigm）。如果我這套書真的是有新範式的話，那就是來自高斯、艾智仁、德姆塞茨、史德拉、佛利民、赫舒拉發等人的啟發了。

這範式其實很簡單，只有兩點。一、把所有複雜理論簡化為一條需求定律，然後以自己所能把這定律的含意與變化推到盡。二、大量加進產權與交易費用等局限條件，試行有系統地處理。

匯率戰略論：引言

中國的經濟起飛後，在國際上進入了一個新形勢。形勢很不錯，而其中一個重點是環繞著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匯率上。今後中國的發展如何，北京怎樣處理這匯率有關鍵性。是的，中國大步地進入了國際競爭市場，也因而進入了國際的經濟發展大比並。這競爭不限於中、美，而是包括所有國家，但從國際貨幣那方面看，用多種不同貨幣的兌換率來衡量太複雜。選一種外幣為目標遠為容易處理。今天應該選美元，明天怎樣選，明天再算吧。
既然是競爭，我們要談一下戰略。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不同的做法或戰略會有怎樣不同的效果。選走哪條路任何人都可以選，但選而行之是執政者的工作，與我等閒人無關。有關的分析有趣而又不難明白，不用讀過經濟才有資格參加研討的。

我說過了，管制外匯與管制匯率是兩回事。前者是管制外匯的買賣及進出口。當今之世，應該找不到一個有份量的經濟學者支持外匯管制的。管制匯率是管制與外幣的兌換率，也即是管一種貨幣在國際上之價。不少經濟學者，包括有份量的，贊成管制匯率。這裡「管制」（control）一詞不雅，或給人有管制市場的感覺，所以經濟學者往往採用固定或穩定匯率、聯繫匯率、本位匯率等詞來代替。其實這些都是約束匯率的自由浮動，說是管制也對。

沒有誰會反對匯率穩定的。但如果沒有任何管制，何來穩定呢？某種或某程度的管制是需要的，問題是間接還是直接、多管還是少管而已。比方說，以中央銀行控制（管制）貨幣量，從而控制通貨膨脹及穩定匯率，是間接地管制匯率。

一般而言，我是贊成讓匯率自由浮動的。這是說我反對直接的匯率管制，並不是說匯率不需要任何間接的管制。另一方面，在某些情況下，我是不反對比較直接的匯率管制的。例如香港的聯繫匯率是直接的匯率管制，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香港決定採用聯繫匯率時，我先反對，後同意。但當年看不到香港今天的情況。

下期將會指出，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匯率管制，沒有一種是十全十美的。每種都或大或小有其好處，也有其弱點，看經濟的情況而定。頭痛的是，今天適用的匯率（管制）制度，到了明天可能有大害，要改，而制度是不應該朝令夕改的。這是說，一個匯率制度的選擇，要從持久可行的角度來衡量，而這衡量則要縱觀天下大勢。

直接管制匯率的最壞之處，是政府為了維護匯率而導致外匯管制（管制外匯買賣與進出口）。歷史上這樣的經驗屢見不鮮，使好些人以為匯管與率管是同一回事。香港的率管不會引起匯管，今天中國的率管也不需要匯管的支持。

中國是大國，人口那麼多，文化這樣厚，其經濟潛力廣而深。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對佛利民說：「世界突然間多了近二十億廉價勞力人口參與國際競爭，舉世的經濟將會有大變。」說早了三五年。今天我說：世界經濟正在大變中，而怎樣變下去的一個主要關鍵，是中國採用哪一種匯率制度。這也是說要看中國會採用怎樣的匯率戰略了。

是的，國際上，中國的經濟開始舉足輕重。

（《匯率戰略論》五之一）

隨筆以起筆為優

是一個奇怪的現象，不一定是我獨有。自己有一連四次如下的為文經驗，怪現象應該是對的。



是這樣的。以隨筆為文，開始時有點生硬，但過了三幾篇就寫得比較滿意，繼續寫下去，其水平慢慢下降。自己的感受如是，結集成書的銷量也如是。有四個連串的例子。



例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信報》寫《論衡》，第一本結集是《賣桔者言》。這是我寫過的最暢銷的書：中、港、台三地加起來，再加盜版，可能超過五十萬冊，雖然大部分收不到版稅。《賣桔者言》之後的結集，《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不是隨筆，是非常用心寫的，是例外，但跟著的《三岸情懷》與《存亡之秋》的水平下降，而銷量也下降了。



例二，停了一段時期（此「停」重要），一九九○年在《壹週刊》起專欄，第一本結集是《憑闌集》，自己滿意，銷量上升，但跟著而來的《隨意集》、《挑燈集》、《捲簾集》等，水平略遜，銷量也反映出來。



例三，停了一段較長的時期（這重要），復出，寫《南窗集》，第一本結集是《學術上的老人與海》，自己滿意，銷量又回升。跟著《狂生傲語》與《離群之馬》的銷量雖然不錯，但比不上《學術上的老人與海》。



例四，最近出版的《偉大的黃昏》是《南窗集》與《還斂集》的合併結集。這本新書的隨筆水平明顯上升，如無意外，銷量又會上升。這次沒有停過一段時期才復筆，但《還斂集》的短文是新的嘗試，興趣與好奇心俱增，帶起了文字較多的《南窗集》的水平。



自己的判斷不可能有市場銷量那樣客觀。如果《偉大的黃昏》的銷量沒有回升的跡象，我的隨筆以起筆為優的假說就被推翻了。



經濟學有一條大名鼎鼎的邊際產量下降定律，說的是如果其它生產要素不變而一種要素增加，邊際產量（這裡可指文章質量）會下降。我的增產導致質量下降，是因為一時間想不到好題材（目前一年要想出二百零八個題材，可真不易）。停一段時期復筆，是從頭再寫，可取的題材多了。這現象是遵守著邊際產量下降定律的含意的。



奇怪是在文章多產的高人中，我看不出他們有我的困境。林行止、董橋、楊懷康等人，文章質量平均，且歷久不衰。陶傑是不平均的，但三五篇有一篇精絕，也是歷久不衰。



我可能是例外。但為什麼我是例外呢？為文之道奇哉怪也。林行止天天寫，數十年如一日，永遠不乏題材！董橋文字好，題材略遜可靠文字過關。阿康閱讀刊物多，應該不愁沒有題材。陶傑打天才波，每有所悟，流水行雲。



只有我自己天可憐見，一下子想不出好題材，就縛手縛腳，受到邊際產量下降定律的左右。我認為這定律對我生效，主要是我不懂得——或操之過急而不能夠——調控下筆的時間節奏。每次停了一段時期從頭起筆，我忍不住立刻全力衝刺。

