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問答室 104 - 108

長春 李翠平問：



我想知道如何能成為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呢？




答李翠平：



經濟學家有好幾類，類類不同，我只能告訴你我走的是解釋現象那類，其它我不是專家。要成為一個有份量的經濟解釋學者，要過三關，缺一不可。



其一是要絕對客觀。看來非常困難，因為一百個經濟學者中找不到半個。經濟學者是人，對人的行為你可以毫無成見，可以完全不管自己的切身利害嗎？一個人不可以沒有主觀，但主觀與客觀要分清楚，作經濟分析時要絕對客觀從事。天生使然吧，我做來容易，但我平生遇上真能做到的只三幾個。要練習嗎？學做火星人吧——把自己作為火星人到地球看人類。



其二是要掌握需求定律與局限的種種變化。這也困難，因為大學教的與書本說的，大半以上的理論不管用。世界複雜，理論以簡單為上。概念要掌握得通透，要有明師指導，而自己要日思夜想，不斷地考慮，才能淘汰不管用的而充分地掌握不可或缺的。



其三是要多到真實世界跑，到處觀察。讀書有助，但幫助不大。幾天前我對一位同學說，熟讀一本關於某市場的書，寫得詳盡的，不等於你知道那市場，因為如果你到該市場走走，身歷其境地觀察，你有很大機會發覺與書本說的很不一樣，或起碼在感受上與書本說的很不同。是的，你要做一個「好事之徒」，不斷地關注在真實世界見到的大大小小的現象，也要不斷地以簡單的理論試作解釋。實證科學如物理、化學、生物學等，從事者一般在實驗室操作學習。經濟學也是實證科學，但實驗室是真實世界，不是課室，也不是書本的敘述與數據資料。

山東 姜超問：



我想請問徵收燃油費的利弊？




答姜超：



你是問徵收燃油稅嗎？算是吧，算是問關於汽油稅的利與害。可以從兩方面看。



有利的一面，是徵收燃油稅會約束汽車的使用，有收路費的效果，對疏導交通與公路的建造與維修有助。當然，這是假設燃油稅的收入會用於公路的投資。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經濟問題。一九二○年英國經濟大師庇古舉例說有兩條公路，一好一壞，都是從甲市到乙市。好的公路車多，堵塞；壞的公路不堵車。在均衡點上，從甲市到乙市的駕駛時間應該一樣，因為好路堵車到某一點，駕駛的會轉到不堵車的壞路去。庇古之見，是如果政府抽使用好路的稅，將車趕到免稅的壞路去，疏通好路，壞路還不堵塞，那麼使用好路的讓政府賺了稅，轉用壞路的沒有受損，社會整體是獲益的（因為稅收可給大家分享）。這是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的一個重要例子，政府抽稅對社會有助。



一九二四年，美國的經濟大師奈特回應，說如果那好路是私人產業，業主會收路費，與政府抽稅一樣。這是說，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分離，起於公路不是私產，市場不能運作。這是三十六年後的高斯定律的前身。



徵收汽油稅，原則上，可以看為收路費，但好路壞路一樣收，解決不了社會與私人成本分離的問題。當然，今天中國的高速公路是好路，收費，是走上奈特的路，與抽汽油稅的效果是不盡相同的。



另一方面，縱觀天下大勢，我反對中國今天抽汽油稅。這是因為地球一體化，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激烈，而為了促進工業，好些發展中國家是不抽汽油稅的。這樣，哪個國家抽汽油稅就變得愚蠢了。工廠免汽油稅，其它不免，也不成，因為交通對工業發展同樣重要。



是的，有些稅我們不用考慮國際的競爭形勢，有些非考慮不可。汽油稅的抽與不抽，中國要從國際產出競爭那方面考慮，尤其是中國是個石油進口國。

加油問：



未來您對人民幣的預期是什麼樣的？會不會真的成為主流貨幣！




答加油：



人民幣可以成為國際上的一種主流貨幣嗎？易過借火！可能有政治因素我不明白（永遠不明白政治，從小討厭）。原則上不僅可以，而且國家有錢賺，易賺的。目今歐元、英磅等皆試圖打進國際市場，但他們的條件不及人民幣。日本在七十年代初期也認為日圓大可在國際上耀武揚威，而當時不少西方人士開始學日語。無奈好景不常，日圓大幅升值，過了火位，強勢不再，問津者不知躲到哪裡去。日本的經濟一蹶不振已逾二十年，德國可能短一點，也差不多吧。不要偷笑，中國有機會拜德、日為師。人民幣不論，北京最近推出的新勞動法是足以令人心寒的例子。



要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嗎？注意幾點。一、鈔票上要印上一些英文字，起碼印上RMB幾個字母。公仔頭應該換一下吧：鄧小平可取，而他有一幀（拿著扇子？）跟農民打招呼的照片，溫暖感人，絕對出得大場面，可能是一位姓楊的朋友攝的。二、要發行一些五百元面值的鈔票（今天的攜帶不便）。三、要解除外匯管制才能讓人民幣自由地推出國際市場。四、當然要保持幣值隱定，如果能用上我建議的以一錨子物品為錨，在今天不穩定的國際形勢下，人民幣會是大熱門。



還有兩點對人民幣的國際化是非常有利的。其一是中國人多，滿佈地球，其中不乏富有之輩。這些早就離鄉別井、多年來受盡西方白眼的炎黃子孫，見到站了起來的人民幣，怎會不給個面子呢？其二，中國本土不僅人多，且勞動人口吃得苦！歸根究底，是這些吃得苦的一大群支持著人民幣——是他們的工作產出有看頭，中國才有今天。西洋鬼子聰明，買上不買下，他們會看著中國人的生產力而下貨幣的注。



讓我在這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很不容易明白先進之邦為什麼要強迫人民幣升值。西方的消費者當然要廉價購得中國貨，而保護就業說不通！廉價勞力，中國之外還有印度、越南等勞力更相宜的地方，貧多勢眾，為什麼要針對中國呢？一個可能是他們怕北京把人民幣推出國際，搶佔貨幣市場。人民幣如果大幅升值，強勢不再，就會像當年日圓那樣，好夢成空矣。

貴州 小落問：



我很喜歡歷史，對經濟也很有興趣，一直嘗試從滾滾歷史中尋找經濟的影子，從經濟中尋找歷史的命脈，請問張教授，把歷史和經濟結合在一起，你有什麼好的看法？？




答小落：



歷史的知識對經濟學當然重要。說過無數次，經濟學者不可以不知世事，而歷史是世事的回顧。



當年在美國讀本科，修經濟，大學規定要選四科副科。我的選擇是數學或歷史。問老師William R. Allen應該選那項，他說：「有經濟大師沒有學過數，但沒有經濟大師沒有讀過歷史。不知歷史的經濟學家是人類奇跡吧。」我於是選歷史。



沒有遺憾這個歷史的選擇，但今天看，懂數學而不知歷史何物的經濟學者所在皆是。老師Allen是錯了嗎？不一定。就算拿得經濟學的諾貝爾獎，不知歷史的經濟學家，其思維的傳世機會看來還是零。



另一方面，同學們不要把歷史與經濟學混為一談。歷史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學問，沒有跟進是生命的損失，但歷史歸歷史，經濟歸經濟。

浙江心碎的感覺問：



想問大師，如今的台灣經濟政治可是一蹋糊塗，大師你看照這樣下去台灣經濟會還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呢？




答心碎的感覺：



曾經說過，島經濟很難搞得好。歷史上唯一的例外是日本，而英倫三島近於連接歐洲大陸，算不上是島經濟。台灣是例外嗎？應該不是。四十年前台灣的經開始起飛，主要是因為大陸不爭氣，人材大量流到台灣，而我們不能否認，蔣經國是個了不起的獨裁者。



今天的台灣是另一回事。雖雲寶島，卻整天在談政治，動不動上街遊行，於是又回到島經濟的困境去。該島的本錢主要是科技人材多，是經國先生當年的鼓勵促成的。今天大陸出現經濟奇跡，台灣大可向北京打個招呼，或明或暗地說：「要統一嗎？開個價給我們考慮吧。」可惜台灣的話事人不這樣看，只在什麼台獨或什麼民主或什麼政治的話題上打轉，而台灣的鼎盛人材是不斷地流進大陸了。有本錢之際不開天殺價，難道要等到沒有本錢才洽商嗎？蠢到死！



今天，原則上，北京可以三招兩式搞垮臺灣的經濟，但沒有那樣做，是對的。從經濟的角度看，今天搞統一的理由充分。政治不論，民以食為天，先搞經濟統一是正著。不明白為什麼台灣的政客看來反對。

中國的通貨膨脹

報載：與去年十一月相比，中國今年十一月的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六點九，是一九九六以來最高的。曾經說過，因為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今天的通脹其實高於公佈的。這裡不管國際幣值上升的關係與含意，只管這百分之六點九的性質與因由。

曾經說過，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脹率是不應該接受的。分類再看，農產品占指數統計的三分之一，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點二；非農產品占三分之二，上升了百分之一點四。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是上升了，上升得快，基本是好現象。這些年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的甚眾，上述的相對價格轉變理所當然，而如果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不升，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改進，貧富懸殊的不幸會繼續。不要相信西方的什麼專家或機構的胡說八道：說中國的基尼指數正在危險地上升——貧富加大分化。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價格這幾年上升得大有看頭，證明著在相對上農民與市民的收入分化不斷地收窄。

物價的整體一年上升了百分之六點九，不應該接受，但也不近於災難性。要通脹率為零，農產品上升了百分之十八，非農產品要下降百分之九。這不容易。如果容許物價整體上升百分之三，可取的，非農產品要下降百分之四點五，也不太容易。但如果容許物價整體上升百分之五，強可接受的，非農產品之價只要下降百分之一點五，應該不難。當然，這是容許農產品之價上升百分之十八。如果通脹率下降，農產品之價是不會升那麼多的。樂觀一點地看，我們不求農產品之價繼續急升，但求上述的相對價格能繼續相近的轉變率，而國民整體的收入增長繼續徘徊於百分之十左右，那麼太平盛世指日可待矣。

中國目前的百分之六點九的通脹率不應該接受，北京當局是要做點工作的。但目前的五次加息，十次調高銀行的準備金率（Reserve Ratio），約束提款及借貸，壓制投資及消費等，不是對症下藥，或藥種太多，也顯得有點手忙腳亂了。今天的情況與朱鎔基一九九三年七月接掌人民銀行時的情況不同。當時的通脹困境，起於我稱為「權力借貸」的無可救藥，朱老推出他的直接壓制借貸與消費的「宏觀調控」，當時我不同意，但這個大教授也真可憐，要幾番公開認錯。今天可不是當年，權力借貸再不是大問題，朱老的「宏調」手法用不著也。

今天要怎樣處理才對呢？為此我托一位同學找到一些我認為是關鍵性的數據，知道問題的所在，不難處理。不一定對：貨幣政策這回事，沒有誰有膽賭身家。然而，找到的論據可靠性甚高。

是同學提供的貨幣發行量數字，從貨幣當局的資產負債表找到的。這是人民幣鈔票的發行量（currency issued），不是鈔票在銀行之外的流通量（currency in circulation），雖然二者的變動對物價指數的影響差不多。這裡要提出兩個可靠的理論與實踐的重點。第一點是我的一位師兄（A. Meltzer）於一九六三提出的：要約束通脹，最可靠的方法是約束銀根（monetary base）。第二點是十多年前與佛利民研討後得到的結論：中國的「銀根」基本上只有一種——鈔票的發行量。這樣看，調控通脹中國應該比西方容易。另一方面，鈔票的流通量只是「銀根」的一部分，而在中國來說，M0、M1、M2等數字對穩定物價都不是那麼重要。

讓我們看看人民幣鈔票的發行量的每年增長率吧。不算一月份，因為有農曆春節的左右，而今年的數據只到八月份。按每年的月均升幅算，與上一年相比，鈔票發行量的升幅如下：○一年上升百分之七點一；○二上升九點六二；○三上升十一點九三；○四上升十一點五七；○五上升十點一三；○六上升十二點零五；○七上升十六點九九。

如上可見，自二○○三年起人民幣的鈔票發行量是加速了，不壞，但○七年跳升至近百分之十七的增長率是太高了。比較可靠的貨幣理論說，以鈔票的發行量作為銀根，其增長率應該與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相等。如果國民收入的增長年率為百分之十，鈔票發行的增長率也是百分之十，那麼賭錢下注，應該買通脹率近於零。國民收入升百分之十，鈔票發行升百分之十二，賭通脹百分之二最上算。目今國民收入的增長年率約百分之十強，鈔票發行增十六點九九，賭通脹百分之六點九，命中，是巧合，但賭注是應該這樣下的。

要注意的，是中國的鈔票發行量的變動與物價的變動，時間上比西方來得快，快相當多。十多年前跟佛利民研討過這個現象，他提出的我不大滿意的解釋，是經過那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中國人對物價的變動很敏感。既然我自己沒有解釋，算他對吧。

依照上述，處理中國目前的通脹，最簡單的辦法是把鈔票的發行量減少百分之五左右，那是從約三萬億（八月份）減至二萬八千五百億，即是把一千五百億的鈔票收回來。這二萬八千五百億是高於去年的月均數量百分之十強，收回那一千五佰億不應該有不可以接受的震動。穩守這二萬八千五百億約六個月，然後按每年升幅百分之十與十二之間增加鈔票的發行。至於將至的農曆新春怎樣處理，則要靠央行的專家經驗從事了。

鈔票的發行量升得過多，中國市場的通脹反應快；減少發行量，通脹的紓緩會是同樣快嗎？很難說，但朱老從九三至九七的經驗，是通脹率下降快得很。那是從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脹下降至零至嚴重的通縮，今天要紓緩通脹，比起來是小兒科，對經濟的持續增長是不會有大影響的。

要怎樣收回約一千五百億的鈔票發行量呢？方法不一，央行的專家比我知得多。一個新奇的建議，是由央行發售鈔票債券，指明通過銀行用鈔票才能購買。另一方面，央行其實可以不收回鈔票，只是穩守三萬億的鈔票發行，守一年，才按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增加。選這後者，百分之五以上的通脹率大約會延長九個月，而不幸的是市場對通脹的預期有機會變得較為頑固。預期這回事，怎樣形成，如何更改，只有天曉得，經濟學者看錯過無數次。

上文分析的，是按目前中國還有匯管的情況下筆。如果中國解除所有外匯管制（應該這樣），讓人民幣周遊列國，打天下，鈔票發行量的數字要怎樣看是另一番天地了。為此我曾建議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掛鉤，也即是下一個沒有任何外幣在其中的錨。這又是另一番天地。

