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費用》第三節：租值消散是制度費用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話題，可惜重視的人不多。今天一些朋友說，行內久不久傳言上世紀曾經在西雅圖出現過一個華盛頓經濟學派。這應該是指我、巴澤爾、諾斯及其他幾位同事及同學的興趣。處理交易費用是這學派的主要研究，而比較獨特之處是重視租值消散。一九八二年我離開了華大，跟進中國的改革發展，對租值消散的體會更上一層樓。是複雜的學問，我要把自己在這方面的思想發展過程從頭申述，讓同學跟著走一趟。

奈特與庇古的分歧

話題起於奈特（F. H. Knight）一九二四年的一篇重要但難讀的文章。該文批評庇古（A. C. Pigou）一九二○年的社會成本分析。奈特之作是後來一九六○年科斯的大文（科斯定律源於此）的前身。分析社會成本，庇古提出公路使用的例子。兩條公路，一好一壞，都是從甲市通到乙市去。好路平坦但狹窄，壞路殘破但寬闊。駕車的人爭走好路，互相擠迫，導致堵塞。壞路寬闊車少，永遠沒有堵塞的情況。好路與壞路的行車時間因而相同。庇古的看法是，好路堵塞，車輛互相損害，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有了分離，如果政府強行抽好路的使用稅，把部分車輛趕到壞路那邊走，那麼轉用壞路的因為沒有堵塞，沒有損失；付稅用好路的因為有車輛少了之利，也沒有損失。政府賺了稅收，可做些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奈特認為庇古的邏輯沒有錯，但指出好路堵塞是因為該路不是私人產業。他指出如果好路是私產，路主會收使用費，跟政府抽的理想稅有完全一樣的效果。這批評重要：好路堵塞，導致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無效率，可不是因為市場失敗，而是因為好路不是私產，沒有市場。

庇古沒有回應奈特，只是在他的名著再版時把公路的例子刪除。這可能把產權經濟學的發展推遲了三十多年。

一九五四年，另一篇有關的重要文章出現，奇怪地沒提到庇古與奈特。作者是H. Scott Gordon，分析公海漁業。他把奈特的兩條公路的使用成本曲線轉為兩個漁場的產出曲線。兩個漁場也是一好一壞，但因為漁場不是私產，捕魚者競爭捕釣，導致好漁場應有的租值消散了。據我所知，「租值消散」這一詞起自Gordon的文章。

公海捕魚之謎

一九六九年輪到我被邀請寫一篇關於公海漁業的文章，重讀Gordon之作，竟然發覺讀不懂！

困難是這樣的。如果海洋是私產，業主僱用工人捕釣，人數增加，捕釣的邊際所獲或產出的價值會下降，業主僱用工人的數量或捕釣的時間，達到工資等於產出的邊際價值會停下來。時間工資等於邊際產出價值是均衡點。在這點上，工人的平均產出所值一定高於邊際產出所值。這二者的相差乘以捕釣的人數或時間就是海洋的租值，歸海洋業主所有。這個傳統的結論我沒有異議。

但假如海洋是公有，任何人可以隨意捕釣，Gordon之見，是在競爭下，參與捕釣的均衡點是每個捕釣的人的平均所獲等於他另謀高就的收入，即是說漁業的工人平均產出所值等於他們的時間工資。達到這一點，海洋的租值是零。換言之，公海沒有業主，在沒有約束的競爭下，參與的人數增加，捕釣的成本於是增加，這增加要把海洋的租值全部替代或消散了才達到均衡點。

這個看來是理所當然的零租值的均衡點當年困擾著我。海洋沒有業主，沒有人收租，租值是零的那一點當然是捕釣的總成本或總工資等於捕釣者的總收穫，也即是捕釣者的平均成本等於平均收穫。但那是定義性的均衡，說了等於沒說。我想了幾天也解不通的困難，是不管海洋是私有還是公有，在競爭下，各自為戰，爭取自利極大化，每個捕釣者都看著自己的時間成本與邊際收穫，二者相等會停下來。這就是問題：每個捕釣者爭取自己邊際所獲等於時間工資，怎可以導致在整體上每個捕釣者的平均所獲等於時間工資呢？

歸功古諾算了

我終於推出的答案，是如果海洋公有，自由競爭導致海洋的租值是零，需要有無數個捕釣成本相同的競爭者參與，每個參與者的捕釣時間無限少，才可以有個人邊際所獲等於時間工資而同時將海洋的租值消散為零。公海捕釣，租值全部消散要有無數個相同的捕釣者，而每個的捕釣時間要近於零。數學方程式及幾何都證得清楚，邏輯不會錯。

正當沾沾自喜，卻發現那是一八三八年法國偉大經濟學者A. A. Cournot提出的雙頭壟斷（古諾模型）分析加上自由參與的伸延。我於是在文內把功勞推到古諾那邊去。

（這裡要給同學們提點一下。如果當時我不歸功於古諾，沒有誰會看得出與古諾有關連，我會因而大名遠播。外人不應該看得出，因為古諾的圖表是說產品，我的是說勞力，而他沒有伸延到無限個參與者。再者，我的理論是全由自己想出來的，事前沒有想到古諾，不提及他學術道德及格。但當時認為既然古前輩先說了類似的，就說是他的吧。做學問，有恃無恐才是英雄好漢。我那一九七○年發表的關於公海捕釣的題為《合約結構與非私產理論》的文章也不倒霉。二○○九年見到一位來自加州大學的教授，他說該文是今天好些大學的「天然資源」課程的必修讀物。）

租值全部消散不容易

在分析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中，我得到一個重要含意：租值全部消散很不容易。海洋公有，如果捕釣者的本領不同，或時間成本不同，只有在邊際上的賺取不到租值，在邊際內好些捕釣者會獲得一點租值甜頭。如果捕釣的人數受到約束，參與的會有更多的租值分享。這使我想到公海的漁業會鼓勵工會出現，限制會員人數；或通過政府約束漁船的牌照數量。換言之，在非私產的情況下，減少租值消散的行為或政策會出現。漁船的牌照在市場有價是反映著公海的租值。這是後來一九七四年我發表《價格管制理論》的一部分思維。

佃農分成的啟示

另一個有關的思想來得較早。一九六六年寫《佃農理論》時，我已經熟知公海漁業的租值消散。台灣一九四九年推出的土地改革，把農業地主的平均分成率從百分之五十六點八約束在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導致租地農民的勞動力投入增加。我想，難道這是局部的公海捕釣勞力增加而促成某部分的農地租值消散嗎？

跟著的推理是，如果台灣的土地改革不是約束佃農的地主分成率，而是把農地的產權以股權處理，然後由政府強逼地主把一部分的股權送給農民，使耕耘成為地主與農民的合股制，耕耘的勞力投入不會增加，租值不會局部消散（見《佃農理論》一一五至一一七頁）。這帶來一個重要的發現：資源使用的權利沒有界定，跟資源收入的權利沒有界定會有相同的租值消散的效果。

價格管制與租值消散

上述的關於租值消散的幾個重點的合併，加上用了幾年時間考查香港當年的租金管制，帶出我一九七四年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只二十多頁紙寫了一整年，易稿十多次，但還是難讀，雖然巴澤爾認為那是關於交易費用的最重要文章。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發表《內地價管山雨欲來乎？》，其中兩段簡述該價管理論，一位朋友認為簡述得清楚：

「一九七四年我發表的、今天在行內受到重視的《價格管制理論》，是一篇難讀的文章。簡化到最簡我是這樣說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價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賣五元，那兩元的差額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競爭下租值消散會出現。這消散會通過市價之外的其他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出現，例如排隊輪購。但排隊的時間成本對社會什麼貢獻也沒有，只在邊際上替代了那兩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費。

我跟著問：可以替代市價的其他準則有多種，市場會採用哪種呢？我的答案是市場會採用在侷限約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競爭準則。巴澤爾認為這是整個交易費用範疇中最重要的一句話。這重點，行內的朋友讀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應該是專家。他們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價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買倒賣及其他說之不盡的貪污行為，或走後門、搞關係等。這些行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價管理論看，是用上在枱底界定權利的法則來減少租值消散。」

要點的總結

說這簡述比原文較為清楚是對的，但只是因為好些重點被撥開了。我會在卷三補充。如下羅列同學可以明白的幾點。一、價值或收入沒有權利界定，導致以排隊輪購的時間浪費來取代價值，是租值消散，跟公海捕釣的租值消散完全一樣。二、排隊輪購的租值消散顯然是一種交易費用，也是制度費用。三、本章第四節將會解釋，所有租值消散都是交易或社會費用。四、租值消散的行為不限於排隊輪購，所有因為權利界定不明確的競爭帶來的租值下降都是。五、以排隊輪購為例，如果所有排隊的人的時間成本相等或相近，總租值的消散會比這些人的時間成本差別大的情況高。時間成本最高的排隊者是邊際的「排客」，對此客來說，價值權利沒有界定的那部分租值是全部消散了。時間成本較低的被成本較高的保護著，可以賺取一點價格管制贈予的租值，但這是假設在價管下產品或服務還會繼續出售。

難題的所在

考慮最後第五點吧。在價格管制下，可以局部替代價格的其他競爭準則有多種，排隊輪購只是一個可能的選擇。怎會選排隊呢？如果排隊的人的時間成本有大差別，總租值的消散會比排隊的人的時間成本大致相若的為低，所以如果其他侷限條件容許，前者的情況會偏於選擇排隊輪購。價格管制的分析困難不是傳統說的不均衡或只有天曉得是什麼的「短缺」，而是我們不知道在價管下哪一種競爭準則會局部取代市價。如果知道，例如知道排隊輪購會被採用，均衡分析易如反掌。那所謂「不均衡」只不過是說有關的侷限為何我們不知道。

我提到的「如果其他侷限條件容許」是關鍵問題，也是大難題。只要我們知道這些有關的「其他侷限」，個人爭取在侷限下利益極大化的公理會引導我們推斷哪種價格之外的競爭準則會被採用，因為這公理含意著的是選擇在侷限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其他競爭準則。只要知道這些其他準則是什麼，均衡分析是學生習作。價格管制的困難，是在理論上我們要推斷哪些其他競爭準則會被採用。這是我那一九七四的文章難讀的原因，卷三有機會我會分析得再深入一點。

從租值消散看一般均衡

這就帶來這節要說的另一個重點。租值消散是指在邊際上全部消散，在邊際之內一般只是局部消散，局部被邊際的消散保護著，得享一點租值的甜頭。這是說，像第六章分析上頭成本那樣，租值享受的權利可以由競爭保護，由競爭釐定，由競爭分配。這裡的重點是：任何經濟分析，如果在邊際上有應該消散的租值，但沒有消散，這分析一定錯！這個法門，用熟了，可以在很短時間判斷一個分析為錯，而這樣錯的專業分析比比皆是。沒有應該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對，有則一定錯。

我這個七十年代初期想出來的、應該消散的租值在邊際不存在的均衡看法，其實是經濟學說的一般均衡。跟瓦爾拉斯（L. Walras）的以方程式算出來的一般均衡是兩回事。他的一般均衡是方程式「均衡」，沒有經濟內容。我提出的一般均衡用不著方程式，是經濟均衡。後者是經濟解釋需要的。瓦前輩的均衡是在辦公室裡算出來的；我的均衡是指找到可以在真實世界驗證的假說。同學要選哪種呢？

（制度的費用，之三，未完）

《制度的費用》第二節：從交易費用到制度費用

雖然十八世紀的休謨與斯密意識到交易費用的重要，以這些費用作為主題分析遲至一九三七年始見於科斯發表的《公司的本質》。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s）一詞起自該文。該文說，因為市場有交易費用，尤其是釐定市價的費用，公司出現替代市場。是有名的文章，但三十年過去注意的人不多。

六十年代，戴維德、阿爾欽等人認為科斯的公司論調是套套邏輯，反映著新古典學派的不足處。這學派要不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是零，就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高不可攀，而最大的失誤是完全漠視，交易費用的存在或不存在這學派不管。馬歇爾發明的長線、短線的處理方法是避開了面對交易費用的現實。

戴維德與阿爾欽認為科斯的「公司論」屬套套邏輯不是亂來的。市場與公司的運作形式不同，指著交易費用的或有或無、或多或少作解釋理所當然，但說了等於沒說，屬套套邏輯。事實上，在我構思博士論文的六十年代中期，同學之間喜歡把不明白的現象推到交易費用那邊去。這當然也是套套邏輯的玩意，因為要推出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驗證了，沒有被推翻，才算是解釋。我當時重視科斯的「公司」只因為一點——他問得好：市場靠無形之手的市價指導生產；公司靠有形之手的經理指導，那是為什麼？

佃農合約的啟發

我要到一九六六年的秋天，肯定理論與事實皆說佃農分成、僱用勞力、固定租金這三種合約安排有相同的生產效果，因而不能不問為什麼市場會選擇不同的合約。在引進交易費用與風險來解釋合約選擇時，我突然意識到科斯的公司文章也是關於合約的選擇，雖然他沒有那樣說。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大，認識科斯，對他說他的公司文章其實是說合約的選擇。他想了幾天說同意。一九六九年我的合約選擇文章發表時，直說跟科斯的公司文章屬同曲。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自己的《公司的合約本質》，雖然力陳來自科斯的影響，但分離頗大。有四點重要的不同。一、不是公司替代市場，而是一種合約替代另一種——市場一也。二、在生產運作上公司的大小無從界定。三、經過詳盡地調查香港的件工合約，我的公司文章示範著真實世界的監管費用。四、提出「委託價」這個新理念，解釋了議價與監管的困難。

交易費用的擴張

這就帶到一個重要問題。監管費用是交易費用嗎？明顯地，監管可以沒有交易，而交易不一定牽涉到監管。更難處理是監管與交易可以同時執行，二者僱用同一員工。我喜歡舉公路收費的實例：守在關口收費是交易，但收費的員工同時「監管」著不付費的車輛不能使用公路。兩種服務連合在一起的「生產」活動不是公路獨有：同一生產程序有兩種或以上的產品同時產出是經濟學老生常談的話題，joint products是也。好比羊毛出在羊身上，宰羊取肉，羊毛與羊皮同時產出。這種連合產出的活動，邏輯上我們無從把每樣產品的平均成本算出來。邊際成本卻可以每樣產品算出——羊毛與羊肉的邊際產量可以調校。只要知道邊際成本的變動，以這轉變來解釋行為就足夠了。

回頭說交易費用，其複雜程度遠超公路的例子，更遠超羊毛出在羊身上。單是市場交易的物品或資產需要有清楚的權利界定，牽涉到產權的保障，差不多所有律師及法官的收入都要算進去。此外，訊息、防盜等，皆費用也。這就是問題。數之不盡的費用跟交易沒有直接的關連，而如果這些費用不付出，市場交易或多或少會受到影響。更頭痛的是，昔日的中國壓制市場，導致走後門、搞關係、排隊輪購等費用高，而又因為政治上的需要，背口號、記術語、論思想，甚至無日無之的各種鬥爭——這些是交易費用嗎？當時中國的市場交易很少，但可以闡釋為交易費用。有點模糊，加上上文提到的連合性帶來的問題，交易費用這一詞可以誤導。

轉從社會的角度看

因此，一九六九年我逼著給交易費用來一個廣泛的定義：凡是在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費用，都是交易費用。這劃分很明確：只有社會才存在的費用，跟一人世界也可以存在的費用是容易分開的。但這樣看，以「交易費用」一詞來形容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衍生出來的所有費用，有頗大的誤導成分。凡有社會必有制度，以制度費用（institution costs）來描述我建議的廣泛定義比較恰當。然而，傳統的術語不容易一下子改過來。我歷來不喜歡創造術語，所以有時我稱交易費用，有時稱制度費用，有時把二者一起稱呼。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交易或社會費用很龐大，往往佔國民收入一半以上。商人、律師、法庭、銀行、公安、經紀、經理、公務員等，都是因為有社會而衍生的。在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需要防盜，可以有戰亂，但一般而言交易或社會費用在國民收入的比率是較低的。也不一定。在人民公社時代的中國，農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但政治氣候促成很高的制度費用。另一方面，以工商業為主的國家，因為專業生產帶來很大的利益，可以容許很大的交易或制度費用的存在而人民還可以稱得上是富有。我在一九八二年發表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中指出，只要交易或社會費用能在國民收入的百分比上下降少許，國民的總收入會飆升。二○一○年看，這推斷是應驗了。

量度方法與假說驗證

這裡我要提出關於交易或制度費用的另一個問題。認真地嘗試過以交易費用的變化來推出假設的同事一般認為，這些費用通常難以觀察，往往無從量度，推出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難於登天。當然不易，但不是那麼困難。

首先，同學們要重溫《科學說需求》第四章第二節，關於基數量度（cardinal measure）與序數量度（ordinal measure）。原則上，交易費用是可以用基數量度的，即是可以加起來。但如果實際的市場的交易費用數據找不到——通常找不到——轉用序數排列交易費用的高低足夠。解釋行為或現象要從侷限的轉變（邊際）看，也要能成功地排列選擇的次序。量度是排列，序數量度是只排列次序，不管不同的選擇之間的差別。

不要被數字密密麻麻的回歸分析誤導。算得上是可讀的經濟統計文章鳳毛麟角。在好些情況下統計分析可以協助，但統計也可以欺騙，而發表的數字往往不盡不實，容易誤導。我在一九九八年發表的《交易費用的範疇》中有一段話，弗裡德曼讀後來信讚賞。那段話是這樣寫的：

「有人說研究交易費用是白費心思，因為這些費用往往無從量度。這觀點是錯的。基本上，量度是以數字排列次序，而量度的精確性只能從不同觀察者的認同性衡量。說成本或費用可以量度，甚或說可以量度得精確，意思不是說可以用金錢來量度的。如果我們可以說，其他情況不變，某種交易費用在甲情況下會比乙情況為高，而不同的觀察者會作出同樣的排列，交易費用是被量度了——起碼在邊際上。可以驗證的假說於是可以推出。」

座位票價的實例

不要以為經濟學的假說驗證要用很多數字，或可以畫出一條好看的曲線。只用兩個情況的兩點往往足夠。我喜歡在一個假說中推出不同的驗證，這裡兩點那裡兩點。不同的驗證愈多愈妙，但同一驗證的點數增加通常沒有大助。

一九七七年我發表《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當時不同意的行家無數，但今天高舉此文的君子愈來愈多，而據說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的思維源自該文（我認為效率工資是謬論）。優座票價偏低的論點簡單，而我的假說驗證是採用當時香港電影院的資料。當時香港的電影院的座位分等級，有兩層。下層分前座、後座，後座較優，票價也較高。上層分超等、特等，特等較優，票價也較高。上層一律界定比下層為優，即是上層較差的超等票價高於下層的後座票價。

說優座票價偏低，是指上層的特等與下層的後座通常先滿，而如果不滿，座位票沽出的百分率永遠是每層的價高座位較高。這是說，每層的優質座位的票價顯然是偏低了。我提出的簡單解釋，是一層之內，如果優質座位不是先滿，購買了票價較低的「劣」座票的觀眾，在開場後會跳到空置的優座那邊去。換言之，讓優座先滿是讓顧客保護著自己的座位，從而減少了監管或防止跳座的行為的費用。以查票方式監管的費用是交易費用，略把優座票價偏低，先滿，利用顧客自己保護座位，會減少電影院的監管或交易費用。至於這減少監管費用會增加票房的總收入，推理分析佔了該文的大部分篇幅。

該文作了幾項驗證，皆用兩「點」序數排列的方法，而監管或交易費用我沒有用金錢量度。如下是我認為最簡單而又有說服力的驗證。

上層的座位比下層的為優，但上層與下層有不同的進口，各有員工守在進口驗票。進場後，下層的觀眾要跳座不能跳到上層去。其含意是，下層後座票價偏低，先滿；上層特等票價偏低，也先滿；然而，上層與下層相比，雖然前者一律價高於後者，但因為不能從下層跳到上層，兩層之間的跳座監管費用下降為零，所以跟下層相比，上層一律較優的座位的票價可沒有偏低了。驗證容易。一九七五年我跑香港的電影院十多晚，沒有見過上層先滿的現象。

（制度的費用，之二，未完）

《制度的費用》第一節：侷限與行為

（五常按：十一月三十日在這裡徵詢同學意見，關於交易費用這個複雜話題應否分兩卷處理，還是一次寫盡，讓部分在下一卷重迭。同學們一致選擇一次寫盡，寧願再讀重迭的。那我就依他們的選擇吧。

交易費用的廣義是制度費用。為了滿足同學的選擇，我決定整章從頭再寫。既然是新章，先在這裡分期刊登，看看同學的反應。不是淺學問。投石問路，看看同學有哪些地方不明白，出書之前會再修。）

讓我先簡略地再說一次經濟解釋的理論架構。

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是經濟學的基礎假設或公理。這爭取要受到侷限（constraint）的約束。約束有多種，可以分類，而類與類之間的劃分不容易明確，「過界」的混淆往往存在。這些混淆不難處理，也可以容許。要避免是我們不能因為有混淆而重複了侷限的引進。

第一節：侷限轉變與行為解釋

解釋行為，或解釋因為人的行為而導致的現象，基本的經濟學法門只有一個。那是從侷限轉變推斷行為轉變，而二者的聯繫要用簡單的理論。這裡的重點是「轉變」。侷限不變行為不會變，而不變的行為是無從推斷或解釋的。推斷一個人走東或走西，吃飯或睡覺，都是轉變，而推斷得準等於解釋得出。這裡要注意，凡是侷限或行為的轉變皆屬「邊際」性的，而此「際」也，可大可小。數學微積分說是處理小的。其實從宇宙的變化看，小的可以看為大，大的可以看為小。懂得從（邊際）轉變的角度看問題，技術就過了最重要的一關。數學功夫與分析技術是兩回事，不要弄錯。分析技術重要，因為是邏輯推理的本領。這本領不足，數學或可協助，雖然方程式滿紙但內容空空如也的經濟學文章可真不少。

以侷限轉變來解釋行為或現象，這轉變需要可以觀察到，可以量度。簡化容許，但一定要與真實世界的有關侷限大致吻合。無從觀察的侷限轉變或現象是實證科學之外的話題，涉及的理論只是描述一些聽來可信的故事，但無從觀察，於是無從驗證，是對是錯只有天曉得。以博弈、勒索、機會主義等看不到的行為或意圖推理可以邏輯井然，是說故事，不是從可以觀察到的侷限轉變來解釋行為，算不上是實證科學。不可能是。

侷限的兩種分類

所有約束人類行為的因素是侷限。侷限有多種，有兩個方法分類，都對。其一是以價格或代價看為一類，而價格或代價的轉變一定是相對性的（見《科學說需求》第五章第六節）。這裡，推斷行為的理論是需求定律。所有其他侷限及其轉變——例如收入、資源、產權等——屬第二類。這第二類的侷限轉變通常以個人爭取利益極大化這個公理來處理。從解釋行為的角度衡量，這公理因為約束力不足而用場不大。好比經濟學課本的等優曲線分析有一條收入擴張曲線（income expansion path），說一個人的收入增加，這個人選取的物品會增加，但哪些會選增加多一點哪些少一點，甚至某些物品的選擇會下降了，都是容許的。肯定的約束不多，解釋行為就不容易有可以被行為推翻的驗證含意。這就帶到我要說的：價格或代價之外的其他侷限轉變，在審查下，或多或少會導致價格或代價的相對性轉變。這也是說，價格或代價之外的侷限變動不一定帶來相對性的變動，但細心審查通常有。只要能推出這後者的轉變，需求定律又再用得著了。這是說，不管是哪種侷限轉變，我們要設法找尋價格或代價的變動，然後把需求定律放在面前。

我說「價格或代價」，因為前者通常是指市場之價。數之不盡的行為是沒有通過市場的。友情、聲譽等非金錢物品一般沒有市場，魯賓遜的一人世界沒有市場，人民公社時代的中國也少論市場。沒有市場，需求定律依然可用，但要以代價替代市價或價格。基本上，處理任何侷限轉變的原則是：設法把這轉變翻為代價的轉變，然後拿出需求定律。有市場，看市價的變動，需求定律的應用就更為方便了。

第二個把侷限分類的方法，我也喜歡用，是有社會與沒有社會之分。這是說，有些侷限沒有社會也存在，而另一些沒有社會是不會存在的。社會是指多過一個人的世界。曾經說過，只因為魯賓遜的世界多了一個人，經濟分析的困難上升不止百倍。競爭是侷限，產權是侷限，市價是侷限，政治是侷限，合約是侷限，風俗、宗教等也是侷限，而這些侷限在一人世界是不存在的。需求定律在一人世界中，因為可從代價看需求，無疑重要；社會有市場，論市價，需求定律老生常談。然而，在社會中，市價之外的其他侷限複雜，且變幻頻頻。經濟學有系統地發展了二百多年，真正有解釋力的理論還是環繞著需求定律。個人的經驗，是只這定律足夠。問題是應用這定律的人懂不懂得處理侷限的變化。

互動衍生處理困難

因為社會的存在而衍生的侷限中，最難處理的是交易費用。廣義上，這些應該稱為制度費用的侷限，不是中間人收取的佣金那麼簡單。讀到本章第三節同學可能感到天旋地轉了。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衍生出來，自私的利益極大化行為可以導致這些費用的減少或增加。畫不出函數曲線。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以博弈理論的方法處理，是在說故事，是對是錯無從驗證。交易或制度費用不容易處理，但不是無法處理。一九八一年我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市場經濟的路，是基於我指明當時觀察到的交易或制度費用的轉變會是穩定的。遠為細小的基於交易費用轉變的推斷我作過多次，都準確，但像任何實證科學的推斷一樣，要基於指定的侷限轉變會繼續穩定。所有實證科學對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s，大致上經濟學稱侷限條件）都有這個「穩定」的要求。

沒有疑問，以交易或制度費用的侷限轉變來解釋或推斷世事，對真實世界要知得多，而在有關的要點上要知得深入。這是實證科學要在實驗室多操作的要求。一九九八年我以英文發表的《交易費用的範疇》，其中一句話受到行內的朋友普遍認同。我寫道：「交易費用不是一個需要爭取終生僱用合約的年輕助理教授應該嘗試研究的。」

（制度的費用，之一，未完）

農民被剝削了嗎？

十一月二十三日發表《內地價管山雨欲來乎？》，網上吵得熱鬧。聽說網上客罵老人家者眾。那是我寫得用心的文章，分析客觀，雖然價值觀我是站在農民那邊的。我問同學罵的是在罵什麼，得到的回覆有幾方面，主要是農產品之價雖然上升了不少，但被中間人剝削一通，農民還是苦不堪言也。

要先澄清另一點。有些讀者認為價管農作物會協助市區的窮人，有劫富濟貧之效。此見也，違反了所有經濟學原理，觀察力弱得離奇。不用讀過經濟，普通常識可教。價格管制怎可以難倒富有的人呢？我敢賭身家，無論政府怎樣價管，富人總有辦法找到好東西吃。在一個稱得上是市場經濟的社會中，沒有任何政府管制可以難倒富有的人！這是經濟學的黃金定律。當年戴維德等大師就解釋得清楚：所有針對富人的政策都難不倒富人。例如提升得快的累進稅制，富人有拆解之道，負擔的主要是中層人士。價格管制呢？受損的主要是窮人。他們要排隊輪購，而輪到的永遠是質量最差的產品。

任何干預市場的政策皆對窮人不利，因為他們的選擇範圍最小。幫助窮人的可靠辦法是增加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私人捐錢，處理得好，對這機會的增加有助。北京要儘量鼓勵私營的慈善工作。

轉談農民被中間人剝削這話題，我要舉一些實例。

例一。三十多年前，在美國盛產紅蘋果的華盛頓州，兒女只幾歲，每年十月的果熟時節，我帶他們到該州的東部採摘紅蘋果。從西雅圖去要駕車兩三個小時。那裡不少果園讓顧客自己採摘，可選最好的，比市場見到的頂級貨式還要好。果園的主人準備了紙箱給顧客載果，果價每磅美元五角。我們每次採摘必滿載而歸，分送給親友。在西雅圖的超市，同樣但質量略低的紅蘋果零售二元五角。換言之，自己到果園採摘較好的，其價僅超市零售的五分之一。親自到果園採摘的五角之價，比大手到果園收購的「中間」商人之價大約高二角（按：指中間商的收購價是三角）。從這例子看，通過幾層才輪到在超市零售，其價大約上升了八倍。

這就是問題。沒有誰阻止任何人親自到果園採摘，但駕車及時間的成本高，不是要讓孩子們開心一下我不會去。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投資作中間人，這行業歷來競爭激烈。人手之外，作這種中間人需要有大貨車，有冷房，而最大的投資是容易致命的氮氣倉庫，可保鮮逾一年。後者的效果是把不同季節的果價拉平，導致果熟時節的零售果價上升。有好幾層的中間人，好幾層的交收，每層皆競爭激烈，而最後到了超市，賣不出去的腐爛了，作廢，其成本要算進賣得出去的零售價之內。我們看不到在哪裡果農被中間人剝削了。

