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重遊記（三之一）

二十年前患喉疾，看一個耳鼻喉醫生。可能聽到我是個怪人，該醫生無端端替我檢驗聽覺。驗後說：「教授呀，你怎會不知道自己是聾的！高音一隻耳失去了百分之九十聽覺，另一隻失去了百分之八十。可能是天生的，也可能是兒童時受到損傷，但無可救藥。在多人一起說話的環境中你會感到不舒服。」



這專家的判斷解釋了為什麼我不耐煩聽人家作學術報告，或參加什麼研討會，也解釋了為什麼到茶樓飲茶我吃完就嚷要離開。最傷心是這發現解釋了雖然一般學習可以快如閃電，但學語言發音一塌糊塗。至於我喜歡聽古典音樂，則奇哉怪也。



提到上述，因為二戰前，五歲，我的客家話說得流利，而二戰期間，七歲，在廣西，說廣西話有一百分。然而，不久前重遊廣西，一句廣西話也聽不懂！未識字時背得出的數之不盡的詩詞古文，今天大部分還記得，而年輕時的記憶力可以擺擂台，為什麼語言發音的記憶力只有智商零蛋的水平呢？希望專家們有以教我。



廣西話一得一失的經驗，似乎證明我的高音失聰是後天而不是先天的：二戰前學語言發音沒有問題，但二戰後就不成了。語言上，這次廣西之行有另一項發現：比例上那裡說廣州話的人看來比廣東還要多。廣西人懂廣州話，有悠久的日子，而國內開放改革後，外江客跑到廣東謀生的甚眾。



一九四五年，我隨母親離開廣西回到香港，最後經過的廣西城市是梧州。在廣西逃難時到過桂林（在那裡的真光中學附小念過幾個月）、柳州（在那裡的中正中學附小念過幾個月）、桂平（太平天國起義之地也）、平南（在那裡步行十個小時的一個名為拿沙的小村住了一年，今天不知所終）。



七年前到過廣西，但說不上是真的重遊：坐飛機到桂林，船下漓江抵陽朔，乘車回桂林，坐飛機回港。這次為了攝影，到廣西四天細心看景物，真的重遊了。攝影要坐汽車，從廣州經肇慶抵梧州，住宿一晚。梧州是我五十九年前（！）到過的地方，那時是個小鎮，疏疏落落的一些小房子。日本仔投降不久，光復也，我們一家在那裡的一間小食肆吃了一頓飯，是兩年沒有這樣吃過的了。今天的梧州，市區人口四十萬，有高樓大廈，汽車不少，雖然市貌新舊不均，不乏破落之區。我想，五十九年，中國的人口上升了三倍，而作為市區的梧州，人口上升應該十倍以上。不敢想再過五十九年，中國的城市會是哪個樣子的？



我搞攝影的主要法門，是汽車從早出發，沿途見有可取之景就停車，命中率一般是八成左右。這法門的要點是選路，清晨喜歡右方是東，日暮則喜歡右方是西。左問右問，從梧州到陽朔，我選走國道３２１，因為聽說該路狹窄難走。經驗說，凡是難走的路大自然的景觀較佳。要先向西行然後轉北，我們五時出發。路不好走，加上屢次下車攝影，只三百公里路程走了九個小時。選走這路的重要收穫，是發現了陽朔以南的二十多公里的風景最好。一般到陽朔的遊客來自桂林，然後北走桂林。

舊市重建與逼遷

在有租金管制下，法例通常不容許業主在租約期滿時要求住客遷出。這是因為業主一旦拿回空置的住所，找新租客要收多高的租金法例無從管制。一間住所的市場月租值五百，政府管制只准收二百，只要住所是空置的，法例無能為力：業主可以月租二百租出，但要求新租客以數萬元購買一文不值的舊椅一張，你情我願，政府管不著。

香港在二戰後初期的租管，空置的住所，新租客要交鞋金，繼而要交建築費，都是很有想像力的安排。鞋金者，是業主不言自明地說，我找租客找了那麼久，在街上走呀走的，鞋子破了，你要租我的住所，管制租金之上給我買鞋錢吧。二戰後幾年，市值租金與管制租金的差額越來越大，鞋金比真金造的鞋還要高，業主於是發明了「建築費」。你要租我的房子嗎？租管說月租二百，我同意，但你要補貼房子的建築費三萬。

還是鬼子佬來得老實一點。二戰後紐約有租管，空置的住所租出去，業主要收鑰匙金（key money）：政府規定月租二十，那可以，但你要給我三千大元買住所的鑰匙，否則不租。

租管惹來的麻煩一大籮，其中最頭痛是重建的問題。要重建樓宇，租客一定要遷出，但如果業主收回空置的樓宇，再租出去新租金如何租管管不著——租金之外可以有鞋金鑰匙金之類，要不然租客會樂意地向業主高價購買破椅一張。樓宇重建一般對社會有利，但在租管下租客有權不遷出，怎麼辦？

香港二戰前的租管，政府為了不妨礙有利社會的樓宇重建而想出一個蠢辦法：在租管下，業主不能強逼租客遷出，但重建是例外。推行該租管後不到三年，市場租金比管制租金高出一倍多，業主紛紛以重建為理由來趕走租客；法例規定要真的重建才可以那樣做，於是樓宇紛紛拆卸，導致數以千計的市民露宿街頭。

當時行政局的檔案記錄了曾經贊成租管的港督與曾經反對租管的一位議員的精彩對話，大致如下：

議員：「幾年前推行租管，港督先生說目的是要讓市民住在有蓋遮頭的居所，但今天那麼多人露宿街頭，雖說新鮮的空氣有益健康，不是說目前的惡劣天氣吧。港督先生，雖說重建樓宇對社會有利，但一些只建造了一年多就拆除重建，不是說這些吧。」

港督：「我要向議員先生道歉。我錯了，估錯了人的自私。我沒有想到一個人可以為了多收租金而作出把新樓宇拆除那樣極端的行為。」

記得這對話是一九三八年，租管跟著解除了。該港督與該議員曾經因為租管而大吵反目，後來港督坦然認錯。愚蠢的法例所在皆是，但肯認錯、知錯即改的行為令人欣賞。昔日香港的專政沒有複雜的政治，是後來贏得東方之珠這個名號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戰後，香港的租管於一九四八年捲土重來，複雜得成為大學問，在某程度一直管到今天。二戰前與二戰後建成的樓宇有不同的管製法例，戰後的只管住宅，不管工商業樓宇。我曾經作過幾年研究，在美國發表過三篇文章，讀者可參考。重建問題是重點。可以說，香港在戰後遇到的種種房屋供應的問題，一塌糊塗的，皆租管所賜。而今天香港見到的破舊不堪、烏煙瘴氣的舊區，位於貴重地帶，沒有重建，大部分由於租管，小部分由於分層賣散了。

這就帶來我要說的話題。在有租管的情況下，或房屋賣散了，或像今天國內，舊區的住客有居留權，要重建，逼遷是需要的。應該補償，但不管怎樣補償，逼遷總要用上：恐嚇是一種辦法，威逼、騷擾、出動黑社會等也是辦法，都是逼遷。以法庭裁決補償是最文明的辦法，但也往往要出動警察，也是逼遷。