是複雜的世界。聖誕在即，上帝啊，給炎黃子孫多點智慧吧！

書法要怎樣看才對？

最近發了神經，猛攻書法，每天彷彿沒有明天似的，狂書幾個小時，十多天下來，大有進境，跟著舉步難艱，前天一口氣寫了三十八張六尺紙，只一幀可取，知道要停下來一段日子了。猛攻一輪，見到沒有再進要停下來，讓腦子休息一下，或轉到其它工作去。這是我的求學方法，自小如是，不怨天，不尤人，此中樂不足為外人道。

上述的「神經」何自起？起自個多月前與闊別了十二年的德姆塞茨進晚膳。可能他聽到我是個書法家，問：「中國的書法究竟是要怎樣看的？」我回應：「西方的抽像藝術怎樣看，中國的書法藝術就怎樣看。」他沒有再問下去，我也不再說下去。

回家後我想，如果要說下去我說不出什麼來，還是自己再猛攻一陣去體會一下吧。西方的抽像藝術是研究過的，而有關書法藝術的言論我曾經從上古翻閱到今天。前賢究竟說了些什麼恐怕上帝也搞不清楚。不敢說他們胡說八道，但我是個看不到皇帝的新衣的人，認為古往今來，在書法藝術上說得比較具體、可以捉摸一下的，只有早唐的孫過庭與北宋的米元章，但還是略嫌過於抽像了。

抽像藝術真的不容易懂。今天國內的新潮油畫，動不動逾百萬元的，我看不懂，就是送給我也不會掛在自己家中的牆上。西方的抽像畫作也大略如是，但奇怪，像Jackson Pollock、Willem de Kooning等三幾個畫家的抽像作品我很喜愛。他們畫的究竟是些什麼，哲理如何，讀過一些，但懶得管，只是愛。上述兩位大師的作品買不起，十多年前在歐洲購得一幅Sam Francis的，更不知畫的是什麼，但愛看，看個不停。後者的抽像作品一般我不愛，間中卻有愈看愈愛的。

這就是問題。抽像藝術無疑哲理多多，可以長篇大論，也可以說幾天說不完。這些作品可不是脫光了衣服的美人，也不是大自然的蒼煙落照，不可以讓我們具體地品評一下。美人與江山是上蒼的藝術創作，沒有經過人類腦子的闡釋，容易具體。經過腦子闡釋的藝術，看得出還是美人、還是江山的那種，不一定容易明白，但具體地分析一下是可以的。抽像藝術不一定是不知作者表達的是什麼，但不懂的認為是發神經卻免不了。當然，不少抽像作品，觀者無從知道表達著的是什麼，而應不應該讓觀者知道有不同的派別，爭論了好些日子了。

這就帶來我對書法藝術的看法，淺的。書法作為抽像藝術應該起自王獻之，其後試走這抽像表達的書法家無數，但真的能寫出感情澎湃而又令人愛不釋手的很少。感情是主觀的，愛與不愛也主觀。二者相加無從具體。你不愛看我的書法，我不愛看你的，永遠打個平手，爭論是兒戲了。所以我認為書法首要的看法是作者自己愛看，然後望天打卦，希望自己愛看的同時，外人也愛看。這是要把一點一畫的感情，傳達到觀者那邊去。這是非常困難的工程了。

孫過庭與米元章等前輩早就說得清楚。書法要變化多，要天真自然，要沉著痛快，要險而不怪，要佈局得宜。這些是抽像中比較具體的闡釋。周慧珺老師的教誨，使我能在幾年間學會了用筆、用墨、用紙；她也指導了我前賢的作品要怎樣欣賞。非常感謝：這些學問基本上是求學無門的。

我自己加進去的，是感情的表達要排山倒海而來，因為只這樣才能比較容易地寫出自己。要用快筆，偶爾這裡那裡突然轉慢，意之所之，忽左忽右，枯潤不一，或濃或淡，時輕時重，時行時草——每一筆都是要為自己而過癮一下的。這樣寫要碰巧才能寫出稱意的，宣紙與墨汁貨如輪轉也。書法藝術要怎樣看才對？要自己愛看，要自己看得激動，自己看得舒暢——不要多管他人怎樣想。至於他人會否接受，則要看自己的表達技術、個性、品味，而更重要的是學問修為了。

這裡選刊兩幅近作，皆八尺大紙。一幅寫辛稼軒的《西江月》，另一幅寫蘇東坡的《定風波》，都是我深愛的詞。前者比較容易寫，曾經有兩幅不同的在這裡發表過，這次應該有進步。順便介紹一下三個印章（兩幅用同樣的三個）。右上角是茅大容刻的「為恐劉郎英氣盡，捲簾梳洗望黃河」，是龔自珍的詩句，我喜愛。右下角小的刻「五常」，是一個別號瘋子的朋友刻的。最後一個大的刻「人書俱老」，典出孫過庭的《書譜序》。這印章有點來頭，因為我認為是乾隆皇帝用的閒章，廉價在坊間購得。四個原因我這樣鑒定（當然不能肯定）。一、該石晶瑩通透，是壽山石，黃而潤，但不是田黃——這種石出自康熙年代，清之後不再產出。二、刻鈕者著名「尚均」，那是周彬，是乾隆的御用石雕高人，雕工對。三、印章篆刻的闊邊是清宮常用的習慣。四、乾隆這個「十全老人」喜歡說自己「人書俱老」。

新勞動法的困擾

三年前貝加寫中國前途，不樂觀。他的看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有可觀之境，很大機會會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他舉出二戰後的德國與日本的例子，說服力相當高。三年前我持不同觀點，也當然希望他錯。然而，在內心深處，我知道貝加有機會對，而當時神州大地正開始引進西方的糊塗政策了。我不同意貝加，因為他不明白中國，不知道我當時正在研究的中國經濟制度。在這制度中，地區的縣有很大的經濟話事權，縣與縣之間的競爭激烈，會迫使他們反對中央上頭推出的對競爭不利的政策。我擔心的是人民幣的處理，尤其是匯率那方面，因為貨幣問題地區政府是沒有話事權的。



北京不久前推出的新勞動法，共九十八條，洋洋大觀，對地區的競爭制度很不利，應該不容易推行。問題是這「新勞動法」由國家主席推出，勢在必行。六月二十九日通過，明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公佈內容是幾個星期前的事，網上吵得熱鬧。我本想早作分析，無奈正在寫《人民幣的困境》那系列的五篇文章，腦子集中，分「思」不下也。



這幾天翻閱有關新勞動法的文件，也讀到一些市場的熱鬧回應，認為問題太複雜，不可能用一篇甚至一系列文章詳盡分析。前思後想，決定只寫一篇，不針對細節，只談一些基本的經濟原則。



新勞動法因為約束合約選擇而引起的熱門話題有四方面。一是機構之間的派遣工作，二是試用期，三是補償金，四是無固定期限合約。後者吵得最熱鬧，是法例第十四條。篇幅所限，這裡只略談這第十四條，複雜的。簡化而又不大正確地說，這「無固定期」法例是指一個員工在一個「單位」工作了十年，法定退休期之前單位不能解雇。這是說，一個員工被雇十年後，不管合約怎樣寫，法律上會獲得終生僱用的權利。



中國之外，我知道終生僱用有兩個其它實例。其一是日本，終生僱用的安排曾經普及。起自百多年前德川幕府的家族傳統，不解雇成員。這制度之所以能持久，主要因為基本工資低，員工的收入主要靠分紅。這終生僱用制今天在日本再不是那麼盛行了。



第二個與第十四條更相近的例子，是美國的大學的終生僱用合約（香港的大學也拜之為師）。一個博士被聘為助理教授，合約三年，續約再三年。六年後，再續約就升為副教授，獲得終生僱用合約，否則被解雇。今天不少美國大學，是獲得終生僱用後，可以永遠不退休。這大學的終生僱用安排，起於要維護教授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初時只用於公立大學，後來好些私立的也被迫跟進。



效果怎樣呢？說是維護思想自由，結果是維護懶人。考慮減薪嗎？教師工會立刻出現，吵得一團糟。當年我因為拒絕入「會」而弄得不愉快。可能最大的禍害，是有了終生僱用制後，力爭上游的青年才俊因為上頭「滿座」而無職可升。七十年代在美國任教職時，我替那些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助理教授的前路茫茫愛莫能助。今天，因為上頭「滿座」，要在美國的大學獲得終生僱用簡直免問，而以短暫合約續約再續約的安排是來得普遍了。這是香港人說的散仔打散工。原來的計劃是終生僱用，到頭來短暫合約變得普遍。這是美國學術界的不幸。



目前中國要推出的新勞動法，第十四條之外還有其它數十條，一般是要維護勞工的權益。短期不會有大影響，因為正在盛行的，是員工炒老闆，不顧而去另謀高就，老闆跪下來也留不住。然而，有朝一日，經濟緩慢下來，老闆要炒員工，在新勞動法的保護下，工會林立會出現。舉國大罷工的機會存在，證明貝加是對的。到那時，北京不容易壓制工會的成立與罷工，因為員工可以說是依新勞動法行動。



不要誤會，我的心臟長在正確的位置。有生以來，我永遠站在勞苦大眾那一邊。任何法例只要對貧苦人家的自力更生有助，我沒有反對過。問題是法例歸法例，效果歸效果，數之不盡的說是維護勞工的法例，有反作用。支持這觀點的研究文獻無數。我自己在街頭巷尾跑了一生，結交的窮朋友無數，怎可以不為他們說話？不是說新勞動法不會幫助某些人，但這些人是誰呢？他們真的是需要幫助的勞苦大眾嗎？給某些有關係的或懂得看風駛舵的人甜頭，某些真的需要幫助的就失卻了自力更生的機會。這是經濟歷史的規律。



從經濟原則那方面看，是如果要增加自力更生的機會，正確的做法是清楚界定資產權利之後，我們要讓市場有合約選擇的自由。在僱用合約那方面，僱主要怎樣選，勞工要怎樣選，你情我願，應該自由，政府干預一般是事與願違的。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更不相信市場無所不能。這裡有一個嚴重而又不容易處理的問題：勞工合約的自由選擇，好些勞工不清楚他們選的是什麼，不知道法律對他們有什麼保障，不知道他們是否受騙了。無良的老闆這裡那裡存在。這方面政府要做的不是干預合約的選擇，而是要設法協助，對勞工解釋他們選擇的合約是說什麼，法律可以幫多少忙。如果勞工清楚明白，政府不要左右合約的選擇。可惜澄清合約的本質是困難程度相當高的工作，而今天中國的勞苦大眾，合約與法律的知識不足，是以為難。不同收入層面的員工有不同層面的知識，新勞動法不應該一視同仁。



基本的問題，是如果大家對合約與法律的知識足夠，合約的自由選擇對經濟發展是最上算的。北京不應該因為這些知識的不足而以新勞動法左右合約的自由。這新法有機會把改革得大有看頭的經濟搞垮了。北京的責任是教育與傳播合約與法律知識，因為種種原因，這些事項市場不容易處理。硬性規定勞工合約要如此這般，是干預市場運作，不可取也。



最近為高斯寫的《中國的經濟制度》一文，我指出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通縮，而算進當時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升，這通縮嚴重。房地產之價下降了三分之二。然而，這時期經濟增長保八，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毫無疑問，這個推翻了佛利民的貨幣理論的經濟奇跡，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合約選擇的自由度夠高，尤其是勞工合約那方面。如果當時中國有今天要推出的新勞動法，嚴厲執行，失業率逾百分之八恐怕是起碼的了。很不幸，因為新勞動法的推出，我不能不在該文補加一個腳注。九十七歲的高斯不會高興：他堅持該文要以中國大凱旋的姿態收筆。

《經濟學的缺環》目錄

前言

一、生命閒話
人類的天生權利
何謂自由經濟？
國際體育比賽的經濟分析
民主與貪污
戰爭的代價
從全球暖化說人類滅亡
世界末日好文章

二、中國的經濟政策
令人憂心的資產增值稅
清楚的權利界定
中國制度與貪污問題
廣州巧設空城計
薄熙來的看法不對
人民幣的「困境」要解決
未富先驕說
暗渡陳倉話物權
人民幣及其它

三、經濟學的缺環
宏觀理論潰不成軍
經濟學的缺環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

四、文化篇
驚喜洛陽
中原復興說
中國不要領導世界
龍的故事
從聖誕歌想到的
新年話神州
提升中國產品質量的法門

五、學問也有道
學術上的集中與搏殺
小獎賞與大作為
學術比賽敗下陣來！
聖誕節與大學問
生命時間的盤算
回手棋王話三才
藝術與科學的困難問題

六、偉大的闡釋
是非成敗轉頭空
霍英東先生
他是還會站在那裡的
佛利民的辯才
追思佛老
Virtuosity
大演奏家

七、文字與文章
詩出誰手重要嗎？
陶傑怪論有真意
秦始皇不敵空城計
《還斂集》的回顧
華叔，學寫文章為什麼？

八、玩意篇
國石說
品味趣談
聽陳薩與李雲迪聯想到的
攝影藝術的悲哀
林清卿的薄意藝術
秦娥夢斷秦樓月
從一首偉大樂曲說起
一個書法追求者的自白

人民幣的困境（之五）

有數之不盡的理由一個國家的貨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然後讓所有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目前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要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外放來紓緩幣值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這匯管的解除有很大的機會帶來不可以接受的高通脹。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幾次建議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即是說以一籃子的物品價格指數為人民幣之錨，就更加重要了。

解釋過幾次，明白的朋友拍手稱善，但好些讀者不明白，可能他們想得太深了。不是我的發明。我只是把古老的本位制與朱鎔基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知道可行。與一籃子物品掛鉤的想法二十多年前向佛利民提出過，但要等到十年前，得到朱老的政策啟示，我才知道提供貨幣的政府機構是不需要有籃子內的物品在手的。當年大家都想錯了。

讓我從金本位說起吧。黃金的本身值錢，以金幣作貨幣，金的所值就是幣值。金有重量，攜帶不便，提供貨幣的機構可以發行鈔票，是紙鈔，面額說明可以換取多少重量的金，發鈔的機構是有黃金儲備的。這個古老的本位制有兩大缺點。其一是金價的波動會導致其它物價的波動，其二是發鈔的機構可能遇上黃金儲備不足的困難。後者其實是誤解，是錯覺，起於發鈔的政府或機構營私舞弊，或言而無信，或上下其手。中國清代的一些錢莊與後來國民黨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說明有金或銀作本位，都是騙人的玩意。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國的央行再不會那樣做，而如果他們那樣做，沒有誰有理由去關心中國的經濟改革。