例二。今天在中國，近城市的菜農想到一項生意。他們把菜地分割為多塊小幅，替顧客種瓜種豆種菜。每小幅每年收幾百元，顧客要求種什麼菜農就種什麼，成熟時通知顧客。明顯地，只是近城市的農地才可以做這種生意。完全沒有中間人，剝削之手不存在。問題是這種租地兼僱農的顧客不多，大部分近城市的菜農還是通過中間人出售。換言之，市民與農民有不用中間人的選擇，但絕大部分選擇要通過中間人的市場。如果被剝削了，是他們選擇被剝削的。

例三。幾年前上海市場的鰂魚賣二元一斤，難倒了我這個老人家。不管養魚的地方是多近，搬運活生生的魚是很麻煩的事。對內地養魚的成本我有足夠的可靠資料，二元一斤強可支持當時的飼養成本，沒有空間處理其他。當時我以為可能是賣剩的貨尾，要割價，但在不同時間再到市場看幾次，還是二元一斤。

例四。我親自作中間人處理過一種叫黃皮的水果，是上佳品種，因為有點投資可以免費任摘，因而值得嘗試。一小籮十斤，其實是騙了四斤，行規也。三斤是籮與枝葉的重量，加報大數約一斤。四十五元一小籮放出去是批發價，「賺」得的錢剛好是零！我的成本是非專業的成本（不要忘記有免費任摘之利）。小籮本身要錢，採摘時節聘請臨工費用高。黃皮在樹上經過風吹雨打，要剪裁一番才能出售，也要錢。最頭痛的是運輸。離出售地點一百六十公里，車費、油費、路費等加起來不得了。中型貨車五百元是起碼的收費。只為求資料，我用小貨車，費用四百。非專業，儘量節省，打個平手。如果要付果園普遍收的在樹上兩塊半一斤，我會蝕足那麼多。我用足自己的天才本領去剝削所有參與的勞動力，免費採摘打個平手。

希望對經濟學有興趣的同學明白，要解釋世事，作研究，在刊物上找到的數據一般不夠詳盡，也不可靠。自己在街頭巷尾到處觀察有助，但也不足夠。為了彌補這些不足，我往往親自下注投資，小量的，近於一律虧蝕，但學得很多。

為了研究訊息費用，一九七五年我親自坐在香港廣東道的行人路上賣玉；為了證明傳統的價格分歧理論是錯的，八十年代初期我三次在年宵之夜帶著一些學生在街頭賣橘。諸如此類的行為嘗試過無數次，惹來非議。這是經濟學的悲哀。物理、生物、化學等學問，從事者不是天天跑進實驗室嗎？我受到非議的行為只不過是跑進經濟學的實驗室去。代價不少，贏得的是理論的解釋力自成一家，有滿足感。希望正在大修的《經濟解釋》的三卷本可以教同學很多，老人家要傾囊相授也。

（後語：今早聽到內地開始管制學生飯堂的收費。我知道供應學生膳食的利潤甚微。不反對政府補貼貧困學生的膳食，但價管會餓壞他們！）

《重尋無處》的序言

（五常按：這期因為事忙，用剛出版的《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的短序替代一下。

茲有難題徵詢同學意見。《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修好了六章，其中三章是新加的。跟著而來的第七章的原題為《交易費用》，決定改名為《制度的費用》。這章牽涉到的話題複雜，但重要。「制度」屬卷三，但交易費用不能不在卷二先作介紹。然而，如果不從制度的廣角看，交易費用的介紹容易誤導。原來的處理，是卷二說一部分，卷三再說另一部分，但最近想了多天，認為這樣分割總有點不妥，因為不從廣角的制度費用來處理交易費用，同學不可能真的明白「市場」，而市場是卷二的核心話題。還沒有完全決定怎樣處理，但決定以制度費用取代交易費用作為卷二第七章的名目，大致上我是決定了增加廣角度來博一手。問題是「租值消散」應該是卷三的話題，而從廣角看，租值消散是交易費用。卷二與卷三的某些部分因而要重迭了。

交易或制度費用這個題材我想了半個世紀，心領神會，跟他家之見有很大的分離。陳述的格式應該怎樣沒有前車可鑑。這裡提出，希望同學能作點建議——表達一下他們要讀哪種安排。

以下是《重尋無處》的序言。）

在為關愚謙寫的一個題為《歐風歐雨話當年》的序言中，我說自己不喜歡遊覽。有點恐懼感：六歲開始逃難，二戰後居無定所，搬來搬去，要到三十三歲才安定下來。我這一輩的人差不多都這樣，從小不用走來走去的要不是家境富裕，有辦法安居，就是窮得要命，要走也沒有錢走。

年輕時我走得特別多，累了，四十年來我喜歡足不出戶。住所要面積大的，喜歡在家中行來行去，想著些什麼。不喜歡遊覽，可不是說我到過很少地方。到處走是游，而在走游中當然也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職，又開始再走，走神州。不是消閒的游，而是經濟研究要作實地調查。為了跟進中國的發展我走了三十年，其中兩年加進攝影，十年加進跟同學們講話，走得更賣力了。這些行程我寫下了一些簡略的「遊記」，偶爾寫些童年的片段回憶。

朋友說，我寫的中語文章，關於經濟的有時過於專業，讀不懂。他們說最喜歡讀的是我寫事件──例如寫北京奧運，寫人物，寫遊覽。最少讀者是寫藝術，包括攝影與書法。我最愛寫藝術。不是詩人，恨不得是詩人，寫藝術是一個接近的替代吧。

其實寫遊記我屬門外漢。憑著的本領是從小愛觀察，好想像。長大後作經濟研究，不斷地到街頭巷尾跑，觀察力與想像力皆與日俱增，五十歲後幾達化境。是不值錢的玩意，但好玩。在拙作《新賣橘者言》的結集中，我頻頻把外人看來是無足輕重的小現象誇張放大，推出經濟解釋。這本算是「遊記」的結集的處理手法也類同，只是不著重於經濟解釋，轉談個人的主觀感受。然而，專業所在，行遊中經濟解釋這裡那裡我還會涉及一下。

寫遊記與分析經濟有一點不同：前者要有點真「學問」！我是說學術之外的學問。不管你是何方神聖，或是什麼學術大師，雜學不夠多，或對一個地方的文化掌握不足，可讀的遊記寫不出來。嚴謹的學術過於專注，寫遊記不管用。管用的是博學，但因為不需要樣樣皆精，算是雜學了。在象牙塔操作慣了的君子們寫遊記是不及格的。

在這本結集裡，除了開頭寫斯德哥爾摩的兩篇，我不放進寫神州之外的「游」，因為恐怕讀者不習慣，而自己雖然在外地生活過多年，總是比不上年幼時曾經捱飢抵餓的地方那麼親切。背得出中國的詩詞，知道文化歷史的背景，對古文物有點認識，有自己親歷其境的回憶──這一切，是寫遊記的必備條件吧。

年逾古稀，回顧已往，夢裡依稀。人的一生可走的路就是那麼遠，或者說就是那麼短暫。我不由得想到蘇東坡的《永遇樂》，其中幾句寫到詞中化境：

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

蘇子是寫自己的生命吧。我有同感。遊記是游自己的一生，彷彿是夢，到過的地方若有若無，弄不清楚了。生命倒是真實的，只是到過的地方，以感受來說，重尋無處。

張五常

內地價管山雨欲來乎？

近來集中火力修改《經濟解釋》的卷二，是大修，沒有評論中國發展的情況久矣，不少讀者問何解。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十年前開始動筆的，寫了兩年，成書出版只是把在報章上發表過的一百期排版照印，沒有修改過。今天回顧有好些不稱意的地方。我刻意地等一段長時期才修，想不到修起來有那麼大的麻煩。卷一今年三月修好了，很滿意。說過卷二會修得較多，卷三會更多，但沒有想到修卷二是那麼艱巨的工程。日以繼夜地想想修修三個月，只修了一半。很滿意，打算休息十多天才繼續。永遠幻想著跟著而來的會較易，但輪到卻見而生畏。一位同學今早說未修改的卷二關於生產成本那章很難讀，我縱聲大笑，說自己重讀也不懂！這次修得清楚了。大致上該章的內容沒有改，只是題材本身不淺，加上當時寫得急。隔了九年重頭再想不可能沒有長進。

也是今天（十一月十七日）早上，一位朋友給我電話，說內地要推出價格管制了，為什麼老人家還不動筆呢？他知道我曾經發表過三篇關於價格管制的英語論文，也知道價管如果真的搞起來會是災難，促我立刻動筆。我不認為在目前中國的發展中，價管可以大行其道。這種管制殺傷力太強，效果太明顯，何況八十年代中國價管惹來的禍，北京的朋友應該記憶猶新。

另一些朋友傳來刊物報導，讀了，認為不是那麼嚴重，但可以發展成為非常嚴重的，讓我分點陳述吧。

（一）中國的通脹加速，是意料中事。兩年前雷曼兄弟事發後北京把銀根放寬得厲害。他們沒有做錯，但這种放寬要做得適當難於登天。今天看，通脹還會繼續，不容易的調控需要一段時日，但整體看我認為不是那麼嚴重。

（二）十月份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百分之四點四，主要由食品物價帶動，後者上升了百分之十點一。可能把溫家寶先生嚇倒的，是十八種主要蔬菜的平均批發價每公斤人民幣三元九角，按年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四！有報導說這急升是游資炒作的效果。炒作會增加市價的波動，但農業的蔬菜類是競爭非常激烈的產品，炒作不會導致這類產品的市價遠離沒有炒作之價。話雖如此，我認為蔬菜之價將會回落一點，因為農民的反應會轉到增加蔬菜的種植。

解釋過幾次，中國農產品之價上升得比工業產品之價為速是好現象。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讓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是最可取的幫助貧困農民的方法。這些年那麼多的農民轉到工、商業去——工作年齡的四個轉了三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怎會不大幅上升呢？我認為目前的上升還不足夠：長遠一點看，蔬菜批發均價人民幣三元九角一公斤還是偏低。我的估計，要讓農民的生活水平追上城市的中等人家，非農產品之價不變，農產品之價還要上升大約一倍多。說過多次，農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國的經濟改革算不上是成功。要幫助農民，天下沒有比多花幾塊錢購買他們的產品更好的方法。

（三）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是好事，而蔬菜之價急升是大好特好。這是因為種植蔬菜每畝所需的勞動力大約是植稻所需的八倍（見拙作《佃農理論》一六七至一六八頁）。蔬菜的培植是勞動力密集的玩意，灌溉、施肥頻密，而中國人的口味苛求，某些蔬菜他們要吃鮮的，菜農要在天還未亮起床，拔菜清洗應市。因為需要密集的勞動力，蔬菜之價是個重要指數，其急升反映著農民勞動力之價升得好。三年前我對一位同學說，衡量農民的生活改進，不要多管其他數字，重點是看蔬菜的批發價變動。這是經濟學。

（四）蔬菜之價急升，市民當然投訴，甚或怨聲載道，但受益者是中國的農民。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為苦了數千年的農民而改的。今天投訴菜價的市民，大部分不到三十年前也是農民。我們知道來自農村的市民的生活還不是很好，但有了大改進，回頭幫一下還在種菜的老弱人家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怎會學得過橋抽板那樣沒出息？炎黃子孫的文化不是教道義的嗎？沒有其他方法能比多付一兩塊錢買一斤蔬菜更合乎經濟發展原則的幫助。

（五）自公元二千年起，中國農民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觀，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奇蹟之一。今年升得特別快，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兩年前推出新勞動法後，月是故鄉明，回鄉歸故里的流動人口多，跟著北京反應快（讚一讚），促成鄉鎮工業加速發展。其二是泰國的政局出事，加上越南等地亂來，一時間中國沿海一帶的接單工業忙得不可開交，工資提升得快。農民的收入於是得到接單工業加薪的協助。

（六）一九七四年我發表的、今天在行內受到重視的《價格管制理論》，是一篇難讀的文章。簡化到最簡我是這樣說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價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賣五元，那兩元的差額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競爭下租值消散會出現。這消散會通過市場採用市價之外的其他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例如排隊輪購。但排隊的時間成本對社會什麼貢獻也沒有，只在邊際上替代了那兩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費。

我跟著問：可以替代市價的其他準則有多種，市場會採用哪種呢？我的答案是市場會採用在侷限約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競爭準則。巴澤爾認為這是整個交易費用范籌中最重要的一句話。這重點，行內的朋友讀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應該是專家。他們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價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買倒賣及其他說之不盡的貪污行為，或走後門、搞關係等。這些行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價管理論看，是用上在枱底界定權利的法則來減少租值消散。

（七）歷史上，價管最早的實例出現在公元三○二年的歐洲，很搞笑，是悲劇。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是我知道的最長久的價管，我曾經花了三年作研究，發表過兩篇長文（其中一篇獲美國某機構贈予「最佳法律論文獎」，也搞笑，他們把獎狀寄到華大的法律學院去）。最大規模的價管可能是美國七十年代初期因為見到通脹來得急而推出的：動員五萬人，法例小字印刷兩呎厚（今天我還存著一套），導致美國的經濟不景足十年！

（八）用貨幣政策（例如調整利率，調整銀行儲備金率等）來調控經濟或調控物價真的不是那麼容易，闖禍的機會不小，而如果這調控失誤惹來價管，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年前謝世的弗裡德曼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經濟學天才。他對貨幣數據的掌握與統計分析的本領，歷史上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相近的也沒有。這個人從來不說假話，視我如弟弟，教我很多。弗老知道他維護的無錨貨幣制度（fiat money），在調控上有不少困難，而謝世前幾年，他知道這困難近於無從解決。

弗老是贊同貨幣下一個錨的，但認為一個大國找不到一個可取的錨。一九八三年他認為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金本位遠為可取，但也認為費用太高，不划算。我要到一九九七年，考查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才想到人民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讓市民自己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的方法，其費用甚低。當時沒有提出這建議，因為認為人民幣鉤著美元是正著。這幾年的形勢是大為不同了。

以一籃子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作為人民幣之錨我解釋過多次，不再說。這樣的貨幣制度可以一次過地解決通脹問題，永遠解決，可以安全地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也可以讓浦東跟華爾街一較高下。後者，老人家認為比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的開幕式還要好看。下了一個通脹不侵的錨，央行的任務是守住，讓匯率自由浮動，讓利率由市場決定，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權力要放棄。

弗裡德曼昔日批評美國聯儲局的貨幣調控政策，批評了數十年。後來他認可的只有格林斯潘一個，但今天一般之見，格老還是闖禍收場。今天，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度跟他們的政治經濟的整體結合著，沒有多大選擇的空間。中國呢？這些年政策上的靈活變動是經改有成的一個主要原因，要更改貨幣制度我看不到有什麼沙石。

（九）價格管制真的會在內地出現嗎？我認為機會不高。曾經滄海難為水，價管帶來的禍北京的朋友不可能忘記得那麼快。另一方面，當年內地的價管是管國營，今天要再管是管民營。後者，要推出算是到位的價格管制，像中國那麼大、那樣人多，市場的變化遠比西方靈活，懂得出術的天才所在皆是的一個國家，其費用會高到天上去！我賭動員百萬大軍也管不了（一笑）。

代序：一個古文化可以復興嗎？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題為《被誤解的中國》的書，請我寫序。我問他：要長的還是短的？長的兩三千字，短的幾百字。他說要長的。老朋友，他要怎樣就怎樣。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講的一個要點：文化搞不起，一個發展得很好的經濟早晚會塌下來。今天經濟發展得大有看頭的中國，學術上的發展令人尷尬。學術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環。何況是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地球一體化，文化的發展不僅重視學術，也要把西方的學問引進與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這是大難題。

不久前美國的一些老人家朋友，震撼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中國的文化復興已成定局，是更大的奇蹟。他們指出人類歷史曾經有五個重要的古文化，皆曾雄極一時的：巴比倫、希臘、埃及、羅馬帝國、中國。他們指出除了中國，其他的倒下去後沒有一個復興。中國顯然是唯一的例外。我認為中國的文化正在復興沒有疑問，但離「定局」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最頭痛是學術上的發展太不成話。學術搞不出大成，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可能持久。

中國的文化曾經倒了下去嗎？我認為是。唐、宋的驕人文化可以不論，元代是倒退，明代是復興，清代的十七世紀中國的藝術發展了不起。乾隆後期開始走下坡，那是二百多年前。跟著炎黃子孫多災多難，偉大的古文化變得夢裡依稀了。今天回顧，我不認為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的、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災難。將來的歷史學者回顧，客觀的，可能認為「文革」是中國文化復興的起點！從講道德倫理與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掛帥的地球一體化，中國竟然一下子成為主角，近於不可思議，但談何容易哉？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見到的地球一體化是由中國帶動的。然而，如果中國沒有出現過那代價高得令人流淚的「文革」，我們要怎樣看才對呢？「二戰」時我在廣西的一個小村落住了一年，是幾十戶人家的小村，村與村之間口音不同，不交往，不論婚嫁。時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萬，今天一千四百萬，沒有誰管你來自哪裡。沒有文革這樣的現象多半不會出現，於是無從「現代化」。我沒有說那高代價是值得的。我不知道。

曾經倒了下去的中國古文化正在復興有幾個原因。其一是這文化倒了下去的時日不是那麼久。其二是我說過幾次的，中國的傳統文化純而厚。其三是中國的文字是好的，今天可在計算機打字，打得快，有大助。其四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了不起，肯拚搏，刻苦耐勞。我不懷疑炎黃子孫有其劣根性，無知的行為魯迅等大師們批評得多了。但我認為這些行為上的不幸，只要能吃得住得好一點，多受一點教育，會改進。

這些年不少朋友向我指出中國農民的行為的多種不是，我知道，回應永遠是多給他們自力更生的機會，態度的改進大家不用操心。中國的貧困農民的感受我怎會不知道？我曾經是他們的其中一個。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比「二戰」期間我在廣西農村見到的好很多，而這些日子到內地講話，天南地北，遇到的農村子弟不少的智商與學習態度皆大有看頭。

人類歷史的經驗說，藝術與學術永遠是由經濟發展帶動的。不是窮而後工，是富而後工。中國的經驗這樣；我教過西方藝術史，他們的經驗也這樣。另一方面，倒了下去的文化難以復興，皆因藝術與學術的發展跟不上經濟上的繁華。

讓我來一次沙場秋點兵吧。開放改革以還，藝術上中國的發展是沒有多大問題的。藝術家的收入二十多年前就開始急速上升；今天彈得一手好鋼琴的中國孩子數以十萬計。繼續下去，我的水晶球說，凡是要講手指靈活的樂器，有朝一日炎黃子孫必雄視天下。繼續向前看，在地球一體化的發展下，東歸東、西歸西的意識已是日暮黃昏，中、西結合的發展無可避免。這方面，中國佔了先機。說過了，讀書識字的中國青年沒有一個不知道有莎士比亞這個人，但西方的學子卻找不到幾個聽過蘇東坡。結論是明顯的：只要學術的發展跟得上，三十年後中國雄視地球是理所當然的事。

今天看，我認為中國繼續發展的主要困難，是學術的進度太不成話，跟不上。雷鼎鳴今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的《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大文，八月三日我以《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作回應，力陳中國學術發展的不足處，網上的讀者沒有一個不同意。幾位朋友說，在鼎鳴老弟發表該文的同時，英國的《經濟學人》也發表文章指責中國在學術上的腐敗。

改善教育制度及提升學術氣氛是千山萬水的艱巨工程，我不想在這序中多說不愉快的問題。我要指出我們有樂觀的一面。那是如果北京真的要客觀地推廣學術，中國的資源非常足夠。這是指炎黃子孫的能耐了。有厚而純的古文化為基礎是大著數，更重要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是大本錢。中國佔地球人口五分之一，我不懷疑從搞學術的天賦衡量，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天賦在中國：賦高五斗也。換言之，如果中國的學術發展能有經濟發展的勢頭，人類歷史將會打開新的一頁。

這就帶到梁柏力的《被誤解的中國》。我認識作者多年，知道他有學問，客觀，觀察力強，但我從來沒想到他讀過那麼多的書。他心繫神州。《被誤解的中國》是我見過的引用外間之見最詳盡的書。這是從一個獨特的角度看中國：外間的學者們怎樣看。主要從明、清時代說起，外間的中國專家們的看法不是那麼一致，提供的經濟數據也往往有別。然而，綜合起來讀者不難得到這樣的看法：從不太古的歷史衡量，外間的學者怎樣看中國是有其一般性的。客觀嗎？他們是客，當然「客」觀。正確嗎？作者的書題是《被誤解的中國》。

是個有趣的角度，所以是本有趣的書。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柏力的書有兩方面的貢獻。一方面，知道外間的學者歷來怎樣看神州，多多少少可教炎黃子孫應該怎樣發奮圖強。另一方面，這本書是從一個此前沒有人提供過的角度——或提供過但沒有那麼全面——來衡量在風雷急劇演變的今天，炎黃子孫究竟是站在哪個位置。

幾個月前一位芝大的舊同事Robert Fogel在美國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前途的文章，樂觀得西方嘩然！這位十七年前與諾斯一起拿諾獎的經濟史學家，推斷三十年後地球上四成的財富在中國！我沒有細讀該文，但一位朋友說該文的思維是基於我的《中國的經濟制度》（兩年前科斯舉辦的中國研討會議，Fogel老兄與蒙代爾評論拙作）。

我自己的水晶球怎樣說呢？兩年前我推斷，只要北京不大步行差踏錯，以實質收入算，二十年後中國的經濟實力會等於十個日本。不久前報導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了日本，在地球排行第二。那是以美元算。日本的物價奇高；利益團體的壓力所在，日元奇強。以實質的總國民收入衡量，中國早就超越日本是沒有疑問的，超越很多。到今天我的水晶球還沒有失靈。

我沒有問梁柏力他的水晶球怎樣說。這些日子每個看中國的人都有自己的水晶球，此球之價非暴跌不可。貝克爾等大師的中國水晶球三十年前就跌到一文不值，頻頻更換此球的君子無數。三十年來我只用一個中國水晶球，從來不失靈的水晶球是不需要更換的。不知拍賣值多少？

是為序。

張五常

（五常按：梁柏力的書剛在內地出版；香港十二月出版。）

財富累積3：有產出的資產

資產的價值是財富；這價值的變動是財富累積的變動。市場有價，社會的財富一律算進資產的價值上。一般而言，在知識與科技發達的今天，社會價值最高的財富是知識資產。然而，沒有奴隸買賣，人力（包括知識）不能像房子那樣以產權易手之價算財富。我們只能把預期的年金收入或租值以利息率折現來作一些大概的估計。如果政府頻頻干預利率，財富的估計更為困難。開放改革前的中國，資產一般沒有市場，租值難以估計，加上利率模糊，財富的估計大概地對也辦不到。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知識資產是可以買賣的，很複雜，這裡不多說。

在今天大家熟知的市場經濟中，原則上所有資產都是財富累積的倉庫。資產升值是財富累積上升了。我們在上節討論的「虛無悖論」是個重要的理解財富累積的起點。我指出以古物收藏品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只是「藏」，沒有產出的收入或租值。藏品升值是希望的回報，利息的放棄是代價。這些收藏品不僅值錢，在某段時期——甚至長時期——其升值大有可觀。歷史的經驗說這種倉庫往往長存不破，可以是上選的財富累積的地方。是市場的參與者的互相需求，願意出價，促成沒有產出的收藏倉庫的頑固存在。需要的四個條件我解釋過了。

敏感的財富變動

如果我們轉到今天還可以繼續增加的收藏品，例如還健在的藝術家的作品，或鑽石、首飾之類，也是財富累積的倉庫。這裡我要補加一個定律：凡是續有產出愈多的收藏品，收藏者對該品的欣賞或享用的需求一定愈大。你可能花巨資購買一件自己不喜歡的古物，但還會繼續增加的你要遠為著重自己的欣賞才下注。這定律同學們可以自己想出解釋吧。

有產出能力的資產——例如一塊土地——是國民收入的根源。虛無悖論所說的資產是沒有產出收入的。沒有產出的資產倉庫不可能獨自存在，要靠有生產力的其他倉庫的支持。市場的君子、仕女們要購買古物收藏，促成這些沒有生產力的財富累積的倉庫存在，要靠其他有生產力的資產倉庫給他們帶來收入。這解釋了沒有生產力的收藏品的市值，對國民收入的增長是格外敏感的。日本的經驗我說過了。中國呢？自八十年代中期起還健在的藝術家的收入上升得快，而二○○○年通縮終結，數量不會再增加的收藏品的價值上升速度驚人。這樣的上升速度可以持續多久很難說，要看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率，也要看利率與人民幣值的變動。最困難的估計，是人口十三多億的中國，今天（二○一○年）好收藏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撮人。收藏是有傳染性的玩意。有錢的人多了，知識與文化的欣賞增加了，收藏的人馬會增加多少我不知道。附庸風雅是有錢人的玩意，歷史來來去去那樣說。

說到有生產力的財富累積的資產，我們可分三大類。一、土地及房產；二、企業或公司機構；三、知識資產。這裡要先說的，是上節提到的收藏倉庫的四個必需條件，有生產力的資產倉庫近於完全不需要。以有產出的土地為例，我們不需要專家鑑別真假，不需要有適當的土地總量，不需要有夠多的問津者，也不需要論什麼風格。有產出收入是足夠的支持。當然，企業可以做假帳，或知識可以弄假名頭，但這些有數據可查，用不著苦學多年而還有問號的專家。

財富可以按時增長

先談土地資產吧。我只用簡單的農地說。簡化，讓我假設沒有通脹，人口與收入不變，農產品的每畝產出是永遠一樣的。這樣，減除耕耘費用餘下來的是農地的租值，永遠不變。這租值年金除以利率（折現）是農地的價值，也是持有該農地的人的財富，永遠一樣，不加不減，是增長率為零的累積倉庫。租值的年金收入與利息相等，即是租值與地價的百分比與利率相同。

現在假設人口或收入按期增加，預期準確的農地收入按期增加，有一個固定的增長率。這樣，農地的租值會按年增加，年金收入是預期的租值折現後乘以利率。因為租值每年增加，遲一年折現的財富會比早一年折現的高。農地的市值或財富於是按時增長。每時期看地價乘利率等於預期的年金收入，但財富的累積在上述的假設下按時上升，反映著農地之價按時上升。這是說，收入預期的失誤可以導致財富的變動，但財富的變動不一定代表著預期失誤——因為財富可以跟著準確的收入預期而按時變動。這樣看，如果你肯定樓價會按時上升，但這預期升幅加上可收的租金低於利息，你不會搶著購買。

轉談企業或公司，也是財富累積的倉庫，其股票之價的上升或下跌代表著財富累積的變動。原則跟農地一樣，但這裡的問題比農地複雜很多。新產品的銷售前景如何，管理問題如何，政府朝令夕改的法例如何，就是狀元也不容易拿得準。簡單地說，一間上市公司的股票的市盈率（price-earning ratio），是反映著市場對這間公司的前景預期。不同公司或不同行業的市盈率的差距可以很大，而此率的大幅變動有幾種不同的闡釋，這裡不說了。

學問要用生命換取

最後談知識資產。今天的社會知識資產是最重要的財富累積的倉庫。百多年前的馬歇爾與七十多年前的費雪早就這樣說。知識是共用品，可能錯，但死不掉，可以一代傳一代，一層一層地累積。知識投資是我初出道時的熱門話題。複雜，這裡不能多說。可以指出的，是我們今天在比較現代的家庭中，目光所及之處，不容易看到一件物品不是曾經有多項發明的支持。盤古初開的人住在山洞中。我曾經花幾年時間，用了一個基金不少錢，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及這些知識資產的租用合約。得到的成果寫了一篇長報告，二○○五年收進自己的《英語論文選》中。

也要說的是除了專利知識與秘密知識，求學通常是風險低回報高的投資。問題是錢再多也不能把學問知識收購為己有。金錢之外，學問要用生命換取。花時間，要放棄今天的收入來換取明天的收入，而借錢求學不是舉手之勞。說實話，求學是苦事，要有成就苦得很。可幸是有趣的玩意，而學問有成帶來的驕傲金錢買不到。我在《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那結集中談到求學的多方面。

第四節：結語

一個國家的財富是所有資產的價值加起來的。財富累積歷來是經濟學的大難題。前輩們沒有從「倉庫」的角度看，要不是忽略了資產價值的變動，就是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資產。虛無悖論說的沒有產出收入的資產倉庫重要。除了我說的「古」物收藏之外，很多其他資產在某程度上都有一點收入的「虛無」，但協助了財富的累積。不考慮這方面，我們不可能從收入增長的角度找到財富累積的均衡點。在第二節我們指出了一個要點：單靠有產出的資產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財富的上升不能超越產出的預期收入折現的上限，雖然市民有時過於樂觀，把未來的收入或租值的預期高估了。不管如何高估，財富的上升是被資產的收入上升約束著。然而，從沒有產出收入的收藏倉庫看，財富的上升沒有這種收入約束。