清晰才是好文章——答英文老師們

一組英文中學的英文老師傳來一篇林先生寫的英語文章，內容批評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主席田先生的英文，也批評了《南華早報》評論版的英文。老師們徵求我的意見，應否採用林先生的文章作為教材。林先生的文章是好的，但不淺。如果學生可以讀得懂林先生的文章，那我就推薦E. P. White著的《Elements of Style》這本小書。四十年前我用這小書學英文，獲益良多。不淺，但簡潔易記，內容全面。是教懶人學英文的經典之作，香港一些書局有售。



老師們關注的，是在我不久前發表的《我學英文的方法》之上的文字學問了。不妨略說一下。首先要指出的，是懂語文與懂得寫文章是兩回事。比方說，林先生文內提出的田先生的文字例子，我們不能說田先生不熟學英文，但他三十七個英文字才用一個標點，則不能說是懂得寫文章。這沒有貶意，因為寫文章看來不是田先生的專業。是老師們的專業，也是我的專業。行家說行話，這裡不妨苛求一點。



有了文字的基礎，要寫出可讀的文章，最重要是思想清晰。不容易。大師人物如奈特（F. H. Knight）與海耶克（F. Hayek），思想不夠清晰，文章寫來不易讀。是的，大師不一定有清晰的思想。選走創新的路，清晰倍為困難。少有前人想過的問題，是不容易一下子就清楚絕倫的。我自己有多次這樣的經驗，另文再談吧。



有些人在言談間的思想表達夠清晰，但文章寫來卻不清不楚。這種人的困難是不懂得怎樣直寫。直寫就是想通了，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做不到有三個原因。其一是作者要賣弄一下文筆，或試行轉轉彎。這是為文的大忌。除非作者是文學高人，不懂得賣弄就千萬不要賣弄。其二是下筆時左顧右忌，顧文法，忌錯字之類。記?，初稿不要管這些瑣事，寫了出來再算。自己怎樣想就怎樣寫出來，跟?慢慢修改。我說過了，好文章是回手棋。其三是文章寫得不夠多，以致想得清晰但不慣於下筆。熟能生巧，文章是要寫很多才開始像樣的。



眾所公認的最困難之處，是自己以為是思想清晰的，寫出來不一定清晰。倒過來，寫出來清晰，思想一定清晰。如果沒有寫出來，以為思想清晰往往作不得準。作研究生時自己認為有獨得之見，向教授陳述，有道的教授總是說：寫出來再說吧。我教學生也是一樣。



寫下來的思想比不寫下來的遠為可靠，是我喜歡以下筆來鍛煉腦子的原因。學生一定要寫得多。這不僅訓練為文之道，而更重要的是訓練思想的機能。每有新意，我開始想時是天馬行空，但到了思想近於成熟時，就轉用文字來想。今天以中語文字想；二十多年前用英語文字想。有人說天才思想是不用文字的。算我不是天才吧：下筆前的最後階段我用文字想，因為不用文字不可靠。



比較重要而困難的，我以文字一段一段地想，再難的一句又一句。有時想了一段或一句就要停下來休息一下。跟?寫出來的往往大異，因為下筆時再深入地想。永遠是成文之後才達到最清晰的境界。



文章不容易。要逼學生多寫，評分要以清晰為上。鼓勵他們天天想。他們每一個都可能是天才。

從桂林疏散到公司理論

中日抗戰時，「疏散」乃「逃亡」之謂也。可能因為「逃亡」不雅，且大有怯意，國民黨就發明了「疏散」這一詞。日軍快來了，要保命，三十六著，走為上著，疏散是也。四十年代初期，國內的城市疏散頻頻。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但記得湖南長沙的疏散次數多。



桂林疏散今天不見經傳，可能沒有人記得，或者身在其中的死得七零八落，沒有足夠的生存者勒碑誌之。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是桂林大疏散最後的其中一個。



記不起正確的年份了，但應該是一九四三，那時我七歲。母親和我的哥哥與妹妹在柳州，三位姊姊在桂林醫學院就讀，我在桂林真光念小學。這小學（是的，今天在香港大名鼎鼎的真光的前身）位於山坡腳下，很簡陋的。是寄宿生，膳食奇差。母親給我交了學費與宿費就讓姊姊們照顧我。



桂林疏散突如其來，毫無先兆。其實所有疏散都是這樣的。我在真光小學寄宿，早上醒來不見了好些同學。過了一天又不見了另外好些同學。過了幾天，醒來全校就只剩下我一個人。不知是發生了什麼事，但心底裡覺得情況不妥。



三位在桂林醫學院就讀的姊姊曾經再三叮囑，不收到她們的指示，就不要動，不要跑，要等她們指導的訊息。後來我才知道，姊姊們見桂林疏散迫在眉睫，委託一位家中的世交前輩到真光找我，把我帶到柳州交給母親，而姊姊們各自為戰，先走了。她們想不到，那位世交前輩自己也忙於奔命，忘記了我這個孩子。



話說那天早上醒來，真光校園空無一人。廚房內有東西可吃。在校中等待姊姊們來找我，等到午後也沒有影蹤，於是獨自步行到火車站。街上沒有人，但火車站卻是人山人海。大家都嚷那是最後一班火車，叫的叫，哭的哭。一位婦人懇求一位男人帶她上火車，什麼可以做到的都可以，包括嫁給他為妾。這景像在我腦子中歷久不忘。



火車早就滿了，車頂上也滿是人。我是兒童，個子小，順利地爬到火車頂上，在人叢中找一個小位置坐下，沒有誰說什麼。火車晚上起行，不少人掛在窗外的。記得穿過山洞時，一位車頂乘客可能坐得過高，或半站起來，碰撞死了。



火車早上到柳州。下車只有三幾個人，我是其中一個。火車稍停後繼續行程。原來柳州也疏散了，市中不見人影。我步行到一條名為沙街的街道（不知此街今天還在否），是母親居住的地方。桂林真光之前我在柳州中正中學的附屬小學讀過幾個月，住在沙街，因此記得清楚沙街的家。



找到家門，進去，母親見到我，哭起來。原來哥哥與妹妹都在病，不能起床。媽媽說，不夠錢再逃了，只是後園有一頭豬，肥而壯，殺了可能賣點錢。感到窮途末路，不知從哪裡來的勇氣，我到廚房拿了刀，走到後園，一下子把肥豬殺了。



母親和我把豬切開，在空無一人的街上找到一輛木頭推車，把豬推到位於河畔的市場出售。市場空無一人，沒有顧客，是夏天，蒼蠅滿佈豬肉，黑黑一片的。母親知道賣豬無望，哭了。



殊不知過了好一陣，近黃昏，數十艘船隻從江上趕到市場購買糧食，見到只有我們母子在賣豬肉。別無選擇，一下子搶購一空。這樣拿到一點可觀的錢，與一艘比較大的船議好了價，趕回家把哥哥與妹妹像豬那樣以木頭車推到江邊，上船向桂平（太平天國起於此也）進發。