今天國內的大城市，有很多殘破不堪的舊區，位於市中心地帶，是要重建的。仁慈的溫總理反對逼遷，同情貧民的青年更反對逼遷。但逼遷是需要的，問題是怎樣逼法而已。關鍵是窮人與富人有一點絕對相同：錢越拿得多越妙。有些人毫不講理，知道自己拚死不遷，整區也不能重建，補償的錢更多也要求多一點。一區之內有十個八個這樣的人不算多，不逼遷就無法重建。所以西方發明了eminent domain這項徵用法律，由法庭裁決補償之價然後逼遷。

補償多少從何而定，不是淺學問。香港戰前建造的樓宇，法庭是同情業主的，相對市值補償很少。檔案支持如下的看法。一幢物業如果空置，市值達一億，但數十年來業主每月收到的總值只得五萬，每年的回報率只有物業市價的零點零零六二，確實可憐，要重建，放業主一馬吧。

雖然原則一樣，國內的情況很有點不同。舊區的樓宇，誰是業主往往不明確，而重建一般是由政府當局收回空置樓宇然後發展的。我不大清楚今天國內的舊區的產權界定，但遷出補償應該比香港法庭裁決戰前樓宇的遷出補償為高。如果住客不是業主，但有明確的居留權，補償遷出之價應該近於該住客所佔用地面積（不是土地面積）的市值，打個合理的折舊。但如果舊樓宇有業主——解放前的業主——而政府尊重舊業權的話，衡量遷出補償就較為困難。然而，只要有足夠的資料（我沒有），裁定補償的衡量準則不會太困難。

有了衡量補償的準則，處理最好由法庭裁決。國內今天還沒有採用法庭。另一方面，國內的法庭會否公正嚴明，還是一個問號。

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看，補償的多少會影響重建之行或不行，所以判斷應否重建不容易。這方面，中國的情況是容易判斷的。除了因為文化傳統而要保護的建築物，所有在開放改革前的建築物都應該重建。不會拆錯這些舊樓宇，問題是補償多少給住客遷出而已。

手指靈活的民族

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一位外甥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是他之幸，逼著跑到美國去拜我為師。這位外甥有點傻，在大學唸書時同學給他起的別號是「傻Bill」。是大智若愚吧，從本科一年級起，不出六年他就拿得博士，念的是生物物理，今天是世界大名家了。幾年前好奇心起，請一位同學在網上搜查華人生物學者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數，竟然沒有一位可與這位外甥相提並論。

本科兩年，讀物理，外甥的成績無敵。但當時物理找不到工作，在研究院他轉攻生物學，所謂「物理生物」是也。博士拿得快，主要是他的實驗工作做得快。他是研究細胞神經的。殺青蛙，要用針把青蛙的神經線挑出來，然後放進計算機取資料。但青蛙的神經離體後要生存半個小時以上才可以拿得資料，神經死得快就白費工夫。是困難度高的實驗工作，但外甥只學了兩個月，挑出來的青蛙神經線十有九活，而鬼仔同學則十挑九死。

我問這個外甥為什麼他那樣厲害，與青蛙有緣乎？他回應道：「常舅父，我們中國人從小用筷子，手指靈活，鬼仔鬥我不過。」對一半，錯一半。說中國人的手指靈活是對的，但可不是起於用筷子。我們選用筷子是因為天生手指靈活，而用筷子的訓練會增加其靈活性。但比起鬼子佬，中國人左右手的手指一般都較為靈活，所以是因為手指靈活而用筷子，不是用筷子而靈活起來。

天生手指靈活，工作上就佔了個大便宜。我自己的手指靈活，但兒子的不成。兒子也攻生物學，實驗做得慢，將來作醫生他不應該走外科路線了。

說炎黃子孫的手指格外靈活，證據多得很。君不見，鬼子佬搞雕塑藝術，作品一般龐大，而我們的除了傻里傻氣的巨佛像，搞的是微雕，要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的那一種。是的，福建壽山的石章雕刻其實是了不起的藝術，只是太小，外人不注意吧了。君也不見，今天中國的鋼琴、提琴等人材輩出，紛紛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多種原因之中手指的天生靈活不可忽略也。

不相信嗎？雖然自己耳朵有點毛病，但我敢跟任何人打賭，給我兩支管弦樂隊，一中一西，我可以閉著眼睛鑒別出來。任何稍懂音律的人都可以鑒別，因為中國的樂隊「弦」拉得好，「管」吹得差。這是說，比起老外，中國人的手指靈活有餘，但胸中的「氣道」不足。

一個印度商人投資中國設廠，產出製造品，有所斬獲。印度的工資比中國的低廉那麼多，為什麼不遠千里而到中國來呢？朋友代為查詢，回復是中國的工人不僅刻苦耐勞，而且手指靈活，手工有過人之處。

我是個奉信工商業的發展應該由市場取捨的人。但政府如果手癢，一定要管一下，要鼓勵某些行業，生物、基因——包括生物化學——的研究應該是個好去處。這些研究要用很多的人整天在實驗室操作，手指靈活是一項重要的本錢。據說今天美國的生物實驗室的助理，來自中國的最多。

不自量力，我認為今天國內與香港的富有投資者，一般短視。他們喜歡在房地產等項目打注意，漠視了風險較大，為期長遠，但很有意思而回報率可以非常高的生物、化學研究投資。

江山真的多嬌嗎？（二之二）

一九九五年與周安橋游西安，見到一個行乞的小女孩，衣服殘破，頭髮蓬亂，滿臉污泥，但大家覺得該女孩清洗一番之後，會秀麗得使人眼前一亮。女孩的父親問我太太要不要收養，太太有點心動，而安橋老弟則建議帶女孩到酒店去，讓她洗擦乾淨。沒有那樣做，但太太取了女孩的地址，後來兩次寄點糖果錢都沒有回音，再後來地址遺失了。



要品評神州大地如何多嬌，我真希望能把江山清理一番才作準。選美這回事，就是天生麗質也要打扮一下。如果神州要參加世界風景選美大賽，下列是要修飾的。



（一）很多地方太骯髒。別的不說，幽美的流水，大水退後，兩岸的小樹滿掛廢物。



（二）如詩如畫的農村舊屋，混在其中有較新的、毫無設計的四方平頂建築物，不僅本身難看，而且把整個畫面破壞了。



（三）較大而平坦的牆壁，很多時塗上大字，要不是廣告，就是標語、口號之類。



（四）奇山美景，有時給採石材的這裡那裡打個大洞，好像一個美人掉了一隻門牙。



（五）很多地區，尤其是南中國，工業發展初期沒有工業村的規劃，今天工廠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上述除了第三項，其他的都不容易清理。但我們不需要用上很大的想像力，假設那些人為的礙眼之物不存在，然後品評神州。只要你容許我作這個假設，我可以說中國江山之嬌，冠絕天下。這評價有一點不客觀：我以中國的文化傳統看中國的風景。例如國畫看得多了，見到的山山水水很有親近感，而老外可能沒有這樣的感受。又例如中國的詩詞讀得多了，「家住蒼煙落照間」，「遠上寒山石徑斜」之類的感人描述，神州大地隨處可見。歐美不容易見到中國那種在黃昏時田園的燒煙景色，或那種人行出來的彎曲小徑。文化傳統不同，應該沒有同樣濃厚的親切感受。親切是一種愛，而愛會增加美的感受。