引進虛無悖論，財富累積的社會均衡點就變得簡單了：扣除了不同的喜好、不同的管理麻煩，等等，均衡是不同資產的回報率相同。沒有產出的資產要從升值看回報。回報通常基於預期，後者看不到、摸不著。然而，均衡本身也只是概念，不是事實。找到均衡點是說推理有了一個完整的邏輯架構，也是說我們可以從侷限的變動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當然，交易費用的存在會使分析變得遠為複雜，但畢竟我們是有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

自二○○○年中國的通縮終結到寫此章的二○一○這十年間，中國的房地產與收藏品（後者包括還健在的藝術家的作品）的價值上升得非常快，反映財富的累積有著驕人的增長。其他資產的升值數據我們或是沒有，或是難明（例如股市）。這就再次帶到沒有產出收入的收藏品給我們的啟示。這個財富累積的倉庫是全靠有收入的資產倉庫的支持，其升或降對國民收入的變動很敏感。可惜我們無從猜測好於收藏的人數是否到了一個飽和點，也不知道還會增加多少。

還是以乾隆皇帝收筆吧。二○一○年十月，三件乾隆物品在香港拍賣成交。一個玉璽一億二千多萬；一對琺瑯瓶一億四千多萬；一個葫蘆瓶二億五千多萬。據一個識者提供的數據算，其中一件的市值五十多年上升了四十萬倍——平均每年的復息增長逾二十三釐！這可見沒有產出收入的資產的財富累積近於沒有上限。或者說這上限是受到其他資產的收入的約束。至於上述的不同資產回報率相等的均衡，沒有收入的資產可以隨時由市場重估所值，然後以重估後預期的升值看回報。有收入的資產，收入是回報，而我們解釋過這樣的資產可以按時升值。

邏輯上，不引進虛無悖論，財富累積的理論推不出來。以產出為主的資產，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有收入預期以利率折現的上限。如果社會只有這類資產，沒有空置，產出的收入消費後餘下來的，不容易找到地方累積。虛無悖論說的倉庫，本身沒有產出，沒有收入折現，容納累積的上限不存在。任何社會，有生產力的資源就是那麼多，愈是運用得宜，收入增長愈快，財富的累積愈需要沒有上限的倉庫的協助。本章第二節解釋了，後者倉庫的形成及穩固是要講條件的。

（倉庫之三，完）

財富累積2：虛無悖論

「悖論」是英文paradox的中譯。有幾種解法，都有點模糊。用在這裡的意思，是一組言辭彷彿互相矛盾，說的卻是真理。我以「虛無」來形容這悖論，是說一些累積財富的倉庫可以持久地穩固，內裡藏著的很值錢，但沒有產出，看不到給擁有者帶來什麼租值或收入。只是市場有足夠的人認為值錢，有需求，就值錢了。既然值錢，利息的放棄是擁有的代價。這樣的倉庫藏著之物的市值會變動。這市值的上升是回報，下跌是損失，二者的變動代表著財富累積的變動。財富的變動對人的行為有重要的影響，某程度帶動著經濟發展的進或退。當一個人無端端地有了錢，或變得富有，他面對的侷限約束是放寬了，行為的選擇範圍於是增加，為了爭取更富有，在制度可取的社會中會多做一些增加國民收入的投資。

上節提及，資產的升值代表著財富累積的增加，因此，所有資產皆可以看為財富累積的倉庫。問題是，在費雪的傳統中，資產有生產力，帶來租值或收入，而這些收入以利率折現是資產的價值，稱財富。這也是說，靠預期收入折現的資產財富，收入的上限約束著財富累積的上限。另一方面，本身毫無生產力的資產也是資產，但我們無從以其產出的收入折現。這類資產的主要用場是累積財富，而正因為本身沒有產出收入，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這類資產是沒有上限的。這後一類當年費雪沒有分析過。以「倉庫」來描述這類資產是恰當的，雖然其他有生產力的資產也是財富累積的倉庫。

古物收藏是倉庫

我說的是收藏品：藝術、古玩、文物等收藏。為求一個完整的「虛無」構思，這裡我集中在那些數量不會再增加的「古」物或作者已經仙逝的作品上。這些物品不像土地，不是生產要素，本身不會產出。讓我再假設這些收藏品不是掛在牆上欣賞的那種——收藏只是為了「藏」，希望升值。好些花巨資購買這些收藏品的君子、仕女們，對這些藏品毫無研究。在神州大地，自二○○○年起，他們一般沒有猜錯，買中馬而大有斬獲的可真不少。

上述的收藏品是財富累積的倉庫。雖然在第二章我細說了復息利率的殺傷力，持久地收藏不容易斗得過利息代價的蹂躪。然而，收藏品的市值上升不是平穩的，可以有大幅的波動，機緣巧合，市值的上升可以有一段長時期高於利息的代價。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日本的經濟不濟，法國印象派的畫作下跌得急，但十年後回升。今天回顧，六十年前收藏印象派的畫，選擇得對，其升值高於以復息算的利息。

雖然持久的收藏不容易斗得過利息的放棄，只為藏而下注的收藏品可以是很好的財富累積的倉庫。歷史上，這類倉庫，只要形成得穩固，沒有出現過荷蘭鬱金香那種破裂現象。然而，沒有產出收入的支持，倉庫的穩固形成可不容易，要有如下四個條件的支持。

訊息費用惹來贋品

條件一。收藏品之價上升得夠高，贋品一定湧現，而中國人的假冒本領了不起。可靠的倉庫的形成是市場要有足夠而又可信的鑑證專家的存在。訊息費用歷來是收藏品的重要話題。一九七五年我調查玉石市場得到的一個結論，是沒有鑑證專家，玉石不會有微小的優劣排列，市場不容易搞起來。這裡說的收藏品鑑證跟玉石不同：玉石主要是鑑別優劣，藝術古物主要是鑑別真假——後者的孰優孰劣主要是由收藏者自己判斷的。

收藏品的真假鑑別遠比玉石的優劣鑑別難度高，可靠的專家少很多。這是高檔次的收藏品往往由拍賣行處理的原因。基本上，大有名堂的拍賣行靠鑑證生存，雖然一些朋友認為那裡的專家不怎麼樣。不見經傳的拍賣行一般賣假貨，有時誤把真貨作假貨賣。大名鼎鼎的拍賣行也屢有贋品，而有時頂級專家認為是真他們卻說是「傳」，即是打上問號。有時拍賣行說是真，好些專家也說是開門見山地真，但拍前另一些專家說是假，導致其價暴跌。

總言之，鑑別真假是非常頭痛的事。我的觀察，是不親自收藏不容易學得鑑別，而學會了可能秘技自珍。這裡的要點是，以收藏品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提供訊息的專家費用高，且不一定有確實無誤的判斷，某程度有懷疑的收藏品有高價成交的實例。可以肯定的，是訊息費用愈高，收藏品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的用途愈小。

數量要適當

條件二。收藏品的數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適當。何謂「適當」是有著複雜的層面。二○○九年，一小幅宋代曾鞏的墨寶在北京拍賣，成交價逾一億人民幣（該作九十年代中期在紐約拍賣四十七萬美元成交）。拍出逾億高價，一個原因該作是孤本。不能說是數量太少，因為這作品歸屬的倉庫是古書畫的整體。二○○九年北京的拍賣市場「炒宋」，即是說所有宋代的書畫一時間大熱。一個龐大的書畫倉庫之內可以分書畫，可以分時代，可以分作者等。是大大小小的不同倉庫，一間包一間，有關連，互相協助。任何一件作品的本身是一個小倉庫，孤本亦然。因為遠為龐大的古書畫倉庫引來顧客，數得出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的孤本賣逾億不誇張。拍賣行喜歡把收藏品分門別類，意圖把不同收藏品的倉庫分開，使有興趣的問津者可以分開地集中，務求「成行成市」。

這裡順便一提。在同類的收藏品中，那些所謂「精品」的，在市價一般上升時其升幅的百分率通常比較高，而市價一般下降時其跌幅百分率比較小。不是永遠如是，是或然率如是。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精品通常不多，其存在市場通常知道。比較平庸的不僅遠為量大，其總量究竟有多少市場通常不知道。其二，稱得上是精品的，假冒遠為困難，出現贋品的機會比較少。

問津者要夠多

條件三。成行成市重要。有適當的數量之外，有興趣的問津者愈多幫助愈大。拍賣行是喜歡大搞宣傳的。多問津者這個條件，中國九十年代中期起的發展得天獨厚。中國人口多，經濟發展快，有深厚的文化與收藏傳統。另一方面，這些年北京喜歡打壓樓市，偶爾又打壓股市，但收藏品之市是難以打壓的。要在內地打壓收藏品的拍賣嗎？隱君子會轉到香港的拍賣行去。收藏品的進出口有大麻煩嗎？我賭海關的高尚士見到曾鞏的孤本不會知道是何物。我提到拍賣行是為了示範，他們處理的收藏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跟這裡有關的，是某倉庫內收藏品的分佈重要。例如博物館的收藏跟民間的收藏，性質不一樣，二者的比例如何對市價有影響；又例如要是民間的收藏過於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上，對倉庫不利。

風格或個性重要

條件四。以收藏品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有幾個層面，大小不齊，然而，一個稱得上是健全的倉庫，其藏品通常有該倉庫的風格或個性，或有自己的派別。外行人可能不知道，拍賣行不一定分得對，但慣於收藏或善於鑑賞的通常可以一看就知道是哪種風格，屬哪個年代或哪一類。這些老手不一定是鑑證真假的專家，但他們懂得品嚐。稱得上是健全的收藏倉庫，必定有一群這樣的品嚐專家支持著，然後帶動其他未入門的走進門內去。

從上述的四個需要的條件看，一個健全的收藏品倉庫的形成可真不易，而正因為得之不易，失之也難。一個健全的收藏倉庫可以長存不破。

印象畫派對乾隆皇帝

要舉出收藏倉庫的成功例子，西方應該首推法國十九世紀的印象派畫作。中國呢？今天看我選十八世紀的乾隆皇帝。乾隆不僅是神州歷來最大的收藏家，也可能是人類歷史的收藏一哥。此帝也，有點發神經，收藏興趣廣泛，工程之巨屬天方夜譚。我個人認為乾隆自己指導炮製的物品有點俗氣，但風格明確。（他的書畫收藏有他的題跋、璽印風格。）不亂來，乾隆凡事苛求：瓷器華麗，玉雕精絕。魄力雄強，這個皇帝寫過逾萬首詩；手癢，到處題字，遺留下來的墨寶無數。好印章，有著錄的逾二千件，其他跟他有關的無數。別的我沒有研究，但有點研究的印章鈕雕，我認為乾隆御用的來來去去是同一組人，不僅風格相同，刀法也差不多。這樣的皇帝日理萬機，六下江南，竟然活到八十八歲。

促成乾隆物品（他的收藏品、炮製品、墨寶等）成為今天收藏品的一個極為成功的財富累積的倉庫，量大而又風格明確之外，他的慎重處理也重要。書法有《三希堂法帖》的搨本傳世，而三希堂收藏書法之外還多有其他；其他著錄有《石渠寶笈》、《乾隆寶藪》等。這些著錄重要，因為協助了減低鑑證的訊息費用。其他沒有著錄的乾隆「物品」無數。

如果中國的人口不是那麼多，這些年經濟增長不是那麼快，今天作為財富累積的收藏倉庫，乾隆物品可能因為太多而使這倉庫降為二等。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吸收了好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然而，九十年代初期，乾隆的書法及其他與他有關的物品不是那麼值錢。當時你花一兩百萬港元可購進多件，今天肯定發了達。這可見一個財富累積的倉庫的形成以至達大成之境，要講時日與幾種條件的結合。這些條件，乾隆物品近於拿滿分。論收藏，有朝一日這些物品組成的「乾隆倉庫」會雄視地球。回顧人類的收藏歷史，從不成氣候轉為有大成的倉庫的例子不少。好些收藏的朋友喜歡猜測哪些藝術作品有大幅升值的前途。我認為他們應該擴大考慮的範圍，考慮他們有興趣收藏的會否打進一個健全的財富累積的倉庫。

虛無悖論的主旨

回頭說虛無悖論，我要說的主旨是累積財富的倉庫不需要是有產出回報的資產，不需要是公司機構，不需要是今天的產品，也不需要是書本說的生產要素。需要的是市民有錢購買，在上文提到的四個條件的維護下，他們的共同興趣可以促成一個健全的倉庫的形成，有持久不破的能耐。

本身沒有產出功能的收藏品，可以用作抵押借錢投資，或因為對收藏者的生計給予保障，會鼓勵多作有產出的投資。收藏的市場是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你要我藏的，我要你藏的，在滿足上述的四個條件下，累積財富的倉庫就堅固起來了。不是說市價不會下跌，而是說不是荷蘭昔日的鬱金香。

說過了，收入增長帶來的財富增加總要找些地方累積起來。可靠的倉庫愈多對經濟發展愈有利，因為選擇的範圍擴大了。原則上，市場對不同倉庫或資產的取捨的均衡點，是扣除了擁有者的不同快意、管理的不同麻煩、倉庫的破裂有不同的機會等，其預期的回報率應該一樣。除了非法行為，政府打壓任何一種倉庫，對經濟發展的整體皆不利。

（倉庫之二，未完待續）

財富累積1：倉庫理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的《供應的行為》準備新加的第四章的第一部分，先在這裡刊登，看看同學有沒有不明白的地方。）



第二章寫《利息理論》，細說了收入與財富的概念；第三章寫「宏觀」，分析了國民收入。沒有花掉的國民收入累積起來是財富的增加。財富累積英語稱「資本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第二章解釋過，資本與財富（wealth）相同。從中國的文化傳統看，稱「財富累積」是較為通俗易懂的。

財富累積是大難題。此題涉及的收入與財富的理念應該以費雪的為首。昔日作研究生時大家希望從費雪的思路找到答案。老師赫舒拉發當時是闡釋費雪理論的主將，一九六四年我問他財富累積的分析，他直言高深莫測，自己沒有答案，說希望有一天我能把這難題摘下來。赫師推薦他說自己讀不懂的、弗裡德曼一九六二發表的《價格理論》的最後一章，是關於財富累積的。我也讀不懂。好些年後弗老對我說那章是他最稱意的理論分析，我再讀也不懂。當年道聽途說，大師如魯賓遜夫人和哈耶克，因為苦思財富累積這個難題而差不多患上精神病。恨不得赫舒拉發還健在，因為我終於找到一個可以破案的的角度看財富累積。



第一節：安全的累積要有可靠的倉庫

這角度的構思起自二○○六年。當時內地的樓價急升，北京出手打壓樓市，朋友問我怎樣看。我不經意地回應：「人民的收入上升了，消費後餘下來的你要他們放到哪裡呢？一般而言，買樓作為財富的累積是個好去處，為什麼要壓制他們那樣做呢？」我明白北京擔心的所謂泡沫的問題，但多供應建造樓房的土地可以解決，打壓樓市是妨礙了財富累積的一個重要選擇。

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回應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寫的書評，我發揮：

「關於經濟增長，財富累積是重要話題，我曾經像弗老當年，從費雪的《利息理論》入手，所獲不多。年多來得到金融危機與中國房地產的啟發，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

「新角度有兩個相關點。其一起自美國二○○八年的金融危機：那些所謂『毒資產』只是一些紙張，寫著的財富下降至零就什麼也沒有。如果財富的累積是房地產，其價暴跌資產還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機會存在，不會出現絕望之境。股票財富的暴跌差一點，但有關機構一日存在，股民有機會收復失地。第二點，有關的，是這些年北京屢次要打壓樓市。我明白他們的目的，但在經濟增長得好的中國，一般市民要通過投資來累積財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產打主意。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無意間令房地產的投資者損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極端的例子，說打壓樓市可以把整個經濟搞跨。

「這就帶來以生產函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困難，也有兩點。其一是沒有上佳的財富累積理論的支持，生產函數理論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產要素放進函數，制度不對頭產出會失靈。我是懂得生產函數分析的，曾經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數很搞笑。

「分析經濟增長，多年以來我只著重兩點：一、資源的侷限，二、競爭的制度。這些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增長學說興起之前的老生常談，從古典的斯密到新古典的馬歇爾都那樣看。經濟的增長由競爭制度帶來的資源使用決定，亦老生常談。我的貢獻，是得到阿爾欽及科斯的啟發後，把制度分析改進了。改進的重點是把產權約束競爭逐步發展為以合約約束競爭；把交易費用推廣為社會費用，再轉一下角度，看為約束競爭的費用；把租值消散與社會費用掛鉤，而制度增加效率則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來是頭痛萬分的財富累積一下子簡單起來，因為可從資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帶來的資源價值上升就是財富累積了。財富累積的分析，從利息理論的通道發展很難走，從資源租值變動的通道推進順利得多。」

「租值」這個概念有好幾種變化，處理得高明盡皆精彩。這裡提到的租值可以看為費雪的年金收入或弗裡德曼的固定收入（見第二章），以利率折現是財富。一時間那高深莫測的「財富累積」變得豁然開朗。累積財富，跟累積任何物品一樣，需要有倉庫！忘記了倉庫，財富不知放到哪裡，是財富累積的思考困難所在。

沒有完整無缺的倉庫

不止此也。倉庫是否廣東人說的「冇穿冇爛」是重要的問題。數百年前荷蘭出現的「鬱金香危機」很有名，從這裡提出的角度看是財富累積的倉庫破裂的例子。當時那裡的市場把鬱金香球莖的稀有品種之價炒到天上去，可以看為財富累積上升，跟著舉國的人搶著在家中後園嘗試培植，不再稀有，這倉庫破裂收場。天下間沒有完整無缺、永不可破的財富累積的倉庫。然而，如果一個經濟完全沒有累積財富的倉庫，不可能發展起來。

說起來，財富累積的倉庫可能近於神話，比昔日荷蘭的鬱金香還要神奇，但可以持久不破，可以是累積財富的好去處。我因而要在下面的第二節用想像力推到盡，介紹自己發明的「虛無悖論」，把乾隆皇帝封為主角，讓同學們開心一下。

這裡還要先說的，是以貨幣作為財富累積的倉庫看是劣著，可能是這話題歷來找不到答案的一個原因。貨幣是交易的計算單位，也是財富累積的計算單位，但貨幣的本身不是倉庫。儘管弗裡德曼曾經說有些人在家中儲藏著很多鈔票，但畢竟沒有誰會不斷地增加鈔票的持有。把錢存進銀行有些人會不斷地累積銀碼數字，算是倉庫，但銀行要把錢借出去才可以生存。本質是服務，不是倉庫。銀行本身是一間公司。公司或企業是倉庫。購買銀行股票是財富累積的投資，但那只是眾多財富累積的倉庫的其中一種。沒有其他財富倉庫的支持，銀行要賺錢是不可能的。

（倉庫之一，未完待續）

《供應的行為》第一章：市場概論

（五常按：本文是大修拙作《供應的行為》新加的第一章，先在這裡刊登看看同學們認為哪裡不明白。《供應》舊版的第五章用上同一章題，內容不同，會改章題。）



市場是物品或服務交換的地方。一七七六年斯密說得好：「給我那我需要的，你就可以獲得這你需要的，是每項交易的意思。」

交易有多種不同的形式。單是我們日常的市場交易就有多種變化。除了這些，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交易，送禮搞關係是交易，走後門是交易，政治交易也是交易。這些不同形式或不同性質的出現可能因為權利結構不同，或交易費用不同，或風俗習慣不同。不是淺學問，詳盡的分析要用幾本書，而好些交易我沒有作過研究。

自願的交易含意著每個參與者皆獲利。此利也，不是平分的。每個交易者都希望能從對方多獲一點甜頭。決定交易利益的分配是市場競爭與交易費用。講深一層，約束競爭的費用也就是交易費用。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第一節：交易的兩個基本話題

先處理兩個話題吧。其一是交易怎會帶來利益呢？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不同。這可能起於品味不同，或各自擁有的物品之量沒有達到人與人之間的邊際用值相等的均衡點。市場競爭會帶來這邊際用值相等，我在《科學說需求》的第七章解釋過了。那所謂市場均衡，是指不同的需求者對同一物品的邊際用值相等，再等於市價。這均衡要基於某些交易費用不存在，但不是基於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如果所有交易費用不存在，不會有市場。換言之，市場的存在是為了減低某些交易費用而起。是哪些交易費用市場要減低呢？我想了近二十年才找到答案，遲些再說，因為這裡還沒有解釋租值及租值消散。另一方面，如果引進產出活動，交易的利益就更大了。這是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生產成本不同，各自專業產出然後交易的利益可以很大。有產出活動的市場均衡，邊際成本要加進去。這也是後話。

第二個要在這裡先說一下的話題，是科斯定律。也只能略說——這定律的詳盡分析是卷三《制度的選擇》的工程。這裡要說的不是科斯一九六○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而是早一年他發表的《聯邦傳播委員會》其中的一句話：「權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我認為這是科斯定律的幾個版本中唯一可以稱為「定律」的，只是「清楚」（clear）一詞還有待商榷，但不值得花時間爭議。

交易要有私產性質

科斯的思維當年有震撼性，因為他說的市場交易不是什麼汽車、蘋果，而是看不到、摸不著的音波頻率。音波頻率是可以界定的，事實上可以界定得清楚。好些其他在市場見到的物品或服務，其權利反而沒有界定得那麼清楚。這裡的問題重心，是權利毫無界定的物品或服務，不能在市場成交。

聖誕節交換禮物是一種市場交易，但雙方的互「送」大家要打開包裝才知是什麼。你送給我，不能肯定我也會送給你，但你有我會回送的期待，或在禮物回送之外的另一些「關係」期待。期待，或胡亂地猜測一下將來的回報，某程度也算是有了界定。任何人到市場購買任何物品，都期待著該物品可以帶來的權利或好處，不一定很清楚，但總要有某程度的權利預期。買回來是你的，你才會出錢購買。這樣看科斯定律，其實是看故老相傳的交易定理（Theorem of Exchange）的一個必需條件，但傳統可沒有說權利要有界定才可以成交。（交易定理是同學們在大學讀到的Edgeworth-Bowley Box的分析，我在《科學說需求》第七章採用了一個比較簡單清楚的方法處理。）從這角度看科斯定律，只不過是指出交易必須有的侷限條件，也即是說某程度上，私產權利的界定（不是說私人所有權）是在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了。在卷三我們會再解釋，權利界定不夠清楚，或交易費用過高，是社會成本問題的重心所在，也是行內認為是科斯最重要的貢獻。



第二節：沒有產出的市場

最簡單的市場交易是沒有生產活動的那種，即是《科學說需求》第七章處理的。沒有生產，於是不論產出成本，好比市場上只有舊郵票或古文物等的存在。可以有貨幣作為媒介或計算單位，交易其實是物品換物品，早就存在的，不是見有價就從事生產活動的情況。

在這簡單的市場內，任何市民見某物品的價夠低，會用自己擁有的其他物品或貨幣來購買，見某物品價夠高會把自己擁有的出售，務求該物品的相對價格跟自己的邊際用值看齊。這是爭取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行為，而每個人在競爭下各自為戰地這樣做，上文提到的市場均衡會是結果。

需求曲線也是供應曲線

這裡有趣的觀點是：價格下降一個人會多購進，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格上升這個人會多沽出，其供應曲線是向右上升的。說有趣，因為在這個簡單的市場中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是同一回事。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價夠高，這個市民沽出，在某價之上其供應曲線對著鏡子看是需求曲線了。這樣，需求定律也就是供應定律了。

我在《科學說需求》幾次強調，不是真有其物的變量可避則避，愈少愈好。「需求量」是經濟學者想像出來的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但無法避免，在《科學》的第六章我解釋過要怎樣處理才能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不容易，但可以處理。現在說到供應，供應量也是意圖，也不是真有其物。可幸供應量與需求量類同，可以說是同一回事，要推出假說作驗證，其處理方法是一樣的。

一個天真的謬誤

這裡要補充的，是傳統的分析有一個天真的謬誤。需求定律是說需求曲線一定向右下傾斜，但傳統說休息或休閒——無疑也是經濟物品——價愈高其需求量愈大，因而推翻了需求定律。有關的分析錯得天真。

傳統的等優曲線分析是這樣的。縱軸為金錢收入，橫軸是一個人出售的工作時間，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為極限。從工資為零開始上升，一個人供應的時間量跟著上升，即是說休閒的時間下降。到了某一點，每小時的工資升到高處時，這個人的每天工作的時間供應量會下降，也即是休閒時間的需求量會增加。翻過來是說，工資上升即是休閒之價上升，到了某一點，休閒的需求量是增加了。休閒之價上升，其需求量也上升，推翻了需求定律。（幾何上，工資上升，工作時間的供應曲線先向右上升，跟著轉彎向左上升。後者是說工作時間減少，休閒時間的需求量增加，推翻了需求定律。）

說這傳統分析錯得天真，因為這分析忘記了一個人不可以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還活得久！疲倦得不能動而還有僱主是奇蹟，但那是僱主需求那方面，這裡可以放過。不能放過的是每個人都要顧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因為工作過度而變得短暫的代價。無論時間工資升得怎樣高，真實的工資收入是這工資減除了因為工作時間過長而引起病痛或一命嗚呼的負值。換言之，每天工作到某一點，上升的時間工資，扣除了生命的所值，其實是下降了，代表著消閒之價下降，消閒的需求量因而增加了。這是需求定律。



第三節：產出市場與合約變化

要通過產出程序的市場的分析是複雜多了。因為生產的成本變化多，需求曲線再不是供應曲線了。我們要處理生產成本與不同的合約安排。二者皆複雜，要向淺中求才可望收穫。這是《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主要任務。這裡的「開場白」是先略談大概。同學可能認為老人家說的跟傳統說的格格不入。老人家說的是真理。

從一個小故事說起吧。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後幾個星期，一位同事申請升職，要通過評審委員。我是其中之一，而作為當時的系主任，我不能一題也不問。我見該同事的研究工作專於生產函數（production function），即是生產要素的投入與成品產出的關係的分析，於是問：「如果你在街上給一個擦鞋童（當時的香港還容許這行業）把你的皮鞋擦亮了，你給他二元作酬報，這二元是購買他的勞力呢，還是購買皮鞋上的光亮？」他答不出來！所有生產函數分析都有這樣的尷尬。

答案是二者皆對：產品市場也就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分不開，只是不同角度看同一市場。

穿珠仔的例子

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發表的《從穿珠仔看新勞動法》是舊話重提，但說得詳盡一點：

「二戰後幾年，香港西灣河的山頭住著些破落戶，是貧苦人家，我家一九三八建於該山頭，相比起來是『豪宅』了。貧苦人家不少以穿珠仔為生計，一個人從早穿到晚只賺得四口便飯一餐，魚肉是談不上的了。很小的不同顏色的玻璃珠子，用線穿起來成為頭帶或腰帶，有點像印第安人的飾物，當時西方有市場。由代理人提供珠子、線與顏色圖案的設計，操作者坐在自己家裡按圖穿呀穿的。以每件成品算工資，是件工。

「代理人是老闆了。不知是第幾層的代理，他的報酬是抽取一個佣金。佣金多少或是秘密，或是胡說，但不同的代理人不少，有競爭，看他們的衣著，整天在山頭到處跑——交、收、驗貨——其收入也是僅足餬口吧。

「上述的平凡例子有幾個絕不平凡的含意。一、從簡單的件工角度看，勞動市場就是產品市場，二者分不開，傳統的經濟分析是錯了的。二、如果政府管製件工的工資，就是管制產品的物價，價管是也。三、沒有任何壓力團體會對穿珠仔這個行業有興趣，因為作為代理的老闆，作出的只是時間投資，賺取的只是一點知識的錢，身無長物，沒有什麼租值可以讓外人動手動腳的。四、這些可憐的代理老闆，就是經濟學吵得熱鬧的principal-agent這個話題的主角人物。這題材可不是起自我一九八三的《公司的合約本質》，而是起自我一九六九發表的《交易費用、風險規避與合約選擇》。」

如上可見，「勞動力」（生產要素）與「珠仔帶」（產品）是不同之物，但購買勞動力與購買珠仔帶是同一回事，市場一也，跟擦鞋孩子與皮鞋光亮的例子一樣，只是穿珠仔多了一些「中間人」。以件工算工資，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合約形式大致相同，多了中間人的監管與訊息的傳達只是為了減少市場顧客需要做的工作，以中間人的專業處理成本較低。

時間工資合約有變

讓我們跳到以時間算工資的例子。這裡合約選擇的變化比物品市場與件工合約市場的變化多了不少。嚴格來說，時間工資市場與物品市場還是同一市場，只是合約的形式有別。更重要的是工人的時間本身不是物品，不是顧客要購買之物，雖然原則上市場的任何產品都可以按產品之內的多個不同工人的參與貢獻，以及各種原料的採用與機械的租值加起來算價：每個不同工人的小小貢獻之價，瑣碎原料之價，機械租金之價等。這樣看，產品市場還是生產要素市場，二者一也。不要以為物品的顧客沒有那樣瑣碎地算價，市場就改變了。顧客沒有這樣算，但通過產出機構的老闆或「中間人」，這些瑣碎之價是算了的，跟穿珠仔的例子相比遠為複雜，但原則還是一樣。