木船坐了數十人，只有我們一家四口是從柳州上船的。船不是機動，沒有帆，也不用船槳。船行由兩種方法推動。其一是由幾個人以竹竿在近岸之處撐水底之地而行。其二是由十多個勞工以繩子在岸上拖船走。岸上的山坡有明顯的拖船者走慣了的路。有時竹撐，有時拖船，一段一段處理的，每段船主議價很快捷。



船程數天的行程中，有兩件難忘的事。其一是某天黃昏，船主突然大叫停船。原來江上有一隻大龜。船主拿一頭有網的長竿，只一下就把龜拿到船上。想來江龜不少，捕龜的工具早就準備好了。



其二遠為重要。岸上十多個勞工拖船，有一個拿鞭子的人，鞭打他認為是卸責或偷懶的。二十多年後書寫佃農理論，談到勞工合約時，我提出了卸責（shirking）與監管的問題。一九六九年，多倫多大學的一位學者朋友到我在西雅圖之家小住，聽到他正在下筆的公司理論，我提出「有形之手」是公司的重點，舉出廣西拖船與拿鞭子的人的例子。當時我說，有趣的問題是：拖船的人可能聘請拿鞭子的人鞭打他們。究竟誰是僱主？誰是被雇？



這拖船與鞭打的現象後來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很大的迴響。多倫多大學的朋友（J. Mc Manus）在文中說拖船例子與問題是我提出的。跟一篇大文（W. Meckling與M. Jensen）說是多倫多提出的。跟眾說紛紜，到後來誰是僱主，誰是被雇的一篇文章，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題目之內。



應該是廣西拖船例子與卸責的思維觸發了後來艾智仁與德姆塞茨的有關公司的經典之作。此文導致威廉遜的機會主義的創立，以及七十年代後期捲土重來的博弈理論。



我只是提出廣西的拖船、卸責與監管的例子。解釋公司的成因我選走的是另一條路。

創作的需求

數十年前讀過一本小說，是海明威寫的。起筆的大意是：在高高的雪山頂上，當地的土人發現了一隻死去了的黑豹；那黑豹明知雪山頂上是沒有食物的，為什麼還要爬上去呢？
　　
　　海明威是大文豪，像他的《老人與海》那樣，雪山的故事有哲理。凡是文豪，必有哲理，因為長遠衡量，文學沒有哲理不能成家。
　　
　　黑豹的故事給我很大的感受。從小喜歡創作，不是為了什麼成就，不打算有金錢回報，更不是希望他人稱讚，只是要做點什麼，給自己一點滿足感。這是黑豹的故事了。
　　
　　不熟知我的人可能認為我很麻煩：旁若無人，獨行獨斷。但外人不知道，大部分時間我是住在自己的世界中，想要做點什麼作品來痛快一下。
　　
　　毋庸諱言，我是好勝的。然而，此好勝可不是為了要勝他人，而是要勝自己。我想，純為創作而創作的人都是要勝自己的。在市場競爭賺錢，目的是要勝他人；出錢購物是競爭，目的是要勝他人；維護自己的產權利益，是競爭，也是要勝他人。與他人競爭有勝負之分，財富或利益間接或直接地從負者轉到勝者的手上。
　　
　　問題是純為創作而創作的人，為的是要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不會有利益從他人轉到自己的手上，與外人競爭就談不上。有純為創作而創作的人嗎？有的。昔日鐘子期與伯牙的故事，高山流水看不到有競爭利益的回報。王羲之寫《蘭亭集序》，蘇東坡寫前後《赤壁賦》，李華寫《弔古戰場文》，甚至曹雪芹寫《紅樓夢》，我們怎樣也看不到有競爭利益的回報，而這些是偉大的創作了。
　　
　　我曾經提及，蘇子寫了那萬世流芳的前《赤壁賦》，不敢示人，只是自己躲起來欣賞自己的作品。沒有外人競爭，沒有金錢回報，沒有朋友的讚賞，也沒有名留千古的意圖，只是自己感到要寫，要創作，要比自己以前寫過的好一點，給自己一點滿足感，只此而已。蘇子是海明威筆下的黑豹。
　　
　　也毋庸諱言，創作是可以賺錢的，甚至可以賺很多錢。為錢而創作的人所在皆是。這樣創作是要在市場競爭的。我不反對為賺錢而創作。然而，明顯地，創作可以只是創作，自我讚賞，偶得精絕，仰天大笑，其高傲之情書所難盡！
　　
　　有時無心插柳，柳也成蔭。好比我搞攝影或學書法，其出發點只是為了創作而高傲一下。殊不知攝影可是賣錢，書法更可以賣錢。當然，同樣過癮的創作，可以賣錢是錦上添花，價越高越妙。
　　
　　有一個朋友，姓王名石，是一家大機構的頭頭，君子也。此公有個怪癖：他喜歡爬山。不是你和我可以爬的山，而是可以粉身碎骨的、喜瑪拉雅山那一類。我勸他，說，是那樣蠢的事，不要爬了。他當然不會聽，爬了一山又一山，要勝自己，越爬越難越險的。
　　
　　相信我吧，爬山也是創作。王石是一頭黑豹。

市場需求與個人品味

很少看電視，因為不喜歡電視上的節目。為什麼我不喜歡電視上的節目呢？因為市場的需求與我的品味（需求）不同。很少讀報章，認為報道不盡不實。為什麼報道不實呢？因為市場的需求，不實的報道較為好看。因為讀者不知道是不實嗎？有些讀者可能不知道，但一般是知道的。

你去買傢具，覺得難看。為什麼傢具會造得你認為是難看呢？告訴你吧，是市場的需求。服裝也如是。名師設計的，美麗的女孩子穿上了，我可能會想，怎會有這樣難看的衣服？也是市場的需求。據說有些名師，其設計可以影響市場的品味。是否真的可以影響市場我不肯定，因為設計出新花款總有些顧客喜歡嘗試新的，而新的設計好，適應市場需求，就大行其道。這後者其實不是設計師影響市場，而是新設計適合市場的品味。

每個人各有各的品味，各有各的喜好與厭惡。一個人走進一家店子購物，可能想：這麼難看，怎可以製造成這個樣子的。有些人比較苛求：這不是，那不對。有些人比較隨便，過得去就算了。除了一些小物品，例如購買墨水筆，我不認為自己是苛求的，但有時很執著。

一般而言，我喜歡簡單的設計。第一我怕眼花：除非是好藝術，複雜的、古靈精怪的設計我一律不要。第二怕麻煩：買什麼機呀之類，凡是要學、要記才懂得用的，我不喜歡，雖然簡單的市場往往沒有供應。我說自己不苛求，但執著。苛求與執著可以是同一回事。為自己辯護，我或者可以說一般的苛求是求多，而自己的執著是求少。

