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問與小學問

想到寫這個題目，因為最近遇到兩件有關的事。

首先是不久前一位同學傳來一篇報道，說金庸準備寫一本題為《中國通史》的巨著，我立刻在太太面前破口大罵！二十多年前我說金庸一定要寫這本書，而其後屢次在文字上與朋友間提及，但他為什麼要等到今天才考慮動筆呢？老查今年八十了，就算得天獨厚，寫得有他二十年前動筆的水平，機會不大吧。

我是讀歷史的，中西都讀，不是精細的讀，而是讀大概，讀文化與經濟的演進。是非常有趣的問學，但學院派的中史學家寫出來的，一般數樹木而不看森林，而有時引經據典，彷彿只為表演一下學問神功，可讀的巨著絕無僅有。不是說學院派的精細詳盡的史學不重要，但那些是專業糧食，好之者屈指可算。我希望讀到一本有一個歷史理論架構的中國故事，不要斤斤計較一些古字怎樣解法，無須考證這個人與那個人的關係，史實只求大略地對，但文字淺白清晰，來龍去脈交代分明，點綴著些有趣的真實小故事。中國的史學家雖多，但可以寫得出這樣的書似乎只有查良鏞一個——只有他一個擁有所有條件能把這本書寫得好。我是說二十年前的查良鏞，今天怎樣我不敢說了。

幾天前與一位新認識的朋友談及中國的學問大師，他作過研究，比我知得多。聽了良久，我忍不住問：這位那位的貢獻是什麼呀？他如數家珍地陳列出來。我的回應，是這些是學問的細節，是小學問，看不出大學問在哪裡。他要求我舉大學問的例子，我說《史記》是大學問，金庸的武俠小說也是大學問，但可不是小說的本身，而是金庸創立的小說文體。

我認為大學問需要兩個準則的合併。其一，要有一家之言；其二，要有深遠影響。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以這兩個準則衡量，炎黃子孫搞大學問確實給西洋鬼子比下去，輸得面目無光。春秋戰國時代出過的幾位人物，在同期可與西方打個平手，但文藝復興之後老外在學問上節節領先，伽利略（十七世紀）之後我們就輸了多個馬位。

有朋友提出宋代的朱熹。朱前輩無疑有一家之言，但學說過於抽像，深遠的影響就談不上。論到宋代的學問，我還是喜歡從文學與藝術這兩方面看。蘇軾的文字，米芾的書法及一些大師的畫作，卓然成家，而其影響力也是深遠的。這些算是大學問，但因為一家之言的「言」字不易確立，大學「說」就談不上。

看看歐洲吧。十八世紀的經濟學者斯密，其巨著《國富論》橫看直看也是有個「言」字的大學問，影響了人類的思想二百多年。受到斯密的影響，生物學家達爾文（十九世紀）更厲害。此子論著無數，本本皆精，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進化理念不僅影響了科學與哲學，就是宗教也避不了。這當然是大學問，我們不需要轉到物理、化學等學問去再示範了。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依照我提出的「大學問」準則，中方與西方的水平相差那麼遠。一個觀察是中國的傳統學者花很多時間在細節上求證與追尋，而這些細節往往是無關重要的。西方的學者很多時都重視細節——密密麻麻的註腳是他們發明的——但馬虎的例子不少。重要的是，西方搞大學問的高人很懂得鑒辨細節的重要性，認為無關重要的他們懶得管。

這帶來我要說的第二個觀察。無論科學、哲學、音樂或藝術，比起中方，西方遠為重視理論。概念或哲理中國也重視，但理論就給人家比下去。任何學問，有一個理論基礎為依歸——就算是虛而不實的——細節的輕重取捨就有了界定。這會省卻不少做學問的時間。我讀過一些中國傳統學者寫的國學、宗教等文章，而有關書法的更讀過不少，欣賞這些作者的學識，但覺得他們所知的系統不明確，有時無端端地在看不出有重要性的話題上吹毛求疵。不能說這些不是學問，但因為缺少了一個理論架構，大學問不容易搞起來。

科學的理念與方法，在某程度上與藝術是相通的。我們讀莫扎特談音樂，塞尚、莫奈、梵高等人論繪畫，其感受是他們說的是一些理論，可能與他們的文化中的科學傳統有關。我說過了，中國昔日的學問傳統是學而優則仕，讀書考試是為了做官，沒有司法制度，治國講道德倫理。農歸農，工歸工，商歸商，學歸官，社會沒有一個可以單靠出售學問而生存的空間。朱熹昔日設館授徒的慘淡經營就是例子。這可能解釋了中國的傳統學者缺乏了一個以理論架構做學問的習慣。

回頭說金庸，我想到中國近代的歷史學者。黃仁宇的作品到今天我還沒有機會細讀。何炳棣寫的關於中國人口的歷史書，數十年前讀過，認為是大學問。今天自己老了，不求細節，要知大略，金庸打算寫的《中國通史》正中下懷。但願他智力常春，記憶不減。我也希望他能多聘用研究助理，而今天計算機打中文字，快的一分鐘可打二百個，那麼他可以信步庭園，或登臨送目，思故國，品茗茶，想到什麼就說什麼，瀟灑一番也。

老查這本《中國通史》應該是大學問——我會坐在凳子的邊沿等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