不是說外國人見到上述的景物沒有強烈的感受——遇到拿照相機的老外，凡問所見他們無不稱奇。但文化背景不同，其感受是應該不同的吧。



有兩個地方我要向讀者特別推介，雖然眾所周知。其一是陽朔。「陽朔山水甲桂林」，此言非虛也。大家熟知的漓江不論，較少人知道的，是從陽朔向南走，十多公里之內，凡有橫路都嘗試一下，驚喜的機會甚大。



其二是安徽、浙江、江西三省交界的地方，合稱徽州，包括婺源、黃山及黃山腳下的古村落，天山麗質。不是說黃山不好，而是個人認為遊客過於重視黃山，忽略了徽州一帶的田園山水。那是我見過的最幽美的田園，晨曦的農作，夕照的煙霞，加上山外有山，無山不水，到處如詩如畫。難怪中國的詩人忙了數千年。



我將會為上述兩地各出一本攝影集。陽朔那集暫名《山一程，水一程》，是納蘭容若的詞句。徽州那集之名要多想一下，可能用《蒼煙落照》，采自陸游的《鷓鴣天》，是自己老了的一點感受：



家住蒼煙落照間，絲毫塵事不相關。斟殘玉瀣行穿竹，卷罷黃庭臥看山。

貪嘯傲，任衰殘，不妨隨處一開顏。元知造物心腸別，老卻英雄似等閒！

大學問與小學問

想到寫這個題目，因為最近遇到兩件有關的事。

首先是不久前一位同學傳來一篇報道，說金庸準備寫一本題為《中國通史》的巨著，我立刻在太太面前破口大罵！二十多年前我說金庸一定要寫這本書，而其後屢次在文字上與朋友間提及，但他為什麼要等到今天才考慮動筆呢？老查今年八十了，就算得天獨厚，寫得有他二十年前動筆的水平，機會不大吧。

我是讀歷史的，中西都讀，不是精細的讀，而是讀大概，讀文化與經濟的演進。是非常有趣的問學，但學院派的中史學家寫出來的，一般數樹木而不看森林，而有時引經據典，彷彿只為表演一下學問神功，可讀的巨著絕無僅有。不是說學院派的精細詳盡的史學不重要，但那些是專業糧食，好之者屈指可算。我希望讀到一本有一個歷史理論架構的中國故事，不要斤斤計較一些古字怎樣解法，無須考證這個人與那個人的關係，史實只求大略地對，但文字淺白清晰，來龍去脈交代分明，點綴著些有趣的真實小故事。中國的史學家雖多，但可以寫得出這樣的書似乎只有查良鏞一個——只有他一個擁有所有條件能把這本書寫得好。我是說二十年前的查良鏞，今天怎樣我不敢說了。

幾天前與一位新認識的朋友談及中國的學問大師，他作過研究，比我知得多。聽了良久，我忍不住問：這位那位的貢獻是什麼呀？他如數家珍地陳列出來。我的回應，是這些是學問的細節，是小學問，看不出大學問在哪裡。他要求我舉大學問的例子，我說《史記》是大學問，金庸的武俠小說也是大學問，但可不是小說的本身，而是金庸創立的小說文體。

我認為大學問需要兩個準則的合併。其一，要有一家之言；其二，要有深遠影響。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以這兩個準則衡量，炎黃子孫搞大學問確實給西洋鬼子比下去，輸得面目無光。春秋戰國時代出過的幾位人物，在同期可與西方打個平手，但文藝復興之後老外在學問上節節領先，伽利略（十七世紀）之後我們就輸了多個馬位。

有朋友提出宋代的朱熹。朱前輩無疑有一家之言，但學說過於抽像，深遠的影響就談不上。論到宋代的學問，我還是喜歡從文學與藝術這兩方面看。蘇軾的文字，米芾的書法及一些大師的畫作，卓然成家，而其影響力也是深遠的。這些算是大學問，但因為一家之言的「言」字不易確立，大學「說」就談不上。

看看歐洲吧。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斯密，其巨著《國富論》橫看直看也是有個「言」字的大學問，影響了人類的思想二百多年。受到斯密的影響，生物學家達爾文（十九世紀）更厲害。此子論著無數，本本皆精，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進化理念不僅影響了科學與哲學，就是宗教也避不了。這當然是大學問，我們不需要轉到物理、化學等學問去再示範了。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依照我提出的「大學問」準則，中方與西方的水平相差那麼遠。一個觀察是中國的傳統學者花很多時間在細節上求證與追尋，而這些細節往往是無關重要的。西方的學者很多時都重視細節——密密麻麻的註腳是他們發明的——但馬虎的例子不少。重要的是，西方搞大學問的高人很懂得鑒辨細節的重要性，認為無關重要的他們懶得管。

這帶來我要說的第二個觀察。無論科學、哲學、音樂或藝術，比起中方，西方遠為重視理論。概念或哲理中國也重視，但理論就給人家比下去。任何學問，有一個理論基礎為依歸——就算是虛而不實的——細節的輕重取捨就有了界定。這會省卻不少做學問的時間。我讀過一些中國傳統學者寫的國學、宗教等文章，而有關書法的更讀過不少，欣賞這些作者的學識，但覺得他們所知的系統不明確，有時無端端地在看不出有重要性的話題上吹毛求疵。不能說這些不是學問，但因為缺少了一個理論架構，大學問不容易搞起來。

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在某程度上與藝術是相通的。我們讀莫扎特談音樂，塞尚、莫奈、梵高等人論繪畫，其感受是他們說的是一些理論，可能與他們的文化中的科學傳統有關。我說過了，中國昔日的學問傳統是學而優則仕，讀書考試是為了做官，沒有司法制度，治國講道德倫理。農歸農，工歸工，商歸商，學歸官，社會沒有一個可以單靠出售學問而生存的空間。朱熹昔日設館授徒的慘淡經營就是例子。這可能解釋了中國的傳統學者缺乏了一個以理論架構做學問的習慣。

回頭說金庸，我想到中國近代的歷史學者。黃仁宇的作品到今天我還沒有機會細讀。何炳棣寫的關於中國人口的歷史書，數十年前讀過，認為是大學問。今天自己老了，不求細節，要知大略，金庸打算寫的《中國通史》正中下懷。但願他智力常春，記憶不減。我也希望他能多聘用研究助理，而今天計算機打中文字，快的一分鐘可打二百個，那麼他可以信步庭園，或登臨送目，思故國，品茗茶，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瀟灑一番也。