無論我怎樣不喜歡，甚或討厭，我不能否認市場的需求一般是公正的。個人何物，要賺錢的市場怎可以對我這個小人物青眼有加，專為我而設計產品呢？自己找不到適意的，只可埋怨上蒼做錯了事，把我的品味生得比較特別吧了。永遠不會說自己的品味比別人的好。但有時見到一些不堪入目的產品，我會想，這樣的產品肯定有需求，但為什麼上蒼會做出有那樣品味的人來了？

從小喜歡集中於玩藝的研究，長大了集中於藝術的欣賞與學術的思考，喜歡搞什麼研究創作的，我不能分身到其他事項上去。創作，不管是好是壞，總是給我有點難以形容的滿足感。這樣的人，如果要學、要研究才能欣賞物品，是過於苛求了。

好些朋友對紅酒有研究，請我喝，我只求可以入口，浪費了他們的好意。事實上，我佩服懂得享受的人。但享受也要講研究，要花時間心機。你問我為什麼喜歡莫札特的音樂，我的回應是好聽，不需要學。問我為什麼不常聽巴哈，我的回應是要有點研究才能真的欣賞，所以少聽。

對物品有研究，知得多了，懂得享受，品味是改變了。但我認為不是真的改變了一個人天生下來的品味。天生的品味可能沒有變，只是知得多一點而改變了對物品的需求。

在經濟學上我作過一項小貢獻，那就是假設每個人的品味永遠不變。在這假設下，需求的變動是因為知識或其他有轍可循的因素變動而變動，不是因為品味之變而變。這個品味不變的假設可能比小貢獻大一點，因為以品味變來解釋行為是空空如也，半點用場也沒有。

巨機起飛的故事

七十年代初期，波音的七四七巨型飛機開始使用，一位鬼佬朋友怎樣也不敢乘搭，認為那樣大的飛機不可能飛起來，而就算飛起來也不能持久，從天掉下、粉身碎骨的機會甚大。三十多年過去了，波音七四七的安全飛行紀錄是世界之冠。



一九八一年（八二年發表）我開始看好中國的經濟前途，認為這個龐然巨國必定會轉向市場經濟，轉走近於私產安排的路。學術朋友認為我發了神經。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眾說紛紜，中國要走回頭路了。我說回頭無路，把中國的前途從一個好字加到兩個好字。



一九八五年，中國的工業承包發展困難重重。我到北京的首都鋼鐵廠住了幾天，臥薪嘗膽，向那裡的朋友建議清楚地把使用權與所有權分離，以徹底承包推行國有的私產制。跟到杭州、溫州一帶觀察，見到數之不盡的障礙，但我還是多加一個好字，變作好、好、好，朋友們又說我發了神經。



八五年後期我見到中國把貨物分類管制，擺明是走向印度的、把貪污權利界定的路，一旦走上了就把貪污制度化。於是大聲疾呼，破口大罵。跟的兩三年，管制的增加與貪污的盛行，使我力排眾議，反對改革緩進，說寧可亂，但要快，不夠快就不能跳過印度那一關。



一九八六年，在北京與一些搞經改的朋友相聚。他們同意我提出的印度之路的可能性，但不同意改革急進的建議。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人口多而背景、文化複雜，不像小邦那樣簡單，所以改革要小心地緩進。



我笑回應：「你們說的是巨大飛機不容易起飛的理論。波音的七四七不是起飛了嗎？不是比小飛機還要快還要安全嗎？」當然，他們說的不是理論，我的響應也不是理論。



跟著我解釋說，曾經讀過一本名為《歐洲奇跡》（The European Miracle）的書，作者正確地指出無論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歐洲皆出人頭地。作者又指出，這奇跡的出現，因為歐洲是由多個小國組成，互相倣傚與競爭。我跟說，原則上歐洲可以是一個大國。中國要走歐洲的路，不用把一國分為多國，但中央要盡量把權力下放，讓地區市鎮有高度財政與管治的自主權，互相倣傚，互相競爭。



兩年多前在廣州會見廣東經濟大師王岐山，我建議他們要考慮傚法英美常用的辦法，把市鎮以獨立公司的形式處理。提出這建議後我想，可能他們的市鎮處理方法不比公司方法差，甚或過之，因為廣東欣欣向榮，城市有相當可觀的財政與管治的自主權，而市與市之間的互相倣傚與互相競爭明顯不過。我沒有對中國的市鎮安排作過研究，但這是重要的問題，年青的經濟學者不容錯過。



說到緩進與急進的取捨，不久前一位幹部朋友問：「 張教授，你主張急進改革，說緩進不成。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那麼好，你的急進主張要不要修改一下？」我想也不想就回應：「中國改革只二十年多一點，人民實質生活水平的上升何止十倍！這是急進改革的結果。」



回頭說中國的經濟發展，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相當混亂。我個人的感覺是北京政權以增加經濟自由的辦法來平息政治意識的不安。無可置疑，天安門之後一年，香港政治刊物的銷售量大幅下降，跟是北京的政治或政權鬥爭越來越少人有興趣了。



中國經濟的巨型飛機起飛，始於鄧小平一九九二年春天的南下。鄧老在退休前留了一手，是否限於眾說紛紜的他說的一番話，我無從考究。上海的經驗是明顯的證據。今天沒有誰不同意，上海經濟暴升突如其來，始於一九九二年。准私產與市場的合併確也神乎其技。十年來上海的經濟發展，是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想想吧，九十年代中、後期，全世界用作建築高樓的起重機，百分之十七在上海！



巨機起飛不能盡歸功於鄧老南下。當時中國通脹急劇，到了一九九三年，人民幣值暴跌。朱鎔基於該年六月接掌人民（中央）銀行，以約束特權借貸的方法治理通脹。很有效，但朱總理的功績，還是通脹下降至零而甚至有通縮後，能維持物價與幣值穩定，在眾人大叫經濟不景的情況下還有可觀的經濟增長率。今天，人民幣是強幣，中國的通脹預期去如黃鶴了。



上述的一脹一縮有幾個重要的含意。其一是早些時到中國投資房地產的外資，無不損手爛腳，頭破血流。是的，今天欣欣向榮的深圳的樓價，只有十多年前的三分之一。這代表一項巨大的財富轉移，從外資之手轉到國內人的手上去。不是朱鎔基刻意的，而是外資當時不相信中國可以控制通脹。



其二，我說過了，是中國的一脹一縮使亞洲一帶的幣值偏高，促成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這使中國能在安定的情況下搶先引進外資，搶先發展。



其三，是穩定的物價促使中國的生產成本相宜。外資因為生產成本低，前景可信，紛紛到中國設廠。是的，以日用品而言，今天的中國是天下第一製造國。世貿協議的簽訂與履行火上加油，增加了中國的製造強勢。