今天，我們要把問題倒轉過來看。央行發鈔，大可說明一百元（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場買到某重量的金。短暫的波動當然存在，但可以容許。央行本身不提供金，只是見市場金價上升，央行把部分鈔票收回；見金價下跌，則多發鈔票出去，那鈔票面值的金量可以穩守。目的只一個：穩守金價，其它貨幣政策不管。這樣穩守就是以黃金作為貨幣之錨，也是本位制，是另一種，增加了不需要儲備黃金的彈性。容許短暫的金價波動，穩守幣值的金價不困難。困難是其它兩方面。一、市場的黃金需求或供應可以大上大落，穩守幣值的金量，其它的物價會跟著大幅波動，對經濟有不良影響，可以是很壞的。二、市場中的大富君子可以跟政府賭一手，炒金圖利。這是說，以市場的黃金為貨幣之錨，金量的多少不是問題，其它物價的可能大幅變動才是。

這就帶來以一籃子物品作為貨幣之錨的建議了。曾經建議用三十種物品，認為不夠安全用六十種吧。要選對衣、食、住、行有代表性的，物品的質量要有明確的鑒定準則，要從沒有討價還價的期貨市場及批發市場選擇。不難選出約六十種，但再多不容易。籃子內的物品各有各的不同價，比重也不同，而這籃子中的相對物價是自由浮動的。固定的是一千元人民幣（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場購得那籃子內指定的物品的質與量，及物品之間的固定比重。最簡單是用一個指數處理。說一千元可以購得一個固定的籃子物品，稱指數為一百，央行如果調高指數為一零一，是說要有百分之一的通脹，調低為九十九，是說有百分之一的通縮了。容許每年有上、下限百分之三左右的變動吧。籃子內的相對物價自由浮動，人民幣的對外匯率也自由浮動。籃子內的物品是些什麼要公佈，每種選哪個市場不一定要公佈，而物品的不同比重也不一定要公佈。

這就是了。西方考慮過以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這不成，因為這指數不能直接在市場成交。物價指數只能作為幣值的目標，牽涉到不少困難。以「目標」為貨幣之「錨」不可能固定，算不上是真的錨，是今天西方的fiat money制。這裡提出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是可以在市場直接成交的，任何人都可以。央行在明，每天甚至每個小時的籃子內的物價變動清楚，整個籃子的物價指數是隨時明確的。短暫的籃子物價指數波動容許，如果這指數上升過高，央行把部分人民幣收回來；如果下跌過多，多放人民幣出去。從中國目前的貨幣運作看，集中於鈔票的收回與放出應該是立竿見影的。最簡單是由央行以外幣在國際市場處理人民幣的交易，而如果外幣在國內自由流通（目前差不多），在國內買賣貨幣對通脹的調控會快一點。外匯儲備那麼多，有需要時用很小的一部分足夠，何況把人民幣外放，有一段時期外匯儲備還要急升。

民無信不立。經過那麼多年的風風雨雨，今天我們要假設央行不會營私舞弊。這假設容易接受，因為我們沒有其它選擇！以一籃子物品為貨幣之錨無疑會增加人民對央行的信心，而外間給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會消散：匯率自由浮動，你們要對人民幣貶值或升值自便吧。主要是與中國競爭的廉價勞力之區，尤其是亞洲一帶的發展中國家彼此之間的匯率。大家搵食，懂得做他們的貨幣會以人民幣為錨。另一方面，國內的通脹預期會因為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為錨而煙消雲散。

在地球一體化正在演變的今天，舉世的經濟形勢很不妥。金融（包括股市與國際幣值）的大幅波動，半個世紀以來沒有見過那麼嚴重。石油之價達百美元一桶，而如果伊朗事發，不知會升到哪裡去。不對頭，因為這幾年大油田屢被發現。中國呢？屋漏更兼連夜雨，最近深圳推出的約束人民幣提款，與明年初舉國推出的「新勞動法」，皆令識者心驚膽戰。讀者相信嗎？不久前兩家歐洲機構，說明年起中國會領導世界經濟。不知是欣賞還是中傷，樹大招風肯定是大忌。

在制度上，中國還要清理的沙石數之不盡。非清理不可：還有太多太多的同胞的生活水平不可以接受。未富先驕，花巧的經濟政策是來得太多太早了。要先穩守然後清理。這幾年我最擔心的是人民幣的問題，因為只要在貨幣政策上一子錯，其它沙石怎樣清理也幫不到多少忙。要一次過地穩定幣值，不要管花巧的理論或政策，要把改革的精力集中在教育、醫療、宗教、言論、法治、知識產權等事項去，大家都知道是沙石很多的。最好用自己想出來的方法，不要管外間的專家怎樣說。

是不容易明白的現象。西方的經濟專家雲集，但沒有政府聽他們說的。中國的經濟專家數不出幾個，但今天卻喜歡引進西方的不成氣候的非專家經濟思維。希望北京的朋友明白，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歷史奇跡，方法主要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高斯最近讀了我那篇關於中國制度的英語文章，非常欣賞我提到的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試一試，看一看。」這是中國改革走了近三十年的路，繼續這樣走下去看來最上算。

（之五·完）

五常問答室 99 - 103

廣東 Jim 問：



現排污和環保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請問有何對策?




答Jim：



人口密度高的國家，排污與環保非常頭痛，何況隨地吐痰的炎黃子孫歷來沒有潔癖。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還要高，但國家非常清潔。這可見文化傳統對環保有決定性的作用，雖然人口密度高無疑是大困難。曾經發表《驚喜洛陽》，大讚該市清潔。然而，跑到那裡市區之外的鄉鎮，其清潔則不敢恭維矣！



環保困難，因為市場確實不容易處理。千萬不要相信市場無所不能之說。文化傳統是重要的，非常重要，但要培養出清潔的文化談何容易哉？曾經建議推廣可取的宗教，讓教會協助清潔教育，而教育的本身，不管是教會的、家庭的、學校的——對清潔的習慣重要。在清潔教育這方面，中國的推廣是不及格的。



排污這種事，政府參與策劃是需要的。今天國家有錢，是大花一點錢來處理排污與環保的時候了。然而，政府的策劃雖然需要，但執行起來有很多問題。要點是有了專家策劃後，工程事項要全部招標，由私營機構從事。要嚴厲的：若有作奸犯科，或偷工減料，判以重罰不會有多少人反對。



此外，老百姓的清潔習慣，也可通過重罰逼出來。這是香港近幾年的經驗。不妨建議，在地上吐一口痰罰款五百，出不起錢的罰掃街三日，如此類推可也。當然，要找到證據而罰之於法不容易，但殺一可儆百，而重罰在美國及香港是證明有效的。當年美國總統的弟婦在街上棄紙一張，被罰掃街，後來罰款了事。



在大事推廣清潔環保的過程中，一個重點是要保護神州大地的文化風貌。這點非常重要。我認為清洗一番之後，文物、古村等保護得宜，中國是天下最幽美的國家。這樣看，主理環保的人要有很好的品味，也要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有深入的認識。唐詩宋詞總要背得出一兩百首吧。

把政府上市 問：

有張老的理論依據,可否把中國的縣政府當作一個分公司,他們分成固定,向世界招騁縣長,甚至把政府上市？




答把政府上市：



問題有意思，但答案複雜，讓我分點說吧。



（一）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今天中國的縣是公司無疑問。有清楚的範圍界定，幹部職責與財政分成皆有規定，而縣做的是土地與其它項目的生意。



（二）從法律的角度看，中國的縣可不是西方的公司，不依照西方的公司法（corporate law）。



（三）西方的公司法，其實起於地區公司法律，起自英國，而今天美國不少城市是成立了地區公司的（incorporated）。



（四）西方地區公司的起因，可不是為了做生意，而是為了兩方面。其一是要成立一個法人，永遠不死，作為信託之用。其二是成立了地區公司後，多多少少可以避去上頭政府的侵犯。在法律形式上，這種不做生意的地區公司與今天大做生意的有限公司（corporation或limited company）沒有什麼不同。有法人，有股份，而又因為虧蝕是有限的，法人可以永遠不死。



（五）原則上，中國的縣當然可以成立地區公司，但因為大做生意，不少入不敷支的縣，地點欠佳的，需要政府分配幫忙，有限公司於是不易成立。地區公司破產是很頭痛的事。不是有限公司是不能上市的。



（六）招聘縣長與今天由上頭委任（其中有委員投票的決定）是有矛盾的，不能二者並存。我看不到今天的委員投票委任制有很大的不妥，更無從肯定招聘制度較為可取。我的立場永遠是：一個事實證明可行的制度，效果不錯的，不要亂動它。同學要明白，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是經過近三十年由經濟壓力逼出來的，絕對不是北京上頭以獨裁胡亂取捨。因此，雖然有不少問題看來不妥（所有制度皆可批評），我們只能衡量效果來作取捨。論經濟效果，人類歷史沒有見過像今天中國的地區制度那麼高明的。我知道有不少細節還要改進，但要想得相當肯定才敢提出建議。目前看，招聘縣長不要考慮，因為會影響地區制度的整個結構。如果有朝一日，中國的縣按西方的法律成立公司，這招聘是一個考慮重點。問題複雜，因為西方可行的不一定是較好的。

網友 問：



當課稅對像不存在明顯的市場缺陷的條件下,人頭稅不產生稅收的超額負擔,而且從稅收成本方面來看也是較低的,為什麼現實中政府很少採用這一稅收方式?




答網友：



在經濟學上，人頭稅（head tax，又稱lump-sum tax）被認為是最「理想」的稅制。這是因為此稅不能寫進任何函數之內。這是說，只要一個人有頭就要抽稅，固定的，不會因為收入多少或生意賺蝕而轉變，所以抽此稅不會影響資源的有效使用。



然而，理想歸理想，可行歸可行，歷史上從來沒有成功過。一個困難是抽人頭稅，政府找不到頭：躲起來或虛報頭數，或幾個人用同一身份，據說出現過。倒轉過來的例子也有。昔日墨西哥的人壽保險做不成，因為好些人「死」太多次。



不知是真是假，清代的康熙皇帝推行「攤丁入畝」，是把人頭攤分到土地上，抽地稅，起於人頭難抽之故也。地稅無疑遠為容易抽，對資源使用的影響也較少。十九世紀美國的亨利·佐治，就力主單抽地稅，所謂單一稅制是也。此公也屢說購買土地是發達之途，應該單抽地稅，可惜他死時不名一文，連購買墓地的積蓄也沒有。這是佐治的幽默。我們的孫中山先生，深受佐治的影響，寫成了《三民主義》。孫氏的學問在西方受到鄙視，拜佐治為師（把其思想搬字過紙）是一個原因。



當今之世，數人頭再不困難了。但當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要推出人頭稅時，被輿論罵得狗血淋頭，鳴金收兵。有說這是她後來被迫下台的一個原因。人有三衰六旺，際遇不同，政府要抽同一的人頭稅，怎可以過關呢？在一個「民主」國家，抽不同際遇的人同樣的稅是不能接受的，雖然無數研究顯示，先進民主如美國，富有的人避稅的法門甚多，納稅的百分比比中等人家為低。

加拿大 Yi 問：



身為一個經濟學教授，您認為經濟學對我們的生活有何幫助？




答Yi：



千萬不要幻想經濟學可以給你帶來財富。我沒有遇到一個大富人家是曾經研究經濟的。學經濟，對小康或多一點有助，但同樣花那麼多時間作學問投資，收入的回報經濟學只是差強人意。從經濟學中的利息理論變化出來的金融學，今天的打工收入最高。是教人投資的職業，很有點尷尬，因為那些職業金融專家自己的投資命中率，一般比不上我已故的不識字的母親。聽說風水先生是不能替自己看風水的。



我走的經濟學的路只是解釋世事，別無其它。是非常有趣的學問，對腦子的操練有大助焉。但我是幸運的，因為初出道時就有了終生僱用合約，沒有被任何人強迫發表。一起筆就升到正教授，從來不需要為爭取加薪而寫文章。這樣的經濟學職業，七十年代起不復存在了。純為解釋世事而學問，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收入不錯，工作時間完全由自己決定，雖然要拚搏，往往苦不堪言，但整體來說自由自在，有不枉此生之感。



真的有解釋力的經濟學問，在市場值錢嗎？大學之外很難說。不少公司曾經邀請我作董事，但那是看名頭，不是看學問，一般推卻。專欄文章可以賣點錢，但恐怕那是因為我的興趣廣泛，可以無所不談，讀者認為過癮。



應該是很值錢的——應該富可敵國（一笑）——是我對經濟制度運作的理解。是深入的理解，所到之處前無古人（一笑），但我要向誰收錢呢﹖不少朋友認為我對中國的經濟改革有貢獻（一笑），如果是真的話，那麼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中抽小半個傭，也富絕地球矣（最後一笑）。但一分錢也沒有收過，天下能不為區區在下而同聲一哭乎？



寫到這裡，悲從中來，不由得想到明人徐渭的一首詩：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籐中。」

棋魂問：



中國近代,現代,有多位文學大師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終究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 中國當代作家誰最有希望獲諾貝爾文學獎?