老查這本《中國通史》應該是大學問——我會坐在凳子的邊沿等待的。

江山真的多嬌嗎？（二之一）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是毛潤之說的。然而，與西方相比，神州大地是否多嬌，是這幾年才可以品評的話題。炎黃子孫喜歡誇誇其談，免不了對自己的家園有偏愛，就算遜於西方也說得天花亂墜。讓我這個走遍天涯的人說說吧。



我們歷代的騷人韻士，說的作不得準。詩人喜歡以情感誇張下筆，中外皆然。其實我們的古詩人沒有到過多少地方，國外根本沒有到過，而國內他們見到而大讚的來來去去都是一些老生常談的風景名勝。詩人如是，畫家亦如是。交通不便，土匪猖獗，不是被貶放逐一般不會遠行。



昔日蘇子在黃州三年多，寫下一詞二賦、黃州寒食詩與其他佳作，老是環繞小小的黃州。黃州我到過，絕不多嬌，難怪學士當年以清風明月來寫景了。被貶黃州之前他在杭州呆了幾年。「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西湖是多嬌的，蘇子之外，詠杭州的才子無數。後來被貶惠州，有美若仙子的王朝雲相伴，修葺那裡的西湖，很小的，也算嬌媚。最後再貶海南，是荒島，天氣炎熱，田野蒼然，風濕為疾，偉大的詩人只能幽默一番。



要說的是我們昔日的文人雅士，在神州多走的主要是被貶，而就是貶來貶去，到過的地方實不多，以景寫情要靠想像力。毛潤之是例外。他曾經長征二萬五千里，說江山多嬌有點依憑。但老毛可沒有到過歐美。



去年十一月到湖南的張家界，見美景如斯，奇怪歷代的詩人沒有大書特書。以為自己的詩詞學問不足，請朋友遍查經典，找不到一個有名的詩人寫過張家界。問導遊，知道那裡近十年來遊客上升了一百至五百倍。這使我意識到神州大地有很多「江山如此多嬌」的地方很少人到過。



情況變了。十多年來，國內的公路興建了三萬公里，新建的機場無數。這個史無先例的急速發展，使遊客激增。朋友說，雲南的麗江，遊客密集之際要排隊兩個小時才買到一個漢堡包；四川的九寨溝在大假時，攝影是人攝人。七年前我到廣西的陽朔，一家酒店也沒有，今天有數十家。個多月前要到江西的婺源攝影，簡慶福曾經去過幾次，是識途老馬，說那裡沒有酒店，給我一個電話號碼，是那裡的攝影主事人，可以安排寄宿。殊不知太太打電話給旅行社，回應是婺源的整條街都是酒店。



你可以批評古文化與多嬌之景不應該搞得那樣商業化，但你不是何方神聖，江山可不是單為你而多嬌的。我個人在李太白可以當歌對酒的地方見到卡拉ＯＫ有反感，而在廣西賀州最可住宿的酒店被的士高吵到凌晨二時，更是怒火中燒。但我只是十三億人的其中一個，忍氣吞聲算了。



是的，除非你曾經作過二萬五千里長征，要品評中國是否江山多嬌，今天才可以做到。公路有好有壞，但一般可行；小村鎮的食肆不佳，但可下嚥；洗手間不方便，但強可用之；沿途不乏汽油站；手提電話的漫遊功能竟然遠勝美國！治安呢？還沒有遇過不幸。要擔心的是醫療的問題。如有車禍意外，手提電話的效用如何不得而知也。



可喜的是在窮鄉僻壤遇到的農民都很純真，與他們傾談學得不少。為了出版攝影集，我和太太在神州大地東奔西跑，江山如何看得多了，要給讀者說一下。但我的品評只是從一個攝影者的角度看，也即是通過鏡頭看神州。下期再談吧。

導遊的騙術

經濟學者一般反對政府干預市場。他們也一般地同意，市場的行騙政府要立法管治。這些是怎麼好怎麼不好的價值判斷，而我自己的價值觀也差不多。然而，好與不好不是客觀的分析：後者是要解釋欺騙的行為，不管好與不好——這是我專業的經濟解釋的範疇了。

導遊行業多見騙術，主要是因為遊客是外來人，訊息費用高，而回頭再光顧的機會不大。加上國內一個遊覽區之內導遊組織多，而一個組織之內僱員不少，管治不易。可出的騙術層出不窮，覺得受騙的遊客不少。不是大騙，是小騙，但款式多，防不勝防。例如酒店的價錢究竟是多少，瑣碎服務的收費三時改六時變，帶遊客到餐館或購物場所收取佣金沒有說明，游點的入場費有回佣也沒有說明。最頭痛可能還是介紹游點不說實話，導遊者按自己的收益而不是遊客的需求推介。

在一般有多方面小騙的情況下，不騙的導遊者不容易在競爭下生存。因此，一般地騙與一般不騙，遊客付出的費用差不多——這是我曾經提出過的「欺騙定律」。問題是在一般地騙的情況下，有些遊客被騙得多一點，另一些少一點，而不同導遊者的不同收入，再不限於衡量服務的水平，而是要加上行騙的本領。個人是喜歡多給愚蠢的導遊小費的——擺明可騙而不騙的傻瓜——但這些也可能是聰明絕頂的以退為進。

這裡要贊一下香港的旅行社。可能因為消費者委員會管得緊，也可能香港人是旅遊老手，這些「社」一般言而有信，雖然帶遊客到購物場所的回佣沒有說明。沒有這些回佣，他們的收費會較高：這也是騙與不騙效果相同的定律。不購物的遊客所付的導遊費較少，而我們很少聽到強迫購物的行為。

我和太太是從來不參加旅行團的。不是錢多，而是要避免跟團走的束約。尤其是搞攝影，跟團走不能成事。但攝影極需導遊，不是要他們帶到什麼景點，而是爭取時間，要知道路怎樣走才對。我們聘請導遊是為指導司機路向——國內的地圖，因為路改得多，不可靠。

雖然沒有消費者委員會，國內的導遊行業也是有政府管治的。有規模的導遊機構不少是國營。困難是國內的游點多如天上星，而旅遊這門行業大得驚人。這樣，行騙的行為是管不了的。可幸有一個欺騙定律，在導遊競爭下，騙與不騙的遊客消費差不多，只是懂得的遊客少付一點，不懂的多付一點。

國營專利的旅行社，其職員行騙（小騙）的行為看來不比私營的少。如果國內的導遊全屬私營，在競爭下過了一段日子，名牌旅行社會出現，以不騙招徠。雖然騙與不騙遊客的支出差不多，但不騙的名牌減少訊息費用，把非名牌殺下馬來。

這帶來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按照一般經濟分析，競爭會減少欺騙的行為。但在競爭下勝出的名牌，有壟斷的成分，欺騙較少。事實上，天生的大名鼎鼎的名牌，絕對是壟斷的，擺明車馬，收費奇高，不騙！我的證據有二：一是蔡瀾，二是最近起家作導遊的陶傑。賣學問，價高理所當然。如果還年輕，我會考慮作攝影導遊，與蔡、陶二兄比賽、過癮一下。