不要過於樂觀。中國還有很多問題：金融不夠開放，還有外匯管制，通訊壟斷，稅制複雜，法治欠佳，國企頑固，管制繁多，貪污盛行。但巨機還是起飛了。如果能清除上述的問題，中國這架巨機不知會飛到多高、多遠。



自一九八一年起，所有在美國的經濟學者朋友都說我是世界上對中國最樂觀的人。然而，樂觀如我，二十二年前我做夢也想不到中國的經濟會進展得那樣快。我不由得想起拿破侖的話：「中國嗎？那裡睡著一個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他醒來會震撼世界！」

農產品的供應有大彈性

經濟學者確實糊塗。歷久以來，經濟學課本都說農產品的需求彈性小，供應彈性也小。所謂彈性者，是指價格有所變動，需求量或供應量跟著變動的彈性。同樣幅度的價格變動，需求量或供應量的變動越大，其彈性就被視為越大了。相反，量變動越小，彈性越小。
炎黃子孫認為民以食為天；老外也有類似的想法。經濟學者於是認為，人不可以不食，以農產品整體而言，從需求那方面看，價的變動不會導致需求量的大變動。農產品的供應呢？土地就是那麼多，要增產談何容易，所以價格變動不會導致有大彈性的供應量轉變。

農產品的需求彈性我沒有作過考查，但其供應則不需要作什麼深入研究而可指出書本上所說的小彈性是胡說八道。中國十多年來的經驗是明顯不過的。

考慮如下的現象吧：

（一）國內今天十三億人口，比解放前上升了兩三倍，但今天國內市場的農產品供應，無論是量，是品種，還是相對價格，都顯示今天的供應遠勝於解放前的。

（二）這些年來國內的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下降，而這下降速度越來越快，但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並沒有上升的跡象。

（三）因為工商業的發展，不少農地改作工、商、住的用途，但農產品的供應有增無減。

（四）國內的國民平均收入上升，每個人對農產品的需求隨之而上，加上人口上升，農產品的總供應量是大幅度地上升了，但相對價格不見有上升的跡象。

上述的現象是不容易解釋的。農產品進口是有的，且越來越多。這解釋不夠，因為國內一般市場的農產品供應，大部分是本土出產的。這是說，農產品的進口不能推翻國內農產品有很大的供應彈性的假說。

人口增加了，人民收入上升了，農民的比例下降了，農地也減少了，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沒有明顯的上升——這些顯示著農產品的供應彈性非常高，而這高彈性是不能以進口解釋，雖然進口有助。這是為什麼呢？

我對農業種植作過比較深入的研究，知道農地可以增加種植的密度，因而增加供應彈性。然而，這幾年到國內走，見不到農地有密植的現象，談不上密度增加。是的，種植上看不到有密植的增加。這可能是因為稻糧進口比較多。

餘下來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飼養行業（也是農業）增加得非常快。例如，這幾年大閘蟹的價格大幅下降，因為此蟹的飼養繁殖行業暴升。天然的大閘蟹據說在市場被淘汰了。河蝦、海蝦、塘魚、海魚等，其飼養繁殖很普遍。家禽與家畜的飼養也有密殖上升的發展。

一個小現象是有趣的。中國人一般喜歡吃雞多於吃鴨，而每斤算，雞之價歷來高於鴨之價。但今天國內是鴨價高於雞價。這顯然是因為先進飼養，雞的密殖度遠比鴨的為高。

有了飼養繁殖的大幅上升，某程度代替了種植產品，因而增加了農產品整體的供應彈性。

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

一九九七年八月亞洲有金融風暴，東南亞一帶以至南韓的幣值暴跌。跟著眾人皆說人民幣快要貶值了。我力排眾議，說人民幣不需要貶值，而如果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讓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會下降一小段日子，跟著急速回升。之後兩三年，我屢次說人民幣是強幣。但當時其黑市匯率低於官價，好些人認為解除匯管，讓匯率浮動，人民幣會跌得頭破血流。
我的看法不同，因為朱鎔基成功地控制通脹，九十年代中期起變作通縮，而在多種困難下國內還能維持可觀的經濟增長率。有通縮而還有百分之八的增長率，很了不起，而物價與工資相宜，投資環境在眾多批評中還算可取，人民幣不可能是弱幣。需要貶值之見是淺見。黑市匯率較低，主要是因為有外匯管制。進入了國內的錢不容易外調，投資國內就減少了。

我說過了，如果今天香港宣佈一個月後將會有匯管，外資會湧進還是跑掉呢？當然是後者。倒過來，如果有匯管，取消了，擔保以後不再，外資會湧進還是跑掉呢？當然是前者。

不要忘記，管制外匯與管制匯率是兩回事。前者是管外匯的買賣與進出口，後者是不讓匯率自由浮動。香港沒有匯管，但在聯繫匯率制度下，匯率是被管制著的。國內目前還有匯管，雖然比十多年前放寬了很多。匯率呢？國內維持官價，是管制著。外匯管制一無是處，要解除，但要不要讓匯率自由浮動是另一回事，大可商榷。好些人認為匯管與匯率息息相關，不可分離，解除匯管要讓匯率自由浮動。這觀點是不對的。昔日的金本位是管匯率，非匯管也。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也非匯管。

原則上，國內今天以貨幣政策維護匯率，是管匯率，但可以完全解除外匯管制，讓外匯自由買賣與進出口。縱觀今天中國的經濟情況，維護匯率易如反掌。這是因為外資進口與貨物出口帶來很大的人民幣需求。壓制人民幣值上升甚易，阻止其下跌則甚難。中國今天面對的只是恐其上升，不恐其下跌。

是的，目前，人民幣的官價匯率與那所謂黑市的大致相若，且往往官價較低。這是說，如果讓人民幣的匯率浮動，其幣值會上升。更嚴重的是，如果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讓匯率浮動，人民幣的升幅會很大！

朱鎔基退休了，留下一個數之不盡的國家會羨慕的困境：要不要讓人民幣升值呢？不升值，外匯儲備會上升得很快。要那麼多儲備作什麼？不解除匯管，經濟發展有大礙，但一旦解除，人民幣的上升壓力排山倒海，要維護其不上升，外匯儲備又逼著要大幅增加了。政府有錢，很多的錢，本土的財政赤字大可視若無睹，但大政府的趨勢早晚對經濟不利。

愚見以為，不出兩年，外國（尤其是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將會很大。人家鬥你不過，是會要你讓賽的。記得嗎？四十年前日元是三百兌一美元。政治壓力所聚，上升至一百對一（目前是一二五對一）。今天日元要下降至二百對一才可刺激本土的經濟，但卻受到壓力團體的左右。