答棋魂：



諾貝爾的任何獎都不是為中國人而設的——或者說，以中文動筆獲該獎的機會甚微。自然科學不著重文字語言，炎黃子孫的機會較大。如果諾貝爾的和平獎是發給對人類生活的貢獻，我認為鄧小平在生時應該拿得。奇怪經濟學諾獎不是發給對經濟實踐的貢獻，而是給一些我往往看不出有什麼實踐用途的學問。論實踐的經濟貢獻，還健在的眾君子中我首選朱鎔基。此見也，是離群之馬，區區在下能活到今天是奇跡。



文學文學，一般指文藝之學，當今之世，早就不合潮流，令人惋惜。高行健拿得諾貝爾文學獎，全靠翻譯翻得好。有誰會是那樣幸運呢？李碧華的某名著，好的，好些年前有了英譯文稿，拿來給我看，請我代為修改。我一看就讚不絕口，說自己譯不到那個水平，不用修了。如果碧華有幾本那個水平的小說，譯得有同樣的水平，問鼎諾獎是有機會的。已故的張愛玲自己懂英文，很懂的，但水平跟她的中文差很遠。



健在的中國文藝寫手我一般不熟，翻閱過一些，好的有相當水平，但翻譯怎麼辦呢？個人認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值得拿文學諾獎的，翻過幾頁老查似乎認為可以的英譯，認為不成，不是英語水平不足，而是譯不出原文的味道——應該不可能吧。



丘吉爾當年寫《二戰》，是巨著，獲文學諾獎，值得的。這類有關政治及國際話題的「文學」，在中國目前的言論約束下恐怕寫不出大成。昔日英國的羅素，以論事散文獲文學諾獎，也值得。這就帶來另一個問題。個人認為，如果我以中文寫羅素那類散文，有信心寫到他的水平，但以英文下筆就不成。這可不是因為我的英語水平不足（文字上，我二語的水平差不多），而是文化傳統有別，我寫不出他的西方文化的感受。



總的來說，「東是東、西是西」這句話，多多少少有點道理。諾貝爾獎是西方的，自然科學不需要講孰東孰西的感受，但文學要講，且翻譯不易，是以為難。

人民幣的困境（之四）

不久前在報章上讀到周小川先生在十七大的言論，有云：「中國當前貨幣政策仍要堅持多目標，並強調促進經濟發展……。他大稱，中央銀行首先要注重通貨膨脹的防治，保持幣值穩定，其次在宏觀調控和制定貨幣政策時要考慮促進就業……。」



上述的觀點無疑是西方某傳統的貨幣政策觀。可以辦得到嗎？地球歷史沒有成功過。今天歐元幣值穩定，主要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多目標」。可不是嗎？歐元成立以還，德國與法國的失業率毫無改進，其它的歐盟國家有失業率低很多的。歐盟之邦有不同的經濟困境，是佛利民當年認為歐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歐元成功，是因為主事者只求幣值穩定，不管其它。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在實踐上沒有成功過。原則上行得通嗎？理論說很困難，困難重重也：一石多鳥要碰巧。國家大事，豈同兒戲哉？



雖然不是我的研究專業，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進貨幣，有名師指導，同學了得，而後來認識佛利民、夏理·莊遜、蒙代爾等貨幣大師，要不跟進也艱難。記憶所及，佛老當年認為沒有一個聯邦儲備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後來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認為最好。格老的政績如何呢？處事臨危不亂，國會應對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間，美國的利息率輪上輪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說過，利息率轆來轆去，轆上轆落，早晚會有投資者或借貸者被轆瓜。言猶在耳，次按風暴就出現了。



費沙的利息理論說得清楚：投資的回報率應該與市場的利息率相等。很顯然，投資的回報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內的利息率那樣轆上轆落。換言之，格老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違反了經濟原則。佛利民當年是反對以利息率調控經濟的，但以幣量調控，困難重重，格老轉用利率也就無話可說。可惜佛老去年謝世，否則見到今天的次按風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國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是以利率調控，拜格老為師，放棄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鎔基傳統。不敢說朱老比格老聰明，而是美國的「無錨」（fiat money）貨幣制度有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佩服蒙代爾，他四十年前就這樣說。



西方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於史密斯之前，其後參與的天才輩出，實證研究的大好文章數之不盡，可謂精英盡出矣。然而，理論歸理論，實踐歸實踐。實踐上，該理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要點：我們不知道方程式內的貨幣量究竟是些什麼！是M1？是M2？是M3？還有其它嗎？



我肯定幣量理論有嚴重的失誤，始於一九九五。該年我的一位師兄A. Meltzer訪港，我帶他到雅谷進午餐。在貨幣研究上，這位師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學生，與老師拍檔研究貨幣得享大名。單以調控銀根（base money）來調控幣量的主張，是這位師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這個「銀根」法門後來被西方的國家普遍採用，是以利率調控之前的事了。可以說，從貨幣理論實證研究的角度衡量，這位師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師兄向我提出一個困擾著他的問題：美元的幣量急速上升了好幾年，但美國見不到有通脹復甦！他說想不通，唯一的解釋是當時美元在國際上強勁。分手後我再想，得到的解釋是：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後，蘇聯解體，國際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間多持美元是不會導致美國本土的通脹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對自己多年來的幣量觀有懷疑，那是大師的風範了！



於今回顧，我歷來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幣量之說外，其貨幣觀還有兩處失誤。其一是他對美國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解釋，是貨幣的頂級研究，詳盡得前無古人，但輕視了當時的美國工會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低工資半點也不低。這些加起來約束了勞工合約的選擇，而重要的件工合約當時在美國是被判為非法的。我絕不懷疑佛老說的，當年美國的聯邦儲備局做錯了，失誤頻頻，幣量應加不加，或應加反減，也不懷疑在合約選擇自由不足的情況下，大幅增加貨幣量，搞起一點通脹，對當時的大蕭條有助。然而，朱鎔基的中國經驗卻令人大開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脹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著有負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提升，通縮率達兩位數字應無疑問。樓房之價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這樣的極為「不景」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保八，而失業率徘徊於百分之四左右。長三角的經濟就是在那時飆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經驗，明顯地否決了佛老的單以貨幣理論解釋大蕭條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項失誤，是他認為金本位制度放棄了之後，一個大國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實物為貨幣之錨。昔日以金或銀為錨的本位制，導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長的時日，今天還有不少經濟學者嚮往。可惜此制也，金或銀本身的價格波動會導致其它物價的波動，而這本位制的瓦解，起於經濟增長或行軍打仗，金或銀的供應量不足。



沒有誰不同意有實物為本位的貨幣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實物。是朱鎔基在九十年代處理貨幣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來：以實物為貨幣之錨，市場要有實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實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儲存有關的實物的。解釋是後話。



這裡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標的貨幣制度雖然老生常談，但歷史的經驗沒有成功過。貨幣的基本用途是作為計算單位（unit of account），亦即是協助市場交易的單位了。凱恩斯是這樣看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的主要目標是穩定物價，而如果只針對這單一目標處理，成功不難。這應該是中央銀行要集中的唯一職責。經濟的其它方面應該是央行之外的責任。不要羨慕美國聯邦儲備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經濟的各方面去。看似大權在手，其實手忙腳亂！是那個無錨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貨幣無錨，以幣量調控物價難於登天，顧此失彼，於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標去。



君不見，西方常說的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開放改革後的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不是說經濟沒有波動，而是沒有週期性。貨幣制度不同，市場合約選擇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別。個人認為：朱老搞出來的中國貨幣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國不會有今天。我同意蒙代爾為此而提出的格言：還沒有破壞，不要修理它。



（之四）

人民幣的困境（之三）

上文提到人民幣面對兩項困境。其一是兌美元上升，外貿以美元結算，彈性係數不協助，中國的外貿順差不跌反升。這會帶來外間再強迫人民幣升值，有可能一重一重地逼上去，使中國走上日本當年的不幸的路。其二，中國的勞苦大眾的工資，高於跟他們競爭的印度及越南等地，人民幣再上升，這幾年發展得很有看頭的農民生活，會遇到嚴重的打擊。

這裡轉談第三項困境。那是這幾個月中國的通脹是明顯地上升了，到了近於不可以接受的水平。這裡我們要冷靜下來，思量一下。首先，近來的通脹加劇主要是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這是好現象。農轉工的人數那麼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自然的現象，而如果農產品的價格不升，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有抬頭的一天。然而，普通常識說，農轉工的人數多，非農業的物價理應下降才對。但沒有，只是上升得少。原則上，中國的物價指數，農產品占三分之一，其價上升一個百分點，其它物價下降半個百分點可以抵銷，使通脹率為零。但沒有。在目前中國的發展中，通脹年率低於五可以接受，目前是在六至七之間，不好，也不大壞。

大壞而又頭痛的，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按照經濟常規，幣值上升是會帶來通縮的，但沒有。以香港為例，近兩年港人到大陸消費，物價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強。不是說國內的人也遇到同樣的通脹，分析複雜，但可以肯定地說，因為人民幣值在國際上升了，國內的通脹率其實不止目前公佈的六至七之間。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經濟學問題。幣值上升，應該有通縮——讀者不妨想像人民幣值大幅上升，通縮必至——但為什麼上升了百分之十還會有通脹加劇的現象呢？

我的解釋有兩方面。其一，貿易順差急升，外資繼續湧進，外匯儲備激增，這些進帳或遲或早是要用人民幣兌換代替的。這會導致人民幣的國內流通量增加。不是說外匯進帳要下降至零才沒有通脹，但因為這進帳的激增使人民幣量上升，央行加息約束的主要是國內市民的消費與投資，不是明智之舉。其二，央行以壓制人民幣需求的方法來紓緩其上升壓力，例如禁止在國內自由地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壓制需求會促使市場預期人民幣會繼續上升，爭持人民幣會使幣量被迫提升。

這就帶來我曾經說過的一個重點：要紓緩人民幣上升的壓力，約束需求（目前做的）是劣著——正著是增加人民幣的供應。後者，為避免國內的通脹加劇，央行要把人民幣大量地放出國外——這是要解除目前的外匯管制了。

解除匯管，把人民幣大量放出去，要人民幣變得毫無上升壓力很容易，而放出去夠多人民幣值是會下降的。要注意：把人民幣放出去與此前決定（而最近剎掣）的天津「直通車」到香港買股票很不相同。「直通車」是內資外流，但人民幣外放有引進外匯的效果，國家是有錢賺的。這裡要說清楚：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我不反對內資外流，但指明是購買股票卻是劣著。股票之價，原則上，是反映著上市公司的回報率，市場應早有定論。無端端因為「直通車」而使港股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反映著股民一般無知，早晚會損手爛腳！買股票不是移民潮買樓，不是自由行購物，而是市場投資，要看上市公司的投資回報。

炎黃子孫有錢出外投資，那很好，但要讓他們自由選擇投資的項目與回報的預期。說實話，當今之世，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投資比神州大地更可取，但如果炎黃子孫要分散一點，那到外間下點注，過癮一下，也無不可，但不要強迫他們通過港股市場。

要紓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大量把人民幣推出國際是最上選的了。這裡還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重點。這兩年人民幣上升，主要是兌美元上升，而我說的接單工廠今天叫救命，主要是他們一律以美元結算！是個尷尬的問題，炎黃子孫很有點面目無光：既為泱泱大國，經濟搞了起來，震撼世界，但外國人購買中國貨，為什麼不能用人民幣結算呢？這是因為中國還有匯管，人民幣不自由外放。

北京的朋友要為國家的尊嚴設想一下吧。但在目前的形勢下，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外放，有不小的機會帶來相當頭痛的麻煩：國內的通脹因而急速上升的機會存在。這裡我們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有兩點對通脹是有利的。第一點，如果北京依照我的建議，取消進口稅，貿易順差大跌，有紓緩通脹的效果。第二點，以提升人民幣的對外供應來減少該幣的上升壓力，市場再不爭持。另一方面，人民幣自由外放，對通脹不利也有兩點。第一點，人民幣的強勢下降的本身，會增加通脹的壓力。第二點，如果外放了的人民幣回流，國內的人民幣量增加也會導致通脹。人民幣留在外地則不會，但外放了的總會有某部分回流，尤其是投資中國這些年成為風氣了。我們無從估計外放了的人民幣的回流比率會是多少。

兩點會紓緩通脹，兩點會增加通脹壓力，一起合併，國內的物價會向哪個方向走呢？很難說。如果一定要我猜一下，我認為在目前的物價明顯地趨升的形勢下，解除匯管，外放人民幣到沒有上升壓力的那點，國內通脹加速的機會較高，有可能引起急速通脹。因此，我不能不舊話重提，建議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這後者我分析過多次，但好些讀者還是不明白。應該是傳統的貨幣觀誤導了他們。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再說一次。

這裡要補充一下的，是人民幣大量外放，中國的外匯儲備會相應上升。與貿易順差及外資湧進的儲備上升不同：除非人民幣大量回流，其外放帶來的儲備上升是不會增加通脹的。

（之三）

人民幣的困境（之二）

說過多次，反對人民幣升值是為了中國的農民。也說過多次，中國農民的生活搞不起，經濟增長怎樣了不起也沒有用。說要改善農民的生活說了幾千年，得個「講」字，但今天是看到曙光了。

近來反對人民幣升值有點火氣，情難自禁也。可不是因為農民的生活沒有改進，或改進得太慢。正相反，大約二○○○年起，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得快，上升速度超過我的期望。形勢好，是關鍵時刻，潑冷水愚不可及。左盤算右盤算，我認為這幾年農民生活改進的速度，如果再持續十年——從歷史看是很短的時日——中國的農民會達到小康。還要鼓勵城市的工商業發展。農民生活的改進，是要靠工商業的繼續勵進帶動的。不容易看到農民的生活與城市的人均收入打平，因為後者有大富人家。但農民的人均收入，要達到城市的中等人家水平不苛求。那是小康，大約還需要十年吧。這是以目前農村的發展速度算，也把二○○三年起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速度算進去。

說實話，要一下子大幅提升農民的生活，易過借火。那是拜當年的日本為師，禁止農產品進口。但這樣做，中國整體的經濟發展會變得潰不成軍，無從再進矣。我反對禁止農產品進口，或抽進口稅；我也反對最低工資，反對補貼農業，反對福利經濟——因為這些會扼殺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我贊成大事推廣農村子弟的知識教育，認為最好鼓勵私營的慈善機構辦學，贊成在農村推廣適用於中國的農業科技，也贊成大學取錄學生時，農村子弟的高考成績不妨讓個折頭。

我也認為兩年前取消農業稅是對的。這「取消」協助了在農民大量轉到工商業去的情況下，農產品的總量還繼續上升：棄置了的農地再被耕耘，僱用全職農工開始盛行，而農作的機械與建設投資，雖然還簡陋，是明顯地急速上升了。

不要相信農民的生活愈來愈苦，或貧富兩極繼續分化。就是北京也難以估計流動人口，以戶籍人口算農民的人均收入不對，而外國機構的什麼分化指數統計，根本不知道中國發生著些什麼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與農村之間可能還在加闊，但相對的百分比升幅，這幾年農民比市民升得快是沒有疑問的。這發展繼續，農民的收入早晚會追上城市的居民。

北京目前的統計，是全國農民人口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是以戶籍人口算吧。我調查了幾個農村（包括河南、江蘇、浙江、廣東、貴州），圖案竟然一樣：可工作的農村勞力，十個走了七個。近城市的走得較少，因為容易半農半工。大略地算一下，從總人口看，今天農村的實際人口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從勞動人口看，操作農業的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過比較深入調查的專家朋友，說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六年前在廣州講話，我說中國操農作的要下降至總勞動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才算及格。這言論給人痛罵，說永遠不可能。曾幾何時，今天應該是達到了，比我六年前想像的快。今天看，農作勞動人口再下降五個百分點就差不多了。