不知蔡瀾與陶傑會不會免費招待我和太太到神州大地走一趟？

總統的典範

美國前總統朗奴·列根謝世了。被讚譽的話生前滔滔不絕，身後的更如長江大河。他的功績究竟如何是另一回事，歷史自有公論，我不說。在美國歷任總統的話題上，我曾經四次與佛利民煮酒論英雄。第一次佛老選出四位他認為是最好的：華盛頓、傑弗遜、林肯、列根。第二次他只選三位，淘汰了林肯。第三次淘汰了傑弗遜，只剩華盛頓與列根兩位。最後一次，弗老想了良久，淘汰了華盛頓。換言之，佛老認為列根是美國歷史上最傑出的總統。

佛利民今年九十二，比列根小一歲。在大名鼎鼎的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者中，佛老對美國歷史知得最精、最廣，而又是個喜歡品評歷史人物的人。他給予列根的頂級評價，比我的其它朋友都來得有份量。我沒有見過列根，但因為他曾經作過加州的州長，好些朋友認識他。這裡試行綜合朋友之見，加上自己讀到的一些列根瑣事，給讀者說說吧。

（一）幾位朋友一致認為，他們從來沒有見過一位在公眾場合表現得更得體、更能對答如流的人。不見得智商超凡，但反應快，態度誠懇，措辭適當。這裡有個小缺點：列根的一隻耳朵聽覺有問題，有時答非所問。

（二）很有幽默感，說笑話的技巧高得不得了，雖然一些與他相熟的朋友說他的「笑話故事」是有限之數，往往與以前說過的重複了。個人認為一個領導人懂得說笑話——尤其是懂得在適當的時機說一些——是重要的本錢，而這方面亞洲的執政者是遠遠地落後了。

（三）臨危不亂。一九八一年，任總統僅十個星期，列根遭槍擊，子彈只離心臟一吋，流了全身過半的血，是重傷了。在進入手術室前，他對太太說：「親愛的，我忘記了躲避！」I forgot to duck是美國體育文化的一句名言，是一個棒球名將給擲球手擲中身體之後尷尬地說的。列根在命危之際引用這句話，與太太說說笑，可圈可點。在手術室內，醫生正要替他套上麻醉藥的口罩，他把口罩推開，對醫生說：「我希望你是共和黨的人。」醫生也答得好：「今天這室內全是共和黨的。」

有一次，一架被脅持人質的客機在北非起飛後，美國兩架戰鬥機在空中截著該客機，要決定是否強迫該客機降落。當時列根正在某大學演講，隨員在台旁聽眾見不到的地方向他緊急招手。他離開講台，問隨員什麼事，說：「做吧。」然後若無其事地繼續演講。

（四）幾位與列根開過會議的經濟顧問一致認為，列根是個堅守原則的人。只要不違反他定下來的原則，什麼建議他都考慮。佛利民當年是列根的主要謀士之一，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更細心地聆聽、問得更詳盡的人。

（五）列根是演說高手。作總統之前差不多所有演辭是他自己寫的：有手稿為證，曾經出版過一本厚厚的自己寫的演辭的書。有感人的一面：助手們選出少許認為應該回復的市民來信，他喜歡手寫回復，文字幽默、誠懇、關懷備至。是的，一封這樣的信，簡短的，流傳了出去，可以獲得很多的民心。時間投資那樣小，回報那麼高，我奇怪亞洲的領導人不懂得這樣做。

朋友，如果你是一國之首，上述的你有哪些可以及格呢？看來都不難做到，只是一般的頭頭似乎做不出來。要學做總統嗎？先學說笑，繼而學寫字，然後再論其它。

水蜜桃與小唐花

兒子在研究院攻讀生物基因，搞博士論文的研究不知搞了多少年了。還在搞。最近開始動筆，說三幾個月可以完工。三歲多開始讀幼兒班，算是一帆風順，但今年三十二歲了，還在讀。哲學與醫學博士一起讀，博士後還要作兩年見習醫生，之後再要作幾年什麼住院醫生之類，等到第一份正規的工作時，起碼三十六歲。這是未見官先打三百板，科技發達的時代是個發神經的時代。

一帆風順，為什麼博士論文的研究工作要做那麼久呢？原來兒子攻讀的那門學問，作研究幾個實驗一起做。這個完了，其它的還在繼續，於是手癢起來，搞另一個新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怎會有大功告成的日子呢？兩年前我很想對兒子說，適可而止，拿了第一個博士再算吧。然而，我完全不懂他研讀的學問，不敢開口。另一方面，他的同學大都讀到三十歲出頭，還在讀。

以兒子的研究起筆，因為自己今天搞攝影出書，也遇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麻煩，不知何時才得到一個心安理得的終結，然後轉到書法去。

打算在一年之內出版五本攝影集，頭三本——《流光幻影》、《荷鄉掠影》、《武陵散記》——出得頭頭是道，每本都有終點。問題起於第四本，以江南——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為主題的那一集。江南是一個廣泛的題材，我只能憑前人寫江南給我的感受來處理，例如天氣溫暖（不可論冰雪）、水源充足（不要乾枯之景）、田園秀麗、花草醉人。這樣的題材多得不得了，轉來轉去，互相淘汰了好一段日子，再不是三幾天功夫就湊夠了作品成書。過於零散的作品不可取，但有代表性的項目又不容易想出來。水鄉是江南的一個重要項目，兩次嘗試都天陰下雨，但總算得六幀作為一組。農產品比較容易，得十多幀。其它的組別不易，偶得零散之作，過不久就遭淘汰了。

我想到梅花。今年二月趕到上海去攝梅，想不到，只五個小時就獲得近八十幀稱意的作品，足以獨立成書。於是要另找題材，很頭痛。我想到桃花，但桃花活像雞毛帚，難怪中國的詩人絕少詠桃。

四月在上海，聽到某地有桃花展出，姑且去看看，桃樹還小，沒有勢，而場地人工化，缺乏天然之美。可幸無意間我找到另一個地方，滿是老了的桃樹，干黑而蒼勁，左彎右曲，氣度不凡。怎會有這樣上鏡的桃花呢？農民說，那是水蜜桃，非雞毛帚之桃樹也。其花粉紅，不及梅的高雅；其枝若梅，只略遜；其干則遠勝梅矣。遍地黃花——我以為是油菜花，但農民說是小唐菜的花，非油菜花也——與蒼勁的黑干襯托起來，加上粉紅色的桃花，仙境也。

不到一個小時我就攝得需要的八幀，作為江南攝影集的一組。見到一些桃葉開始長出來，知道充其量只有兩三天的攝影時間。掛個電話給黃貴權，告訴他找到難得一見的攝影好去處，但恐怕所餘時間無多：我知道老了的水蜜桃與地上的小唐花加起來，是黃醫生的攝影功力所在。二十個小時後他飛到上海，我和太太接機後就直奔桃花源去也。找錯了地方，誤打誤撞，竟然找到另一個比早一天更美妙的桃花源。