因為時間工資不是直接量度產品的貢獻，監管的問題跟件工合約有很大的差別，牽涉到我在本卷第三章與卷三提及的「履行定律」。合約的選擇是一九六六年我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提出的研究話題。多年過去，這話題的重要性愈來愈明顯。這裡我要指出的是科斯一九三七年提出的公司替代市場不是正確的看法。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責任或權利的界定會跟著變。詳盡的討論要到卷三《制度的選擇》才處理。這裡要指出的重點是：生產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的分別是合約的形式不同，但市場一也。



第四節：結語

不要以為我吹毛求疵，強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作為同一市場看。傳統分開處理往往顧此失彼，失誤頻頻，而漠視了合約的選擇與經濟整體的合約結構，看少了很多。不同產品當然有不同市場，但同樣產品，把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開處理可以嚴重地誤導。話雖如此，為恐讀者跟不上，有時我也逼著要跟傳統的說法，其實是說不同的合約安排。

要明白市場交易的運作，我們要注意兩件事。其一是合約選擇，其整體要到卷三才處理，雖然從這裡到那裡我們在途中無可避免地偶爾涉及。第二件重要的事是概念的掌握。在卷一我們處理了與需求有關的概念：缺乏、競爭、均衡、功用、用值、換值、何謂價、何謂量等。卷二轉到收入、利息、投資、財富、資本、成本、租值、利潤、盈利、社會成本、交易費用等。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其他科學，概念的掌握比經濟學重要。

可以這樣說吧。有解釋力的經濟理論是淺的，但概念掌握得不夠好這些理論不管用。有實用性的經濟學概念是從人類行為的規律引申出來，可以看為是一類經驗定律。這些概念是從斯密到今天二百多年的思想與觀察的累積所得，是一些重要的思想遺產了。演進過程千山萬水，可惜今天的專業文章沒有教，一般課本說的要不是不夠深入，就是錯多對少。經濟學的概念掌握要頻頻用真實世界的觀察作印證才能學得到家。古往今來，能全面掌握這些概念的經濟學者不及一掌之數。

宏觀分析的失誤6：財赤有害嗎？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六）：財赤有害嗎？



一個國家的政府財政赤字屬宏觀話題，二○○八年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後成為大話題。一個國家可以承擔得起多大的財政赤字老生常問，傳統的答案：政府財赤的上限是政府稅收可以支持得起負債的利息。是淺見。曾經跟弗裡德曼談及，他提出另一個上限，今天我忘記了。

一般的意識，是財政赤字會把債務推到下一代去。也是淺見。幾個月前歐洲南部的幾個國家，尤其是希臘，頻傳近於破產。一時間國際人士紛紛計算幾個「危難」之邦的赤字在國民收入中的百分比。風聲鶴唳，導致這些國家的債劵暴跌，要再發行新債券利率飆升。

中國呢？國家有龐大的外匯儲備，中央上頭的財赤不是問題。但據說地方政府的財赤或欠債加起來高到天上去，朋友問我意見。無從回應，因為不知實情。我對政府財赤有另一種看法：政府花錢多少無所謂，問題是社會收益的回報是否足以抵償花去了的錢而有餘，即是要問政府花錢的社會回報率是否高於欠債的利率。政府花錢或投資要從社會成本與社會收益衡量。這些「社會」賬目歷來不明朗。就是私營的機構，甚至有嚴謹審查的上市公司，造假帳時有所聞，何況政府，更何況牽涉到社會成本及社會收益。

（六）國家沒有資產負債表是困難

剛想好怎樣寫此文，楊老弟懷康傳來一篇貝克爾（Gary Becker）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打斷了思路。那就讓我以評論貝兄的一個要點作為分析政府財赤的起點吧。貝兄對中國的前景看得不錯，但他說的中國與我所知的中國是兩回事。最近他造訪神州，說跟很多中國的經濟學者、商家、幹部傾談過。是誰誤導了他？

貝克爾對中國經濟體制的主要批評，是國營企業還是林立，效率欠奉，沒有私營企業的活力。他指出現代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不靠私營起家，中國的經改到今天雖然大有看頭，但人均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要富有是另一回事。國民收入的算法我曾力斥其非，但同意富有談何容易。另一方面，私產、私營等是經濟要發展的唯一出路的觀點，顯然是芝加哥學派的傳統思維，今天看是有點僵化了。早在一九七○年我就說私產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權，一九八六年說承包合約可以是私產的替代。大家知道，先進之邦的上市公司一般是公有的，雖然股權屬股民或某些機構所有，跟今天中國的上市國企差別不大。在中國，好些企業的股權全屬國有，其運作通常是斬件判出去給私營的。西方的上市公司要賺錢，中國的國企同樣要賺錢。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術瞞騙可能被訴之於法，中國國企的可能被雙規。今天我還擔心的是中國的某些龐大國企的壟斷權還被政府維護著。

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的神州版寫道：「私產與市場對改進人民的生活無疑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加進界定經濟制度的合約結構與安排來看問題。」事實上，《制度》的整本小書是分析層層承包的串連與佃農分成的安排，不僅是西方學者高舉的私產的替代，其運作遠比貝兄認為是以私產為主的落後國家的運作來得有效率。

我們不要管是什麼名稱，科斯和我四十年前就認為私人所有權不重要。我從中國的經驗學到的，是論產權有點空中樓閣，重要的是以合約結構界定權利與帶動競爭。大有效率的合約結構，因為把權利與責任界定得清楚，可以闡釋為有私產的本質，但私產不一定能帶動中國那種競爭。北京的朋友不喜歡聽到那個「私」字，我們大可不說。另一方面，貝兄高舉的私產或私營，在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不善的情況下，一窮二白的例子到處都有。我在《制度》的神州版也說得清楚，中國獨有的制度，用在一個人口那麼多資源那麼貧乏的國家無疑是天才之筆，但人口稀少而又資源豐富的，可以大派福利，不一定用得著。中國目前令我憂心的不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的制度，而是從貝克爾高舉的先進之邦引進的勞動法例、貨幣政策、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等項目。

國企不要錢嗎？去問有關的幹部吧。他們不懂生意之道嗎？我沒有他們懂那麼多。他們不明白市場嗎？我沒有見過比中國的地區幹部更明白什麼事項由市場處理得較好，什麼事項政府處理優勝。他們知道政府擁有土地徵用權（power of eminent domain）可以減低市場的交易費用，於是利用此權推出項目，凡是遇到他們認為是私營與市場會辦得比較有效率的事項，他們判出去。手續上先進之邦要十多年才能辦到的，他們只用幾月。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的界外效應他們有考慮嗎？絕對有。但他們也知道如果項目要虧蝕，獎金與升職免問。認為不會虧蝕的他們會「社會」一番。他們會作出錯誤的投資嗎？當然會，私營與市場也會，哪方比較優勝天曉得，但中國的經驗是說，讓貝兄的思維策劃中國的經濟改革，中國今天還會是一窮二白。

我對貝克爾及昔日的舊同事沒有貶意，只是深信經濟學者的天才比不上經濟壓力逼出來的合約結構制度。是十三億窮人需要吃飯的壓力。我自一九六六年起研究合約，很集中，沒有中斷過，其後從中國經改的第一天起開始跟進，也沒有中斷過。然而，撫心自問，我沒有本領發明中國制度的合約結構，雖然這裡那裡有好些地方跟我八十年代建議的有雷同之處。昔日美國的同事主張的私產制度當然比大鍋飯好，但更重要是國家整體的合約結構。我會在將要大修的《制度的選擇》詳述。

現在讓我轉到政府財赤的話題去。從一傢俬營公司說起吧。這傢俬營機構在會計上有一個「資產負債表」。此表的一邊是資產，asset value是也。另一邊是負債加資產淨值，即liability加equity，後者可稱capital。這兩邊永遠相等。香港中學課程有教，雖然會計學教到最高之處還是那張資產負債表。

讓我們假設這家公司誠實，其資產負債表算得精確。這公司作投資或做生意，有收入，也有負債。衡量這公司的實力與發展，最可靠是看它的資產淨值及其變動。公司經營得法，有前途，每次重估這淨值會增加。到銀行借錢銀行職員主要是看這資產淨值，考慮打個折扣可以借多少。借錢是負債。可以借多少呢？原則上可以借盡地球上所有可借的錢。只要資產淨值上升得精彩，這家公司的收入多少或虧蝕多少也不會倒閉。原則上，這家公司的負債甚或財政赤字可以高到天上去，因為預期的未來收入會反映在資產淨值這項目上。

一個國家也是一間公司，但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可靠的資產負債表。中國的國營企業一般有。讓我舉一個足以欣賞的實例：成都的「寬窄巷子」。這個文化消閒的商業項目全由政府擁有，用註冊公司從銀行借錢投資五億人民幣，興建後所有商店租出去私營，今天估值十五億。假設原先借下的五億沒有清還過，這家國企今天的資產負債表大概是資產十五億，負債五億，資產淨值十億。從任何角度衡量寬窄巷子是成功的投資，負債大可再增幾個億來作其他投資去。

這個實例教我們很多。第一，國企投資當然可以虧蝕，但私人企業也可以虧蝕。今天的中國，責任上國企不比外間的私企差，而我的感受，是比起外間的上市公司，國企幹部的職責界定比外間的來得嚴謹。第二，國企的幹部非常清楚哪些事項他們會做得比市場較有效率，什麼應該判出去讓市場的私營運作從事。後者他們是不會染指的。第三，整個體制的合約組織重要。界定責任就是界定權利。只要這界定的合約組織運作得宜，是否私產是不重要的。

讓我談第二類項目：基建如公路、高鐵等。由政府策劃及建造，使用者要交費，扣除利息，政府可以有盈餘也可以虧蝕。這裡的問題是收費的進帳或多或少外，界外的效應（那所謂社會效益）重要，但不容易算得準。協助工業發展的利益難以估計之外，公路所及，影響地價上升是利，影響地價下降是損。這些都要算進基建投資的考慮。可能因為中國人多，公路等基建項目通常比美國的成功。美國的公共交通設施，單從直接收費衡量，政府投資十次輸足十次。

最後一類政府投資最麻煩。擺明有社會效應，但政府不收費，或要補貼，於是以抽稅的方法處理。醫療、教育、福利、公安、國防——後者包括戰爭——屬這類。公安與國防的社會成本及社會利益我沒有考究過，但醫療、教育與福利的政府補貼，我知道的通常沒有可取的社會效果。布坎南等學者作過不少研究，結論一律說是災難。原因是這些項目由政府處理其成本一律遠高於市場處理，而社會效益模糊不清，利益團體容易混水摸魚。

這就帶到本文要作的結論。政府的財政赤字是指稅收（及其他收入）低於支出。究竟這財赤可以容許多大，答案是原則上可以無限大。關鍵是從社會整體看，政府支出的回報是否有盈餘。這盈餘的或大或小，甚或負值，難估計。尤其是，社會的成本與社會收益往往無從直接量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有上蒼之能，可以按時算出準確的國家資產負債表，社會的收益是否高於社會成本，會反映在該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房地產總值的變動，人民的知識資產的變動，扣除有關的社會成本，會反映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的資產淨值的變動中。只要這淨值有長進，反映著的是國民收入的增長——包括預期的增長——高於有關的社會成本。這樣，政府稅收不足，有財赤，發行貨幣填補是不會引起通貨膨脹的。

政府花錢不是禍，大事花錢也不是禍。亂花一通——不管社會收益與社會成本那種——才是。亂花一通，這一代的財赤會是下一代的悲哀；花得有道，這一代的財赤會讓下一代收成也。

（宏觀失誤之六，完）

宏觀分析的失誤5：國民收入漠視伊甸園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五）：國民收入漠視伊甸園





「國民收入賬目」（national income account）是宏觀經濟的第一課。公認是最沉悶的經濟學題材。當年同學之間沒有一個有興趣，可幸大家知道老師不會在這方面出試題。國民收入賬目是教政府怎樣統計幾種不同的國民總收入，國際貿易怎樣入賬，稅收及政府財政怎樣算，等等。悶得怕人，當年我無法集中五分鐘。



這裡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有關話題。國民收入賬目用政府的統計方法，沒有多少經濟內容，如果我們以經濟學的概念來衡量這些統計數字，會發覺不少地方跟經濟理論是合不來的。不幸是「宏觀」以這些數字來論經濟。



（五）收入數字容易誤導



國民收入的統計是為了大概地衡量生活水平。一國之內，這些統計數字的變動誤導成分不高，但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是另一回事了。



不久前（二○一○年八月）報導說，中國的總國民收入開始超越日本的，意思是說剛剛超過。這是以美元算。以實質總國民收入算，我認為早就超過，而且超過很多。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三十多倍，好用的土地約二十倍。以美元算，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要超越日本十倍恐怕是很久的將來的事，但以實質算超越十倍不應該困難。日本的物價比中國高出很多，而日圓在國際上奇強，這樣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實質收入是高估了。中國與日本的實質收入差別要怎樣調校才對不是淺學問，是我要說的題外話了。



要說的是比較有趣的三點。其一，我認為日圓在國際上強勁是政治壓力使然，早期有外來的壓力，後期日本人出外投資者眾，保持日圓的強勢有助。國際上有些專家認為日圓持久地有強勢是因為技術上政府難以減弱。這不對。日本的經濟不振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二○○一年在舊金山跟弗裡德曼談到日本，他關心，說那裡的貨幣供應量推不上去，日圓過於強勁，是以為難。我認為一隻弱幣要增強可能不容易，但強幣要轉弱則易如反掌。大手增加貨幣的供應量，導致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五左右的通脹率，日圓的國際匯率會應此增而下跌，何難之有哉？弗老當時指出日本的國會不通過可以大手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方法。最近（二○一○年九月）日本說要用直接干預的手法來壓制日圓的強勢，是一種政治言論。一個國家的國際幣值弱，要加強可能要推行外匯管制，或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購回自己的貨幣。但貨幣在國際上有強勢是另一回事，要調校轉弱是容易的。一隻貨幣的弱勢與強勢的調校困難是不對稱的。



第二點。國際上的言論，老是喜歡把國與國之間的國民收入相比。不是以實質收入算。通常以美元算。這種比較源自經濟學上的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中譯「購買力平價說」）。此說也，指同樣的幣值，在不同國家其購買力會相同。這裡牽涉到的一方面是深學問，說來話長，這裡不說；另一方面是淺學問，只幾句就說完了。說淺的吧。淺的有兩個看法，讀者選哪一個都「對」！第一個看法，是阿爾欽提出的：「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永遠對，因為不可能錯。這是說，無論國與國之間有沒有匯率管制，或關稅各各不同，或有多種貿易約束——在這些及其他侷限下，物價不同只不過是反映著侷限不同，非不「平」也。扣除這些侷限物價會相同，加進侷限，物價因而不同，不能說parity不保，所以購買力平價說是套套邏輯，非理論也。阿師之見當然對。好比你走進內地的機場喝一杯咖啡，其價比機場外高五倍，侷限不同，價因而有別，你可以不喝，何不平之有哉？另一個看法是以一隻貨幣算物價，漠視侷限，國際相比，同價但實質的享用不同，或享用相同但物價不同，所以不平也。這看法當然也對。怎樣也不對的是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因為根本不是「理論」，也沒有說明是哪個看法，屬無家可歸之類。蒙代爾的弟子（R. Dornbush）曾經大書特書，薩繆爾森大讚特贊。不知是套套邏輯而試行以之解釋世事是令人尷尬的。



第三點也有趣。為寫此文，我掛個電話給一位對日本樓房市價有認識的朋友，得到的二○一○年中期的數據是：日本城市與中國城市的樓房市價，以美元算，大致相同，奇怪地近於完全一樣。不是歷來一樣，而是二○一○年報導的、中國的總國民收入與日本的打平之際，大家的樓房之價一樣。是以每平方面積算價的。我們知道在這時期中國的高樓大廈林立，多得驚人，而中國的土地面積比日本的大很多。這樣，以房地產的總值算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很多是沒有疑問的，雖然高出多少倍我手頭上沒有數據——若有數據，為這倍數作大約的估計不困難。房地產的財富中國比日本高出那麼多，總國民收入怎會是剛好打平的？



房地產的市值是任何國家的財富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日本與中國來說無疑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所得，而收入是將來的收入，無可避免地牽涉到大家看不到的預期。無從觀察的預期是經濟分析的大麻煩，我們只能從看得到的侷限轉變衡量。二○一○年，中國內地的住宅租金的每年回報率只約樓房之價的百分之二，非住宅約百分之五，皆低於百分之六以上的銀行借貸利率。這顯示著中國的預期收入或通脹或二者的合併會上升。這預期上升，加上經濟穩定，外資湧進中國不難理解，可能是內地樓價政府總是打不死的一個原因。



當然，樓房之價可以暴升暴跌。這些大幅的波動可能起自牛群直覺的亂闖，也可能起自財富累積的倉庫選擇有轉移。願賭服輸，歷史的經驗說這二者對經濟為害不大，主要是市場把財富再分配一下。然而，這暴升暴跌也可能起自政府的政策失誤，或像二○○八年美國發生的不幸，金融市場的合約隱瞞著一個大騙局。源自這後二者的樓房之價暴跌對經濟會是為害不小的。



轉看美國吧。二○○三年美國的樓房市價高出中國的不止一倍，但二○一○年可能不及中國的一半。從樓房之價看財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比對出現了大變動。然而，作這種比較，美國與日本的侷限在兩方面很不相同。其一是美國的房地產不是他們最主要的財富。美國的主要財富是知識與科技資產的所值。論科技知識日本也了不起，中國還是遠遠地落後了。這裡我要指出的，是美國的房地產之價大幅下降，代表著的財富下降是上述的不幸的那一類，對他們的國民收入增長有不容易解決的麻煩。然而，從富裕的比較上，因為美國的知識財富了不起，他們在國際上的優勢還會持續。



第二方面，美國不僅地大物博，人口不及中國的四分之一，以地大而言他們的居住環境可能冠於地球。這樣，無論他們的樓房之價怎樣下跌，在人均的樓房實質享用上，日本與中國是永遠不及美國的。從國際的局面看，樓房的享用收入一般是在總收入享用的四分之一以上。這樣衡量，以人均的實質收入算，中國要超越美國是遙遙無期了。



「宏觀」的國際經濟比較難以衡量。就是假設美國的地價下降到零，含意著樓房之價再下跌，但那重要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實質上遠超日本及中國的。問題是國民的財富下降了，那裡的市民採用防守策略，對經濟的增長不利。



當二○○八年雷曼兄弟事發，金融危機震撼地球，我立刻說美國的資源依舊——房地產與知識資產皆依舊——還是人傑地靈也。單以資源論前景，這前景沒有變。問題是資源的所值是通過市場來釐定的。金融市場出現了問題，是人為之禍，原則上可用人為的方法修正，收復失地指日可待。傳統上這種修正屬宏觀的範疇，但我們看不到這門學問作出了什麼貢獻。是宏觀經濟學的大考，打個零分的教授恐怕不少吧。



最後讓我轉到《聖經》說的伊甸園的例子。那裡除了禁果不能吃，其他應有盡有，享之無盡。伊甸園之內沒有財富，也沒有缺乏，因而沒有價，國民收入談不上。亞當與夏娃享受著的全部是消費者盈餘（consumer's surplus）。我們在上文提到的實質收入是價格調整後的收入，在伊甸園不存在，但說到實質享用消費者盈餘要算進去。原則上這盈餘是可以量度的，但國民收入一般沒有算進。



回頭看上文提到的美國房地產的例子，跟中國相比遠為容易接近一個伊甸園。假設他們的地價下降至零，他們的人均樓房享用依舊，雖然他們的財富及國民收入下降了，但因為樓價也下降，消費者盈餘的上升足以抵消有餘。如果我們不管這些下降會帶來的其他不幸，國民的生計沒有下降。另一方面，純從房地產看，因為消費者盈餘沒有算進，加上需求彈性係數的考慮，一個國家的財富與國民收入上升可能代表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地球上不同的國家，某程度上各有各的准伊甸園。以我為例，中國的古文化享之不盡，除了自己的時間其價近於零。曾經提及，購買及移植成長了的桂花樹，中國之價只約美國的五十分之一。這些是消費者盈餘很高的享受。國國不同，但每國家都有自己的多個准伊甸園。另一方面，消費者盈餘這回事，不同地方的變化可以很大。這些變化，國民收入或國家財富一般沒有算進去。從經濟科學衡量，人與人之間的財富相比沒有多大意思，何況國與國之間。國民收入的相比也如是。可以考慮及有點用場的是財富或國民收入的轉變，但要基於某些其他情況不變，也要考慮彈性係數的左右。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伊甸園。好比今天早上我研究古文物，下午寫書法，晚上做文章——全部自得其樂，而此樂也，皆消費者盈餘。算是富有嗎？世俗說不算。但上蒼有知，如果我的多項玩意本領可以轉讓——不是賣書法，而是寫書法的本領可以賣出去——排隊輪購的人不少吧。伊甸園的放棄是多賺錢的代價，要多賺錢，是說這代價在邊際上下降了。人浮於事的現象增加是需求定律決定的。



（宏觀失誤之五，未完待續。本來打算這是最後一篇，寫兩節，但一節太長，要分兩篇寫。）

經濟學術的拼圖遊戲

寫了四篇《宏觀分析的失誤》，還沒有寫完——還有一篇吧——累了，要鬆弛一下。這系列文章我寫得格外用心，容易累。正在進行大修《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行為》——我要加進一章評論宏觀分析。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貨幣的書，更多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的。關於貨幣，我出版了《貨幣戰略論》那本文章結集，算是作了交代。

宏觀呢？想不出理由要寫一本書。多年以來，行內朋友認為我的價格理論（微觀也）自成一家，但「宏觀」我不懂。知之為知之，不懂為不懂︰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不久前讀蕭滿章傳來的一篇長文，其中提到老師阿爾欽說︰「世界上沒有宏觀經濟學這回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macroeconomics!）這是強烈的否決，或者阿師認為不需要有。我不知有無，只是不懂。四十年前科斯與巴澤爾對我說︰「你不懂的是錯了吧，為什麼不把你不懂之處寫出來呢？」最近的四篇「宏觀」是寫出來了，因為增加了多年的觀察與思考，胸有成竹，直說是錯。話得說回來，我沒有跟進四十年來的宏觀大師之說，偶爾涉及，認為以「理性預期」（rational expectation）推出的假說難以驗證。說實話，從事經濟解釋那麼久，我對經濟學者發明的、看不見的行為有恐懼感。另一方面，對那些所謂宏觀現象的推斷，我比較滿意還是價格理論的分析。

不寫一本書，以一長章處理宏觀失誤是適當的。這長章就是《宏觀分析的失誤》，分六節，開頭四節就是這裡前四期發表的，格式上略為修改可成章。把這章放在哪裡呢？思前想後，最理想的地方是放在《供應的行為》的《利息理論》那章之後。我的利息理論來自費雪，跟著的《宏觀》的第一節接得好。《利息理論》本來是《供應的行為》的第一章，這次大修，打算補加一章題為《市場概論》的作為引言，《利息理論》改為第二章。第三章是《宏觀分析的失誤》。既然說開「宏觀」，跟著的第四章也是新的，題為《貨幣制度與倉庫理論》，是簡略地分析貨幣與行內歷來認為是深不可測的財富累積（後者稱capital accumulation，capital與wealth是同一回事）。《供應的行為》跟著的格局不變，只是好些地方需要改進、補充。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九年前寫的，思想當然有變。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有八個不同版本，即是修改了七次。《經濟解釋》只修一次，修得比較多無可避免，希望代表著進步。

回頭說《宏觀失誤》開頭的《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解釋投資與儲蓄是同一回事──刊出後讀者嘩然。我看不到傳統的宏觀分析有拆解之道，不知今後老師們要怎樣教才對。根深蒂固的謬誤通常驅之難去，但我解釋得用心，例子示範得清楚︰皇帝根本沒有新衣！老師說皇帝有新衣，學生舉手提出質疑，老師怎還可以教下去呢？

上述四篇文章，我最感稱意的是第四篇︰《失業要從公司看》。解釋「失業」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大難題，在此之前沒有誰作過圓滿的解釋。我這篇其實還不夠詳盡，加上拙作《制度的選擇》的第四章就夠了。解釋得圓滿，沒有漏洞。

凱恩斯學派對失業的解釋不成，是影響了我的師友之見。雖然大家知道福利經濟與最低工資對就業不利，但大家也知道好些失業是不能靠這些人為侷限解釋的。四十多年前施蒂格勒、阿爾欽等人從訊息費用的角度解釋失業。這角度應該對，但我認為他們摸不準，有套套邏輯的味道。訊息費用要放進哪裡才對呢？這是大麻煩！我把它放進公司，再在公司的合約中放進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放對了，對得非常對。一子對，整個失業難題變得豁然開朗，得到的多個假說不僅容易驗證，支持的事實多得很。以中文發表比較難以傳世，但據說該文被網上客罵得厲害，有助。真理被罵得愈多，傳世的機會愈高，是思想史的規律。

這裡要說的，是《失業要從公司看》的所有要點，我早就知道，在其它文章提及過，只是沒有加起來看失業。動筆前我的直覺是加起來看失業可能有驚喜的發現，對蕭滿章先說了。胡亂地想了一個星期，遠不達結論，只是這裡想一下，那裡想一下，坐下來對著稿紙再算。這是我慣用的進攻法門。這次坐下來，寫到半途我就知道執到寶，因為愈寫愈清晰。有多個思想片段，每個片段早就想過，以事實驗證過，但加起來會怎樣自己事前無從猜測，要坐下來猛攻幾個小時或幾天甚至幾個星期才有分解。這是學術研究的樂趣。

以思想片段加起來而得到有機會傳世的文章，我逾古稀之年竟然命中三次！「失業」是第三次。第二次是修改《科學說需求》時決定補加一章，題為《共用品的經濟分析》。「共用品」也是經濟學的大難題，此前沒有誰能成功地「破案」。我自己沒有這樣的雄心。半年前在修改《科學說需求》時，不知怎的認為要多加一章，擴充以前略談的一節。早就知道需要補充，但以獨立的一章處理，是隆重其事，要增加內容，多想一下。某天零晨三時，睡不著，走到書桌前坐下，把多年來想到的關於共用品的多個片段寫在紙上，每個片段只一兩句，加來加去，一下子發覺共用品這個大難題全部解決了！

得來容易的共用品分析明顯地有足夠的實力傳世，可惜這話題雖曾紅極一時，跟著行內不了了之，到今天，經濟學變得味同嚼蠟，對共用品還有沒有興趣很難說。

文章要傳世，合時宜是重要的。我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好些朋友認為如果早出十年會有震憾性，因為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理論紅極於五十年代，一九六九已是日暮黃昏。雖說一個人的思想永遠是受到時代的影響，但有創意的合時宜文章難度極高。先知先覺或後知後覺皆不成。要講碰巧，也要講運情。奈特一九二四年發表的關於產權與社會成本的大文是出得太早了，科斯一九六○年舊調重彈，時間上恰到好處。

上文提到的、上星期在這裡發表的關於失業的文章，算是合時宜了。網上客罵得那麼厲害是證據（一笑）。兩年前發表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也極合時宜。那是我唯一的受到大時代轉變的影響而針對大時代下筆的文章，時間無疑命中。傳世要講運情，該文的運情要看今後中國的發展怎樣。中國的運情好，該文的運情也好。

說到《中國的經濟制度》那本小書（或長文），也是由多個思想片段組合而成的。遠不如寫共用品或失業那麼容易，不是只幾天甚或幾個小時就能把那些思想片段組合成為一幅完整的圖畫。大好的學術文章，尤其是我嘗試的那種，是拼圖遊戲。一片一片地拼，《共用品》與《失業》花時甚短就拼了出來。但《制度》一文我拼了好幾年，還要頻頻靠時來運到。困難所在是清楚的。中國的制度我早就依稀地看到一幅絕妙的圖畫，拼出來所需要的思想片段很多。一九九七年我發現地區之間的競爭激烈，知道是該圖畫的主要特色。開始拼圖時認為片段太多，要淘汰，但到後來卻認為片段不夠，要加進。不可或缺但還沒有的片段是些什麼呢？要花時間找尋。單是增值稅率全國劃一就困擾了我幾個月，夢中無端端地想到一九六七年讀過的馬歇爾的一個腳註，救一救。