無可置疑，近兩年建築工人的收入上升得很可觀，反映著從農轉工的速度緩慢了下來。僱用的農工興起，而他們的全職收入，目前是略高於工廠的低薪工人。這裡要指出一個考慮重點。以低工資從工商業學起，只要勤奮，知識與日俱增，假以時日，其收入的上限有機會高到天上去。換言之，工商業的知識有很大的爭取空間，機會有很大的變化，因而收入增長的彈性高。農業可沒有這樣的際遇。中國的農作知識了不起，但主要是數千年的智慧積累，農村的孩子從小耳聞目染，長大後一般都學滿了師。不是說先進的農業科技對中國毫無用處，但地少人多，好些外來的科技沒有多大用場。技術上，這些年中國的農業有長進，而以膠布建造溫室這幾年盛行了。那天我見到農民投資五千，用膠布建一間房子，可養雞千隻，有無限感慨。是新法飼養，而令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戶農家拿得出三個五千元。

無論怎樣說，一個地少人多的國家，加上農業的本質，農民收入的上升彈性遠不及工商業。所以我認為一個年輕力壯的農工收入，只略高於工業的低薪是不夠的。這幾年農產品的價格比工業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是好現象。假設工業產品之價不變，農產品之價再升一倍至一倍半，加上設備投資與新技術，農民一般可達小康。這樣盤算，我的估計是再要大約十年。

漫長的黑洞，中國的農民終於走到盡頭，見到光亮了。為什麼不讓他們走出洞口呢？發神經！說過無數次，農轉工，中國的農民起步時是轉到我稱為接單工廠去。這些工廠的產品沒有自己的商標，也沒有任何專利，只是有單接單，有版照造，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什麼先進之邦，而是越南、印度等工資比中國還要低的地方。人民幣升值，大家用美元結算，訂單會容易地跑到這些後起的地區去。今天的中國可沒有日本當年那樣著數，可以讓日圓上升一兩倍還有競爭力。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佛利民說得清楚：世界大變，不久的將來地球會增加十至二十億的廉價勞力在國際上競爭。沒有看錯，這競爭出現了，是地球之幸。我為印度、越南等的興起感到高興，而對中國來說，落後之邦有點錢是大吉大利，因為與之貿易可以多賺一點。但讓人民幣升值是讓賽，是輕敵，是未富先驕。

是的，就是農轉工到了一個飽和點，北京還不能讓人民幣升值。原因是要提升農民的收入，我們要讓工商業的收入上升。這上升會自然地迫使工業改進產品的質量與引進科技，而這幾年中國的研究投資的上升率是世界之冠。人民幣不升，中國的接單工業總會有抬頭的一天。是的，中國早晚要放棄低下的接單工業，讓改革較慢起步的接單去吧。絕對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中國的勞苦大眾吃了那麼多年苦，今天的形勢是他們的血汗換回來的。

五年前說過，人民幣強勁，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人民大眾吃得苦。人民幣升值，對富有的炎黃子孫無疑有利。但勞苦大眾呢？難道他們會旅遊巴黎喝拉圖紅酒嗎？

（之二）

人民幣的困境（之一）

（按：此文乃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於貴陽貴州財經學院講話之大略。是日也，朝雨送寒，午後講座，老師同學雲集者二千。隨後揮毫數紙，晚宴貴州茅台，夜敘法國紅酒，老生常言該地貧瘠，蓋前日事耳。）



各位同學：

我老是想得簡單，這次講話，每點要說的都簡單，但因為有多點，加起來就變得複雜了。所以同學們要聽得留心，否則加不起來。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得快，歷久不衰，其貨幣幣值強勁，在國際上有上升壓力，是大吉大利的形勢，與貨幣呈弱勢是兩回事。好比一個男人找不到女人，相當頭痛，但如果有多個美女追求，則過癮之極，處理何難之有哉？目今人民幣在大好形勢下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困境，恐怕源於處理失誤，為何如此，怎樣解救，說來話長，讓我說說吧。

二○○二年我在南開大學說人民幣是天下第一強幣（當時黑市還低於官價），二○○三年三月說兩年內先進之邦會強迫人民幣升值（當時黑市與官價打平）。不出所料，只四個月後這「強迫」就出現了。我當時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這反對今天依舊——為何反對我會解釋。感謝貨幣大師蒙代爾。他也屢次公開反對人民幣升值，後來知道他的理由與我的差不多，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首先要說的困境，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六至十之間後，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急升。說過好幾次，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順差上升的機會很大。經濟本科一年級的彈性係數分析，說物價上升，需求量下降，但總消費可能增加。到了三年級的對外貿易課程，這彈性係數增加了好幾個，方程式長而複雜，都支持著貨幣匯率上升不一定可以減少貿易順差，但沒有誰可以事前推斷彈性係數是哪個數字。當然，如果人民幣升得夠高，到某個價位中國的貿易順差一定會下降，但到那一點，或到順差不存在的那一點，中國的經濟很可能會走上日本的路。我大概是一九八六年發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是的，當年發展得頭頭是道的日本，經濟不景已有二十個年頭了。二○○一年在三藩市與佛利民暢談日本的困境，他說日本看來有轉機，六年過去，這轉機還看不到。這可能是因為日圓幣值在國際上大幅上升了，受益的多是有錢人，話得事。三十年前紅極一時的日本，在經濟政策上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地價急升，飛到天上去。其二是讓日圓匯率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今天約一百二十兌一）。史坦福一位名教授作過深入研究，兩年前發表所得，直指日圓升值對日本經濟的禍害。像蒙代爾一樣，這位教授支持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

不容易明白為什麼經濟學諾貝爾獎十之八九落在美國學者手上，但那裡的議員老是認為人民幣值上升會改善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更不容易明白為什麼外國堅持要求中國貨價上升。說會增加本土的就業機會是淺見。最近見報，中國貨的價格在美國是明顯地上升了，需求彈性係數低於一，中國貨的總消費於是上升了。

這裡有一個關鍵問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我敢十對一打賭，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再上升必將加劇。另一方面，雖然中國貿易順差上升的本身不一定會導致人民幣值上升，但市場一般是這樣看。如此一來，政治施壓，市場又施壓，人民幣要不升很頭痛。

不止此也。最頭痛的關鍵，是如果人民幣受到壓力而再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會繼續上升的機會很大。這是因為中國貨在外地暢銷已有十多年，那裡的消費者養成了慣性，這是會促成彈性係數下降的。我們無從知道人民幣要升到哪個價位這慣性才會改為有利中國貿易順差下降的彈性係數。這樣，人民幣值再上升，中國順差又再上升，外國加重施壓，一重一重地推上去，中國會被迫走上日本的不幸的路。前車可不鑒乎？

只有兩個可以改「善」中國貿易順差（指減少）的途徑，肯定有效的。其一是中國大幅施行出口關稅。這對中國的工業發展極為不利，但總要比外國大幅提升中國貨進口稅為佳，因為前者稅收由中國獲取。其二，最佳的選擇，是廢除外國貨進口中國的關稅，或起碼大幅減少。廢除所有進口關稅是妙著，最好的，貿易順差一定下降，而炎黃子孫可以大享鬼子佬的名牌真貨之樂矣。不妨考慮與外國洽商，大家一起取消所有關稅，但中國單方面取消所有進口稅也是正著，何況這後者瀟灑好看，乾脆利落，有大國之風。這也是對世界公佈：地球一體化，我們不跟你們婆婆媽媽，身先士卒地表演一手，成為天下第一個自由貿易大國。

縱觀天下大勢，我認為中國取消所有進口稅不僅要做，而且迫在眉睫，要盡快做。這是一項肯定可以大幅減低中國貿易順差的法門，而又因為有那麼多的外資要到神州大地下注，我們無需擔心取消進口稅會對中國目前的外匯進帳有不良影響。說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那麼多，要燒也要燒好幾天。

取消進口稅對中國的工業會有負面影響嗎？也不用擔心。一個原因是中國貨的競爭者絕大部分不是先進之邦的優質名牌，另一個原因是讓優質名牌免了關稅殺進中國，這些產品會迫使中國提升產品質量，很快的。今天，我絕不擔心中國的工業家會那樣不爭氣，見到外來的名牌就心驚膽戰，鳴金收兵，躲起來了。

六年前，在某次講話中，我說如果舉世取消關稅，全球一體化競爭產出，我會將身家押在炎黃子孫那邊去。這類推斷我從來不錯。

（之一）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二）：張五常答問（2）

提問三：



張教授你怎麼看待中國和美國的經濟學發展？





張五常：



科斯很反對現在經濟學的發展。布坎南也反對得很厲害。Gary Becker也反對，不一定反對得很厲害，但也是反對。科斯反對得很厲害，很多次來信，或通過助手轉達，要求我在中國搞起經濟學。他認為美國沒得救。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科斯和我兩人是絕對相信——可能整個經濟學界只有我們兩人相信——如果你不知道世界發生什麼事，就不可能解釋世界。這只有我們兩人相信。我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但一般的經濟學家不覺得那麼重要。愛因斯坦想出相對論，他完全沒有看到什麼實例。有些人相信，他們可以把門關起來，不需要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在紙上演算數學方程式就可以搞出來。我和科斯兩人認為，雖然這在原則上是可能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而還能推斷髮生了什麼事，但機會很低，近於零。這世上有多少個愛因斯坦啊？所以你先知道了發生什麼事再去作解釋，推測完全不同。你說現在的博弈理論解釋了什麼？弗裡德曼在他的《科學方法論》裡說過一句話：經濟理論是用來推斷還沒發生的事情。科斯為此與他大吵一頓。我是中間人，很頭痛。因為他們在科學方法論上是彼此有點誤解的。兩人都是好朋友，互相尊重，但在這一點上他們兩人都對，也兩人都錯。



我個人認為，如果你不知世事，就無從解釋世事。天下有多少天才呢？我最近寫了篇文章，說Stigler啊、貝加啊，都鬧過很多笑話的，因為他們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我認為我比較優勝之處就是我知道發生什麼事，街頭巷尾的。沒有一個現象在手，我是不會去搞的。這就是分別所在。也就是說，在方法論上說，兩個都對；但在實用上說，我覺得我這條路比較好。（掌聲）





提問四：



剛才張教授說「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改革也是產權界定的過程，是由政府主導的。說到政府的作用，第一個是保護社會不受外來的侵略，第二個是保護個人的財產不受他人的侵犯，然後就是處理一些經濟外部性的問題。那麼在改革當中，在產權清晰的過程中，政府的角色是不是應該慢慢地淡出？有什麼樣的力量可以使政府慢慢地淡出？您說過中國地區之間的競爭，說這是最好的制度，學生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說經濟改革方面還可以的話，但說到政治改革，我覺得很迷惘。如果說經濟改革是自由的前提，那麼政治改革應該怎麼樣？





張五常：



我的老師艾仁智說過一句話，成功只能以效果來衡量，意圖如何是無關的。我同意這句話。你的攝影理論說得怎麼樣都好，拍不出好的照片，沒用。中國是有很多問題，但你不可否定的是，其經濟增長率破了人類歷史的記錄。香港當年增長多麼快，最快的時候絕對不夠中國現在快。而且中國的人口是那麼多。到中國內陸去看，到處都發展很快。我很同意蒙代爾的這句話：「If it is not broken, don』t fix it。」這邊說要投票，那邊說要怎麼怎麼。我跟周其仁說得很清楚：「你不要跟我說中國的不對，你要告訴我中國做對了什麼。」你說我厲害不厲害？但我自問，如果給我來改革中國，給我生殺大權，我沒有信心能做得這麼好。你左批評右批評，有些問題他們是知道的，就不要再罵了；有些是他們做不到的，也不必再說；明顯是走錯路的，你就要集中管那裡。



很多鄉村進行差額投票，一開始就出現買票，這就是中國文化。台灣也是這樣。黎智英有一篇文章，叫《阿扁Bravo》，為台灣叫好，因為現在要審問阿扁嘛。台灣民主萬歲。蠢到死，他沒有想到，如果台灣沒有民主，不會有阿扁這樣的人出現。（笑聲、掌聲）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省，阿扁是省長，早就給「雙規」了嘛。（笑聲）更幽默的是，同一期的《一週刊》，有一個叫詹宏志寫的文章，回憶以往，拚命說台灣好，好得不得了，多可愛。蠢到死，原來他說的，是蔣經國的時代，（笑聲）那是大獨裁者的時代。我們在座的楊懷康先生，（笑聲）又是要民主，他是郭伯偉的忠實朋友。蠢到死，他們所讚賞的香港，是完全沒有民主的香港。這是很頭痛的問題。我說得很清楚了，你要搞民主投票，要先把憲法搞好。這是很困難的事，現在連美國都遇到很大的問題。美國的民主曾經是非常好的，但是現在也不行。（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二）：張五常答問（1）

主持（向松祚）：



現在有15分鐘的時候可以讓各位向張教授提問題。





提問一：



張教授，我冒昧提一個問題。國內的企業MBO的問題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前一陣子比較熱門的郎鹹平教授也受到影響。我個人理解，可能也跟剛才講到的自由化的步驟有一點關係。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張五常：



郎鹹平教授不是學經濟的，他是搞管理方面的。所以他對中國企業的觀點，不是經濟的看法。當我們看，說國營企業行不通，我們不是說股份制行不通。股份制去到哪個程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一個上市公司是可以看作一個私營的企業。其中牽涉到轉讓權的問題是很關鍵的，也就是說我有沒有權收購這家公司，我能不能把這家公司的股票隨時隨地賣出去？這些都帶出很多經濟學的問題。但郎鹹平不是研究這些問題。我聽說，但沒有看過他的文章，他關於企業方面的某些調查是做得挺好的。但他研究的不是經濟學方面的問題。



我強烈反對他的，是他說過的一句話。他說，現在的中國是五千年以來最糟糕的。這一句話我罵得很厲害。他不能為了自己出風頭，就這樣侮辱中國人。你們不明白，中國有今天，不是因為我，也不是因為弗裡德曼，也不是因為科斯，而是因為那些勞苦大眾。他們是很辛苦的。你們見過嗎？清晨三點鐘，在上海的那些高樓大廈的鋼架上，幾十層樓的鋼架上，已經有人在燒焊。你們可以想像，他們只是為了多賺幾元錢。中國就是有這樣的人。我們的責任，就是把制度搞好，讓這些人可以盡己所長。但真正的英雄，還是他們。你們可想而知，那東海大橋，才花了多長時間就建起來？七千人日以繼夜。你說中國五千年來最糟糕，得罪我張五常不是問題，但是你得罪了這些人。你想一下現在人民幣這麼強是什麼原因？不是因為我，不是因為弗裡德曼，而是因為那些人在工廠裡這樣苦幹。我看到了真的非常感動。髒兮兮的，水也不能多喝一口，東西也不能多吃，但他們無所謂。他們這樣，是因為中國開放，他們看到有前途，所以就拚命了。中國人真的能吃苦。你還這樣侮辱中國人？這是說不通的。所以他的問題是，他想出風頭，太多口。