黃醫生為攝影走遍天下，也說沒有遇到過那樣妙絕的攝影場地。因為已攝得足夠的水蜜桃，我沒有帶相機，只陪太子讀書。過了一天再去，禁不住也帶了相機，與黃醫生一起拍攝了兩天。真是信手拈來，俯拾即是，共獲可出版的作品七十，跟著幾番淘汰，剩三十五。這樣，與其它作品加起來有七十七，是一本很充分的攝影集了。其中再機緣巧合，攝得一組很可愛的花，不知何名，後來黃醫生說是罌粟花，是產鴉片的。我想，花朵嬌媚如斯，怪不得鴉片可以醉人！

七十七幀作品中四十多幀是花，說是江南有點說不過去。既然意念來自杜工部的絕句，就以《落花時節》為書名吧。西曆四、五月的江南，不是落花時節是什麼？

到今天還不大明白，為什麼攝影藝術的處理我與一些專家有那樣大的分歧。一些專家朋友認為一年攝得兩三幀佳作算是奇跡，而我在半個小時內不超此數就大歎倒霉。一個局部的解釋，是專家們以每幀作品論成果，我搞的卻要從整本書看。一書之內的作品有衝突，或感情的表達不像是同一個作者，作品張張精彩也是失敗的。久不久才攝得一幀佳作，合併起來不容易成為一件可取的藝術作品。我們今天在市場見到的藝術作品書籍，要不是介紹一門畫派，就是介紹一些名家。我沒有資格搞這些，只希望讀者能購買一本可以消閒的藝術整體。

另一個解釋，是專家朋友大都曾經是國際沙龍比賽的名將，而這種比賽重視難得的作品。我曾經說過，容易的藝術不是好藝術，但難得的作品不一定是藝術。對我來說，一個小時攝得十幀佳作並不苛求，但這是容易嗎？很難說。昔日曹子建三步成詩，李太白可能只用兩步。在適當的環境下，我要走一百步才有信心攝得一幀可取之作，你說難不難？更不容易的，是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作過職業攝影師，六十年代初期在好萊塢傳授過人像光法，發表過攝影技術文章，在大學教過西方藝術歷史，而更重要的是今天還背得出中國的詩詞數百首。這些是不容易的累積，我只不過是意之所至地把這些累積帶進攝影作品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拍攝罌粟花之前我和太太計劃了到徽州一行，打算攝些田園景色加進江南那本結集去。殊不知三天的操作得可出版的九十多幀，黃醫生與陳平代為淘汰後剩七十七。之後再翻閱自己早就淘汰了的，發覺有些是淘汰錯了，總數再回升至九十多幀，太多了，要再淘汰。

本來打算一年出版五本攝影集，但不到一年就湊夠了六本的作品。攝影極像釣魚，每次按一下快門就像抽一下魚絲，有沒有魚（作品）上鉤釣者自知；緊張刺激，比什麼經濟分析過癮得多了。可惜人老了，還有那麼多的其它造詣要爭取，封機的日子不遠吧。

代序：芝大的宏觀傳統

阮志華要求我替他與兩位大師合作的《世界宏觀經濟學》這本巨著的中譯寫個序言，我當然高興，但遲遲才動筆，因為志華提供的資料使我想到不少往事，有很大的感慨，一言難盡。這裡簡略地說說吧。

我是一九六七年到芝加哥大學去的，六八年在那裡作助理教授，教了一年研究院的第一科價格理論。與志華合作的弗蘭克爾（J. Frenkel）與雷茲恩（A. Razin），今天是大師了，奇怪地我沒有教過他們。前者一九七○，後者一九六九，在芝大獲博士，修價格理論與我在那裡的教期可能早兩年。於今回顧，雖然年齡比他們長，但學問上大家是同輩，而他們今天在國際上大名遠播，反映著當年芝大的確實力無窮，彷彿不經意地就產出了重要的學者。

志華我倒是教過的。他是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職遇到的第一個好學生。後來我推薦他到芝大，拜師於盧卡斯（R. Lucas）門下，畢業時盧氏給我信，說志華是該年芝大最傑出的博士畢業生。

六、七十年代芝大的經濟學者，屈指一算，有九個獲得諾貝爾獎。這樣的成績既是空前，也會絕後。當年我在芝大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價格理論與今天被稱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但正如夏保加（A. Harberger）所說，芝大的經濟系是一家人，沒有門戶之分。弗裡德曼（M. Friedman）當時大搞貨幣理論，兼搞宏觀經濟；夏理'莊遜（H. Johnson）大搞對外貿易，兼搞貨幣與宏觀；蒙代爾（R. Mundell）大搞國際貨幣，兼任當時最受推崇的《政治經濟學報》的主編。後來盧卡斯加盟，引進理性預期的貨幣宏觀。世界性的貨幣宏觀經濟學是芝大搞起來的。

不是世界性的宏觀不算是真的宏觀。這樣看，弗裡德曼、莊遜、蒙代爾與盧卡斯是二十世紀的宏觀四大天王了。全屬芝大，你說奇不奇？是非常複雜的學問，不知怎樣說才對。簡單說一句，那是以價格理論與貨幣理論為基礎的國際金融、公共財政與經濟增長這五門學問合併起來的世界宏觀經濟分析。任何一門都足以令人頭痛，五門加起來豈有不天旋地轉之理？

弗蘭克爾等三君子寫的這本關於世界財政的書，其英語原著在國際上得享大名，主要是因為能把上述的學問寫得言之成理，不易讀，但可讀。同樣重要的是三位作者皆出自芝大，名門出少林，代表著芝大雄極一時的一個重要傳統。中國的經濟學子拜讀此書，高山仰止之餘會開始明白世界的複雜性。希望有一天他們會學得青出於藍。

回頭說始創這宏觀傳統的四大天王，有幸有不幸。莊遜於一九七九年謝世，享年五十六，早逝。弗裡德曼一九七六年獲諾貝爾獎，同年退休，今年九十二，還健在。蒙代爾熱愛中國，一九九九年獲諾獎後，每年數訪神州倍形瀟灑了。盧卡斯呢？最近讀到一篇他寫的關於農業工業化的文稿，數據分析洋洋大觀。已經在一九九五年獲諾獎，還有這種閒情逸致，使人拜服。難道他希望拿得第二個諾獎，與居禮夫人打個平手乎？

三位後起的作者呢？弗蘭克爾畢業後三幾個回合就在芝大升為講座教授，八十年代後期離開大學，經歷數要職。雷茲恩今天是兩家世界名大學的講座教授。阮志華任職港大，往往北上武漢與北大講課。

炒黃牛，聽郎朗（二之二）

一九九○年到倫敦一行，最後一晚兒女堅持要去看當時最有名的音樂劇，門票一年前已賣光，只有兩個小時就開場，怎麼辦？找到酒店的管理員，問：「還有該音樂劇的門票嗎？要今晚的。」他拿起電話，說不到兩句就問：「要最佳座位嗎？」「最佳的。」「三百鎊一張，要多少張？」太貴，只讓兒女去看算了。買了兩張，後來兒女說座位果然是最好的。