中國的匯率困境令人羨慕。不應走日本的路。不應搞通脹來削弱人民幣的強勢。怎麼辦？怎麼辦？錢多選擇多，讓讀者想想吧。

強烈的對比

朋友要我評論梁錦松的財政預算案，打開報章一讀，頭條是紅色大字標題：《全民叫苦》。略讀內文，在稿紙上寫下一個名目：《滿盤皆落索》。但跟著想，這與阿松有什麼相干？香港的經濟困境不是他發明的，而壓力團體、得益分子所在皆是，就算天才絕頂也不容易想出一個足以令人拍掌的預算。
無可奈何，這裡那裡減、減、減，這裡那裡加、加、加，要使所有的人分擔財政赤字，換來的是所有的人破口大罵。香港的財政預算不評算了。

報章再翻下去，大字標題是關於朱鎔基退休的，題云：《政績超水平，獲雷鳴掌聲》。不容易想像有那樣強烈的對比。我為朱總退休已寫好了文章，下期發表。不懂得擦鞋，但要跟朱總幽默一下。題云：《令人羨慕的困境——朱鎔基退休有感》。（這裡補充一下，朱總給我的感受，是他與學術有根深蒂固的情意結，而作為舉世大國的國務院總理，他專注的卻是經濟。這些可見朱總對政治沒有興趣。年多前港大覓校長，我力薦朱鎔基，附和者眾，但一律恐怕朱總置若罔聞。）

說到強烈對比，真的是奇哉怪也。國內與香港是同一國家，對比怎可以有那樣大的分別呢？雖說一國二制，但二制何在？二十年前，還未一國，是明顯的二制。十年前，二制不大明顯。九七以還，何來二制了？國內早已不吃大鍋飯，早已不要鐵飯碗。有不同的地方，但以制度而言，對比並不強烈，說是一國一制不會有多人不同意。

然而，國內與香港的強烈對比不勝枚舉。火星人到地球來，不會相信是同一國家。如下的對比強烈，但既然是一國，不可能永遠存在，問題只是時間而已。

（一）物價與工資相差甚遠，歷史上不可能找到一國之內有那樣大的價格差距。工資相差四倍（公務員與幹部的工資相差八倍）；樓價相差四至六倍；食物、衣著之價相差一至兩倍，交通也如是。香港比較相宜的，是長途電話。

（二）經濟增長率是一與四之比。一國之內怎可以有這樣大的增長率分離的？

（三）人民幣有上升壓力，港幣有下降壓力。一國二幣，一壓上一壓落，豈不是奇哉怪也？

（四）國內的外匯儲備急升，視本土的財政赤字如無睹。香港的任老弟心驚膽戰，為恐財赤燒到他的儲備那邊去。

（五）國內的大學畢業生雄心勃勃，有些說希望兩年翻一翻，有些說希望三年翻兩翻。香港的畢業生呢？有長進的打算到國內去。

鄧小平昔日在國內搞經濟特區（今天特區不特），是政治性的改革戰略。先給小部分地區有較大的市場自由，然後以其效果作示範。鄧老推出一國二制，其原因似乎有二。一、安定港人對九七回歸的不安；二、要香港繼續繁榮，作為大示範。他曾經說：國內不妨有一百個香港。沒有到過香港，只憑想像，當日而言，雖不中亦不遠矣——這是鄧老的過人之處。

然而，鄧老當年怎樣也想不到，香港回歸後沒有一國二制，卻有一國二濟。要是鄧老死而復生，看到上文所說的強烈對比，不知會怎樣想？啼笑皆非是免不了的吧。

上河定律

去年十二月，上海博物館舉辦一個重要的國寶展覽，是集中北京故宮、遼寧博物館與上海博物館的珍藏。不遠千里而來的雅士雲集，加上上海的本地人多，排隊進場要選人少時間，而進了場後欲看北宋張擇端繪的《清明上河圖》，又要再排隊。這後隊不是那樣長，但動不動要排兩個多小時。



那 時我和太太剛好到上海幾所大學講話，躬逢其會，當然要去看看。博物館的主事人要我們不在繁忙時間去，派一位很有禮貌的女秘書出來招呼一下，但說明觀看《清明上河圖》不能插隊，要排兩個多小時。這是說，作為貴賓，進場可以方便一點，但《上河圖》則是賓不貴的。可見國內的處事有了長進。



我對書法有點研究。展出的國寶級書法，如懷素的《苦筍帖》，杜牧的《張好好詩》，米芾的《多景樓詩》，以前我見過真跡。這次令我驚喜的是南宋詩人陸游的手書詩卷，書法一流，絕不在好些名書法家之下。奔放而變化多，天真瀟灑，豪氣逼人。據說所用的筆是猩猩毛造的，是從當時的高麗國進口。心想，不知今天怎樣才可以弄得一枝猩猩毛筆來試寫一下。



回頭說《清明上河圖》，據說是宋徽宗委任張擇端畫的，畫了三年，而展出的原作真跡的後一段不復存在。《上河圖》原來是近四十呎的長手卷，多個世紀以來臨摹之作不計其數。這次原作展出，排隊兩個多小時，我沒有排。不排隊是不能近看，但可從離畫八呎左右看。《上河圖》的人物多而小，離畫八呎本已不善，再加上要穿過排隊的觀者之間的空隙看，更要再打折扣了。



我站想，人龍只有百多人，為什麼要排兩個多小時呢？答案是輪到觀看的人看得很慢，比一般欣賞名畫的慢得多。這又是為什麼？靈機一動，我想通了。因為排隊時間是一個價，一個代價，也可說是一項成本。



價越高——排隊的時間越長——觀者就多花時間欣賞了。這是說，排隊的人越多，不僅等候的時間越長，每個觀者輪到時所花的欣賞時間會增加。這是說，以圖表曲線分析，縱軸為等候時間，橫軸為排隊人量，其二者的相關曲線不是直線一條，而是向右弧上：The curve is exponential。



讓我再說一次。因為時間是價，價越高，每個觀者的欣賞時間越長。如果六十人排隊，觀者平均欣賞一分鐘，第六十個要等一個小時。但如果一百二十人排隊，觀者平均欣賞會超過一分鐘，第一百二十個要等超過兩小時。既然是從《清明上河圖》的人龍得到啟發而想出這個有趣的規律，而「上河」有逆水行舟之意（雖然清明上河不是這個意思），我稱之為「上河定律」。



有兩點還要澄清。其一是依照經濟學的理念，歷史成本不是成本（Bygones are bygones）。既然排隊排了兩個多小時，是歷史，覆水難收，再不是成本，不是代價，為什麼我說時間之價或代價高而多花時間欣賞呢？答案是觀者多花時間欣賞，其考慮不是已經排隊的兩個多小時，而是這次不多欣賞此後再欣賞的時間成本預期也會是高的。任何人決定去看《清明上河圖》，會考慮早看一點的利益與所需的時間成本才作選擇，而一個人選在某時某日去參觀，他選的是自己認為是利益與成本差別最大的時間。參觀的遲早不論，這個人等了兩個多小時，他的意識是這次已付出的成本不算，再來也差不多要排隊兩個多小時。因此，上河定律仍然成立。