提問二：



Ronald Coase和Friedman對你和對中國的改革都有很大的影響。我想起他們在Director家裡進行的那場大辯論，最後Friedman是同意了科斯的看法。Friedman後來是被convince了呢？還是他自己本來就有這樣的想法？





張五常：



這件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太緊張刺激了，雖然我不在場，但左問右問，十個參與辯論的人我認識其中七個。簡單地說一次這件事吧。科斯1959年的那篇關於音波頻率的那篇文章，裡面提到一個例子。他說的是，我在這裡種著玉米，你在我的玉米田裡泊車，是損害了我，我有權要求你賠償。但是倒過來，如果我不給你泊車，因為我要種玉米，我是損害了你，你可以要求我賠償。他用了這個例子，文章寄給Director的時候，芝加哥的人說他這一點是錯的。因為他們歷來相信，一家工廠污染鄰居，這家工廠要補償給鄰居。但科斯倒過來看，可不可以是鄰居補償給工廠讓它不要污染呢？他們反對得很厲害，反對得最厲害的是嘉素，就叫Director不要刊登這篇文章，說這篇文章是好的，但要取消這個泊車的例子。幸好科斯不肯取消，因為在這一段的最後一句，就是「權利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取消那個泊車的例子事小，沒有了最後那一句就事大。我認為那最後一句就是科斯定律，別人卻不知道，以為60年那篇文章才是科斯定律。



科斯怎麼也不肯取消那一段，就引起了辯論。Director就說：「要發表沒有問題，你要來芝加哥大學做一次演講，澄清你的觀點。」科斯就說：「演講就不必了，跟幾個人談一下就可以。」Director就把這篇文章擺在59年那一期的首位，然後在60年的春天，科斯去Director的家裡吃晚飯。Director就找了當時最厲害的經濟學家來。我聽到的是幾個不同的版本。有些是相同的，有些不同。John McGee說他記得很清楚，說他們凌晨離開Director家的時候，就知道剛才發生的是歷史。Harberger的記憶，是Harry Johnson當時在英國，聽到這件事，就打了一封電話回芝加哥大家，說恭喜一個英國人再發展新大陸。所以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McGee跟我說，Harberger在Director的家裡搬動傢具建造欄杆，把牛與麥隔開。科斯和Harberger就不記得有搬傢具的事，但McGee說肯定搬過。科斯怎麼也不肯認輸，人人都反對他。他一吃完飯就說：「假如一家工廠污染了鄰居，工廠應不應該賠償給鄰居？」人人都說應該，但科斯說不，就吵了起來。吵了一個多小時，人人都說他錯了，但他不肯認錯。根據Stigler的回憶，Friedman突然之間站起來，開機關鎗一樣亂掃一通，半小時之後，所有人都躺下了，只有科斯一人還站著。所以有人就說，科斯定律應該是Friedman的。這是不對的。為什麼不對呢？因為他1959年的那篇文章已經說了出來。如果不是59年說了那一句，那麼你可以說60年那篇文章是受Friedman的影響。



根據科斯的回憶，他對我說得很清楚：「我想來想去不覺得自己有錯，不可能錯，所以怎麼也不肯認錯。但是，弗裡德曼那麼清楚，他一說完的時候，I knew I was home。」就是弗裡德曼說完了，他才知道自己對了，（笑聲）是安全抵家了。其實他59年已經說過了。（笑聲）所以這個問題是很簡單的問題，界定權利就是私有產權，但其實想像下去是很深的，否則為什麼這麼多人都弄不清楚。這個故事是科斯親口跟我說的。在芝加哥校園裡，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因為Alchian也聽說，其實Coase Theorem是Friedman的嘛。Stigler也曾經說過，imply可能Friedman占較大的貢獻。而Stigler是搞經濟思想史的第一人，他跟我說過很多次，整個20世紀最重要的經濟思想就是科斯定律那句話。這是Stigler的判斷，而且Coase Theorem的名稱是他起的。我問過科斯之後，認為主要的證據就是59年那篇文章，科斯定律應該還是科斯的。



我還做過最後一次求證，我問了Friedman。科斯拿了諾貝爾獎，我被邀請去瑞典觀禮。Friedman很喜歡我們兩夫妻，一見到就拉我們坐在他的身邊。有會場的工作人員拍我肩膀，說Coase在外面，叫我出去迎接他。我們出去，見到科斯，互相擁抱。科斯走路很慢。我們回到原位，坐在Friedman旁邊。掌聲雷動，我就問Friedman：「坦白地說，這個人值不值得拿諾貝爾獎？」Friedman是很坦白的人，如果Coase Theorem是他的而不是科斯的，他不會客氣的。（笑聲）他說：「他啊？10年前就該拿了。」所以Coase Theorem是科斯的。（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一）：張五常演講（2）

張五常：



（續前）



第二方面的問題，就是產權的問題。他們反對私有產權，不喜歡那個「私」字，到現在還是要用「民營」來代替「私營」。（笑聲）這就很困難，要怎麼解釋私有產權，才能說服中國使用這種制度？他擺明了是共產國家嘛。後來我說服了弗裡德曼，我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名號沒有關係，問題是怎麼推行私有產權制度。這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土地怎麼能私有？1985年的時候我開始推出兩權分離的說法，說明土地不需要所有權也可以私用。說到「私」字，他們就難以接受，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為科斯的貢獻很大。



其實是很簡單的問題，所謂私有產權無非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界定得清楚。就是這麼簡單，但科斯沒有用到「私」字，北京容易接受。一講他們就明白，比打針吃藥還快。（笑聲）你說這是不是神奇的事，其實沒什麼深奧。當時我是Alchian的學生，他最喜歡講私有產權的事，但他來來去去都講不出這一句，就是權利界定這一句。這麼簡單的事情，科斯講出來了。但是當時很多人讀科斯那篇關於音波頻率的文章，他講到權利界定的問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講私有產權。我將這一點賣出去，北京馬上就抱住。



看看所有法律的書，當年我看很多這類的書，看看所有講產權的書，沒有人能講出這一句。只有科斯1959那篇關於FCC的文章，突然說出這麼一句：權利界定是市場成交的先決條件。他突然冒出這麼一句，我一讀到就跳了起來。後來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科斯對中國的貢獻很大。說私有產權，怎麼說他們都不明白。但你說權利模糊不清不行，他們就認同。你說權利界定清楚就行，他們也認同。



現在回想起來，這些都是幸運的事情。我自問是想不到這種說法。Alchian教了我那麼久，他也說不出來。你問什麼是私有產權，打開法律書看，看得眼都花了，還是看不明白。但科斯只說了這麼簡單的一句。據我所知，北京的朋友自80年代中期起，一提起權利要界定清楚，人人讚成。你說大鍋飯不可取是因為界定不清楚，人人讚成。你說要砸了大鍋飯，人人讚成。你說人民公社不可行，人人讚成。所以回想起來，這些思想的東西，不需要很深的，只要說得對。所以科斯的貢獻很大。



去年，我帶著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去杭州。杭州的青年才俊、黨委書記請我們在西湖邊一個豪華的大廳裡吃飯。本來是為了邀請這位院長，他才是貴賓，但他們都不管那院長，人人當我是貴賓，拉著我拍照。那院長站在那裡就很尷尬，他以為自己是貴賓。（笑聲）那院長跟我說：「原來你才是貴賓，我不是。」我也覺得很尷尬，我當他是貴賓的嘛。（笑聲）結果貴賓說他不是，我才是。我當時說了一句什麼話呢？我說：「我再向你們介紹這位朋友：這位是科斯的老闆。」（笑聲）科斯還是芝加哥法律學院的人嘛，雖然是90多歲退了休，還是掛名在那裡。這個是法律學院的院長，那你說是不是科斯的老闆？（笑聲）馬上人人都不理我了。（大笑）當時侯運輝在場，真有其事吧？所以科斯的名氣在中國很大。



第三個問題，改革的時候，原本是等級排列的制度，改為是以權利界定的制度。以前等級很高的人，並不等於是資產多的人，所以這些人就反對改革。



80年代時，這就是改革的困難。我當時建議花一筆錢來買斷特權，但怎麼說得出口呢？高干子弟在外面拿點好處，如果完全封殺這種行為，是很難辦的。要買斷特權，又想不到辦法。完全不給好處，他們又反對改革。

所以88年我跟弗裡德曼到中國時，我說：「我跟你約法三章，你有什麼意見與我不同的，我們關起房門打清楚。在外面，你不要不同意我。我不會不同意你，但你也不要不同意我。」因為當時中國的情況，是對什麼事情都懷疑。如果我們是同一個學派出來的，卻在公開場合互不同意，就很難推銷我們的主張。



當時就有這個問題：高干拿好處這件事，不可以完全反對。想買斷又買斷不了，也不好看。當時說到Stigler的觀點。Stigler怎麼看呢？他認為財富應該落在競標最高的人手上。這是Stigler的觀點，他認為不能隨便把財產送出去，要以投標的方式進行。我跟弗裡德曼說，Stigler是錯的。你別管是誰，只要成了私產，隨便亂扔出去，都比不變成私產的好。這個觀點，就是艾智仁（Alchian）和科斯的觀點。但是Friedman的老朋友是Stigler，Stigler是不會同意這個觀點的。所以當時我跟他說：「這一點你要想清楚。不要動不動就投標，要盡快拋出去，變成了私產後再讓市場來進行投標。」他考慮了這一點，想了一晚，然後對我說：「你是對的。」弗裡德曼對事客觀。所以我不同意你們說跟弗裡德曼辯論都輸。我認識他那麼多年，跟他討論問題時就集中在事情上，通常是無所謂輸贏的。



又如關於國營企業的問題。我跟他說得很清楚：問題不在於國營的低效率，而是因為國營的緣故，為了維護那低效率，就不給私營參與競爭。這個就是問題。就像中國電信，打電話去美國那麼貴，為了維護其存在，就不允許競爭。Friedman就有這一點好，他一同意你、支持你，他馬上對外講。他對中國的事情真的很盡心盡力。



但有一件事我要說的，是像弗裡德曼這樣地位的人不容易做到的，這對我影響很大。也就是以他那樣的地位，有時說話稍微說歪一點，可以獲得很大的利益。我認識很多在香港搞政治的人，如立法會議員，有誰真的能做到言出由衷？很難做得到，沒有人做得到，尤其像弗裡德曼那樣舉足輕重，說歪半句可以有很大利益的人。但他真的是不講就是不講，這是很難做到的。我只是個小人物，但有時即使是我說歪半句也可以有很大的利益，或者是有些話可以不講。但弗裡德曼就不是，他完全不賣賬。真是難得，我從未見過。怎麼可以做得到呢？有時在不同場合，稍微客氣一點。但他完全不做。在這方面他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我後來也知道自己也能做到，也就把心一橫，什麼利益都不要考慮，要怎麼說就怎麼說。當你做得到，就樹起了這個招牌。



我最記得在蘇州的一晚，是陪他從上海到蘇州，張永珍的女兒招待我們。天也黑了，我們又遲到了。那晚也挺冷的，是十月份了，天氣開始冷了。在酒店裡，已經是晚上九點、十點了，肚子又餓，一桌子都是飯菜。張永珍請了很多高干來，副市長啊，副書記啊，坐滿了一桌。坐下來，就吵了起來。那是1988年，他們說國營企業是好的，可以挽救，弗裡德曼當然不同意，通過翻譯就吵了起來。我坐在那裡，看著一桌子菜都涼了，又肚子餓（笑聲）。怎麼辦呢？他們在吵架。我當然很想吃了，就用中文說：「某些情況下，弗裡德曼教授是對的。在某些情況下，你們是對的。」（笑聲）然後我就拿起筷子吃了。（笑聲）不知道為什麼弗裡德曼猜到我在說什麼。（笑聲）他用英文說：「史蒂芬，我知道一個人的靈魂可以出售，可是不要減價減得那麼快。」（笑聲）他就是這麼一種人。所以當我自己想出賣靈魂的時候，很難說不想一下他。想到他，靈魂就加價了。（笑聲）



後來去到南京，有件事也是挺尷尬的。倫敦大學有一個經濟學院，那裡的一個教授，是整個香港大學系統的External Examiner（校外考試官）。他是經濟學教授，來中國做生意。做什麼生意呢？他是幫中國的高干子弟，拿著爸爸媽媽的好處所得，去倫敦讀書，去拿學位。當晚碰到他的時候，當弗裡德曼大致上知道這個是什麼人的時候，就很尷尬。他很清楚地跟我說：「這隻猴子是誰？（笑聲）我不要跟他一起吃飯。」這就是弗裡德曼。



謝謝各位。（掌聲）

弗裡德曼追思會（之一）：張五常演講（1）

本博客管理員按：11月16日是美國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的忌辰，為表示對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懷念與敬意，張五常博客將於此日前後推出「弗裡德曼逝世一週年紀念特輯」，內容是把去年張五常教授於弗老逝世後在深圳主持的一個追思會的現場錄音整理後，精選部分內容在此刊出，敬請持續關注！





張五常：



各位朋友，大約在兩個月前，在北京，周其仁帶了兩本書來讓我簽名，一本是《中國的前途》，一本是《再論中國》，是1985、1986年的時候在《信報》出版的。這兩本書很特別，雖然是《信報》出版的，但有人把它們全部複印，內容是《信報》的版本，封面的書法則另人模仿，在北京各印了2000本，上面印了幾個大字：內部閱讀。據說這兩本書當時在《信報》出版了之後，在北京就這樣複印了，派給幹部閱讀。事後很多人說讀過我關於中國的看法，很多國內的朋友都這樣說，國內的很多幹部也這樣說，主要就是因為這兩本書的盜版，由國家盜版（笑聲）。這兩本書裡很多次提到科斯，很多次提到弗裡德曼，所以我趁著今天的機會講一下中國的發展和我們幾個老頭子的關係。



你從這裡望出去看深圳，很不錯吧，二十年前你是不可想像的。我記得1988年帶著弗裡德曼來這裡，才開始有房子，但這裡還沒有，這整個區都還不存在。弗裡德曼很關心中國，他的自傳裡，我數過，講中國的那一章最長。我數了一下頁數，佔了全書的六分之一，所以他對中國是相當重視的。