是有系統的黃牛市場，有悠久的歷史。音樂劇有數年演出時間，黃牛票的出現不可能起於錯估了市場需求。查詢了幾分鐘，我的解釋是價格分歧。是的，像我們這種遊客，不遠千里而來，興之所至要看一場音樂劇，是願意出高價臨時購買的。正規的售票處不能分辨誰是土人，誰是外客。音樂劇的老闆於是容許黃牛運作，讓大酒店或其他旅遊代理以高價照顧我們，因為他們懂得分辨。這樣，正規的門票雖然看來偏低，但因為有高價的黃牛市場存在，正規之價其實是提升了。

最近買黃牛聽郎朗，最佳座位只高於票面價百分之二十。原因是我們聽錯了時間，只在開場前十五分鐘到達。早到一點價格會較高，遲到一點可能買不到。這種短暫演出的黃牛市場的解釋，顯然與倫敦的音樂劇的不同。這裡不說了。

轉談郎朗，除了一兩次發神經的劣評，西方好評如潮。我不同意一般之見，說郎朗將會是一個偉大的鋼琴家。我認為不論將來，只說今天，郎朗是舉世最傑出的。是的，今天的郎朗是鋼琴的Tiger Woods！如下是例舉。

（一）一九六八年末或六九年初，我在芝加哥兩次聽到復出的Horowitz。這位以技術雄視天下的大師，其技術看來比不過今天的郎朗。我沒有見過一位能把極端困難章節處理得那樣容易的鋼琴家：郎朗要怎樣就怎樣，予取予攜，不親眼見到不會相信。

（二）郎朗演奏多個作曲家的作品，都有極高的水平，而我最重視的莫札特也彈得非常好。這樣全面的演奏者不多見。

（三）郎朗的記憶力是千古奇聞。二十世紀的大師魯賓斯坦，以一日通知就可以演奏十八首鋼琴協奏曲的其中任何一首，於是名震天下。據說郎朗在十七歲時就背得出四十首，其他獨奏的曲譜更是記得無數。

（四）大動作，但因為欣賞自己的音樂，自我陶醉，動作來得自然。加上天生神技，雙手隨意翻飛，可以閉眼晴下擊而無不命中。郎朗的演奏好看，而好看是大演奏家的一項本錢。

（五）鋼琴的音色一流，但音樂怎樣呢？我認為還是略嫌誇張，而郎朗喜歡鋌而走險。後者非常重要。所有藝術達到頂級都要險而不怪。有些評論者認為郎朗偏走險而略有微辭，但我不這樣看。古典音樂的普及走下坡已有一些日子了，險而不怪的創新闡釋，足以令人驚喜的，可以再把趣味搞起來。莫札特二百多年前的觀點，是曲譜我寫，闡釋由你。

是二十一世紀了，古典音樂會因為郎朗的出現而增加了色彩。但他是個中國人，老外免不了有點尷尬。說西方完全沒有種族歧視是不對的。如果你將今天老外對郎朗的高度評價減去歧視折頭，你會發覺他們的評價不下於我。

我還是認為郎朗是演奏得太多了。他說兩年後會減少。你相信嗎？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為演奏而生存的青年。回頭說郎朗的高傲，你找到一個有大成而不高傲的人再說吧。很想聽到他彈莫札特的K271。

炒黃牛，聽郎朗（二之一）

太太讀《壹週刊》寫鋼琴天才郎朗，對我說：「郎朗的狂性與你一模一樣！」我回應道：「他是個現象，我不是。」說後心有不甘，補充說：「但他只搞一項玩意，我搞四項。」說是這樣說，比是不能比的。郎朗今年只有二十一歲；我二十一歲時還沒有進入大學，只在街頭巷尾的無聊玩意上超人幾級，沒有一項可登大雅之堂。毫無疑問，郎朗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使我見而生畏。



我想到一件事，要提出來對家長們說一下。我童年時的成長是「冇王管」的發展，不足以為范，但放縱的教育也不是全無好處。郎朗呢？他的父親很麻煩，管得緊，甚至叫兒子去跳樓。馬友友的父母也管得緊。莫札特的父親管得緊屢見經傳。貝多芬的父親呢？拳打腳踢……這可見音樂的演奏大師，除天分外，很有點「管」出來的味道，從小受到極為嚴格的訓練。



國內推行一家一孩政策，好些父母要不是望子成龍，就是望女成鳳。於是，那裡的重要音樂演奏，最貴的座位滿是小孩子，跑來跑去的。父母當然希望這些孩子將來成為一個郎朗，或一個李雲迪，又或是一個什麼的。出得起數百元給孩子買張門票，明知孩子會在場內玩耍，繼而在座上睡覺，這些父母管得緊是必然的了。可能是大錯，因為或然率說，一萬個孩子中沒有一個有郎朗的天分。我認為一百萬個也沒有一個。



這是困難。如果孩子真的有郎朗的天分——或者郎朗十分之一的天分——多管一下博得過。然而，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天賦判斷，一般充滿幻想。有誰不高估自己孩子的天賦呢？這樣，一將功成，不知會有多少個孩子會被管得愚蠢起來了。天才這回事，不可強求。但不多管一下，父母不容易發現孩子的天分。另一方面，既為已出，客觀的判斷很困難。



最麻煩是一個孩子的音樂天賦是明顯地超凡，但怎樣還不是大演奏家的材料，博到盡，只能達到高不成低不就之境。在加州唸書時，我識兩位鋼琴天才，不願意下就去教琴，但又沒有大音樂廳請他們去演奏。生計是靠富有人家開派對邀請演奏一下，其收入低於教琴的。這不打緊，但他們老是希望天才被發現，希望殺出重圍，但永遠失望。



記載說，郎朗十七歲時，機緣巧合，被邀請代替生病的A. Watts在一個重要場面演出，一舉成名。六十年代我聽過Watts幾次，彈出的音樂非常好。與中國有緣的小提琴大師I. Stern在當場介紹郎朗，對聽眾說：「我要介紹一個青年，你們從來沒有聽過他的鋼琴，也從來沒有聽過他名字，但將來會聽到很多的……」想想吧。那時郎朗十七歲，其鋼琴天分早已震驚行內所有專家，但Stern還是說：你們從來沒有聽過！在鋼琴造詣上要舉世知名，何止難於登天！



已經聽過郎朗兩次，太太嚷要去聽第三次。但門票一早賣光了，怎樣辦？決定開場前去買黃牛票。數十年的經濟研究，我的專長是街頭巷尾的市場現象，對炒黃牛的認識可謂前無古人。功力最厲害的一次，是數分鐘之內解釋了倫敦音樂劇的黃牛市場現象。那裡的同一音樂劇，動不動演出數年，為什麼整年的門票老早賣個清光，而不同的音樂劇皆如是呢？不可能因為低估了市場的需求，也不可能因為音樂劇的老闆不懂得加價，或不知道有黃牛市場的存在。如果只演出三幾場，對市場需求判斷出錯，票價偏低不難理解。但幾年不斷的演出，票價場場偏低，要怎樣解釋才對呢？