同學們要玩我這種思想拼圖遊戲嗎？以經濟學而言你要從初學練起。你要有無數的真實世界的觀察，日思夜想，從而得到無數的思想片段。遇到一個需要解釋的經濟話題，你要先在腦子中依稀地想到一幅圖畫，然後把自己「珍藏」已久的無數思想片段，選一些可能是有關的拼進去。熟能生巧，加上時來運到，你有機會拼得很快，而拼出來的完整圖畫可能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的經濟制度西方沒有，那裡的學者無從問津這個拼圖遊戲。但共用品與失業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大難題，重要的，卻沒有誰處理得清楚地對。輪到我拼這兩幅難度極高的圖畫，竟然遠比事前的意識來得容易。究其因，是我在這些難題上斷斷續續地想了多年，可以拼圖的思想片段有足夠的累積。

年逾古稀是有著數的。經濟解釋要講經驗，要靠思想片段的累積。經濟學術上的拼圖遊戲，老人家今天還是寶刀未老。

宏觀分析的失誤4：失業要從公司看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四）：失業要從公司看





失業是宏觀經濟分析的主題，絕對是。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促成的。失業人多是大麻煩，因為會導致社會不安定。什麼是失業不容易下定義：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賤，或願意接受低工資，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謂失業今天經濟學行內還有爭議，還有些有份量的學者認為沒有失業這回事。這定義上的困難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解釋過了。不能否認的，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有失業率的統計，公佈的數字大致上是跟經濟增長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業統計方法，其衡量跟經濟學者的意識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業定義，是一個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這個人可以在街頭做小販，是就業，但他見到一些本領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嘗試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業的定義，但騎牛搵馬不算，政府的統計也不會算。一個人打工，被解僱了，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繼續找，是失業，多半會被政府的統計算進去。原則上這樣的失業是不會持久的。人總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轉作街頭小販不論，任何人，只要願意接受夠低的工資，總會找到工作，但因為我在《制度的選擇》提到的種種原因，這個人不願意接受，因而失業。這就帶到我要批評宏觀經濟分析的第四點。



（四）沒有公司組織，失業不會出現



人類在地球存在了逾萬年，有可觀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業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話題，只不過是一百年來的事。中國是個古文化，人口數量歷來冠天下，但失業成為話題只是最近二十年才聽到。要不是未富先驕，兩年多前從西方引進新勞動法，在此之前中國的失業率最高約百分之四（國企改革工人下崗不論）。這數字，西方的先進之邦不會認為是需要關心的失業情況。



在一個以家庭為產出單位的國度，物品的產出主要是農產品及手工藝品，士、農、工、商皆有所業，失業是不存在的。其實家庭也是一種公司組織，只是少有甚至沒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資合約這種安排。下文可見，沒有工資合約是不會有失業的。講深一層，失業的出現不是因為有工資合約，而是因這些合約中比較普及的，是以時間算工資。



十八世紀初期的歐洲，尤其是英國，工廠（factory）開始出現，逐步普及，替代了銷售商判給家庭產出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著的「工業革命」有好幾種闡釋，最重要是僱用員工的大工廠變得時尚。有兩個原因。其一是紡織機有了兩大發明，此機龐大，成本不輕，但操作快。這樣的機械是不宜用於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個人專業產出，可使整體的產量暴升。一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產量上升多倍。這現象啟發了斯密，他以造針工廠的實例起筆，寫成了刻劃時代的《國富論》。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輕的科斯發表《公司的本質》——工廠屬公司組織——提出公司是市場的替代之說。他說因為有交易費用，好些產出活動沒有市價指引，應該產出什麼及怎樣產出於是不能依靠市場的無形之手，公司之內的產出活動是由有形之手指導及監管的。那是經濟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費用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指出公司替代市場之說不對，正確的看法是一種合約替代了另一種。該文以實地調查香港工業的件工合約為出發點。工廠工人的薪酬以個人產出的件數算，每件之價可以看為市價，而如果整間工廠公司的所有產出活動皆以件數算工資，老闆只是中間人，「公司」與「市場」明顯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實世界的產出運作，是不同機構之間互相外判，互相連接，產出合約的網絡可以廣闊地串連著整個經濟，所以除了財政、債務有清楚的個別界定，我們無從把不同的「公司」的產出活動個別劃分。這觀點就是後來行內出現的「公司無界說」的根源，我沒有跟進。然而，拙作含意著的一個要點，是市場就是市場，其中有多種不同的合約安排，但沒有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之分。這推翻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架構，牽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廣泛，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及，有機會大修時會更為詳盡地處理。



回頭說失業，上文提到的「公司無界」與「市場一也」，皆與失業有關連，但複雜，要用一本書處理。簡言之，從公司合約的角度看，說一個可以工作的人失業，是說他一時間找不到他願意接受的公司夥伴合約。這可以是大麻煩，因為上文提及的、參與「公司」的分工合作，個人的收入往往遠高於個人獨自產出的收入。如果一個經濟沒有失業，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達到了一個均衡點，個人的獨自為戰（例如做街頭小販）的收入會跟同樣本領的人參與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業率上升，參與獨自產出的人口增加，他們的人均收入會下降（以街頭小販為例，其數目上升小販的收入會下降得快）。這會導致獨自產出的收入低於參與公司的收入，市場的運作早晚會把參與公司的收入拉下去。這裡的含意是，失業率愈高，再增加失業的一個百分點對社會的損害愈大。



現在讓我們轉到公司的合約本質對失業的影響吧。件工合約是不容易甚至不會出現失業的。從最簡單了當的件工看，那只不過是產品市場通過老闆作為中間人。經濟不景，產品之價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著下降，無怨可言，等經濟回升吧。我當年調查所得，一家工廠收到的訂單下降，或買家要求製造新產品，老闆上頭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價。怎會有失業呢？工人知道訂單不足，或件價下降，不轉工就要認命，要等待經濟的好轉。



以獎金、佣金或分紅等作為工資的一個重要部分的合約也不容易出現失業，因為這些有自動調整工資的彈性。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紅合約最普及的國家，公司員工分紅之巨，每年是國際新聞。當日本的經濟在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急速下降時，失業率不變，只是公司員工的分紅跌得厲害。過了十年八載那裡的分紅跌至近於零，不知今天怎樣了。



無可置疑，失業的大量出現，以時間算工資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難。我曾經指出，過於瑣碎的工作，或產品件件不同，或質量的要求高於行內的競爭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確地分開個別的貢獻，等等，件工合約會因為量度費用（也是交易費用）過高而不能採用。量度時間的費用低，時間是長是短不會有爭議，於是相當普及地被採用了。問題是，僱用員工的老闆是為了賺錢，不是尋花問柳，員工出售給他的時間本身沒有價值。老闆要的是員工的時間可以產出什麼。換言之，時間的本身不是產品，只是一個「委託」之量，即是說產量的多少被委託於時間的量度算價，而此價就是時間工資了。



我在《制度的選擇》一書內提出一個重要的「履行定律」。這定律說，凡是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低；沒有被量度算價的「量」，其履行的監管費用高。這是說，以時間算工資，老闆不用擔心員工不履行上班的時間，但工作的產出為何則不能不監管了。這監管無可避免地帶來主人與奴隸關係的形象，剝削工人之說不脛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勞工合約皆以件工算工資，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餘價值」。



再回頭說失業，為什麼以時間算工資的合約那麼容易導致失業呢？答案是這種合約不直接量度員工的產出貢獻。被量度而算工資的時間只是產出貢獻的委託之量，不是貢獻的本身。經濟不景，或一間公司的生意失利，老闆要減時間工資，不容易說服員工他們的產出貢獻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樣時間工資的員工的本領性質各各不同，工資相同不一定代表著判斷失誤，但一旦經濟或市場的情況不利，員工之間的不同性質的本領的市值可能改變了。老闆要怎樣處理才對呢？訊息費用存在，把時間工資一律下調，或這裡減那裡加，不容易有說服力。餘下來的辦法是選擇性地解僱一部分員工。



更麻煩的是，因為以時間算工資不是直接量度公司裡每個員工的產出貢獻，他們的時間究竟值多少錢一般是有著可以爭議的空間。這空間的存在鼓勵利益團體或分子混水摸魚，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資，或推出勞動法例，或組織工會，或要求集體協商工資，或以罷工的行為作談判工具。



我曾經幾次解釋過，一間有名牌寶號的公司，作了可觀的設備投資，或在研發上有成，又或者經營運作有過人之處——這樣的機構有可觀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資提升十多個百分點就關門大吉的。這種公司或機構是一個經濟發展的命脈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夢寐以求。如果公司發行股票上市，長遠一點看，其股價的升降必定反映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為時間工資只是一個委託之量的價，此價也，可以爭議，得到上述的利益團體的協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蠶食。美國的通用汽車公司曾經是地球上最成功最龐大的製造工廠，曾經擁有的巨大租值被蠶食至零！



以件工合約算工資是不容易蠶食租值的——原則上不可能。這是因為件工之價是明顯的產品市價，左右這個價是明顯的物格管制，市場的消費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對，利益團體不容易混水摸魚。事實上，工會反對件工合約由來已久，何況這種合約與過高的以時間算的最低工資有衝突。上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在工會的大力反對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約！



福利經濟也會明顯地增加失業人數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則沒有，怎會不鼓勵「失業」呢。英國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失業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詳盡的文章指出那裡的福利急升是關鍵。回歸中國前的香港，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後來政府綜援急升，失業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業解釋，尤其是以公司合約的分析作解釋，有明確的事實支持。兩個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國。那時中國從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質量急升，通縮率會高於百分之十。樓房之價跌了四分之三。這樣急劇地從高通脹轉為高通縮，傳統的宏觀分析說失業率一定飆升。但中國沒有。增長率保八（今天回顧是低估了），失業率的提升不到一個百分點（也應該沒有算國企下崗工人）。究其因，是中國當時的最低工資若有若無，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如果兩年多前的新勞動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國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勢。不能否認當時開始形成的縣際競爭制度有助，但兩年前大家可見，縣際競爭鬥不過不容許合約自由的新《勞動合同法》。



第二個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兩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機事發，失業率急升，先進之邦怎樣花錢救市也減不了他們的失業率。福利不論，去年七月美國提升最低工資約百分之十是幫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進之邦的經濟結構是明顯地違反了公司合約的自由選擇。左右公司合約的政治結構僵化了，是他們的失業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分析，認為失業起於消費需求不足，是膚淺的表面思維，摸不著問題的核心，而該學派主張政府花錢挽救失業，是錯上錯。從解釋失業的角度衡量，這裡提出的公司合約理論勝出八千里路云和月。



（宏觀失誤之四，未完待續）

宏觀分析的失誤3：漠視侷限推斷失靈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三）：漠視侷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作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著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數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系列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作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作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侷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侷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侷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三）漠視侷限失誤必然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侷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侷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侷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侷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二十一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六二九至六五○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茲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裡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著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侷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侷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侷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該年十二月在瑞典與弗裡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二十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著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著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著一項極為重要的侷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頭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侷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約束，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二十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侷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侷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侷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例子三。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侷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著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二○○四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著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今天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分歧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侷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快慢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准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侷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侷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著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二十六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著而來的侷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侷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二○○七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侷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侷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侷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侷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侷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侷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侷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宏觀失誤之三，未完待續）

宏觀分析的失誤2：曲線交叉自欺欺人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二）：曲線交叉自欺欺人



前文說了宏觀分析的一個基礎失誤，指出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這一點，傳統的宏觀分析難以挽救。還有其他嚴重失誤。自欺欺人的玩意不限於宏觀分析，只是宏觀比微觀遠為普及。讓我拿出刀來剖析吧。



（二）曲線交叉說均衡的失誤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學去，是鄉巴佬出城。芝大當時名滿天下，是經濟學的少林寺。戰戰兢兢，我把自己作為學生看。兩個月後，聽到那裡有一位明星學生講述他的博士論文，好奇地去聆聽。



小室坐著三、四十人，講題是分析某國的匯率波動，說到重點，講者意氣風發，說大幅的波動很快就找到均衡點，平靜下來。我聽得一頭霧水，高聲問：「經濟學的均衡是個概念，不是事實，真實世界沒有經濟學說的『均衡』這回事。到市場去大家見到市價有時多變有時少變，哪個現象算是均衡只有天曉得。我天天望出窗外，永遠看不出外間的經濟是均衡還是不均衡。你憑什麼可以看得出呢？」



室內一時鴉雀無聲，聽眾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陣，在座的經濟數學大師Hirofumi Uzawa說：「你說的對！經濟學的均衡是數學方程式的事，我從來沒有說過以數學算出來的均衡是描述真實世界的。你們不要被數學誤導。」Uzawa是日本人，當時行內舉他為數學經濟的第一把手。兩年後他回到日本去。他說的幾句話使我對自己的思想增加了信心。Hiro兄還健在，這裡謹向他致意。



經濟學的均衡（equilibrium）與不均衡（disequilibrium）是從物理學借過來的。近於災難性的誤導，因為在物理學這術語是描述物體的動態，是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卻是空中樓閣，是概念，真實世界不存在。經濟理論中的曲線一般描述人的「意圖」，不是事實，沒有經濟學者的想像這些曲線不會存在。今天流行的經濟泡沫之說，是從「不穩定均衡」（unstable equilibrium）的概念變化出來，無從觀察，也非事實。不是說股市不會暴跌，但我們無從判斷那是不穩定均衡引發出來的泡沫。物理學家牛頓曾經在有名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的股市輸身家。他說：「我可以算出宇宙物體的運行，但算不出人類發神經。」股市暴跌是可以觀察到的事實，但經濟學的均衡或不均衡是無從觀察的。



科斯當年也意識到均衡與不均衡帶來的謬誤。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從溫哥華駕車到西雅圖的途中，他向我提出經濟學要取消「均衡」這個概念。我當時的回應，是這概念在經濟學那麼普及，取消不易，但我們可以另作闡釋挽救。我說「均衡」可以闡釋為有足夠的侷限界定因而可以推出被事實驗證的假說，而「不均衡」是指侷限界定不足，驗證的假說推不出來。科斯當時對我這個「新」的「均衡」闡釋很滿意，說我有機會成為另一個馬歇爾。是說笑吧。無論我怎樣修改，馬氏的巨著是經濟學二百年一見的貢獻。



其實我的均衡觀點不是那麼新。早幾年，寫論文《佃農理論》時，每一步我嘗試推出可以驗證的假說，發覺推不出驗證假說一般是因為侷限的指定不足，而凡是有了足夠的侷限指定，皆合乎經濟學說的均衡。達到均衡的理論不一定可以驗證，還需要的是驗證的變量真有其物，但不均衡的理論一定是無從驗證的。當時跟老師阿爾欽研討了幾次，他同意我的看法。



可以被驗證的假說是指有機會被事實推翻。我們是求被事實推翻但希望不會被推翻。也是在寫《佃農理論》時，我發覺馬歇爾提出的佃農均衡可以驗證，但他的曲線交叉圖表是有著一個應該消散卻沒有消散的「租值」（見《佃農理論》四十三頁）。這使我後來想到一個用途極為重要的觀點：凡是有應該消散而不消散的租值存在的分析，邏輯上一定錯。這種錯誤分析在經濟學上屢見不鮮，我的發現一般化後成為一項「絕技」，可以很快地判斷理論的經濟內容：沒有應該消散的租值的分析不一定對，但有則一定錯。這方面，我再花幾年時間的思考所獲，是一九七四發表的《價格管制理論》。巴澤爾把該文捧到天上去，可惜很不易讀。



看不到則驗不著。經濟學的均衡分析中最大的一個麻煩，是「意圖」之物看不到，在真實世界不存在，我們要怎樣處理才能把抽象的均衡帶到不抽象的驗證呢？拙作《經濟解釋》有足夠的示範吧。

可能是馬歇爾惹來的禍。這位經濟學歷史上最偉大的理論家，提出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二線相交的剪刀均衡理論，可沒有指出這二線的剪刀交叉只是競爭的後果，不是解釋行為的理由。在《科學說需求》中我寫道：



「百多年來，經濟學者往往誤解了物品市價的釐定。市價的釐定，絕對不是因為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正相反，這市場二線相交，是因為數之不盡的需求者與供應者各自為戰，那一大群自私自利的人，不約而同地爭取自己的邊際用值與市價相等，從而促成市場需求曲線與市場供應曲線相交之價。」



這是嚴重的指責了。想想吧：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皆意圖之物，真實世界不存在；這二線相交的均衡點是空中樓閣，真實世界也不存在；價格有管制而出現的「剩餘」或「短缺」更無稽，不僅觀察不到，簡直不知所謂。我在《科學說需求》中對「短缺」有如下的評述：



「價格被管制在市價之下，莫名其妙的『短缺』出現，不均衡，世界大亂矣！問題是人與人之間對任何物品的競爭，必定要解決。說『不均衡』，是說沒有解決的辦法。『不均衡』的意思，是指沒有可以被事實驗證的假說。什麼『壓力』云云，不可以壓出一些假說來……『短缺』是因為經濟學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產生的。」



這就是麻煩：整個需求曲線與供應曲線相交的均衡分析，在真實世界可以觀察到的只是價格及其變動，其他皆屬子虛烏有。至於「量」，我們見到的只是產量及成交量，意圖的需求量與供應量是經濟學者的想像，不是實物。然而，我們就是要把這樣的「理論」來解釋複雜無比的可以觀察到的世事，成功的機會不可能只基於一些曲線的交叉。深入的曲線之內的闡釋，概念的正確掌握，侷限變化的慎重調查，等等，皆不可或缺。很不幸，宏觀經濟的分析一般漠視了這些應有的步驟，以曲線及方程式掩蓋著我們看不到的侷限變化與內容。



沒有疑問，宏觀分析的起點——意圖儲蓄曲線與意圖投資曲線相交的均衡點——是從馬歇爾的需求與供應曲線的剪刀交叉的均衡處理搬過來的。這不僅有著上文提到的馬氏分析的不幸，更為頭痛是我上期指出的：儲蓄與投資，不管意圖不意圖，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看法不同。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是嚴重失誤，無從挽救。



同樣不幸是John Hicks與Alvin Hansen把這胡塗的分析基礎帶到近於名垂千古的IS-LM的均衡分析去。這分析一九六三年我考博士試時背得出來，今天內地的同學說他們還在背。自欺欺人怎可以欺那麼久的？想來是因為Hicks與Hansen是大名家，穿起皇帝的新衣有其說服力。



IS是一條意圖投資與意圖儲蓄永遠相等的曲線，即是二者在利率變動時永遠達到均衡。在該線上是無數的投資等於儲蓄的交叉，內地稱為產品市場均衡曲線。LM是一條貨幣的需求與供應永遠均衡的曲線，利率變動該線上也是無數交叉。內地稱為貨幣市場均衡曲線。IS與LM二線相交，來一個大交叉，稱一般均衡（這與Walras的一般均衡不同）。



因為投資與儲蓄是同一回事，IS曲線當然不能成立。LM呢？貨幣何物與幣量應該怎樣算到今天還爭議不休，而我在《貨幣戰略論》一書內指出的幾種不同的貨幣制度，LM說的不知是哪一種。更為頭痛是如果利率受到管制——今天某程度這管制近於無處無之——像馬歇爾的曲線相交無從處理價格管制那樣，IS-LM的交代也是空空如也。馬歇爾的「不均衡」困境我在《價格管制理論》一文中解決了。那是教怎樣選取需要補加的侷限條件。這補加使不均衡變作均衡，足以推出驗證假說，因而可救。然而，IS-LM的不均衡，邏輯上是不可能解決的。不均衡無從處理，均衡沒有意思。是敗局，無可救藥！



經濟學者就是喜歡以曲線交叉來解釋世事。曲線畫得出，方程式就寫得出，可以巧妙，也可以美觀。然而，解釋世事需要的，是可以用事實驗證的含意，也即是說要推出有可能被事實推翻的假說。這方面，宏觀分析的「短缺」令人尷尬。從事宏觀分析的眾君子就是喜歡把一些在真實世界不存在的意圖曲線移來移去，這裡一個交叉那裡一個交叉，務求移到跟可以觀察到的幾個變量——例如利率、通脹率、失業率、國際貿易差額、國民收入增長、財政數據、貨幣量等——大致吻合，就算是解釋了。



是事後孔明的「砌」作吧。九十年代中期，一位我認識的名家到香港大學講話。他用的是理性預期理論（rational expectation，又是真實世界無從觀察之物），解釋當時美國的宏觀經濟。他把多條曲線移來移去，叉來叉去，提供的數據支持著他的結論。重點是基於美元在國際上強勁。他寫文章時美元是強勁的，但到港大講該文時美元轉弱了三個月，不在他分析的數據的期間內。多加三個月他的整篇文章潰不成軍！我指出，他無以為應。



（宏觀失誤之二，未完待續）

宏觀分析的失誤1：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

宏觀分析的失誤（之一）：皇帝的新衣還要穿多久？



儘管我不同意，經濟學有微觀與宏觀之分。微觀是指價格理論，別無其他。傳統上，價格理論分析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其廣闊度通常止於市場。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不是指國家或人口的廣闊度，而是著重於傳統微觀分析少注意的項目，例如國民收入、政府債務、調控政策、失業話題等。有些題材，例如國際貿易，是微、宏二觀皆涉及的。



二百多年前起自斯密的傳統，資源使用屬微觀，收入分配屬宏觀，但他沒有用上這些術語。凱恩斯重視失業與經濟不景，宏觀的範疇改變了。貨幣問題與商業週期的分析一般落在宏觀的範圍。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今天搞得不稱意的，屬微觀。如果我們不管不稱意的一面，回覆到六十年代的看法，這門「新」學問了不起。當時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從侷限轉變的角度看世事——我是這樣看——其分析牽涉到的侷限變化遠超傳統的微觀與宏觀分析，原則上這發展可以圓滿地處理這二「觀」有所不逮的話題。可惜當年持有這看法的行內朋友不多，而後來還堅持下去的只有幾個。博弈理論與無從觀察的行為術語引進得太多，壞了大事。



我自己堅持的路向是清楚明確的，可惜不易走：真實世界的侷限要調查得深入。範疇也清楚：理論主要是需求定律，把所有的侷限轉變闡釋為價格或代價的轉變，把所有約束競爭行為的安排處理為合約安排。這樣，無論宏觀、微觀、貨幣觀、政治法律觀等話題皆可通過這範疇作分析。侷限轉變是真實世界的事，要有充分的掌握；需求定律要運用得老到。因為侷限轉變可以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這範疇屬價格理論。不容易，侷限轉變的掌握往往是艱巨工程。可幸操作熟習了會容易一點。世事重複，經驗可教，有解釋力的經濟學要講年歲。



歷來不用傳統的宏觀分析，但回顧以往三十年，自己寫下的「宏觀」推斷可真不少；也有好些沒有寫下來，只是對朋友說了。比他家的推斷較為準確嗎？讀者可自行判斷。我不走傳統宏觀分析的路，因為我認為這分析有嚴重的失誤。



凱恩斯——尤其是凱恩斯學派——對世事的解釋力弱不是我首先提出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不少學者注意到。當時他們要發展「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學」，是大話題。沒有大成，可能因為「微觀基礎」掌握不足。侷限的轉變坐在辦公室內不容易猜中；需求定律不是簡單的學問——讀者可參閱拙作《科學說需求》的神州增訂版。



讓我分點說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學的不足處吧。是當年的「宏觀」，我沒有跟進後來的發展。認識幾位新宏觀的主將，但沒有跟進他們的學問。比我知得多的同學要看看本文提出的「宏觀」失誤是否還存在。



（一）儲蓄與投資不是兩回事



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看作兩回事：前者是漏失（leakage），使消費減弱因而導致不景及失業；後者是注入（injection），因而增加經濟活力。該理論說，一個經濟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在邊際上相等是均衡點。這分析說，雖然可以觀察到的儲蓄與投資難分，但意圖的可不一樣，後者只能在均衡點上相等。



跟凱恩斯同期的費雪，在他的經典《利息理論》中，含意著的是儲蓄與投資永遠是同一回事，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不分什麼意圖什麼不意圖。他沒有言明，是我反覆重讀得到的結論。費前輩之見：收入消費後餘下來的是儲蓄；今天不消費改作明天才消費是投資。換言之，費雪的儲蓄是今天看收入不消費餘下來的，投資是今天餘下來的用作明天的消費。二者是同一回事，只是時間的角度不同。因為投資一定要讓時間走一程，利息於是出現。利息一方面是投資的回報，另一方面是提前消費之價。



弗裡德曼曾經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不少朋友認為深。當時我接受了費雪，加上自己的闡釋，認為淺。弗老問：一位仁兄花巨資購買了一幅油畫掛在牆上，是消費呢，是儲蓄呢，還是投資？我的答案三者皆是，只是消費那部分通常不大。油畫掛在牆上，每次觀看或讓親友欣賞是消費。原則上該畫作可以租回來，付出的租金是消費。不租，自己買下來，掛在牆上，每天放棄了的租金收入，或放棄了的利息，是消費。餘下來的畫價所值既是儲蓄，也是投資。儲蓄與投資皆可賺可蝕，該畫價的上升是投資或儲蓄的回報。當然有機會虧蝕，但收藏藝術作品的人一律希望其價上升，或希望在通脹下保值，消費只是放棄了的利息。擁有該畫作的物權帶來的滿足感有其所值嗎？當然有，但任何儲蓄或投資或多或少會帶來類同的滿足感。我認識一些朋友喜歡天天在家中算身家，或數著自己擁有的鈔票為樂。這些行為也算是消費。



把錢存放在銀行是儲蓄，但也是投資，有利息的回報。銀行一定要轉貸出去給其他消費者或投資者才可以不虧蝕。銀行不付息或負利率的情況出現過，但那是起於貨幣政策有所失誤。把錢藏在家裡，放在床下底，不用，稱作貯藏（hoarding）。這是最接近凱恩斯學派的「漏失」概念。同樣，我的母親二戰逃難時攜帶著一些黃金，不到危難之際不用。這樣的行為是購買安全或購買保障，像上文的購買油畫的仁兄那樣，利率的放棄屬購買保障的消費，貯而不用的屬儲蓄，也是投資。



四十多年前弗裡德曼告訴我，不少人奇怪地在家中貯藏著很多鈔票。這種行為，如果只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出現，我會說貪污是原因。弗老當年說的是美國，那是四十多年前，不知今天這樣的行為是否還普及。我不懷疑有些人不相信銀行，有些人數鈔票為樂，但更可能的解釋是四十多年前有鈔票在手使用時最方便。



我認為凱恩斯及其學派把儲蓄與投資作為兩回事看，主要因為不同的投資對就業與物品產出往往有著很不相同的效果。購買土地是投資（也是儲蓄），但如果購入土地的人不動土，只是持著土地等將來，對就業半點貢獻也沒有。很多投資（儲蓄）事項對就業與產出的貢獻不大，這些貢獻的大、小分歧項項不同，可以有很大的變化，說之不盡。



引起混淆的關鍵似乎是：當經濟不景，或前景不明朗，或有戰亂的恐懼，很多人會避去投資於產出或增加就業的項目。他們會偏於轉向不事產出物品的投資，因而減少工人就業的機會。自衛的行為可能被凱恩斯學派視作儲蓄的意圖增加，投資的意圖減少。這看法不對，因為只是改變了投資（儲蓄）的性質。另一方面，說「自衛」的行為會導致消費下降卻沒有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看，前景不對頭時較多的投資者會採取自衛行為，因而增加失業的看法是不大正確的。正確的看法，是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投資於物品產出不容易脫身而拿回自己的投資。轉向較為容易脫身回本的項目，對就業與國民收入皆不利。這可不是因為投資的意圖下降了或儲蓄的意圖上升了。



我認為起自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是受到上述的誤導而得到儲蓄與投資不同的謬誤。然而，當我說一個經濟的前景大勢甚佳時，人民會轉向增加就業產出的投資，卻不是一個有一般性的規律。十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大勢很不錯，收藏品之價急升。是的，十年以來，在北京的拍賣行拍出的古書畫之價不少上升了逾百倍！這種收藏行為是物品產出為零的投資，舉國的人一律這樣做是會一起餓死的。



如果本文解釋的是對——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的均衡觀點是錯——整個宏觀分析的理論架構會塌下來。我認為該均衡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不知還要穿多久？



（宏觀失誤之一，未完待續）

凱恩斯的無妄之災

英國經濟學者凱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是個重要的思想家。智力驚人：羅素說凱氏是他平生遇到的智慧最高的人。博學多才：涉及的學問有多方面，著作等身，文筆流暢。興趣廣泛：桌球、橋牌、藝術收藏、芭蕾舞欣賞等皆卓然成家。口才了得：Harry Johnson年輕時有幸見過他，後來對我說凱氏與弗裡德曼是二十世紀的經濟學者中辯才最高的。



年多前謝世的Alan Walters曾經對我說，整個二十世紀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位經濟學者是凱恩斯與弗裡德曼，二者不相伯仲，大可分庭抗禮。我認為純從影響力的角度衡量，凱氏高於弗老。二者皆智力超凡，我認為弗老的經濟天賦比凱氏高，但從多方面的學問與興趣看，凱氏勝。二者皆二十世紀的經濟學的頂級人物，可與他倆平起平坐的我要加進耶魯大學的費雪。