說起來，1980年的冬天，科斯要我回來香港工作。然後81年中的時候很多人通知我，其中一個是楊懷康，他說香港大學的教授位子會空出來，叫我申請。科斯也叫我申請，逼得很厲害。當年的11月左右，我們在UCLA開會慶祝戴維德和科斯的退休，弗裡德曼坐在我身邊。我跟他說起他那本《自由選擇》的書，我問他：「你這本書賣得那麼好，是1980年最暢銷的書，是因為你寫得特別好，還是因為加上你的夫人的名字？」因為以前可沒賣得那麼好。他說：「不是這些原因。以前我那本《資本主義與自由》，比這本更好，但那時的時勢與現在不同，是時勢造英雄。我想少賺一分錢都不行。」



他聽說我想回香港工作，他就知道科斯是想我去講制度問題，幫助中國改革。弗裡德曼當時是反對我回來香港的，他的理由很簡單。他說：「你在西雅圖那樣的不毛之地，不可能有什麼學術的，竟然能寫出《蜜蜂的神話》，你無需回香港。在西雅圖也可以寫出這麼好的文章，在美國可以找到飯吃的。」但後來我還是回香港了。



我記得我當時問他很清楚：「如果我回香港，要推廣（今天叫）新制度經濟學的東西。我是不喜歡搞政治的，但是寫文章的時候，我要提你的名字。你要站在我這一邊。我一個人怎麼能打得上去？我說什麼，你在站我旁邊支持我。我說你講過什麼，你要承認。」（笑聲）他說：「沒問題，你要用（我的名字）就用。」科斯也說這樣說，Alchian也這樣說。



因為當時我覺得，要推行中國的改革，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幾乎是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我記得那時有美籍的華裔經濟學家，還有一個拿了諾貝爾的，搞Macro。他們三個人加起來，也教中國改革，用的是production function（生產函數）理論。蘇聯也是專家，已經很多年了。函數理論就是函數理論，有什麼特別的呢？蘇聯的，日本的，美國的，火星的都沒有任何不同，只是形式略有不同，幹嘛要用這些呢？中國的問題就是制度的問題，但他們有拿了諾貝爾獎的，有Princeton的，有Stanford的，我就一個人，那是輸定的。這就是當時的背景。因為他們說得很清楚，產權不重要，制度不重要，把生產函數弄好就行。（笑聲）我當時回到香港，你們有諾貝爾獎得主，那我也有諾貝爾獎得主。（笑聲）但我背後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後台，就比他們的大。（笑聲）因為只要我提到誰，他們都讓我用他們的名字。我就是有這些緣份。所以我的書裡，動不動就提到科斯、Stigler，因為他們都答應給我用他們的名字。但是如果不是他們說過的，我不可以硬說他們說過，但他們起碼是說過類似的話。（笑聲）



你們可以想像我當年的困境。怎麼跟當年北京的朋友介紹這些東西？你張五常是誰啊？我於是就不是說這是我張五常說的，而是說弗裡德曼也是這麼說啊，因為有一群人圍著我嘛。中國就有這個問題，他們是崇拜英雄的。所以後來有人批評我，說我喜歡在文章裡講自己認識哪些大師。這是誤解。我的確是不但認識他們，而且很熟。我不會那麼蠢的嘛，我擺他們的名字出來豈不是把我自己的名字壓下去了嗎？你問我，是我的經濟學好，還是弗裡德曼的好，當然是我的好嘛。（笑聲）我沒有理由把他的名字擺出來，壓了我自己的名字嘛。所以我擺他的名字出來，是要告訴中國的朋友，這觀點不止是我個人的，而是很多人支持我的，這不過是「拋浪頭」而已。（笑聲）



回想當年，中國的改革有幾大問題。第一是他們不相信市場。聽起來很無稽，但他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知道。80年代初期，武漢開始搞蔬菜自由市場，這以前是國營的，現在給私營做。中央領導人親自飛去武漢去看，他要親眼看見才相信。這是多麼的無知。因為經歷了這麼多年的管制，都由國家領導，突然說要做自由市場，他們是不相信的。如果是在香港有這種事，會是多可笑。1993年，我帶弗裡德曼去見中央領導人，高海燕當時在場。中央領導人在弗裡德曼面前教他經濟，（笑聲）他說：「弗裡德曼教授，北京有一千多萬人，家家戶戶天天都能買到蔬菜，如果沒有政府的領導，怎麼可能有蔬菜吃？」（笑聲）他們是到1993年都還不知不信。



深圳是最好的例子，這裡賣地是1987年時我叫他們賣的。我說你們不賣地，是不可能搞得起建設。他們聽從我並不是因為什麼自由市場，而是因為「經費」二字。（笑聲）不賣地何來經費？他們一聽「經費」二字就很開心。（笑聲）他們其實也是不相信的。我說把地賣出去沒有問題的，只要不管就行。把地賣出去，讓地產商競爭發展，政府不要插手干預。他們問：「那你們香港呢？」我說：「香港就是不懂。你們聽我說吧。」你看日本的明治維新。這一方面弗裡德曼是很佩服我的，因為我是到處鑽。我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政府完全不用管，沒問題。深圳有很多移民進來，政府不要插手，不要搞租務管制，不要建廉租房，這些是最忌諱的。當時深圳只有30萬人，現在是1370萬。多少人來了深圳！沒問題。這就是自由市場，香港是沒有的。你聽說過有人沒地方住嗎？



但是有些事情也挺好笑的。他們聽我說，沒有搞租務管制，可能聽得過了頭。90年代初期深圳的法例規定，住客欠租的時候，只要有證據他沒有支付租金，不用審判，公安就會進去搬傢具扔到街上去。你說這是不是維護私有產權？在自由市場這方面，在不干預市場這方面，你們可能會認為中國是不干預得太過份，但事實上中國的市場比美國自由很多。你要訂枕頭，訂傢具，怎麼訂造都可以。你要把自己的名字燙在磁磚上也沒問題。你要枕頭加三兩、減四兩，隨便！的士司機可以一天開車17個小時不休息。這些事情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你要買個枕頭，想訂造，給你做枕頭的人有可能要坐牢。要經過很多部門的批准，要貼上「經政府審核」的標籤。



所以國內的自由經濟，主要是受弗裡德曼的影響。這比他的貨幣理論對中國通脹的影響要大得多。當我說來說去不能說服的時候，就拋出弗裡德曼的名頭，說他也是這樣主張的。回顧整個20世紀，聽Becker講話，聽Stigler講話，都沒有Friedman這樣主張自由的程度。弗裡德曼甚至是贊成自由自殺，（笑聲）贊成自由吸毒，贊成自由嫖妓，自由得發神經。（笑聲）你們聽過這樣的故事嗎？他的兩個兒女要去坐火車旅行，Friedman就說：「這裡有兩張頭等票的錢，給你們去坐火車。如果你們要買三等座位的票，這是你們的選擇，但我就給頭等票的錢。」結果他的兒女都拿了頭等票的錢去買三等座位的票。這就是弗裡德曼。雖然我不敢肯定，如果他的兒女吸毒，他會不會也鼓勵。（笑聲）所以說到自由，弗裡德曼的自由是近於發神經的自由，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但這個概念是好的。當我推廣這個概念的時候，當然不會說自由自殺這一類的，但他的影響是一定的。在某一方面，北京的朋友是很尊重弗裡德曼的。當然提到弗裡德曼，我們要盡量表示尊重。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三）

趣味這回事，因人而異，他人不明白我，我不明白他人，興趣不同大家不明白，自古皆然，為何如此恐怕上蒼才知道。所謂人各有志，我無從干預他人的興趣或品味，就是自己的兒女也管不著。個人的興趣歷來廣泛，欣賞的說多才多藝，批評的說不夠專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怎樣想。
是好奇心的驅使吧。從小我嘗試過的玩意無數，如今老了，回顧平生，興趣持久的玩意有一個特徵：那是要做出一些可以拿在手把玩一下的作品來。這是說我要搞一點創作，有作品給自己一點滿足感。永恆的滿足是指可以傳世，當然困難，但幻想一下，誇誇其談，沒有犯法，無聊之輩的閒言閒語是無能的言論了。

不容易解釋自己的品味。少小時放風箏、彈珠子、釣魚等，神乎其技，但興趣短暫。青年下象棋有兩手，而作研究生時橋牌打到國際水平，興趣皆短暫。考試成績，或教書拿什麼獎的，皆如過眼雲煙。我是個從來不用名片的人，對名頭毫無興趣。

記得一九六七年博士過了關，到大學校務處申領名頭，該處說因為我是外籍學生，要交五十美元。我說：「五十元？我不要。」轉身而去。殊不知處長是曾經教過我的Warren Scoville教授，他追出來，說早就聽到我的論文，要替我出那五十元。我當然搶著掏自己的錢包了。這位教授對我有影響，我作研究時對資料的慎重處理來自他的教誨。視名頭如無物，然而，六九回港時母親要一枝筆簽名，我送她老人家名筆一枝，上刻「愛妳的兒子——《佃農理論》的作者」。《佃農理論》是一件作品，我珍惜，當時希望可以傳世，四十年後的今天看，傳世的機會差不多可以肯定。

從經濟學作品衡量，我不明白為什麼在古典與新古典學派的傳統中，作者著書立說，而今天的行家則選寫文章。雖雲在被迫發表的情況下，寫文章較為容易生存，但寫書的傳世機會顯然佔優。事實上，退了休的行家朋友，紛紛把他們發表過的文章結集成書，但這樣處理不會有一氣呵成的感受。我的《佃農理論》是書，中文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也是書，皆一氣呵成之作，其傳世機會高於我的任何文章。是的，我認為文章寫得怎樣精彩，總比不上以同樣題材寫一本組織得好的書來得有氣勢。我也認為影響了世界半個世紀的凱恩斯的《通論》，如果分十篇文章發表，沒有誰會管他！

試圖創作，珍惜作品，因而維持興趣的人可能不太多。我自己卻是相當極端的。然而，在拿得出作品而自傲一番的幾項玩意中，興趣的持續性很不相同。藝術攝影似乎來得太易，很快就走到自己可以做到的盡頭。我是純為玩光而搞攝影藝術的，是自己一九六五的發明。當年得新法，以黑白膠卷從事，猛攻三個月就轉回論文那邊去。二○○三年再用此法，轉用彩色膠卷，有計算機協助，如虎添翼，搞了十八個月，出版了七本攝影集，封機去也。還打算再出一本精選的，題為《影詩三百首》，算是告別一門玩意的儀式了。

書法呢？倒轉過來，是太難。算是天之驕子，因為只略有小成，求字者無數。我正在安排一個地方，訂製巨桌一張，日夕揮毫幾個月，自信必有佳績。我已經達到自知還差多遠的境界，很不容易。古人說學而後知不足，我是學而後知其足的。研習書法的經驗，似乎是說，比較困難的玩意，我的興趣較為持久。當然，這是指自己認為有點天賦，可以一博，而又真的有點興趣才開始嘗試的。

轉談寫中語專欄文字，匆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興趣還持續。讀者多無疑有助，但主要是砌字成文是一種藝術，好玩的，可能中文獨有，而這些年自覺砌得大有進境。古文、詩詞、四六文體、平仄、音韻、白話文、廣東話……隨意混合，然後砌、砌、砌。完全不講什麼文法（蘇東坡不講，我為什麼要講呢），從西方搬過來的只是分段與標點。讀者的接受性是我的試金石，只此而已。

神州興起，中文可以在計算機打字，打得快，今天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但計算機不僅給你打字，而且教你寫，後者的不良影響開始明顯了。這方面我是個古人，而古人是砌字的。其它寫手可能沒有像我那樣好奇地分析過，但我認為寫得朗朗上口的「古人」，一律砌字。

回頭說經濟學，集中於解釋世事，對我來說，是幾項拿得出作品的玩意中最容易興趣持久的了。首先是面對一個沒有他人完善地解釋過的現象，或有個話題可以針對，文章寫出來通常是一件相當完整的作品，可以玩弄於指掌之間，反覆重讀，滿足感很特別。其次是需要解釋的現象多得很，有深有淺，有趣味盎然的，也有淡然無味的。作者要選擇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像藝術家或小說家選擇題材那樣，往往要花上好些時日。再其次是要成功地解釋一個比較複雜的現象，作者要多方調查，也要等待靈感予我的時機。

在經濟的調查研究上，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一九六九開始調查租務管制，一九七四才發表《價格管制理論》；一九六八想公司現象，一九八三才發表《公司的合約本質》。一九七九跟進中國的開放改革，二○○七才寫出《中國的經濟制度》。這些是自己愛不釋手的作品，傳世應該沒有困難吧。

興趣是什麼？是愛！對我來說，這種愛的持續，要有自己的作品值得擁抱，最好能像自己的親生子女那樣，永遠珍惜。

（之三·完）

五常問答室 93 - 98

香港 Henry 問：



最近有許多人主張深港一體化，請問香港與深圳能否真正一體化呢？如果兩地真是能夠一體化，你認為能夠產生什麼經濟效益？




答Henry：



從經濟整體利益的角度看，香港與深圳一體化不是上策，因為這會減少兩個大城市的互相競爭，而政治費用也會因而提升了。



地區之間的競爭很重要。最近為高斯寫好了的一篇英語長文中，我指出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是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要原因。問題是，如果中國真的是全部開放，像香港那樣放，港深之間的競爭很可能對香港不利，而一體化是說香港與深圳的開放程度相同，對香港也有不利之處。可能只有若干年對香港不利。長遠一點看，競爭而又互相交易，大家都有利，只是在過渡期間，大家同樣放香港會遇到困難。



想想吧，自由行到香港購物者眾，如果進口貨深圳沒有關稅，一律自由，國內還有誰跑到香港購買西藥、購買名牌呢？深圳的零售成本比香港的低那麼多，自由進口香港人會跑到深圳購買真貨。



中國的人材，尤其是深圳或上海等地的，除了英語比不上香港，本領相同的工資只有香港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十多年前我就發現這個現象：深圳的年輕官員，除了英語水平，本領不少比香港的高，但工資只香港的十分之一。深圳的一般是北大、清華、復旦等名校的碩士或博士，香港的恐怕不容易考進去。香港的官員一般是好的，我歷來欣賞，但與深圳的相比，工資相差太甚，而論及先天智慧與後天幹勁，當年我在深圳見到的很難得。