反傾銷的困擾

五月十六日報載，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以五對零的票數，通過中國彩色電視在美國傾銷的指控，決定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反傾銷進口稅。原來的電視進口稅是百分之五，加至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電視是有多國競爭製造的產品，針對中國是封閉性的關稅（prohibitive tariff）了。受影響的有四川長虹、TCL集團、海爾集團、海信電器及創維集團等五家製造商。是一項重要的經濟消息：裁決的理據很有點莫名其妙，與美國歷來的經濟政策大有出入，而這方向發展下去可能很頭痛。

中國產出的電視，進口美國由二○○一年的五萬六千部增至二○○三的一百八十萬部，增速可謂驚人，反映著國產電視不僅價廉，而且開始物美。美國有龐大的電視市場，這次反傾銷裁決，無疑是當頭一棒，令人惋惜。

傾銷（dumping）在經濟學上有好幾個闡釋，無論哪一個都不符合中國產出的電視在美國傾銷情況。報章所言簡略，使人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感。

傾銷的第一個闡釋，是低於成本出售。這通常是指產品因為種種原因賣不出去，或存貨太多，於是逼著割價傾銷。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原來的產出成本是歷史成本，而歷史成本不是成本。不管製造商花了如何高代價產出，作了錯誤的判斷，市場不接受，割價下降至近於零，其成本再不是歷史的、原來的產出成本，而是今天可以賣給他人的價值。另一方面，這類傾銷只是偶一為之，逼著這樣做，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繼續下去。今天國產電視遇到的反傾銷指控，顯然不是這一類。

第二類低於成本的傾銷，是割價示範招徠，是一種賣廣告的行為。成本一百，我以八十賣給你，希望你試用後會以較高價格購買或介紹給朋友，不是罕見的行為。問題是，我以八十賣給你，希望的回報不是八十，而是八十加上因為示範作用而帶來的收益。所以從預期的角度看，收益是不低於成本的。這種示範傾銷也顯然不是國產電視目前在美國遇到的困難。

第三類低於成本的傾銷，是指低於平均成本，但牽涉到價格分歧。低於平均成本的傾銷是可能發生的，但不是低於邊際成本。增產往往可以減低平均成本，而平均成本下降，邊際成本是在平均成本之下。如下的情況可能發生。我為減低平均成本而增產，賣給你的高於平均成本，但賣給他的卻低於平均成本。他的價低於你的價，是價格分歧，但如果沒有他的存在與需求，我不能以增產來減低平均成本。這樣，賣給他的價雖然高於邊際成本，但低於平均成本，可以看為傾銷了。

從讀到的國產電視傾銷美國看，這第三類不能成立。有兩個問題。其一是按照傳統的分析，增產可使平均成本下降是含意著自然壟斷（natural monopoly）的存在，但目前被指控傾銷的有五個競爭者。其二是這第三類傾銷含意著的價格分歧，是銷售到美國去的電視之價比銷售到其它地區為低。這顯然是不對的。四川長虹提供的資料，顯示賣到美國去的價格較高。事實上，不少在國內設廠的朋友一般說，產品賣到美國價格較高。這是說，價格分歧是有的，但美國之價較高，正與傾銷相反。

這帶來另一項奇異之處。傾銷通常是指一個壟斷者（monopolist）傾銷，但這次有五家電視製造商被指控，發生了什麼事？競爭割價無日無之，但競爭傾銷卻是奇聞。這樣，國產電視在美國被指為傾銷，應該是指價格「太相宜」。價格相宜對美國的消費者當然大吉大利，雖然對美國本土的製造商有不良的影響。這又帶來另一個問題。韓國產出的電視也不見得比中國的貴很多，而韓國投資於中國產出的電視價格更相宜，也會給美國本土的製造商麻煩。不知產於中國的韓資電視有沒有進口美國。如果有，反傾銷反不反他們呢？

世界真複雜。好幾個月前我在《還斂集》發表《向曼昆致意》，佩服這位堅持信念而主張讓中國產品自由進入美國的首席經濟顧問。最近的反中國電視傾銷，顯然與曼昆的主張不同。聯邦儲備局的頭頭格林斯潘站在曼昆那一邊，不可能支持這次反傾銷。總統布殊呢？他是佛利民的信徒，主張減稅與開放對外貿易，看來也不會贊同這次反傾銷提出的有封閉性的中國電視進口關稅。然而，顧名思義，「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是美國政府屬下的一個組織，作出的決策怎可以與主導美國經濟政策的三君子——曼昆、格林斯潘、總統布殊——的經濟觀背道而馳呢？

美國國際貿易委會看來不是一個法庭，我懷疑中國的電視製造商可否告到法庭去，把委員會的裁決翻案。如果可以而又決定這樣做，千萬不要忘記聘請一些深懂反托拉斯法例的經濟學者作證。與任何行業一樣，經濟學者中有高明之士，也有低能之輩，二者相差十萬八千里，挑選經濟顧問不簡單也。

我擔心的是類似的反傾銷（或以此借口大加進口稅）會伸延到其它產品去。我也擔心北京當局會以牙還牙，來一招歷史上屢見不鮮的retaliation。國際貿易的互相報復歷來兩敗俱傷，不智也。一方大幅增加關稅，另一方忍氣吞聲，問題是會比較容易化解的。我也認為在舉世廉價勞力暴升的今天，美國這次狂加關稅來保護本土的電視製造商，也不智，因為長遠一點看，國際貿易愈自由，美國的經濟結構會調整得愈快、愈容易。

我說過了，美國的競爭本錢是地大物博，人材鼎盛。大事放開外貿，國際的競爭市場會把他們趕到高科技、高質量那一邊，而目前的加州顯然是朝著這方向走（新上任的州長見到加州產品出口中國急升而喜上眉梢）。美國本土的非知識精英的勞工，可走本土的服務及產品不會進口的行業。世界大變，與外地數之不盡的製造外貿產品的廉價勞工爭飯吃，是劣著。

《冷靜看世界》前言

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是今天國內青年的普遍壞習慣。香港的青年比較冷靜，但媒體的言論，火熱得可以把雞蛋煮熟了。為什麼回歸後香港會變得那樣政治化呢？有多個可能的答案，不好想，懶得想。

我不反對任何人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然而，何謂民主，何謂自由，沒有聽到有人提出能讓我明白的定義，而有時讀到高舉民主的人對社會的要求，我懷疑民主的理念是否被污染了。我也不反對輿論大罵政府，但天天罵，罵來罵去都是那幾句，不免使人覺得沉悶，而在沉悶中喧聲吵耳。

朋友，冷靜下來吧。為什麼不可以細想問題的所在，客觀地分析，然後提出建議呢？是智商有點問題嗎？這集子的文章不少是作者的冷靜觀察與分析，毫無惡意，但當《馬丁一子錯》發表時，被某「名嘴」破口大罵，粗言粗語，人身攻擊。這是令人鄙視的「民主」。可幸這些文章發表時，讀者多，而一般的反應是正面的。

《還不是修憲的時候》那篇長文，是近幾年我寫過的最重要的文章，國內的一些研究院選用為教材，看來有機會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