舉一個例。假若《清明上河圖》持久地展出，不用排隊，去觀看，我欣賞一分鐘。但如果我得到方便，可以不用排隊欣賞，但說明只此一次，之後我要排隊兩個小時才能看到。這樣，雖然不用排隊，我的欣賞時間會超過一分鐘。有關之價是可以選擇的代價。不用排隊，這次沒有時間之價，但真正的代價是這次不多欣賞，之後要排隊兩個小時，所以這次我要多欣賞了。



第二點要說的，是我曾經說，超級市場的繁忙時間人龍越長，收錢的員工的動作會被迫而越快。於是，因為人龍長，每件物品的「過機」時間會較快。這與「上河定律」是相反的。但這裡是多了一個收錢的員工，他的動作因為龍長而較快。與上河定律相同的，是如果一家超級市場沒有設備購少物的快線的話，繁忙時間，需要排長隊，購物者一般會選購較多物品。這使一個購物者的平均過機時間較長。另一方面，買一包香煙的人通常不會願意排隊等十五分鐘。這也是需求定律的含意了。



是的，吃自助餐，同樣的食品，每客收費五十與收費一百的食時與食量不同。收費五十，顧客會吃得較少和較快。收費一百，好些食客會因為價高而不光顧，但光顧的會吃得較多和較久。這也是上河定律。



前些時在這裡發表了《訊息費用與類聚定律》，解釋為什麼在同一場所的賣笑佳人的相貌與身材都有相近的水平，很受讀者歡迎。國內的網上讀者很開心，紛紛要求我多寫些前所未有的經濟定律。他們可不知道，解釋一個現象已困難，推出什麼定律更是可遇不可求，就是無足輕重的也難於登天。



後來我發表《鹹水草與淡水蟹》，其含意的定律是在競爭市場內，出售者一起欺騙與一起不騙的效果相同，可以稱為「欺騙定律」。國內的學子讀後說：「那麼淺，不夠過癮！」



我是希望提升學子的求知興趣的。很想知道他們對「上河定律」的評價。

悼千家駒先生

我是最近才知道千家駒先生於去年九月三日謝世，九十三歲，長壽。我與先生不很相熟，見過幾次面，談過好幾個小時，欣賞這位老前輩。



八十年代中期，我全力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作研究，寫了不少文章，提出一些建議。這個時期我屢次聽到先生的名字。一九八六年左右，收到一本書，是先生著的，簽了名送給我。文筆好，有文學家的水平，而字裡行間其情甚真，其意極長。雖然我不同意某些經濟分析，但體會到先生是性情中人，對國家有赤子之心。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重要的是先生和我同樣地希望中國會好起來。



自己寫過不少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字，讚賞有之，批評有之，痛罵有之，但記不起寫過半句不希望中國興盛起來的話。我這一輩曾經在國內捱饑抵餓的，兒童朋友餓死八八九九的，不可能有其他意圖，不可能有其他希望。先生比我年長二十六歲，經歷過的辛酸日子比我多。讀先生的文章，感到先生的希望與我的相同。



一九八七年，在港大，收到朋友的通知，說先生要接見我。趕到當時在信德中心的酒店房間與先生暢談兩個小時，都是關於中國經改的事。意見不同的是我堅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先生卻認為這管制是必須的。兩年後再會面時，先生的觀點改變了，說讀了我的文章，也明白佛利民的分析與觀點，同意外匯管制需要盡快解除。



我為這件事對先生肅然起敬。這可不是因為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君子大可和而不同——而是當時先生齡高八十，經濟思維源自馬列傳統，怎還可以考慮佛老和我的分析而改變了數十年的成見？其後大家久不久見面，談的都是國家的發展大勢，但覺先生氣節凜然，使作為後輩的我有了一個榜樣。



最後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在香港大會堂低座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舉行「四友攝影聯展」。開幕酒會是黑色雷暴的黃昏，到會者六百餘人，士女雲集，周南剪綵之後，見到先生也在場助慶。因為賓客多，只能與先生作短傾談。該年十月，佛利民夫婦和我到中國一行，順便到北京拜訪江總書記。回美前佛老途經香港。知道先生欣賞佛老，我要求朋友安排大家見見面。可惜先生當時不在香港，二老緣慳一面。



先生差不多渡過整個二十世紀，那是人類歷史的多事之秋。作為中國人，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好過：兵荒馬亂，飢寒交迫，主義紛紛，口號頻頻，貪官污吏，政權鬥爭。有良知與智慧的中國人生長於這個時代只有兩個選擇：要不是倒下去；要不是站起來。先生是站起來的。



可幸上蒼還是仁慈的。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日千里，到今天，欣欣向榮的地區在神州大地似火燎原。先生於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年頭謝世，見到這番景象，死可瞑目矣！

《偉大的黃昏》前言

《偉大的黃昏》是《南窗集》與《還斂集》的第一本合併結集。前者文章長（大約二千二字），後者文章短（大約千一字）。長短合併增加了變化，可取也。

《偉大的黃昏》是其中一篇文章，寫佛利民、高斯與艾智仁，仰慕之情，怎樣也按不住。這三位師友的平均年齡九十歲，我比他們年輕了一整代，也感到日漸黃昏。可以這樣說吧：我是他們三位在盛年之際教誨過的最後的一個學子，也應該是承受了這三位前輩的學問傳統的唯一學子。想不到有什麼承受更為寶貴。這學子竟然是個中國人，也算是機緣巧合了。

我特別喜歡這結集的文章。可能因為開始寫《還斂集》，逼著要思考短文的寫法，受了衝擊，文章的平均水位提升了一級吧。

《二十一世紀看中國的經濟革命》序

《中國的經濟革命》是一九九三年出版的相當暢銷的小書。那時帶佛利民夫婦重遊中國，也要到北京會見江澤民，因為北京朋友的要求，我寫了十篇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章，作出一些建議。這十篇文章當時是該小書的主要部分。三年多前該書停版後，要求再版之聲不絕於耳。我舉棋不定，是因為不知怎樣處理才恰當。

最近我花了一段時間，為舊作《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出版了增訂本。我想，《再論》之後我還寫過不少關於中國的其它文章，總可以選出一些加進《中國的經濟革命》之內，把小書變「大」，與《中國的前途》及《再論中國》鼎足而三。既然退休後正在整理自己的平生論著，這想法就決定了。

我選加的文章一些是從其它舊書中抽取，另一些是沒有在書中出版過的。選擇的準則，是要有綜合性、有概括性，務求文章能反映一個大時代的轉變。

這「增訂本」是「增」的多，「本」的少。分八部分，原來的《中國的經濟革命》那十篇文章是第三部。我不認為我的文章影響了中國的改革，但肯定地中國的改革影響了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又影響了什麼呢？很難說。一個可能是將來的歷史學者不會忽略《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中國的經濟革命》這三本書。因為上帝定下來的規律，我不可能知道，但幻想一下應該是無傷大雅之舉吧。