文筆歷來流暢的凱恩斯，寫他最重要、影響力最大的《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1936），一下子文字變得艱深難明。我讀不懂。一九六六至六七年間，我在洛杉磯加大寫《佃農理論》時，一位在該校作助理教授的朋友，是瑞典人，名為Axel Leijonhufvud，也在寫他的博士論文。他的論文題為《On Keynesian Economics and the Economics of Keynes》（《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與凱恩斯的經濟學》），在該校的經濟系內吵得熱鬧，跟著出版的書舉世知名。Axel是我知道唯一的博士論文還沒寫好就獲擢升為正教授的人。當時老師阿爾欽說，他原來讀不懂《通論》，但讀了Axel的文稿，再讀《通論》就懂了。



Axel的論文是說，凱恩斯是個一等的經濟學者，但凱恩斯學派則不成。後來在芝加哥大學跟Harry Johnson等人談及，他們認為Axel的論文是好的，但究竟凱氏的思想應否那樣闡釋有不少問號。

《通論》是一本我再讀也不懂的書。今天回顧有點尷尬。六十年代初期開始拚搏時，我的思維集中在產權及交易費用的侷限，而《通論》是不管這些侷限的。整本《通論》與交易費用有關連的是「流動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的處理，但不是從侷限的角度入手。



我重視馬歇爾。凱恩斯對馬氏的思想應該比我熟識得多：他倆是劍橋同期的人。雖然凱氏修數學起家，但一九一一年起他任職多年馬氏創辦的《經濟學報》的編輯，也發表過關於馬氏的文章。馬歇爾一九二四謝世。今天回顧，凱恩斯可能認為馬歇爾的理論對國家大事不管用而另闢蹊徑，我是因為不滿意馬氏的分析而為之大事修改。



我重視馬歇爾，因為他的經濟分析基於工廠調查，有真實世界的內容，而更重要是他的大作有一個很完整的架構，全面而清楚。有這樣的版本放在面前，我把馬氏假設不存在的交易費用侷限放進去，修改得實在多。我也認為他對成本與租值的概念掌握不足（凱恩斯也不足），對競爭的理解不夠全面（凱氏也不夠全面），對市場合約的變化知得不多（凱氏也知得不多）。把這些加進馬氏的理論架構，修改得近於面目全非，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認為產品市場與生產要素市場分不開，工資管制與物價管制是同一回事。



上述與好些其他我對經濟制度及其運作的看法，是自己多年來的逐步思想發展。當年讀不懂《通論》可沒有那麼全面的質疑，只是好些地方我不明白凱氏或明或暗地用上的假設。例如工資無端端地不能下調我讀不懂。又例如福利經濟與工會的左右對就業有害，凱氏漠視。好些年後，是七十年代初期吧，西雅圖華大的兩位同事追究英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失業率奇高的解釋——凱氏重視失業的時代——得到的結論是當時英國的政府福利急升（該文發表在《政治經濟學報》之首）。當時我最不懂的，是凱氏的意圖儲蓄量與意圖投資量相等的均衡概念，因為我接受了費雪之見：儲蓄與投資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母校當年的經濟系不大名，但今天回顧是走在時間的前頭。這可能解釋為什麼我讀不懂《通論》。清楚記得，一九六二年的秋天，施蒂格勒到母校講述他後來獲諾貝爾獎的「訊息費用」專題，我在座，不僅覺得施氏說的耳熟能詳，過了一天跑到赫舒拉發的辦公室投訴：「施蒂格勒的訊息費用理論說市場的物價有差異變量（variance），所以市場的顧客要花時間搜查（search），但市場的物價差異變量是顧客搜查後的結果，施蒂格勒的分析是否本末倒置了？」這樣的學生是不容易讀得懂《通論》的吧。



想當年，阿爾欽正在日夕不倦地研究他後來發表的弗裡德曼認為是重要的關於訊息費用與失業的文章，他怎可以讀了Axel之後就說讀得懂《通論》？懂可能是懂，但不會同意吧。



今天行內盛行的宏觀經濟，無疑起自凱氏的《通論》。很不幸，一般人重視的要點，是政府花錢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其實那是凱氏從年輕同事Richard Kahn（1931）的一篇文章借過來，用以決定國民收入。這乘數效應經過薩繆爾森及Alvin Hansen等人的大事宣揚，讀本科初級經濟學的沒有一個背不出來。世界多麼容易改進：如果人均收入上升一元儲蓄上升二角，政府花一元國民收入上升五元！當然，那簡單的方程式可以變得相當複雜，但那所謂財政政策可以容易地調校經濟之說不脛而走。薩繆爾森的課本賣得發了達。另一位大名教授（Fritz Machlup, 1902-1983）為這乘數寫了一本書。那是一本愚蠢的書，整本滿是算術習作的數字圖表，教政府多花一元，或稅收增加一元，或出口、進口增減一元，等等，國民的收入會如何。蠢歸蠢，信之者眾。



凱恩斯學派的乘數效應分析當年得到廣泛的支持，可能因為這分析支持著大政府，也支持某些壓力團體的利益。但以乘數效應來衡量凱恩斯的學術貢獻，是不公平地貶低了他。凱氏知道他的思想被濫用，說要找機會澄清，但早逝，人算不如天算也。



自一九五七年弗裡德曼發表了《消費函數理論》後，凱恩斯學派的影響力開始轉弱，而弗老跟著發表的《美國貨幣史》是巨著，帶動了六、七十年代的貨幣大辯論。自由經濟觀變作主流，凱恩斯學派節節敗退。沒有誰想到二○○八年雷曼兄弟事發，地球震撼，凱恩斯學派起死回生，急速飊升。《通論》一時間洛陽紙貴。研究法律經濟的Richard Posner竟然大事宣揚，說他變為凱恩斯信徒了。

兩年前金融危機出現後，關於凱氏思想的爭議主要是上文提到的乘數效應。認為這效應微不足道的芝加哥學派被迫到防守那邊去。去年薩繆爾森謝世，傳媒的追悼文字比三年多前弗裡德曼謝世多出不少，反映著凱恩斯學派抬頭。



美國政府要大手花錢一時間成為熱門話題。管用嗎？眾說紛紜，支持的不敢說乘數效應是課本教的那麼高。他們說一點五倍。芝加哥學派說多半會低於一，其中一位說可能低於零。我當時怎樣看呢？認為該乘數無關宏旨，因為政府花錢只能增加過渡性的收入（transitory income），救不了經濟。



與凱恩斯同期的美國費雪，我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者。可惜經濟大蕭條時他破了產，少人重視他，風頭當時是被凱氏佔盡的。費雪的天才貢獻，關於利息與投資那部分，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赫舒拉發大事推廣才受到注意。我認為這注意是不足夠的。



回頭說兩年前金融危機事髮帶出的政府大手花錢的爭議，凱恩斯的乘數效應是個重心話題。認為這效應甚微的主要是一個擠出理論：政府花錢會把甲項產出轉到乙項去。大家同意，失業率愈高，擠出效應愈小。我認為遠為重要但兩年前少受重視的是政府花錢只能增加過渡性的收入，於事無補。後者是費雪與弗裡德曼的學問了。



費雪指出，財富是收入除以利率。這收入是年金收入（annuity income），是預期性的，到了弗裡德曼的消費函數就稱作固定收入（permanent income），也是預期性。消費是按財富或預期的固定收入來決定的。因此，不管政府怎樣花錢，除非能增加國民的財富或增加國民的收入預期，這種花錢救不了經濟。我當時不看好，因為金融危機導致美國的國民財富暴跌了。那裡的一般市民的財富主要是自己住所的市值，他們看著自己擁有的樓房之價來策劃退休之計。上升了很多的樓價一下子暴跌——財富一下子暴跌——政府不容易以花錢的方法把國民的財富提升。別無選擇，政府要設法把國民的收入預期提升，但美國的經濟結構跟其他先進之邦差不多，墨守成規得太久，不容易有彈性地搞出變化。



很不幸，凱恩斯本人的身後聲名是由凱恩斯學派帶動的，或可說是跟著該學派的聲望走。美國政府推出七千八百七十二億美元救市，屬凱恩斯學派的主流。今天，這近八千億的錢花了過半，效果微乎其微，近於零。我想，這次凱恩斯學派倒下去不容易再抬頭，而這樣凱氏的大名給拉下去是一點無妄之災吧。



凱氏聲名遇到的更大的無妄之災，是他主要的支持者——以言論來說——是克魯格曼。此君早就大名——他在《紐約時報》撰寫的專欄很有名——而機緣巧合，雷曼兄弟事發後不久他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是獨贏的。大名當然更為大噪了。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克氏開罪了不少行內的朋友，後者一般認為他的專欄是亂寫一通。



我沒有見過一個比克魯格曼更為「凱恩斯學派」的人。金融危機事發後他立刻把凱氏捧到天上去，跟著不斷地催促政府大手花錢，花怎樣多也不夠，力陳負債是好事，節儉是壞事。可惜他的推斷頻頻出錯，愈錯愈推，愈推愈錯。指責的回應無數，到今天克大師看來有點進退失據，不知怎樣把自己說過的收回來。一位在國際貨幣基金工作的朋友半年前對我說，美國的經濟學者早就不管克氏的言論，認為是胡說八道。克氏彷彿自命是今天凱恩斯學派的代言人，凱恩斯的聲名怎會不給他在某程度上害了。



更為尷尬是幾天前一位同學傳來一份中文網上言論，題為《網友板磚砸趴諾獎得主克魯格曼》，把他罵得也要命。中國的青年是不好惹的。還健在的西方經濟學者，今天在神州最大名的看來是克魯格曼。可惜不是大好名。可能因為他獲諾獎後到中國一行，對炎黃子孫口出惡言，跟著的專欄文字對中國粗言粗語。也活該：當時在內地公路上頻頻見到的克魯格曼的巨幅人像廣告，紛紛被拆掉了。



我希望內地的同學知道，一個學者的思想不一定要對才稱得上是偉大。凱氏是個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論著啟發了一整代的經濟大辯論，是貢獻。我不同意他採用的某些理念，選費雪的為優，但不等於我不仰慕凱恩斯的成就。



下一篇文章我會陳述我對宏觀經濟的看法，解釋為什麼我選走的另一條路遠為優勝。

書法閒話——順求「總部經濟」資料

上期發表《書法十九年》，刊登了兩幅自己近期的書法，其中一幅寫「吾意獨憐才」，是自己將要出版的書名。這裡再刊登這五個字，因為要回應一位讀者的評語，從而帶到為什麼書法是那麼困難的話題去。該讀者把老人家讚得飄飄然，但寫道：



「『吾』字似有傾倒的感覺，『獨』字左邊的反犬旁亦有此感覺，如果書寫時稍有扶正，則成上佳作品無疑。」



該讀者顯然對書法有研究——他看得出我的字有點周老師的風格，我也認為有，雖然老師歷來說沒有。我要回應的是「吾」字與「獨」字無疑有傾倒的感覺，但認為不需要扶正是書法上的一個重要哲理。我是刻意地把字「傾倒」的，或者說是順其自然地刻意這樣寫。很有點有理說不清，讓我試試吧。



我認為古往今來，在無數論書法的文字中最高明還是唐初孫過庭的《書譜》。跟著北宋的米芾也說得到位。可惜米氏遺留下來的論書法文字甚少。長篇大論而又令我折服的，只有孫過庭這篇。加上孫氏的文筆實在好，初習書法時我索性把整篇背誦。《書譜》起筆後不久有一段文字形容絕佳書法，茲錄如下：



「觀夫懸針垂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態，絕岸頹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輕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之能成。信可謂智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讀者指出「吾」字與「獨」字的反犬旁有傾倒的感覺，是對的，因為我是受到孫前輩說的「臨危據槁之形」的影響。後來的米芾重視《書譜》，提出書法要寫得「險而不怪」，也即是說要寫得危而安了。這哲理可能起自王獻之。獻之認為自己勝父親。米芾認為獻之勝羲之。我也這樣看。奇怪是主張「鴻飛獸駭」的孫過庭肯定地說羲之勝獻之。周老師也認為羲之勝——她也喜歡「險」，喜歡米芾說的「出於意外」，欣賞楊瘋子與徐天池，但她的字卻稱不上是「狂」。女性是比較溫文的。



米蒂認為書法的字要寫得略帶傾斜。他喜歡把橫寫的一筆從自己的左方略為斜上右方去。想了很久孫過庭與米芾的書法觀，認為他們說的是書法要寫得有動態，其中一個法門是偶爾把一些字寫得彷彿正在翻轉。我於是想到中文字是右手執筆的人演變出來的，如果字要以翻轉之勢來增加動態，只能向書者的左方傾斜而翻之，不能向右翻。沒有米芾的才華，單靠橫寫的筆劃翻字往往翻不動，我逼著久不久把整個字寫得略為向左傾倒，或把豎直的一筆的上方向左傾斜，希望能增加整幅字的動態。不要頻頻這樣處理，尤其是像「憐」字最後的一長豎筆，傾斜是大忌。天賦不足，偶爾誇張一下有助，但要寫得隨意自然。這是孫過庭說的「翰不虛動，下必有由」。



我是指自己今天專注的行草混合的書法而言。年紀那麼大才研習書法，只為一舒胸懷，不敢多作他想。隸書與楷書跟我的個性不合。純行書很難寫得好，純草書要記得太多，要從小記起。非常欣賞據說是張旭寫的狂草《古詩四帖》。該重要作品少用斜筆，但動態明確，痛快之極。沒有署名，沒有證據是張旭的字，只是董其昌說是張旭的，後人跟著這樣說。不管是誰寫的，《古詩四帖》是頂級書法。同樣合我心意的是顏魯公寫的《裴將軍》，只是搨本，也沒有署名，也屬「據說」，也少用傾斜，好得不得了是因為用上多種字體而寫出動態。這是世外高人的學問，我是沒有資格問津的。



書法最忌俗氣與做作。我認為俗氣是天生的，改不了。做作可救。刻意地把字寫得傾斜算是一種做作，要擺脫，下筆時務求意之所之，因而要很熟練。行草寫出氣勢要寫得快，破筆於是太多。有適當節奏的意之所之重要，但很困難。寫到今天，一幅自己稱意的字要碰巧。十年前要寫數十幅才碰中一幅。這碰中率跟著時日改進，但不是直線的。今天約兩三幅有一幅強可交出去，約五幅有一幅自己稱意。大幅多字是最困難的書法玩意。一筆大敗要再寫，兩三個相連的字沒有變化也要再寫，而嘗試幾幅就累了。為了爭取進步，我喜歡以大幅多字的練習。



除了上述，書法的一個困難是因為沒有畫面，而文字的內容基本上不重要。感情的表達靠線條，而線條與用墨是要寫出變化才有作為的。西方的沒有畫面、單靠線條來表達的畫家，達大成的有Jackson Pollock與Sam Francis這兩位大師。我很佩服，但他們的作品有色彩，感情的表達沒有單靠用墨那麼大的約束。



多年前發表過一篇題為《書法十變》的文章，據說有幾位書法老師給學生讀。今天我只能說，一下筆就要想著變，但要隨意自然，自己的感受怎樣就怎樣。動筆前要算一下紙幅的大小與字數，一行將盡要看看餘下來的空位有多少，寫到第二行要看著第一行的來配合變化，墨色的濃枯淺淡要整幅分佈得宜。最後還是望天打卦！



書法難學，但有什麼打緊呢？今天的宣紙，物價調整後比五十年前相宜不止五十倍。今天的毛筆是很難用壞的，而上佳的墨汁也相宜。前人書法的書籍唾手可得。書法是一種運動，據說可延年益壽。困難是找到好老師。書法的示範影碟有的是。怎樣寫可以看碟而學，但學子不容易判斷哪位名家的寫法是對。我認為一般書法家的用筆是用得不對的。也困難的是學怎樣看。求學時我做過一個學期的西方藝術史的助理教員，今天喜歡以西方的視覺藝術作比較來衡量中國書法要怎樣看。不一定作得準，但多一種看法總有點意思。人類天生下來的內心深處的共鳴是一樣的吧。



剛從成都的《總部經濟發展論壇》講話回來。「總部經濟」跟我的講題無關。抵達成都的晚上問過總部經濟是指什麼，以為自己明白了。殊不知過了一天的早上，同行的一位懂經濟學的朋友說他也學會了何謂總部經濟。問他是什麼，得到的解釋跟我早一晚聽到的不一樣。後來在機場跟正在成都主持一個龐大的總部經濟發展項目的朋友傾談，才知道那不是個簡單的概念。



抵家門後立刻叫太太在網上找尋美國波音飛機公司的資料，因為該公司曾經牽涉到可能是歷史上最大名的「總部」轉移：吵得熱鬧之後，該公司二○○一年九月把「總部」從西雅圖搬遷到芝加哥去，飛機的產出主要還留在西雅圖。讀太太打印下來的數據，波音飛機選擇總部的理由跟成都正在推行總部經濟的理由顯然是兩回事。整個話題比我事前想像的有新意，可能有重要的學問在其中。要寫一篇分析文章，希望同學能把他們知道的傳來。



老人家的本領其實是玩意。晚上十一時才抵家門，累極，但要立刻趕稿。右手執著鋼筆寫《書法閒話》，左手拿著太太打印下來的波音數據閱讀。這邊廂愈寫愈深入，那邊廂愈讀愈胡塗。大有奇趣也。

書法十九年

我是五十五歲才開始研習書法的。那是十九年前。醫療的發達與住所的空調舒適，給我這一代的人增加了不少工作或創作的歲月。今天，我的短暫記憶是明顯地減弱了，也比較容易疲倦，但想像及推理的能力依然故我。沒有誇張：讀者給我的專欄文字的評價不減當年，而學術上的朋友不少認為我的創意今勝於昔。年多前科斯對一位朋友說他預料我對經濟學的更為重要的貢獻還在後頭！不可能對——我自己知道有多累——但外人看我今天的思想作品還是看不到有衰竭的跡象。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問題。因為醫療的發達與生活的舒適，今天的人的創作歲月比五十年前或更遠的多出四分之一個世紀！創作要講經驗，要論老到，這四分之一個世紀是加在後頭，有很大的著數。從創作的盛年看，二十五歲開始算，昔日止於五十，今天可達七十五，多出一倍，而考慮到經驗的累積，說今天的人的創作條件比昔日的高出近兩倍可能沒有誇張。回顧昔日的學問大師，他們每人寫下一冊巨著就鳴金收兵，退休去也。我們今天鬥他們不過是非常尷尬的事。斯密寫好《國富論》時只四十五歲，不可思議！



寄語北京的朋友：內地的地區幹部六十退休是太早了。這些干部能幹的無數，擇其善者延遲十多年才退休是正著。



回頭說十九年前決定研習書法，考慮到的是自己在學術上集中力過甚，往往一發難收，要找其他玩意分心一下。我也想到藝術創作可以很老還繼續，學術一番之後不妨轉到藝術去。當時可沒有想到十九年後還在經濟學的一些難題上打轉。認為自己在視覺藝術上有點天賦，但攝影來得太易，繪畫、雕塑等太麻煩，書法是最方便的了。有興趣，手的動作夠靈活，而樂意教我的精彩老師不難找。



沒有想到書法是那麼困難的玩意！識者皆說甚難，我就是不相信。苗子給我上了兩課後，見他行蹤無定，轉拜上海的周慧珺為師。不容易想像有那樣的書法老師。最困難的用筆技術周老師數世紀一見。她聰明，記憶力強，不說假話，教得用心。她怎樣批評我就怎樣考慮改進。老師也教用紙、用墨、用水，教前人之見，也教怎樣品嚐。



先臨米芾，後臨王鐸——臨誰不像誰！臨了五年，老師說我用筆是畢業了。她也說我手的動作可在電視演出，眼的觀察到家，行氣好，有氣勢，可惜寫出來的不怎麼樣。翻過來，老師是說我眼高手低，有姿勢，冇實際！



那是十四年前，是決定脫臨寫自己的字的時候。當時老師認為我還要多臨一段日子，但既然臨誰不像誰，而又自覺體會到米芾與王鐸的情感是怎樣發揮出來的，脫臨就決定了。從那時到今天，我繼續品嚐前賢的書法作品，但沒有再臨摹一個字。



脫臨寫得一團糟，很失望，但老師說她脫臨時也是一團糟，就不以為意地繼續下去。我沒有想到這一團糟的日子持續了十年。偶爾有些作品老師認可，但一天得意，過一天又失望。嘗試新的字體多次，每次都失敗。好幾次停寫幾個月，再寫有點轉機。近幾年有逐步改進的跡象，但幾個月前突然轉差，急轉直下。原因是愈寫愈快，破筆太多。最近終於找到自己的節奏，破筆減少了。



不久前帶了兩幅約十呎高的作品給老師看，每幅寫百多個字——是難度高的作品。老師說好！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但這次她說得比較肯定，而最重要是批評轉到細節上去。當年寫論文《佃農理論》，寫到後來，說明要對我苛求的老師阿爾欽突然批評細節，不論大概，我的感受是大概上他認為我漸入佳境，開始成家。



周老師不一定那樣看，但她只論細節是重要的鼓勵。回家後我依她教的寫了兩幅字。一幅也近十呎高，寫李清照的《如夢令》，字數較少（她教字數較少字體較大為佳），另一幅寫自己快要出版的《吾意獨憐才》的書名。二者皆在這裡刊登，要把報刊剪下來寄給老師看。



書法的確難度高。本來打算在這裡試說究竟的，但要留多點篇幅給書法作品，有機會再談吧。永玉昔日說學書法要十年。十年不夠，但要看怎樣算。要寫出像樣的、算是書法的字三至五年足夠，但要寫出自己十年是不夠的。

張五常教授撰寫的對Earl Thompson的悼詞

August 3, 2010

From Steven N.S. Cheung





The passing away of Earl Thompson is a great loss. He is brilliant and he is an original. My view is that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will never see his like again.



On April 3, 2009 I published a Chinese article commenting on Earl's views on the financial crises. I agreed with his views, leaped praise on the man as a true scholar, and described his character based on my early association with him. When that article was relayed to a number of internet stations, one shows a readership count of 88,390. Apparently Chinese students adore Earl based on my descriptions. Someone dug up his vita and put it on the internet, and from this I learned that Earl had been highly productive throughout the years.


My deep condolences go to Velma and family.

（2009.04.03）湯姆遜的金融災難分析

腐敗不是學術失敗的原因

雷公老弟鼎鳴七月十九日在《信報》發表《中國應嚴厲打擊學術腐敗》，是做過功課才動筆的文章。該文指出神州大地學術腐敗成風：抄襲、冒牌、研究弄虛作假、論文槍手生意滔滔。沒有理由懷疑他的報導，問題是如果這些「腐敗」行為一律清理得一乾二淨，中國的學術會搞起來嗎？賭搞不起來我敢賭身家。



鼎鳴老弟是把問題本末倒置了。學術發展的氣氛能成功地搞起來，上述的「腐敗」不打自散。學術氣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樣嚴謹也不會有作為。印名頭，數文章，論學報，大學的君子們不是為了好奇心而做學問，不是為了興趣而追求，只是為米折腰，或為米出術！這樣，在國際學報上發表無數文章，篇篇不「腐敗」，寫得規格井然，但味同嚼蠟，沒有令人驚喜的新意，缺少了啟發力，傳世的機會是零，有什麼意思呢？



在學問爭取的歷程上我比鼎鳴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過大約十年的西方學術的黃金時代。越戰開始後不久一切都在變，變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後期，先進如美國，學術氣氛是明顯地減弱了。想當年，無論在母校洛杉磯加大，或長灘大學，或芝加哥大學的幾個學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圖華大，同事之間坐下來談的一定是學問上的話題，學生進入教授的辦公室一定是要研討學問。這情況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後遇到的是兩回事。神州大地的現代學術發展起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間影響是壞影響！



當年在美國，銜頭不重要。我自己差一點因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憑。一張紙要來作什麼？當時《佃農理論》寫好了，沒有誰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學邀請我到那裡時，作為系主任的夏保加說得清楚：有沒有博士不重要。當時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一個重心人物——戴維德——不是博士，學士不是唸經濟的，只發表過幾頁紙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遠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聽到老師阿爾欽介紹戴老的捆綁銷售的口述傳統，著了迷，啟發了我三年後動筆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學院的院長基爾·莊遜對我說：有沒有文章發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達出來也是可以的。



想當年，從來沒有人問及我求學時的考試成績：找大學教職主要是教授或同事們的口頭推薦。也是作學生時，選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種科目有較佳出路。選自己有興趣的，也選教授的學問斤兩。這一切後來逐漸轉變，七十年代後期轉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麼學術云云不知從何說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學術氣氛像今天的，我不會選走學術的路。



我說的學術——鼎鳴老弟關心的學術——主要是思想的發展。通常是抽象、軟性的學問，產出的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價值。學生出錢求學是學怎樣思想。薪酬不足道，學者的回報主要是好奇心的滿足感，同事之間的互相欣賞，以及有機會傳世的驕傲。這裡說的思想是概念、理論、假說、驗證，要講深度，論新意，重啟發。大學是為了這些學問而設的：本科教基礎，研究院學創作。不限於實證科學。當年讀歷史，讀藝術，有道的老師教概念，教理論，所有學系都歸納在哲學的範疇內。知識理論與邏輯、倫理等皆屬哲學系的教材。當年大家知道哲學系最難讀，也最受尊敬。今天，一個哲學大師是不容易找到飯吃的！人浮於事，為米折腰，換來的是沒有誰再純從興趣來處理那些沒有直接市場價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懷疑鼎鳴老弟對今天的味同嚼蠟的所謂國際名學報的文章比我重視得多，但老實說，如果當年的學報題材與趣味像今天這樣，經濟學不會有我這個人。是他們遺棄了我，還是我遺棄了他們呢？是二者的合併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中，參與的朋友傳來兩項使老人家開心的信息。其一是諾斯三番幾次對人說，經濟學他從我那裡學得最多。是陳年舊事，記不起是他教我多還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當年的經濟學像今天這樣，地球上不會有諾斯這個人，更勿論他的諾貝爾獎了。當年在華大，諾斯與巴澤爾從來不問我有沒有文章發表，也不問我教什麼，只是每隔幾天問我在想什麼。他們站在旁邊不斷地拍掌，鼓勵我寫下些今天還有人讀，還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當年我要受學報編輯或評審員的氣，這些文章不會寫出來。說得清楚一點，我當年的英語文章是同事們拍掌拍出來的，所以今天還傳世。



芝大研討會傳來的另一個信息，是一位參與的朋友說，聽到的評語是新制度經濟學推我這個老人家為首。是賣不到錢的學問！是相對的，我跑出主要因為沒有幾個人真的跑——沒有幾個重視真實世界的侷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發。說過了，回港任職後轉用中文動筆是對的選擇，可以寫得多，寫得快，可以更為自由地發揮，有了思想發展的大概才有系統地回頭整理。後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顧，我的中語文章比英語的約多四十倍，更為粗略的估計，學問思想的貢獻約三倍。幾位知情的朋友認為，只要神州繼續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國際上受到重視，找老人家的抗衡對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頭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準確地推斷了中國會走的路嗎？以中文動筆不是有先見之明嗎？以中文動筆不算是學術是香港的有趣發明，但也只不過是為米折腰的無聊玩意罷了。說不出一句有啟發性的話，用什麼語文動筆也同樣無聊。腐敗要怎樣算才對呢？



歷來欣賞中國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國詩人的想像力，驚嘆中國的古文化。論思想，孔夫子那個時代了不起。後來學而優則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這制度對工業發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帶來的悲劇起於鴉片戰爭之前。二百多年的風風雨雨，代價或成本無疑龐大。今天，中國的經濟奇蹟使舉世嘩然。歷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們要向前看。



說過了，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古文化可以在凋謝之後回頭再起。這樣看，中國最大的奇蹟不是經濟發展，而是一個龐大無比的古文化正在復興。關鍵問題是：如果中國的學術像今天那樣，搞不上去，正在復興的文化早晚會再倒下來。歷史的經驗說，文化的興起要靠經濟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經濟發展不會持續。學術發展是文化發展的命脈所在。



對教育與研究的資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難是中國的學術思想發展的成績有很大的一個問號。雷鼎鳴指出的腐敗現象，是失敗的效果，不是原因。遠的不易考查，我認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國及美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學術制度，選幾間有大成的學府為範。這些年中國引進西方的經濟制度或政策頻頻失誤──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來的制度或政策。學術上，引進西方七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數文章、論學報的準則是錯誤的選擇。我認為早一段時期西方的學術制度，擇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慮西方曾經有過的上佳學術制度，發明自己的總比今天抄過來的為上吧。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上世紀中葉西方的學術桃花源，可不是個仁慈的地方。當時的學術有英雄，也有敗將，而好些學府之內勾心鬥角的行為時有所聞。學術競爭也有代價。這是後話，按下不表。

