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千家駒先生

我是最近才知道千家駒先生於去年九月三日謝世，九十三歲，長壽。我與先生不很相熟，見過幾次面，談過好幾個小時，欣賞這位老前輩。



八十年代中期，我全力為中國的經濟改革作研究，寫了不少文章，提出一些建議。這個時期我屢次聽到先生的名字。一九八六年左右，收到一本書，是先生著的，簽了名送給我。文筆好，有文學家的水平，而字裡行間其情甚真，其意極長。雖然我不同意某些經濟分析，但體會到先生是性情中人，對國家有赤子之心。意見不同沒有什麼大不了，重要的是先生和我同樣地希望中國會好起來。



自己寫過不少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文字，讚賞有之，批評有之，痛罵有之，但記不起寫過半句不希望中國興盛起來的話。我這一輩曾經在國內捱饑抵餓的，兒童朋友餓死八八九九的，不可能有其他意圖，不可能有其他希望。先生比我年長二十六歲，經歷過的辛酸日子比我多。讀先生的文章，感到先生的希望與我的相同。



一九八七年，在港大，收到朋友的通知，說先生要接見我。趕到當時在信德中心的酒店房間與先生暢談兩個小時，都是關於中國經改的事。意見不同的是我堅持解除所有外匯管制，先生卻認為這管制是必須的。兩年後再會面時，先生的觀點改變了，說讀了我的文章，也明白佛利民的分析與觀點，同意外匯管制需要盡快解除。



我為這件事對先生肅然起敬。這可不是因為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君子大可和而不同——而是當時先生齡高八十，經濟思維源自馬列傳統，怎還可以考慮佛老和我的分析而改變了數十年的成見？其後大家久不久見面，談的都是國家的發展大勢，但覺先生氣節凜然，使作為後輩的我有了一個榜樣。



最後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九三年六月，在香港大會堂低座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舉行「四友攝影聯展」。開幕酒會是黑色雷暴的黃昏，到會者六百餘人，士女雲集，周南剪綵之後，見到先生也在場助慶。因為賓客多，只能與先生作短傾談。該年十月，佛利民夫婦和我到中國一行，順便到北京拜訪江總書記。回美前佛老途經香港。知道先生欣賞佛老，我要求朋友安排大家見見面。可惜先生當時不在香港，二老緣慳一面。



先生差不多渡過整個二十世紀，那是人類歷史的多事之秋。作為中國人，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都不好過：兵荒馬亂，飢寒交迫，主義紛紛，口號頻頻，貪官污吏，政權鬥爭。有良知與智慧的中國人生長於這個時代只有兩個選擇：要不是倒下去；要不是站起來。先生是站起來的。



可幸上蒼還是仁慈的。二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日千里，到今天，欣欣向榮的地區在神州大地似火燎原。先生於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年頭謝世，見到這番景象，死可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