本書補加的文章多於原本的，所以不應該稱為「增訂本」，但我又不願意放棄《中國的經濟革命》這個好名目。那怎麼辦？後來想到我們已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而補加的好些文章是寫於這新紀元的，於是在《中國的經濟革命》的前面我加了六個字，很有點不依常規。

《回顧千年看今天》引言

無論文化及經濟發展，與西方相比，中國自北宋之後其相對優勢就漸失光芒。單從中國本身看，走下坡之說不一定成立，因為明末清初的藝術文化很有看頭，而清三代的經濟也大有可觀。但在比對上說，歐洲自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之後突飛猛進，相對起來中國走下坡是頗為明顯的。乾隆之後，一塌糊塗，就更不用說了。

那是不堪回首的二百年。進入了二十一世紀，我的水晶球又怎樣看呢？中國自二十多年前開放改革後，與西方的相對發展倒轉過來，今天，遠遠落後於人的中國節節進逼。水晶球講趨勢，而講趨勢，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中國的天下。

問題是趨勢歸趨勢，事實將會怎樣發展是完全另一回事。目前的中國還是特權利益當道，通訊與金融這兩個重要的行業還是死守不放，法治糊塗，大部分的民眾還是一窮二白。但我有理由樂觀地看。

我的主要論據是近幾年來，在還有諸多不利的約束下，中國的學術發展得非常好，而且越來越大眾化。這現象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我在後文的第四節分析，因為昔日中國的傳統沒有法治，也就沒有科學傳統。今天法治略見眉目，學術的發展一日千里。

在中國歷史的傳統上，誇張一點地說，知識分子數來數去就是蘇東坡那一小撮人。今天的發展，是向知識普及的方向走。西洋鬼子歷來都說中國人最聰明，若如是，二十一世紀誰屬是不用看水晶球吧。

我們不要忘記，知識資產是人類最有價值的資產。這是有道的經濟學者一致同意的。

《從台灣困境說中國大勢》引言

台灣與香港的朋友到今天似乎還不明白，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中國。文化相同，交易費用下降，於是在百分比上，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台灣佬與香港人遠比其它地方多。資金進入大陸對港、台有殺傷力，而大陸的生產成本低那麼多，使香港二十多年前的幾項世界第一去如黃鶴矣！台灣目前只勉強守著一點高科技，但以大陸近幾年來產質量素的急速上升來看，台灣的高科技不容易再守十年。

國家統一將會是輕而易舉的事了。我在後文中指出，經濟統一的話事權在北京。只要中國大事開放，尤其是金融與通訊行業，經濟統一指日可待。有了經濟統一，台灣要反對國家統一就不可能。大量資金湧進了大陸（昆山的情況已如是），肉在砧板上，台灣是沒有選擇的。

《朱鎔基時代》引言

鄧小平退休後我較少寫關於中國的文章，而有概括性的更少。選入這部分的三篇是比較明顯地與朱總理有關的。

概括來說，我認為朱總理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兩項重要的功績。其一是他成功地控制了通貨膨脹。這是非常困難的事，雖然一九九五年之後的通縮使國內很多地產投資者損手，也導致一段長時期的經濟不景，但整體來說是近於鬼斧神工。

九三年五月發表的《權力引起的通貨膨脹》一文，得到舉世的反響，因為該文推翻了傳統的建議中國控制貨幣的增長率。當時的通脹是因為濫用特權借貸而起，治根是要廢除特權借貸。雖然我對政權問題沒有作過研究，但容易想像這樣的治根是難於上青天。

朱總理的第二項功績，是維持最高領導層有比較清廉的形象。這是中國到今天還沒有走上印度之路的一個主要原因。

相比起來，我批評朱總理不相信市場，管得太多，就沒有上述兩項那樣重要了。

卻之不恭談方法

不久前在《南窗集》發表了兩期《我學英文的方法》，得到前所未有的迴響。不到十天有六七位英文老師要求把該文複印給同學們閱讀。其實複印傳閱這回事，學術上一般是懶得要求的。有六七位老師要求，不要求而複印的應該不止十倍。



一九八四年我在《信報》發表了《讀書的方法》，沒有誰要求複印傳閱，但在銅鑼灣的一家影印店告訴我，他們沒有見過那麼大的一篇文章的影印需求。當年電郵還未普及，可能是沒有收到複印要求的原因。後來《讀書的方法》結集於《賣桔者言》，暢銷，複印《讀書》應該不多吧。



無論怎樣說，《我學英文的方法》可以傳世，發表後十天就成了定論，使我從心底裡高興起來。該文題目加上一個「我」字，是恐怕英文老師嘲笑，說不是英文專家而「撈過界」云云。但畢竟國內的學子要求我寫該文的太多，為人師表，義不容辭，面對無可避免的英文老師的「審核」，戰戰兢兢地下筆，說明是中國人學寫英文的方法，只集中於中、西文字文化不同的三個要點下筆。今天得到多位英文老師的「複印」要求，可以作一口深呼吸吧。



是的，學習要講方法。眾所周知，學不得其法是不成的。問題是一般學子不重視學習的方法，甚或老師不重視，或老師教的方法不對。有時學習的佳法因人而異，不可以墨守成規，學習的人要考慮自己的長短而把傳統的方法補充或修改。



我不是天才，但有一技之長：凡是自己要學的，一般學得比他人快。（昔日兩年讀完學士課程，其後教一個外甥快捷之道，他只用一年半，把我殺下馬來！）只有兩個要點。第一是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一開始就考慮方法，嘗試不同方法，修改方法等。第二是衡量自己的本領。認為自己有所不逮的，或興趣不大的，不強求。



記，學得快，不代表一定有成就。我說學得快是指從初學到略有可觀的一段時期。要有小成不容易，而要有大成就更要論苦功及天分了。問題是好些年青人不得其法，或不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痛下苦功往往沒有明確的進境。



舉個例，文章要有文氣，但文氣要怎樣學呢？不得其法，苦功十年也沒有用。我學文氣的方法是背誦古文，中、外皆是，不出三個月就可見規模了。



昔日與容國團研討持直板打乒乓球的方法。他聰明絕頂，想了幾年，細心觀摩當時雄視世界的日本球手，認定日式打法有缺點，修改後而把自己那一套打法確定下來。四十六年過去了，今天的持直板的打法還是阿團想出來的那一套。



周慧珺老師寫書法也是把學習方法作為大前提。她也是聰明絕頂，研習前賢書法多年，想出了自己的方法。周老師曾經對我說：「我不管他人怎樣寫、怎樣說，但既然自己的方法可以寫得出古人的字，也就算了。」



既然自己論方法的文章有幾次成功的經驗，卻之不恭，有機會我會多寫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