世博之遊樂乎？——順論訊息替代定律

怕排隊，也怕烈日當空，沒有打算參觀在上海搞得紅透半天的世界博覽會。孫兒孫女到了上海，只幾歲，雖然來日方長，我恐怕他們不會再有機會見到那樣龐大的世博，堅持他們要去。太太找朋友幫忙，安排到不需要排隊的招待，老人家也跟著去走了半天。參觀了中國、德國、台灣、意大利、沙地阿拉伯等五個名館，不用排隊也屬走馬看花。要盡看上海的世博可能要花一個月！



是尷尬的問題：應不應該有人像我們那樣，可以不排隊而獲得優先招待呢？我們願意多付一點錢購買不用排隊的權利，但沒有這樣的安排。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要排隊，那麼來自外國的政要，以及中國的領導君子們，沒有一個會參觀。這樣衡量，某些人物是應該優先處理的。可不是說應該包括區區在下——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重要。選擇不排隊所以不參觀是我的權利，但既然被視為「重要」而免了排隊之苦，卻之不恭。不知是誰幫了這個大忙，這裡謹代表兩個小小的孫兒孫女深表謝忱。希望他們長大後會記得上海世博，有朝一日會對他們的孫兒孫女說在神州再起的大轉變中他們參與過上海之盛。



曾經在網上建議過如下的收費方法，讀者甚眾，一般贊同。這建議是入場費從一百六十減至五十元，入場後冷熱不同的場館收不同的進館費，由計算機計算，隨時調整，務求把每館的人龍減至近於零。可惜此法提出時，入場票已預售了三千萬張。



這次親歷世博之境，發現一個新的經濟學的排隊大難題。首先，眾所周知，排隊的時間值錢——在炎夏不用排值很多錢。排隊的本身沒有產出收入。這樣看，排隊是一種浪費，代表著我研究了多年的租值消散。這是說，輪候者願意出較高甚至高很多的進館費來換取不排隊，但沒有這個選擇，可以不排隊的租值於是消散了。



這就帶來我想不出解決辦法的難題。所有排隊的人在同一天遲早總可以進館，所以原則上他們可以被安排在不用增加收費的情況下，全部進館而沒有一個需要排隊。這樣說，因為我到過的展館皆事前知道每天可以容納多少個參觀者（不到場不會知道這個要點）。以中國館為例，那裡有一個重要項目是看大銀幕影片的。座位七百個，片長八分鐘，清場一分鐘，進場一分鐘，共十分鐘。每天從開館到閉館十二個小時不停地重複播出該影片，總人數約五萬。這五萬就是中國館每天可容納的人數了。台灣館小很多，每天可容觀眾四千至四千五百，也是個近於固定的人數。此量既知，估計排隊前前後後的人數，達每天的總容量就不再容許排隊了。



如下是難題。館主知道每天可容納五萬人，排隊先後加起來約五萬會禁止再加進排隊的人。所以原則上，館主可以不加收費而安排所有五萬人沒有一個需要排隊。只要訊息費用及跟來客洽商安排的費用是零，這安排不困難。但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不增加入館收費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這是說，人量限於每天五萬，原則上不加價可以安排到不用排隊之境。無奈訊息為禍，好些場館要排隊幾個小時，導致龐大租值消散的浪費。增加或變動入館的收費，是替代訊息費用為禍的方法。訊息與洽商費用存在，我想了一整天也想不出除了入館之價變動還有什麼有效的不排隊而能使場館常滿的方法。



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這理念是新的，可稱為「訊息替代定律」。世博之遊想到，樂也。一九七六年我發表《優質座位票價為何偏低了？》，異曲同工，指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於是先滿，會減少進場後從劣座跳到優座的行為。這是說，優座票價偏低會減少監管費用。該文被鬼子佬借用，發明了我認為是邏輯欠通的「效率工資理論」。今天老人家寶刀未老，擲葉飛花，這裡推出價格調整是訊息費用的替代，以中文下筆，老外要「借用」是比較困難了。



我參觀過的五個展覽館皆屬熱門。不是偏袒神州，我認為無與倫比的冠軍是中國館。可惜的是，不懂中國文化的老外可能不這樣看。主題是好的：中國的古文化與今天的改革復興。展出的國寶是我曾在西安兵馬俑見過的馬車。當時燈光太暗，看不清楚，這次燈光加強了一點。大而精，反映著二千五百年前中國的金屬科技遠超番邦數萬里。屬國寶無疑問，但依我個人所知那只是中國文化的冰山一小角。



令人歎為觀止的當然是《清明上河圖》。這幅宋徽宗授命張擇端畫的作品，描述的內容可以寫幾本書。最重要是該作描述實景，彷彿攝影那樣，可能是唯一的提供北宋時期的開封的繁華的證據。當時的歐洲還在黑暗時代，還是一群一群的游民居無定所，跟炎黃子孫的文化與生活差得太遠、太遠了。於今在中國館見到的《上河》複製，放大了無數倍，人物增加到千多個，而妙絕的是用上高科技改為動畫，唯肖唯妙，有日景與夜景之分。我恨不得能在該巨構前坐上幾個小時，欣賞一下畫中每個人物的動作設計。絕對是頂級藝術，想像力一百分。



中國館的其他項目都有心思，而在走廊上陳列著的兒童畫也適當地展示著中國孩子的天賦潛力。



我對中國館的唯一批評，是表達不夠誇張！昔日的神州，文化與經濟皆無敵天下，而今天發展的勢頭是要回覆到昔日的相對形勢。人類歷史說，所有古文化凋謝之後沒有一個可以回頭再起，但目前的中國有不小機會成為唯一的例外。這點非常重要，應該是中國館的主題。其實也是，可惜不夠誇張，表達不夠明顯。



離開中國館之前館主人請我提字。初進該館時我見到他們準備了筆墨，想到可能會有這要求。我想到「氣勢磅礴」四個字，但見到他們準備的宣紙窄而長，認為四個字不夠。於是悄悄地要太太掛個電話給葉海旋，說要多加四個字。結果寫下「氣勢磅礴，巧奪天工」。寫得不稱意：太累，毛筆不是羊毫，用不慣。有點耿耿於懷。過了一天帶了兩幅十呎高的大條幅給周慧珺老師看，是自己稱意的。老師說好，教枯筆要更枯一點。看來終於找到自己在書法上要走的路，有機會把學問與文採寫進書法去。



回頭說展館，台灣館的主人陪伴我們走足全程，談吐得體。還是我粗魯，對他說馬英九不來是發神經。中國館的主人客氣，送給我的孫兒孫女禮物各一，同樣的。我看不懂，孫女稱之為the blue guy，愛不釋手，整天抱著。

《吾意獨憐才》的序言

（五常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正在悉心整理，打算在神州出版。事前想不到是那麼艱巨的工程，整理不半途就累了。先寫此《序》，好叫自己能鬆弛一下。）



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在香港吵得熱鬧：要不要改？怎樣改？要用母語還是英語教學呢？憑什麼準則決定？由誰決定？考試的規例如何，試題的規格如何，教法的管制又如何？一時間不少教育專家跑出來表達意見。



毋庸諱言，我歷來對教育專家不認同。事實上，我對英國十九世紀的教育大師密爾有反感，認為他把自己的天才兒子教壞了。不是教育專家，我的本領是古今中外的學問可以擺擂台，要是敗下陣來還可以拿出多項其他玩意表演一下。我的意識是同學們也有機會做到，但他們要拜我的方法為師。是另一種功夫，昔日有人嗤之以鼻，今天有人嘖嘖稱奇。都不重要。重要是好玩，夠瀟灑，用得著。學問沒有快捷方式。求學是苦事。我的方法是學時有趣，見到成果，走少了冤枉路。



也毋庸諱言，我不是英文專家。英文中學差幾年才畢業，英語文法錯得一團糟！有什麼打緊呢？我的英語下筆成文，毫不賣弄，流暢自然，清楚明朗，寫好初稿交給懂文法的朋友修改一下就是了。二十世紀經濟學行內的英語文筆第一把手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經問：「你的英文寫得氣若奔雷，文采煥然，是誰教的？」我想也不想就回應：「我背誦你的文章呀！」跟著在他面前大聲朗誦：「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他聽得開心，過了幾天用鋼筆寫下那段文字送給我。



說實話，我的英文到今天還是寫不出施老兄的文采，還是寫不到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那個水平。故人已矣，恨不得他還在，懂中文，能讀到區區在下的中語文章。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我發表《我學英文的方法》。朋友曾經勸我不要「撈過界」，開罪了英文專家，但我終于禁不住寫了。題中加進「我」字，意思是說非專家的方法，同學們要打個大折扣才讀。想不到，該文今天在一個文字網上風行，同學們視之為秘笈，搶著讀。



教育有什麼專家呢？說過了，屢遇明師是我平生最幸運的際遇，但遇到的明師們可沒有一個是教育專家。他們只是不小看我，對我關心，給我說說他們的經歷故事，這裡那裡提點一下。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發表《不是專家談教育》，惹來爭議，據說有些地方為該文開研討會議。重要是有學問的朋友一致說該文對，對得非常對。



不是專家，但為人師表四十八年，自己養兒育女，不可能對教育一無所知。我教青年只憑著兩點。一、對他們關心；二、把自己的經驗所得對他們說。關心學子是人之常情，每個長者都可以做到，但說到經驗我倒可大書特書。在《五常學經濟》那集子內我寫下了自己求學經歷的大概。



《吾意獨憐才》收集及整理的文章不是作者求學經歷的本身，而是殺出重圍之後老人家的回顧。跟《五常學經濟》不同——沒有一篇重複——《吾意》是寫到細節去：當年怎樣帶球進攻，怎樣過關斬將，怎樣埋門扣射，都有敘述及分析。其中論方法，談經驗，評制度，教語文，說教養，發牢騷——這些加起來是相當詳盡的教育之道了。是個人的看法，非專家之見也。



故事算神奇吧。少年時讀書不成——不是一般的不成，而是很不成。兩次被逐出校門，小學、中學都沒有畢過業。近二十四歲才在美國進入大學本科一年級，外籍學生英文試千多個考生老夫成績最差。為水平太差的外籍學生而設的英文班，老師開門見山，說那班從來不給「A」，因為有可能拿「A」的不會被分派到那裡。他教造短句，教用簡單的動詞，學生要天天交功課。我每句只用幾個字，有主詞，有動詞，有受詞，跟著就是句號。老師是個老頭子，學期完結後在校園相遇，他說教了那班十多年我是唯一拿到「A」的學生。幾年後我才知道，老頭教的是《聖經·創世紀》開頭的英文。



凡試必敗轉為凡試必勝，香港的親友無不嘖嘖稱奇，紛紛說美國的大學容易讀。其實不易，只是美國的教授喜歡我思想時天馬行空，鼓勵我這樣做。是同樣的一個人，教育制度不同學與問都改變了。其實美國的大學制度不一定高出那麼多。我是際遇好，在那制度下遇到好老師及好同學，受到感染，上蒼賜予了什麼一下子就發揮出來了。美國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主要不同處，是前者我可以碰中給我啟發而又鼓勵我發揮自己的師友，而香港的制度卻不可能碰中。不是師資不足，而是在政府及專家左管右管的制度下老師無從發揮他們的啟發與感染力。今天內地的大學也不可能讓學子碰中吧。我希望《吾意》這本結集能給內地的同學提供一條有機會「碰中」的路。



近二十四歲念大一是讓同學五年多，二十九歲在長灘作助理教授大約讓兩年，三十歲獲加州最佳教授獎是追成平手，三十三歲在西雅圖華大升為正教授是勝出好幾年了。要是我沒有花上三年時間找尋博士論文的題材，可以加速三年，但沒有這三年的尋尋覓覓，我不會寫出《佃農理論》。



因為自己的經歷，我從來不小看一個成績不好的學生。上世紀七十年代，有十多個在香港沒有大學收容的學生到美國跟我求學，成績一律不錯，而讀得出色的約一掌之數。前前後後每個我親自教兩個小時，其實是罵了兩個小時。故事真實，我在《不是專家談教育》一文中有提及。



十年前在香港出版過另一本《五常談教育》，其中有些文章這裡重複。《讀書的方法》與《思考的方法》是不能不重複的。《吾意》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五常》之後寫的。增加了那麼多的選擇，當然是《吾意》勝。

從攝影沙龍說獨裁取捨

上期發表《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準備捱讀者罵。果然不「負」所望，奇怪是罵的不是那麼多，贊同者大不乏人。炎黃子孫不少中了「民主」之計。他們一般不知「民主」何物，只說民主就是好，不民主就是不好，而獨裁更是不好了。老人家說過，票不應該亂投，什麼事項要以民主投票作取捨，什麼不要，要有清楚的界定才可以推出對社會有貢獻的民主制度。這界定通常由憲法約束，可惜先進之邦的經驗，這重要的界定約束不容易持久地維護。



我討厭政治，這裡要談的不是吵得熱鬧的政治上的民主問題。要談的是學問造詣上的進取，沒有獨裁判斷或取捨不容易甚至不可能有大成的道理。前文說過，這裡要作補充。前文說的不少朋友認為是高見。這裡我要較為詳盡地再解釋，再表演一下老人家的高見也（一笑）。



從攝影沙龍說起吧。那是一種國際攝影比賽，勝出的作品入圍展出，敗北的淘汰出局。從勝出的作品中再挑選金、銀、銅牌，還可以有其他獎項。每個參與攝影沙龍比賽的限「投」作品不超過四幀，不同的沙龍可用同樣的作品參賽。評審委員通常五個。先選入圍展出的，一幀作品能獲百分之六十的票數或分數多半會入選，而獲百分之八十的票數或分數則有機會獲獎牌了。



攝影沙龍比賽這門玩意，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嘗試過，其後認為沙龍作品一般俗不可耐，不繼續了。當年嘗試「脫龍」——即是放棄沙龍風格而走其他藝術攝影的路——很困難。一九五七年我到了北美，繼續操作藝術攝影，立刻嘗試「脫龍」，但要到一九六三才開始攝得與沙龍風格無關的自己心愛的作品。脫龍困難這個話題重要，是後話。



讓我跳到數十年後的二○○四至二○○五年，我再嘗試以攝影作品參加國際沙龍比賽，因為想知道過了五十年這種比賽的品味變得怎樣了。當然，今天有了數碼科技的協助，把畫面改得古靈精怪的作品不少。我不玩這一套，憑舊法去馬，把自己認為有機會入選的作品寄出去。意不在酒，志在體會一下今天沙龍比賽的品味。



兩幀作品可以示範本文要說的。都是攝於湖南南部的資興。我是站在同一位置，二者時間只相差幾分鐘。是晨曦霧景，一幀有漁人撒網（見圖），另一幀只有一葉輕舟（也見圖），分兩年寄出國際沙龍比賽，每幀大約參賽五十次。如下是兩幀作品的成績。



一、漁人撒網那幀入選約八成，獲金牌三個，銀、銅牌都有，記不清多少了。換言之，「撒網」那幀的比賽成績算是很好的。



二、一葉輕舟那幀入選只約一成，獎牌免問，成績算是很差的。



上述兩幀作品相較，獨裁判斷，我的品味是「輕舟」遠勝「撒網」。後者無疑構圖工整，二舟與炊煙的擺佈難求，撒網的角度與倒影盡善盡美。然而，該作畢竟是老生常攝，毫無新意，有點老土，有點俗氣。一葉輕舟那幀呢？有幾線微波與十多點水光襯托著，有新意，也有寂寞、幽怨的感情表達，使觀者想到李清照的詞，而水波與光點運用得特別，算是創新。



讀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獨裁判斷，而老實說，如果讓親友選二者之一掛在家中牆上，他們十之八九會選「撒網」那幀。問題是：在藝術的傳統上，是哪幀作品較有新意，變化較多，有較大的機會觸發新的發展呢？答案當然是一葉輕舟那幀了。



關鍵問題來了。五個評審員，選「輕舟」勝「撒網」的不到一個，以民主投票取捨「輕舟」永遠不見天日。如果把五個評審員分開，各自獨裁，「輕舟」參賽有機會勝出，而此勝也，可能影響後之來者，把藝術攝影的風格與取向改變了。縱觀藝術與學術的發展歷史，通常是後者那類作品帶動重要的發展的。



讀者須知，沙龍比賽這回事可不是攝影發明的。十九世紀的歐洲，尤其是法國與英國，繪畫藝術的沙龍比賽，有稱為學院派的，甚為時尚。重要的是，後來名垂千古的塞尚與梵高，今天的畫價動不動以千萬美元算的兩位大師，這類比賽他們名落孫山。塞尚比較幸運。他自己家境富有，而他的畫作過了不久得到其他畫家賞識。梵高潦倒窮途，死得可憐，可幸上蒼有眼，他身後得到一個大獨裁者的賞識。那是她的弟婦。謝天謝地，梵高死後葬禮時，留下來的畫作送出去也沒有人要。弟婦悉心地集中收藏，後來一起展出就名動天下。是難得的際遇，因為梵高很少在自己的畫作上籤上名字。集中展出救他一救。



讓我回頭說「脫龍」非常困難這個話題。攝影沙龍的作品是少有創意的。玩弄怪技的不少，技術也一般高明，但足以傳世的創作卻談不上。這是沙龍攝影作品被非沙龍的攝影家歷來鄙視的原因。攝影「脫龍」困難，歐洲的藝術發展也有類似的困難：那些所謂學院派的畫家，除了三幾個為宮庭畫人像的，沒有一個可以殺出框框而傳世。不是生活無著，而是藝術歷史沒有他們的名字。



歐洲的藝術發展光芒萬丈，主要因為市場有價。跟中國的傳統不同，那裡購買、收藏藝術作品的一般不是達官貴人。不少是畫商購買、收藏、寫畫評鼓吹，往往是同一組人。那是獨裁者的判斷。曾經寫過，市場是最民主的地方，因為購買者一律投票，投鈔票。從判斷的角度看，市場也是獨裁之所。我買你不買，我的獨裁勝了你的。



問題是在學術的發展上，我在前文提到的「軟性」思想，其作品一般沒有直接的市場。沒有市場顧客的獨裁判斷，民主投票的取捨就只能如攝影沙龍的了：墨守成規，作品講技術，論規格，久而久之免不了有點老土，有點俗氣，雖然有規有矩，創意卻談不上。也是久而久之，「脫龍」的困難隨之而來，要擺脫框框談何容易哉？在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中，我們見不到有一個梵高，寧願餓死也不走墨守成規的俗不可耐的路。何況在不同「玩意」的相對天賦比較上，四十年來經濟學沒有出現過一個梵高。



相對上，我自己走經濟學的路當然也沒有梵高的天賦。但我出道時的學術作品，判斷的科斯、諾斯、阿爾欽、弗裡德曼等人是大獨裁者。他們的影響力比梵高的弟婦遠為有份量，讓我不需要為米折腰，不需要顧及評審員的俗氣品味，也不需要按時把文章交出去。這樣，沒有誰管得著的思想發揮，有創見的文章就寫出來了。



數文章、論學報的學術發展有三十多年了。以文章評審，計數量、論學報而打分的制度是攝影沙龍比賽的制度。有過之，因為學術職業是要靠校方出糧才有飯吃的。攝影「脫龍」既然那麼困難，學術發展走上了攝影沙龍的路，走了三十多年，不是非常頭痛的發展嗎？上文說過，在相對天賦的比較上，數十年來經濟學沒有出現過一個梵高。如今引進了數文章的評審制度，經濟學的梵高永遠不會出現。



民主投票在一方面有無可救藥的大缺失。那是讓多數淘汰少數。要是此法一般性地推行，人類早就滅亡了！別的不論，回顧學問發展的歷史，人類有創意的思想，今天被認為是重要的，在初時差不多一律被大多數人認為是錯了。我自己的佃農理論，一九六六年首次提出時，在坐的數十位聽眾一律認為是錯；一九六八年在獨裁下首次發表後，反對的無數。今天，該理論還是屹立不倒。如果沒有該理論的提出，跟著死不掉，合約經濟學不會盛行，而新制度經濟學不會有今天的熱鬧了。

漁人撒網：http://hi.baidu.com/sz_cheung/album/item/283c643caf0d101bb8998fd2.html
一葉輕舟：http://hi.baidu.com/sz_cheung/album/item/19e7993d473ec3cc3a87ced3.html

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

先談求書名這個玩意，之後才轉入正題。



上期寫《重尋無處》，提到要出版六本有專題的文章結集，其中四本希望讀者提供書名的建議。讀者反應熱烈，建議的不僅多，而且一般不錯，一時間老人家花多眼亂了。



書名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鐘才定案。但我老是想著《經濟解釋》卷二的開頭三章，要趕著把上述的近於「閒話」的六本書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暫定的六本書名，還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讀者的意見我會繼續考慮。



一、《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取自蘇子的《永遇樂》。



二、《多情應笑我——五常散文選》，取自蘇子的《念奴嬌》。原來此書定名《燈火闌珊處》，改為另一本用，下文會解釋。



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取自杜工部寫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獨上高樓——五常談學術》取自晏殊的《蝶戀花》。有兩位讀者不約而同地建議用這首詞，可謂巧合。另一位建議用該詞中的「西風碧樹」，不錯，但「獨上高樓」較佳，因為王國維提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



五、《燈火闌珊處——五常談創作》，取自稼軒的《青玉案》。這是王國維說的第三個最高境界，既然「談學術」採用《獨上高樓》，「談創作」就順王前輩之意，跳到《燈火闌珊處》。這樣，「散文」那本改名為《多情應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談藝術》，取自王維的一首五律。



上述六個書名，一與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來自讀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沒有以詩、詞作書名的玩意，何況一般讀書識字的都懂得玩。炎黃子孫的文化有其獨到之處吧。



贈書之說當然不食言，中獎者要不要老人家在書中提到名字，請通知。還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對，也希望聽聽讀者的意見。初步的工作——選文、分書、書中分組——做好了，文章太多，還要篩選，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轉到《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大修，梅花間竹，太累時再轉到另一本專題結集。



轉談本文的正題。學術的發展，我認為整個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說關於工程或科技等學問，而是那些比較軟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創意、啟發力等的進取。這些是基礎性的思維，不容易捉摸，難以界定，一般無從獲得專利註冊的保護。然而，這些「軟性」的思想是人類知識發展的根源：哲學如是，自然科學如是，歷史與藝術如是，社會科學也如是。大學教育的重點是發展這些基礎性的、重視創意與啟發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學為最高學府，頒發的可以從求學中獲得的最高學位稱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是也。重視「軟性」的思想創作是西方高級學府的傳統，不管是哪方面的他們以「哲學」作稱呼。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當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課程為榮。當然不是貶低工科，而是學術的傳統歷來以思想創作為重，哲學是也。



我出道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學追求的是思想的發展，有大師，有英雄，但這些是從哲學方向發展的學問，沒有直接的實際用場，市場的價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時的月薪，除稅後美元四百多，四年後跳升至稅後一千多，高得行內嘩然。當時沒有誰管我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沒有誰管我怎樣教。管的是我寫下的文章有沒有創意，有沒有啟發力。換言之，當時美國的大學要爭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這也是歐洲的傳統了。



問題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誰判斷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當時作為社會科學院的院長Gale Johnson提出這個問題。他答得清楚：文章發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沒有寫出來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達出來，而重要性是由弗裡德曼等大師「獨裁」判斷的。當時容易相信，因為在芝大舉足輕重的戴維德是靠口述的影響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轉往華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斷主要是諾斯與巴澤爾的工作。過了幾個月他們把我加進去。我對思想的獨裁判斷的時日短暫，因為幾年後行內轉為論文章的發表數量與發表學報的聲譽。曾經寫過，這個不幸的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為可以憑一夫之勇把學術的衡量回覆到六十年代的西方準則。不成，因為當時的同事能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的不多，而過了幾年數學報文章的潮流湧進，有對學問一無所知的政府支持著。區區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進國際學報，你說是廢物從何說起呢？我是個不喜歡爭論的人。我說是廢物，你們說不是那就讓你們「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過去，當然是老人家對。對得太離譜了！



在評審學術文章的判斷上，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來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份量的書，寫生物學家達爾文，引經據典地說達氏的思想是古往今來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該書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學衡量，達氏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發表，因為他對實驗的操作不到家，有點「門外漢」的味道。可見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觀的衡量準則，判斷要講品味，而個人的品味判斷就是獨裁的判斷了。



轉到我熟知的算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我自己的學術發展歷程全靠一些獨裁者給個面子。當年升職快是因為諾斯說他自己是個大獨裁者，還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語文章是還沒有寫好就有學報編輯說要發表，也是獨裁的判斷。當時主理《法律經濟學報》的科斯不「審」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學報規定要評審，但主編對評審員說：「史提芬的文章我們歷來不改，因為改了就不是他的，規定所限，我給你讀，不是給你審，你讀了就算是審了。」這是獨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麼好「審」的？當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審一下，但此「審」也，往往失誤頻頻，費時失事，埋沒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捨，但取捨以獨裁作判斷最上算是歷史的經驗。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而言，升職用民主式的數文章、論學報高下，是災難性的發展。因為這會鼓勵作者重視文章的規格而漠視內容。更頭痛是有創新之見的，民主評審制會使初出道的不敢動筆。當年科斯幾次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其中有一點新意，可取的，要設法挽救。這是作編輯的主要困難。」我呢？屢次建議他不要作編輯，理由是有他那樣的腦子的人，作編輯是很大的浪費。



當然是我對。此「對」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經濟學報，作為編輯的大都是些創見不多的人——自己寫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時間作編輯——而評審員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傑出的，因為傑出的不會有時間多作評審。「民主」裁決就有這樣的困難。獨裁當然也有其不是之處，但二者相較，賭一手，我的觀察是獨裁勝。



好些年前有人作過如下的詳盡統計：把當時被行內高舉的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結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現的時期，永遠是由一位主編獨裁作決策，而當芝大經濟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捨時，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沒有。翻過來，我的觀點是：思想的判斷要講品味，獨裁者不可能沒有品味，民主則不可能有。



獨裁當然可能錯，可能大錯。學術的發展要有成就，要靠一個懂得取捨的獨裁製度。綜觀西方有大成的大學，或學派，或大學內有大成的學系，我想不到有一個例子不是讓獨裁者判斷思想的重要性的。

重尋無處

整理平生論著，要有系統地在神州出版，是爭取大市場，傳世機會較大也。是時也命也運也：像我這樣的一個小人物，才華遠不及蘇子的，文章傳世的機會本來近於零，但神州再起，有地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加上什麼互聯網的數碼科技，佔了先機，傳世無緣是無話可說了。要痛快地博他幾手是人之常情吧。山木兄的專欄文章出版了不止一百集，可能是個世界紀錄，是否發神經只有上帝知道，但爭取傳世的意圖用不著問蒼天。



我的英語文章早就整理好了。其實在西方世界，重要的圖書館收存齊備，作者自己整理不是那麼重要。最近《佃農理論》的英語原著在內地出版，首印一萬五千冊，聽說賣得不錯。該書不易讀，何況是英語，可見內地的市場的確大。製作上我凡事苛求，版稅多半沒有得分，只希望該作能給同學們一個博士論文寫作的模範。當年衡量了不少時日，參考過前人之作無數，砌出自己滿意的規格。後來不少同事認為經濟學的博士論文應該這樣寫，而今天我認為內地的同學要考慮這樣寫。說實話，不是那麼容易。幾天前重讀該作的第三章，追溯佃農理論發展的一百九十年歷史，用上九十三個腳註，心想，今天自己再沒有魄力作這種一絲不苟的研究了。希望同學們明白，學問要這樣做才對。不可能永恆地這樣做，也不需要，但年輕力壯的同學總要認真地嘗試三幾次。歸根究底，學問之道是沒有快捷方式的。



《佃農理論》之後，我在《蜜蜂的神話》及兩篇關於香港租金租管制的文章也同樣地詳盡處理，打出了名堂，跟著的馬虎一點行家們都給個面子，放我一馬。話得說回來，今天在報章上發表專欄，雖然治學的態度沒有變，但只有兩三天時間，錯漏是無從買保險的。



今天整理平生論著，最重要而又最頭痛還是那些以中文寫下的。說重要，因為是寫給沒有機會到西方求學的同學讀。說頭痛，因為以中文下筆佔了自己三分之二的寫作年日，牽涉到的題材廣泛，而這次大手整理，不能像以往那樣百鳥歸巢地結集推出。重點當然是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朋友一致認為——我自己也認為——如果這三卷本不能傳世，我的其他作品可以免問。最近卷一《科學說需求》在北京出版了，修改得自己滿意。此卷是最易修的。問題是，我只專注地用了兩個月時間就感到筋疲力盡，不能不停地再進。何況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大修，我計劃一起筆就推翻傳統的市場概念，跟著是藉費雪的利息理論把凱恩斯學派的宏觀分析斬一刀，再跟著是推出自己的貨幣觀及不久前想通了的關於財富累積的倉庫理論。這些皆大話題，雖然只打算簡略地處理，但屬前人沒有處理得好的學問，一想就頭痛。



是在這樣的舉步維艱的苦悶日子中，我想到先整理多年寫下來的專欄文章。也麻煩，因為有一千六百多篇。關於中國改革發展的約半數，可以撥開日後才處理。餘下來有些是應酬之作，可以作廢。再餘下來要考慮分類組合的約五百之譜。一本有整體性的專題結集可容六十至七十篇，挑選後應該有六本自己滿意的結集。這些是在《賣橘》、《貨幣》、《求學》、《登臨》等之外的玩意了。



要怎樣安排從約五百篇選出約四百篇而編為六本專題結集呢？十多年前出版過的談《教育》、《學術》、《藝術》這三方面要保留，重頭再選，內容會有很大的變動。幾位朋友建議出一本《散文》選，跟著見散文可選的太多，他們建議把散文一分為二：一是「散文」，二是「旅遊」。再跟著是談及學術的文章更多，挑選後也要一分為二。轉來轉去，數來數去，要整理的共六本。題材多變，這本可用的文章也適用於那本，調來調去，舉棋不定，當然是頭痛萬分了。



讓我重複一次。我要在五百篇文章中挑選四百篇分專題出書六本：一、散文，二、旅遊，三、教育，四、藝術，五與六、學術。這裡提出是希望某些讀者有神來之思，給書名提出建議，若被採用會贈送全六本。不是那麼容易的，比賭世界盃難得多，因為要跟著老人家的品味走。這六本的其中兩本我已經選好了名目，不用讀者費心了。品味如下：



散文的書名是《燈火闌珊處——五常散文選》；旅遊的書名是《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前者采自稼軒的《青玉案》，後者采自蘇子的《永遇樂》。每本的開頭以上述的整首詞作為「引子」。古人的文采豈同兒戲。老人家借用一下就可瀟灑一番。



這裡求書名的是其他四本，要品味、風格類同。一是教育，二是藝術，三是學術的過程與法門，四是學術的創作與傳世。多讀我的文章的同學會知道內容的大概。



茲錄蘇子的《永遇樂》全文如下，作為《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的「開場白」是適當的：



「明月如霜，好風如水，清景無限。曲港跳魚，圓荷瀉露，寂寞無人見。紞如三鼓，鏗然一葉，黯黯夢雲驚斷。夜茫茫，重尋無處，覺來小園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燕子樓空，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黃樓夜景，為余浩嘆。」

張勝量現象

張勝量是小友牛牛的名字，十二歲，快十三歲了。他的鋼琴天賦不少人說過，我也說過，寫過文章讚過他。這裡要談的不是天才這回事。我要嘗試解釋一個小孩子彈奏出來的音樂為什麼跟一個成年的大師分不開。換言之，只聽彈出來的音樂，不知演奏者是誰，我不會知道是出自小孩之手。不僅我這樣說，古典音樂比我聽得多的幾位朋友也這樣評價牛牛。讀者不相信嗎？牛牛剛出版了一隻光盤，彈肖邦的二十七首練習曲，難度高。買來聽聽，你會同意我說的：技巧到位，音樂純真，表達成熟，怎樣也聽不出是一個小孩子彈的。牛牛將於七月十日晚在深圳音樂廳演出（十一日在廣州星海音樂廳），買張門票你會知道我說的光盤沒有出術。



從我自己熟習的幾項玩意說起吧。這些玩意，年歲增加會使作品的質量或品味有變，大人與小孩不難鑑辨出來。跟著我會分析一下其他有點認識的玩意，指出某些玩意的作品，不容易有大人與小孩之分。最後回頭說牛牛，試行解釋為什麼我們聽不出他的鋼琴演奏是出自一個小孩之手。後者是本文說的「張勝量現象」了。



先從經濟學說起吧。走經濟解釋的路，憑作品的風格與深度作者的年歲大小不難猜中。經濟學的實驗室是真實的世界，觀察的所得與日俱增。最近自己四十多年前寫下的《佃農理論》在內地再版，重讀，認為昔日對細節的處理比較用心，思想也比較鋒利。今天老了，看問題是明顯地站得遠一點。很難說今天勝還是昨天勝，但今天的處理手法與昨天的不同，反映著時日消磨帶來的痕跡。學術之外的專欄文字寫了三十年，今天重讀舊作，胡亂地這裡那裡抽幾段文字看，自己可以大略地估計是哪段時期下筆的。



在經濟學的發展上，搞純理論的貢獻可以來得早。費雪與薩繆爾森的博士論文皆二十歲出頭之作，是有份量的貢獻，但二者都是方程式滿紙的寫法，而數學的天賦一般很年輕就顯示出來。費、薩二師年長後的理論作品，也反映著時日的消磨，方程式下降至近於零，複雜的分析轉向簡單的方向去。我自己的發展也類同：年輕時的理論分析較為複雜，凡事求證，但人老了，理論分析趨簡化：只要自己在感受上覺得是對，認為推理的邏輯可以接受，就懶得斤斤計較要用什麼技術「證」出來。



藝術上，我認真地嘗試過兩項，一易一難：易的是攝影，難的是書法。這些玩意不僅早期與後期之別明顯，任何稱得上是成家的攝影者，拿出不同時期的作品給我看，孰早孰晚我多半可以分辨。攝影容易，因為只要掌握到技術，看得到就攝得出，早年與晚年之別主要是對景物的看法與感受不同。我自己對中國詩詞的感受因為年齡增加而變，攝影作品也跟著變。



書法比攝影困難得多，是另一回事。我認為書法的困難是懂得看跟寫得出相去十萬八千里。唐初的孫過庭就提到「人書俱老」，說右軍老年多妙。書法的技術遠沒有繪畫那麼複雜，但熟習要用上十年八載的功夫。書法的困難是不能靠懂得看與熟習那麼簡單。情感要表達在沒有畫面內容的線條上，要用多種變化才能寫出真情實感。如此一來，書法容易寫出俗氣，容易給觀者有「做作」的感受。昔日米南宮高舉天真自然，說要「出於意外」。這是說下筆時要達到心手兩忘的境界，是人書俱老之上的另一個層面了。



在我知道的玩意中，有兩項我們見到作品不容易判斷作者的年齡：其一是數學，其二是象棋，這兩項的天賦往往出現得早，可以很年輕就把人嚇破了膽的。國際象棋天才費雪走出他那知名的世紀棋局時只有十一歲。我們難以在數學與下棋的作品上判斷作者的年紀，因為這二者的表達既沒有情感，也沒有內容。有的是邏輯的推理，也要有天生的想像力，但我們很難甚至無從判斷這樣的作品是否「老到」。印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數學天才，沒有誰教過他，二十多歲自己拿起一本相當深的數學書看，跟著自己發明，把多個寫下來的數學定理寄到英國給大師們看，引起震撼，一時傳為佳話。可惜此君早逝。就是今天，此君還被譽為是古往今來數學創意最高的人。



回頭說小友張勝量，他的鋼琴技巧屬奇蹟，但這樣的奇蹟出現過不少，說不上是個現象。我們沒有機會聽到莫扎特幼年時的鋼琴演奏，但古往今來音樂天賦無與倫比的莫扎特，寫下來的樂曲年幼與年長的有很大的一聽而知的差別。張勝量也作曲，不錯，但不是莫扎特，也是一聽而知是幼年之作。寫音樂需要的變化與深度是要講「老練」 的。但為什麼小牛牛在鋼琴上彈出來的音樂，我們無從判斷是出自一個小孩子之手呢？



音樂有內容嗎？可以有，也可以沒有。最得我心的音樂一般沒有內容。那麼音樂要表達的是什麼呢？是感情，跟書法是一致的。但為什麼書法老年多妙，而音樂的感情表達可以不論長幼呢？人的感情長幼不同是明顯不過的事，為什麼張勝量發明了感情長幼不論的音樂演奏？



為這問題我想了幾晚，得到的結論，是人的感情有多方面，其中有一面重要的沒有長幼之分。這是人類天生下來沒有受到世俗影響或污染的感情，即是天真的感情表達了。不少大畫家畫到老年時，技術與思想的深度不論，我們可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天真。天真的感情表達可愛，只是人浮於事，世俗煩擾，不容易長久地保持。純從天真表達的角度衡量，因為是上蒼賜予的人類本質，我們無從鑑別年長或年幼。



張勝量現象的解釋，是小牛牛彈琴是彈自己的感受，表達著他自己的天真闡釋。這使我意識到，作為一個老人家，有時無意間寫出幾行好書法，或寫文章隨意揮灑之際，忽然有三幾句返老還童，不知是從哪裡跑出來的。說張勝量是個現象，老人家久不久曇花一現地有這現象，但受世俗污染了那麼多年，要練得有刀槍不入的本領才能保存著一小點天真。牛牛還沒有練過刀槍不入的功夫，天生下來就有這樣的本領，只是來日方長，不知上蒼有沒有賜予他一個金鐘罩。上帝造人歷來不公平。是好事，人人一樣的世界是不值得活下去的。



牛牛七歲時我認識他，跟眾人一起說是天才無疑有點俗氣，但久不久老人家還是要世俗一下的。牛牛八歲時，我覺得他彈出來的音樂跟我熟知的書法哲理略有不合，禁不住用八個字教他彈琴要彈出書法藝術：交代清楚，綿綿不絕。過了不久他做到了。去年十一歲，在深圳演奏後，我再打趣地給他八個字：天真瀟灑，掉臂獨行。當時牛牛找鋼琴老師的問題親友間有爭議。我一士諤諤，認為天才可以培養，但不可以教，老師因而用不著，於是把後人說李白的這八個字送給牛牛。詩人中我最欣賞的李白沒有誰可以教出來。是誰「培養」李白的呢？可能是楊貴妃吧（一笑）！



肖邦被譽為鋼琴詩人。我希望牛牛長大後會成為鋼琴詩人中的李白。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國的經濟發展無疑是到了多事之秋。最近聽到或讀到的消息不是那麼好。環繞著勞動市場與樓房政策的話題，言論太多，北京的處理看來有點亂。

今早一位朋友傳來一篇台灣傳媒之作，沒有說明出處，關於富士康的大話題，據說目前在台灣吵得熱鬧。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分析這件事，但感受上郭老闆的激烈反應對中國今後的工業發展會有深遠的影響——山雨欲來也。三連跳，他把富士康的最低工資提升百分之一百二十，倣傚著一九一四年美國汽車大王福特發明的絕技。以下象棋作比喻，這是走一著「沉底穴」，北京的朋友要搶先把車平五（一笑）。

這裡要分析的是內地房地產的問題，又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言論太多：什麼物業稅、資產增值稅等複雜話題無日無之。深圳的樓價應聲下跌：該市四月樓價急升，五月成交量急降，六月開頭十天樓價下降了約百分之二十。跌得急，相當一般性——不限於某些「邊際」之區。幾天前讀報，說北京的樓價「下跌」是假跌，想來這篇專欄發表時會弄假成真。上海的朋友說樓價還沒有跌，只是成交甚少，賣盤有增加。若如是，上海也難逃一跌。

深圳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報導說還會再下降百分之二十。這類推測是看風水，歷來不可靠。問題是，如果樓價上升了百分之一百，下降百分之五十是打回原價。如果深圳的樓價再下降百分之二十強，就打回兩年前不少人叫救命之價，地區政府紛紛說要搶救樓市的。二十多年來，這樣的樓市過山車在神州大地沒有寧靜過，繼續下去，總有一次會出軌闖禍！

我要在這裡向北京的朋友解釋資產價值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不深的，但邏輯與概念要拿得準才能掌握。今天的後起之秀一般沒有學過。讓我分點說吧。

一、資產的價值是財富。財富與資本相同。費雪的正確方程式說，財富是收入以市場利息率折現的所得。這裡說的收入不是短暫的，而是長線或永久性的收入。是預期的收入，預期有變，或利率有變，財富會跟著變。很明顯，可以影響收入預期的因素多得很，而今天內地的利率不是市場利率，是央行不斷地左右著的。無從預測的因素那麼多，加上有通脹或通縮的可能，上述的收入與財富關係的簡單方程式有難以處理的變化，但我們不要見這些變化近於無從掌握就輕視這方程式。此「式」也，怎樣蹂躪也是個重要的看經濟增長的角度，概念上沒有錯，問題是要怎樣用、怎樣處理變化。這要講用者的看家本領了。

財富是收入以利率折現，利率不變，收入上升財富上升。倒轉過來也對：財富上升會導致收入上升。例如外資在中國下注，使地價上升，跟著外資什麼也不管，只要地價升後不跌，中國人民的收入早晚會上升。這是因為財富的增加會促使市場運用財富來增加中國本土的國民收入。

二、無論是收入決定財富還是財富決定收入，一個國家的財富當然是愈高愈妙。房地產之價是國家財富的一部分，是重要的一部分。那麼房地產之價是愈高愈妙嗎？非也！因為土地使用有需求彈性係數的問題，政府約束某些用途的土地供應可使地價的總值提升，即是使房地產的總財富提升，但國家整體的財富卻可能因而下降了。

這裡涉及的是重要話題，同學們要細心跟進。資源或資產有多種，房地產是其中之一，重要的。人力資源（包括腦子的知識）也是資產，可能更重要，雖然沒有奴隸市場人力資源只能以工資收入在市場交易。概念上，我們還可以用人力的收入以利率折現而作為國家的一項重要的財富看。

三、以理論解釋作示範，我們不妨假設一個經濟只有兩項資產：房地產與人力（包括知識）資產。這樣看，一個國家爭取這兩項資產合併的財富當然是愈高愈妙了。兩項其中之一愈高不一定愈妙，二者加起來的財富總和愈高則愈妙。後者是社會收入總和的極大化的一個必需條件。

四、上期文章我指出，房地產是財富累積的倉庫，人力（體力與腦子的知識）也是財富累積的倉庫。我也指出，土地資產的有效率使用，要點是算進了有關的社會成本後，在同區內不同用途的土地應該地價相同。然而，因為上文提到的需求彈性係數的左右，這樣的地價相同不一定會達到最高的總地價。倒轉過來是說，假設國家只有土地與人力兩項資產，總地價最高（土地的財富最高）不一定協助國家整體的總財富最高。

五、這就帶來本文要說的一個重點。像中國那樣龐大的國家，房地產的財富總值最高肯定不是整個國家的所有財富的總值最高的均衡點。事實上，到了某一點——今天近於這一點——房地產的財富總值增加會削減人力資產的財富總值；倒轉過來也對，人力資產的財富總值因為政府的左右而增加，會削減房地產的財富總值。這是經濟學中的邊際生產定律的一個重要含意，而簡化到盡頭，要獲得國家財富總值的極大化，土地不同的使用，算進社會成本後，同區的地價要相同。

六、繼續推理，在目前的中國，要協助勞力或人力資源的收入的提升，政府增加土地的供應而使不同用途之價拉近或相同，從而使房產之價下降，是最可取的辦法。推出任何稅項——不管是物業稅還是資產增值稅——而使房地產之價下降，是劣著，因為土地使用的真實成本沒有下降，幫不到勞力資源的收入，也害了房地產的發展。

七、西方的經驗，物業稅與資產增值稅是政府有財政困難時才使用的。西方的物業稅一般用於有關地區的指定項目——例如教育——的用場。今天中國沒有財政困難，稅項可以不抽不要抽。半年來我跑過的大城市有重慶、成都、哈爾濱、瀋陽、大連等——還有其他的——其發展的速度與勢頭令人震驚。我可以肯定，如果十年前中國推出今天吵得熱鬧的物業稅與資產增值稅，這些奇蹟城市不會有今天大家見到的奇蹟。

八、大叫收入不均是譁眾取寵的政治遊戲。目前中國農民的收入增長實在快。兩年多前因為新勞動法的引進，有一段時期增長不對頭，但神州風水有靈，農民的高速增長又再繼續。我也認為那些大呼樓價太高的眾君子主要是眼紅。不能否認，炒樓可以賺大錢，雖然虧大本的也無數。無可置疑，房地產之價大上大落可以導致財富不均，但這主要是政府的土地政策及金融政策促成的。找賺到錢的來出氣，以這項那項稅來作俠盜羅賓漢，肯定會損害經濟整體的發展。適當地增加樓房的土地供應也會使樓價下降，但這不僅合乎經濟原則，對工人的工資提升會有大助。

很抱歉，上述的分析不夠詳盡。這幾天我老是想著富士康的問題。郭老闆倣傚美國昔日的汽車大王福特的絕技，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會有深遠的影響——北京處理不當會闖大禍。郭老闆是憑著富士康的租值，加上蘋果計算機及其他大客戶的租值的協助，在神州大地表演一手。在中國的外資會首當其衝地受到影響，其他的接單工業怎樣應對是不淺的學問。福特一九一四年推出的每天最低工資五美元，比當時的市場工資高很多，後來不僅害了自己，九十六年後的今天，美國的經濟還是受到那提升了多次的最低工資之困。如果沒有最低工資，他們今天不會頻頻施壓要人民幣升值。有誰聽過顧客頻頻要求甚至施壓要光顧的商店加價呢？

是發神經的世界，北京的朋友不要跟著發起神經來。

北京的朋友要冷靜下來！

六月二日《信報》刊登了一個數字表，排列著地球二十二個國家或地區今年股市的累積變動，以股價指數跌得最多的排頭，順次而下，跌得最少的排尾。你道中國排第幾呢？以本地的貨幣算，中國排第二，下跌了百分之十八點九六，僅次於冠軍西班牙（下跌百分之二十一點零六），跌斗跌，衰斗衰，中國竟然拿個亞軍，你說奇不奇？金融危機以還，中國不是被舉世認為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嗎？北京的朋友不是大唱經濟過熱嗎？股市不是代表著經濟前景的預期嗎？斗股市不濟，中國怎會考個第二呢？困難不少的美國考第十九。



老人家還是認為從經濟發展的勢頭看，斗好不鬥衰，中國考個第一應無疑問。股市的不濟，是因為北京的政策缺乏說服力，而其中最麻煩是掌管經濟的人言論太多，分析太少，觀點不一，有些言不成理，有些惟恐天下不亂，使市場無所適從，犯了股市的大忌。



同一天（六月二日），兩位行家清早給我電話，說一個名為Li Daokui的在英國大名鼎鼎的《金融時報》發表高論，震撼地球，外間吵得熱鬧云云。文章傳來了，是六月一日的《金融時報》，發言者李稻葵，來頭不小，清華大學教授、主任可以不論，李教授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三個委員之一，重量級人馬也。奇文大可共賞，但我認為李教授把鬼子佬嚇了一跳的是如下的一句話︰「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困難是遠為基礎性的，這困難比你們美國及英國在金融危機出現之前大很多，點只泡沫咁簡單？」



我不同意李教授之見，因為我沒有學過何謂泡沫，沒有學過何為過熱；學過的我不同意李教授說樓價高會阻礙城市的發展，也不同意他說人民幣逐步升值可讓廠家們有時間準備。準備什麼呢？準備關門乎？我很想知道李教授有沒有做過廠，有沒有到工廠考查過。對真實世界知得不多而妄下判斷的治學態度只不過是反映著今天經濟學發展的主流，馬歇爾復生會哭出來。



就算我完全同意李教授之見，我也認為他不應該說。貨幣政策委員可以舉足輕重，公開說出會使外人以為是中央政策，何況讀者可能想到瓜田李下。給我電話的兩位行家不約而同地指出，參與制訂經濟決策的人要避免讓人覺得利用言論在市場獲利。



六月三日，《信報》轉載李教授在《人民日報》的言論，我也不同意。不是不同意他認為存款利率要提升，而是不同意他的分析。可能《信報》誤導，但李教授的貨幣與通脹觀是完全漠視了弗裡德曼（香港稱佛利民）的學問。這裡我要為弗老說幾句。他謝世前有兩點遺憾。其一是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蘇聯解體，美元的貨幣量要怎樣量度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困難。其二是弗老認為歐元統一行不通，他謝世前是輸了給蒙代爾。恨不得弗老能多活幾年，讓我們能聽聽他對金融危機的看法，也讓他知道他當年對歐元的分析，今天看沒有錯。弗老地下有知，知道金融危機後凱恩斯學派抬頭，也知道此派的大手花錢的效果乏善足陳，可能笑出聲來。無論怎樣說，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經濟大師中，可與弗老平起平坐的只有耶魯大學的費雪。這兩位的學問今天一些後起之秀連皮毛也摸不著。



說到歐元，還健在的蒙代爾也是好朋友。一九六八年的冬天，在芝大的教師酒吧內，蒙兄、弗老和當時初出道的我，三個人一起喝酒，我第一次聽到他倆對貨幣與匯率的觀點不同。當時我有機會直接提問，知道兩位大師之爭是侷限的看法不同，不是外間傳說的那麼簡單。後學須知，蒙兄與弗老都曾經在我面前把費雪捧到天上去。



回頭說中國，我認為今天的形勢遠沒有報章上大吵大鬧的麻煩，更勿論李稻葵教授說的誇張困境了。人民幣的問題我分析過多次，這裡不再說。正在吵得熱鬧的是兩項其它麻煩。一是勞動工資，二是房地產之價。二者要分點說，先談勞動工資吧。



一、中國目前的「民工荒」出現在沿海一帶，最嚴重是珠三角，是地區性的。主要原因，是兩三年前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導致沿海無數工廠倒閉或停產，工人大量回鄉後，今天不回頭。



二、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法的引進，對中國的工業發展無疑是禍害，但客觀地看，有錯有錯著的可取處。二○○六年六月一日我發表《工業第三階段：月是故鄉明》，寫道：



「我認為中國的工業發展階段要以地區劃分，明確的。第一階段是珠江三角洲，時間大約八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九二。第二階段是長江三角洲，時間大約一九九二到今天。從地區看，中國工業發展第三階段會在哪裡呢？我的推斷，是會回到鄉鎮那裡去，因為月是故鄉明。」



文內提出的理由今天不需要改，只是當時我想不到人民幣升值與新勞動法大幅地加速了「月是故鄉明」的走勢。這裡我要贊北京一下：他們反應快，使老人家的推斷如有神助！有報導說是因為補貼農業使回鄉的工人不回頭。這是不對的：農業的補貼沒有明顯提升。有提升的是鄉鎮補貼工業的鼓勵，例如提供廠房免租三年。不同鄉鎮有很不相同的鼓勵工業發展的方法，各出奇謀，反映著北京懂得利用縣際競爭這個法門。



三、我認為最近本田與富士康在勞工問題上出事，主要因為他們反應太慢。我找到的資料顯示，珠三角的中、小型工業給工人大幅加薪（百分之十至二十），在農曆新年之前就開始安排。兩三年前的工廠倒閉潮淘汰了毫無租值（油水）的工廠，餘下來的比較紮實，有點租值，見到工人紛紛另謀高就，他們不能不立刻提升工資。目前，珠三角有不少廠家計劃搬到內陸去。



本田與富士康提升工資比中、小型的工廠慢了好幾個月，即是慢了好幾拍，為何如此我有幾個假說，無一肯定，於是不說。



四、中國的一家一孩政策有一個無可避免的效果：宜於工業操作年齡的人數今天相對地缺乏。一九八五年二月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反對一家一孩；二○○二年在中共中央黨校講話，再提出我反對的理由。今天，多生孩子是相當大幅地放寬了，但聽到身為黨員的還有嚴謹約束，認為是嚴重的錯。不管怎樣，我的水晶球說，在目前「月是故鄉明」的走勢下，中國嬰兒的誕生數量會急升。



五、如上可見，中國的勞工問題不是大問題，收入不均的現象無地無之，而中國正在收窄，大叫大嚷是譁眾取寵，幫不了忙。我也認為北京要趁這時機撤消最低工資及新勞動法，讓不同的縣或地區各自處理。撤消最低工資會讓珠三角等工人緊張的地區起用老弱殘兵，救一救燃眉之急。



儘管對北京政策的批評沒有客氣過，我認為月是故鄉明的工業發展是走對了路向。只是來得太急、太快，於是有點亂。



轉談內地的樓市吧。也要分點說。



一、我從來沒有說過內地的樓市沒有泡沫──一個網站說我這樣說，累我給網上客罵個半死，看來這些罵客是希望見到樓市泡沫的。如果知道何謂泡沫，也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我早就發了大達，風花雪月去也。知道的是不少泡沫專家破了產。



弗裡德曼和我皆不知泡沫何物，但大家同意有牛群直覺（herd instinct）這回事。市場可以發神經，無端端地像牛群那樣一起沖，大上大落。除了人類的牛群直覺使然經濟學無從解釋市場偶爾出現的發神經。不多見。數百年前荷蘭的鬱金香危機（tulip crisis） 與物理大師牛頓在股市輸身家的South Sea bubble是例子。從牛群直覺的發神經衡量，內地的樓市沒有出現過，相近的也沒有：開放改革後的兩三次大跌是中央政策逼出來的。



二、去年起內地的樓市大升，除了外資到中國來找投資的避難所，主要是因為三年前政府刻意把樓市大手打下去，跟著在雷曼兄弟事發後大手放寬銀根，促成樓價有一個明顯的「V」型奇觀走勢。如果我們把這「V」字拉平，樓價今天的升幅不怎麼樣。



讀者可能記得，二○○九年三月二十日我發表《伯南克別無選擇；溫家寶大可煞掣》。那是十五個多月之前的事。如果當時溫先生依老人家說的，開始緩慢煞掣，今天不會有樓市過熱的言論。中央上頭當時把銀根放寬得快沒有錯，但過了頭，跟著煞掣太慢。這些是非常困難的決策，時間的判斷經濟學是沒有天才的。老人家只是憑經驗、觀察與直覺把自己的名字押上去，博一手。感謝上蒼，我的直覺通常考高分。



三、財富累積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難題。我想到的處理方法很簡單。當一個國家發展起來，人民的收入上升，其含意著的財富增加是要累積起來的。租值或資產的價值上升是代表著財富累積的上升，而房地產可以看為這財富累積的一個倉庫。這倉庫有好幾種，房地產是其中之一，顯然是重要的。無緣無故地打壓樓價是破壞這倉庫，愚不可及。北京的朋友目前擔心的，似乎是恐怕這倉庫破裂，而這破裂可能就是眾說紛紜的「泡沫」了。不是杞人憂天，這樣的不幸有可能。問題是我們沒有可靠的理論來衡量這倉庫破裂的先兆。如果這倉庫還遠不及破裂之境，但政府卻採取措施預防其破，經濟整體的發展會受到損害。（今天我認為，經濟學者解決不了財富累積這個難題，主要是他們沒有想到這累積是要有倉庫的。）



四、說過了，樓價的上升差不多是唯一的合乎經濟原則的約束人口分佈的侷限，但我們不容易知道國家整體的人口分佈應該怎樣才對。如果不考慮這個問題，房地產發展的經濟原則是直截了當的。這就是算進了發展成本、配套、交通、環保等事項後，不同用途──商、住、工、農──的土地應該有同樣的回報率，也即是說減除了所有社會成本，不同用途的土地，在同一地區應該地價相同。



目前，在上海等城市，商業或住宅用地比工或農用的地價高很多，社會成本的算進看來不會使這大差距打平。換言之，以上海為例，大幅提升商、住用地的供應是解決樓價上升的最合乎經濟原則的方法。然而，我的印象是上海倣傚香港，搞高地價。程度上當然沒有香港那麼嚴重，但我有這樣的感受。



五、還沒有購買房子的人喜歡投訴樓價太高是慣例。一個沒有人提出過的要點，是今天中國的大城市，過半的居民是流動人口，沒有他們工作的城市的戶籍。流動人口是偏於不買樓房的，但投訴樓價過高也是慣例。我認為這是內地投訴樓價之聲格外多的一個原因。香港廉租房的經驗很不妥，廉價房（所謂居屋）內地可以考慮。但後者不易處理，而流動人口那麼多是無從處理的（何解？這裡賣個關子，考考讀者的智商）。



六、目前內地要推出物業稅吵得熱鬧。物業稅有其可取之處，但以之打壓樓價是劣著。這是因為物業稅的一個含意是政府跟地產發展商爭飯吃，會壓制地產發展商的勵進。樓房空置稅較為可取，雖然何謂「空置」需要商榷，執行比較困難。目今內地的樓價上升了不少，但租金可沒有跟著上升，好些房子的租金是下降了。樓房空置稅會使租金下降，因而使樓價下跌，但少了樓房空置會提供重要的房地產投資回報的訊息。一個樓房空置率很低的城市，樓價與租金的回報率可以讓我們判斷上述的倉庫破裂的可能性。不會很準確，但遠勝今天連這訊息也沒有的情況。不要忘記，內地與香港不同，大部分出售的住宅樓房沒有裝修，因而空置著的不少。當然，用任何稅來壓制樓價都遠不及提升樓房的土地供應那麼高明。



我希望上述的解釋能澄清在重要的勞力與樓房這兩方面的發展，中國面對的形勢不是那麼差︰天下所有其它國家應該恨不得有中國今天面對的所謂嚴峻的「困境」。北京當局要約束與政策有直接關係的人的言論，也要重視那些對經濟感受好的人的意見。弗裡德曼當年說過多次，經濟感受好重要，有沒有學過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