我說過，中國大事開放金融，幾年後上海會超越香港。在金融那方面，深圳不容易勝於上海，但金融開放，深圳大搶香港的生意會出現。



今天，深圳的人口剛好高於香港的一倍，但政府的支出卻倒轉過來，香港不知高出多少倍。只看這一點，不用看其它，中國大事開放——像香港那樣放，或港深一體化，香港要大事調整的項目實在多，而在這調整期間，香港人會苦不堪言。



從過渡期的角度看，深圳開放對香港不利，一體化（即同樣放）對香港也不利。過渡期後，香港要是調整得宜，一體化減少了競爭，不對，但長遠地看，深圳開放，不一體化，互相競爭，調整後大家都有利。

楊慧 問：



周其仁教授曾經質問過土地漲價歸公的問題，說是土地貶值時，政府又何嘗承擔過成本呢？您曾經研究過土地制度，對這個問題您有何見解呢？




答楊慧：



不知其仁老弟有沒有說過這些話，算他說過吧。



一個國家的經濟有增長，人民大眾的財富積累總要放在一些資產上，而房地產通常是個好去處。這樣，經濟增長導致的財富積累，會反映在房地產的價值上升——這也是反映著人民大眾的勞力所得的一部分了。如果政府規限房地產的升值為公有，人民會把財富的積累轉移到其它資產去。這樣，人民投資的積累會因為政府的左右而受到誤導，而房地產的發展會出現很大的浪費。



政府抽資產的增值稅（capital gain tax）有不少問題，其中最嚴重的是誤導了投資積累的方向。美國政府抽房地產的增值稅，知道是禍害，前幾年力圖取締，但因為成了一項重要的政府收入，取締不了。



北京如果要壓制房地產之價急升——其實主要反映著的是經濟急升，沒有什麼不妥——他們應該提高建造樓房的土地供應，或增加容積率，同時增加交通設施。



上述是我作本科生第二年知道的答案，不知今天的經濟學變成怎樣了。困難的答案，我作研究生時也不知道的，是一個國家之內的每個地區的樓房土地要增加多少才對。中國應否讓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長三角與珠三角呢？這是研究生以上的問題。但關於「土地漲價歸公」，當年的本科生懂得破口大罵。



一個研究生應該知道的，是如果北京不希望中國的人口集中於珠三角與長三角，那麼讓這兩區的樓價上升是有效的阻嚇，比任何其它方法高明。可惜目前我們見到的，是這些地區一方面壓制樓價，另一方面不多放土地建造樓宇，使我們無從猜測政府要的是些什麼。



經濟學的分析與推斷可以做得很精確，但從事者對局限與需求要有充分的基礎掌握。正確的答案永遠都是淺的，言之成理，可惜這樣的基礎，今天的經濟學課程不再涉及了。可能因為政府不相信經濟學，大學課程於是不教。久而久之，今天大學教的與我昔日學的是兩回事。

網友 問：

覺得教授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現在我想問的是教授的性格是怎麼培養的？




答網友：



我只是認為自己的生命只有這一次，不會再有來生。是那麼寶貴的生命，我要選自己喜歡做的去做，不管他人怎樣想。



困難是雖然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卻要管我，於是惹來非議無數。既然我不管他人，當然也不管他人怎樣說。但我很有點可憐那些喜歡管我的人。無聊的人實在多。他們的困難，要不是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就是視自己的生命如糞土了。

美國 Julian Qian 問：

今天讀到一則新聞：傚法香港公屋計劃中國計劃大建廉租房。能否請張教授就香港經驗談談廉租房？





答Julian Qian：



政府提供廉租房是大敗筆，香港與深圳的經驗互相映照，高下立分，不需要辯論了。



昔日佛利民大讚香港，說是個經濟奇跡，因為三十年人口上升了十倍，經濟發展卻奇速。深圳呢？三十年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經濟發展得比香港還要快，高下分明，不用左推右擋了。



昔日的香港見人口急升，推出租金管制，也大量推出廉租房，後來惹來一身蟻，原定嘗試一年的租管要施行近五十年才能解除，而廉租、公屋等一塌糊塗的問題仍在，可悲也。深圳卻完全不搞這一套。



是很大的諷刺。六十年代香港的財政司郭伯偉，大名鼎鼎，以精明知名天下。但他大事增加廉租房，不敢手起刀落，解除租金管制。深圳呢？那裡的經濟主事者不見經傳，但在房屋處理這個重要話題上，比郭伯偉高明得多了。



我是信奉實踐的，認為成敗得失只能從效果衡量。同學們要重視這一點。說得怎樣口沫橫飛也沒有用，要拿出成績來才可以作準。我對那些在名學報發表過不少文章的經濟學新秀往往不認為怎樣，因為他們沒有說過一句足以傳世的話。說寫文章嗎？拿一篇出來給我看吧。藝術攝影嗎，理論多多的「大師」無數，只是作品一拿出來就令人反胃。書法亦如是。



這就是問題。拿得出作品，大有看頭的，怎樣誇誇其談我也容易接受，拿不出就少說為妙了。可惜好些時，歷史上，浪得虛名之輩不少，其中得享大名的有些可以歷久不衰。同學們不要羨慕這些怪例子。要嘗試自己喜歡的，做出一些什麼來，自己欣賞一番，才有意思。

昆明 潘浩 問：



請問張教授，您怎麼欣賞古典音樂？我非常喜歡古典音樂但是我只懂一些簡單的音樂知識，又苦惱於自己沒有專業的音樂知識（讀譜，演奏之類的）。




答潘浩：



欣賞古典音樂的法門，是多聽。不需要懂，但要多聽，不愛聽也堅持聽下去，一兩個星期就開始喜愛，跟著就會聽得比較深入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不難找，大家研討一下，交換心得，樂事也。



千萬不要從理解入手。不要管貝多芬那首樂曲是在說什麼，也不要管巴赫的和音變化分析。這些是後來的事，欣賞是可有可無的。我歷來建議初入門的從莫扎特的音樂入手，因為莫氏的是純音樂，好聽，完全不需要懂，而聽到後來，遍聽眾多名家之後，你會發覺莫氏的音樂還是最好的。

深圳 張迷 問：



既然私有產權對國富如此重要，為什麼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近代沒有發展、完善、保護私有產權？




答張迷：



中國的產權制度，從十九世紀開始（乾隆之後）出現了大問題。有三方面。其一是貨幣制度的崩潰。首先是白銀的供應短缺跟著大量流失，導致嚴重通縮，帶來太平天國的大不幸；跟著是八國聯軍之後紙鈔興起，到了國民黨就胡作非為，嚴重的通脹使鈔票成為廢紙了。物價的波動對產權的維護有不良效應是明確的——有殺傷力也。



其次，西方工業形式的引進，大概二十世紀開始。從家庭產出轉到工廠去，離鄉別井工作的無數，中國的傳統家庭制度守不住，而這重大的轉變當時的中國應付不了。其三是有關的。因為家庭的轉變，以往的三從四德或以倫理、道德治國不管用，引進西方的法治談何容易哉？舊禮教不成，法治又不成，產權的維護當然困難重重，加上官員們營私舞弊，國民黨在大陸的可怕日子可想而知。毛主席當年推出共產制度，無疑是有勞苦大眾支持的。



俱往矣！今天中國對產權的維護，雖然在法治上還有不少問題，但因為從承包合約演變出來的權利界定很有看頭，這維護的明確性高於不少先進之邦，也解釋了為什麼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要知道，法律說的是一回事，做起來是另一回事了。先進如美國，今天對土地產權的維護就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法律說一塊地可以建什麼說得一清二楚，但真的要興建是另一回事。什麼環保，什麼馬路、水電等的手續動不動要十年八載，尚在其次，只是鄰居聯手反對，說明可以興建的土地很可能變為廢物。美國的土地使用律師是一個龐大行業，這行業今天的中國是沒有的。任何行業律師愈多，其權利界定愈有問題。稱之為張氏定律吧。

五常考室 9

9、In China, fees are almost routinely charged for facilities, such as highways, tourist attractions, public parks, and even public toilets, subject to public usage. Such a fee-charging practice is seldom u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se public facilities are well-maintained and provided to the public free of charge by the government.

(a) Would you expect such public facilities to be constructed/provided more quickly or more slow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b) Would you expect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these facilities, say public parks, to vary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c) Would you expect there to be more or less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a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Of course more quickly in China. Raising funding for public facilities is always a headache, anywhere, and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process often takes forever. If fees are properly charged, those facilities not expected to yield sufficient income will be ignored, but those expecting a good return will be constructed promptly.



(b) The quality and maintenance of public facilities tend to vary far more greatly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Facilities loaded with tourists, hence enjoying high incomes, are observed to keep investing to maintain the facilities, along with adding new features. Facilities with few tourists are observed of not even watering the plants. In the U.S., public facilities a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which tend to follow some established formulae of funding year after year.



(c) There are of course more tourist guides serving tourist attractions in China. They get kick-backs from tourist attractions, usually getting a cut from the admission fees.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二）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是經濟學的黃金時期，名家輩出。單從驗證假說的興趣衡量，當時主要的經濟學系是芝加哥與我就讀的洛杉磯加大。二者皆被認為是維護市場的「保守」派。芝大經濟系的名氣比我母校高很多。然而，從經濟解釋的角度看，當時的母校有兩方面不弱於芝大。其一是科學驗證方法的教導：卡爾納普（R. Carnap）任職於該校的哲學系，教的有一科是本科入門，說是深入淺出，其實不淺，我們經濟系的一組研究生趕著去旁聽。其二是價格理論：有艾智仁把關，當年的洛杉磯加大實在強。赫舒拉發無疑是個中高士，但其它名校也有機會遇上同樣水平的。艾智仁是例外，天下獨有。他的價格理論自成一家，是第一個把競爭與產權劃上等號的人，而對需求定律的重視及分析，艾師舉世無匹也。不用技術分析，不教彈性係數，不教等優曲線，沒有半條方程式，艾師只在課堂上行來行去，自言自語地講需求定律講足六個星期。（在港大我曾經刻意嘗試，講了十個星期，但重複太多，犯了規，是輸了。）

六七年十月到了芝大，過了不久知道自己學過的與那裡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佛利民與史德拉再不教價格理論了。名不虛傳，六十年代的芝大同事後來有八位獲得經濟學諾貝爾獎（其後去的再加幾個）。其實得享大名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可不是因為他們高舉市場，而是重視經濟解釋很一致。跟洛杉磯加大相比，重視經濟解釋芝大遠為全面，而技術上，芝大當時的統計驗證功夫是前無古人的。

芝大經濟系當年還有另一個超凡的地方。那是學術研討氣氛的濃厚。同事之間的午餐一定研討經濟，下午必有研討的「工作室」，而接待來賓的酒會，幾句客套話之後就是學術研討。作為後學，我當時疲於奔命，加上每天總有幾篇文章放在我辦公室的桌上，要我閱讀或評審。

是的，魄力雄強如區區在下，芝大經濟系的生涯我應付不了。我於是喜歡跑到商學院去找史德拉，或到法律學院去找高斯或戴維德。佛利民當時的辦公室在我的隔鄰，但他如日方中，太忙，五分鐘的時間也是苛求了。這解釋為什麼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史德拉、高斯、戴維德等人，而少提芝大經濟系內的眾君子。佛利民與我的交情，有兄長與小弟的密切，但那是我離開了芝大之後的事。

如果要指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獨特之處，那一定是戴維德口述傳統的捆綁銷售。這話題不僅起自芝大，而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與芝大無關。一九六二聽到該話題，對我有震撼性的影響。這是因為捆綁銷售明確地是一項經濟行為，但既非宏觀，也不是收入分配或資源使用的現象，所有經濟科目沒有一項可以解釋。我不同意戴前輩的價格分歧解釋——後來他本人認為我對——但正確的解釋是多年後的事。我是因為捆綁銷售的影響而在佃農理論中想到合約選擇這個重要話題，跟著是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了。後者發展得很不對頭，而不久前在這裡發表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那系列文章，是借題發揮一點牢騷吧。

曾經說過離開芝大是因為我愛海，於是轉到西雅圖去。然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芝大經濟系的思想氣氛，對我來說過於熱鬧。我是個喜歡獨自思考的人。師友的影響無疑重要，但我喜歡有很多很多沒有任何干擾的時間。學問的話題，有興趣的，我喜歡獨自思考，想出了認為有點份量的才找師友研討。這樣處理，在芝大不容易。每天的午餐及晚上酒會（後者約一星期一次），同事們喜歡問我正在研究什麼，或在想哪個題材，一說出來他們就會熱心地提供意見了。這與我獨行獨斷的品性有點格格不入。早些時在洛杉磯加大，在長堤，及後來在西雅圖及香港，獨自思考的機會多的是，但在芝大很困難。那是當時舉世經濟思想最熱鬧的地方，耳聞目染，就是智商零蛋的也會聰明起來，但我要找一個可以靜思一下的地方。

一九六九的暑期，兩個多月回港看母親，順便調查件工合約與香港的租務管制，我察覺到數之不盡的市場現象，滿佈街頭巷尾的，我知道的經濟理論無從解釋。這是另一次震撼。想想吧，在母校的理論課程及博士試，皆名列前茅，而在芝大我教的是研究院的價格理論。當時不認為自己是師級人物，但說不是個專家不會有人相信。然而，這個專家也真倒霉，連香港街頭巷尾司空慣見的討價還價行為也無從解釋！其它解釋不了的現象數之不盡。

為此我意識到傳統的經濟理論有很大的困難，而從自己的佃農理論及其它研究所得，我認為這困難的重點是傳統的理論廢物太多。我因此認為我們需要的不是創立新理論，而是把廢物淘汰。在這淘汰過程中我不斷地在街頭巷尾跑，不斷地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作印證。到後來，餘下來的不可或缺的經濟理論只是需求定律與局限變化的處理。數十年過去，在這兩方面我作了深入的理解與廣泛的伸延，所到之處前無古人矣。這些是我退休後動筆而於二○○二年完工的三卷本《經濟解釋》的大概。這套作品還要修改，還要補充，還要再大興土木一次。希望吉人天相，過些時日我的體力與智力還可應付。

同學們要明白，經濟學有很多類，目的不同，性質有別。有搞數學模型的，務求發表；有創造術語的，達者成家；有純為理論的，全憑想像；有改進社會的，濟世為懷。每一類其中都有表表者，也有欺世盜名之輩。我的興趣只在解釋世事那方面，問的只是為什麼，就是對經濟政策的建議也必從解釋效果的角度入手。

走解釋世事的路不容易。世事複雜，變化多，很容易看錯了。解釋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是中計，很麻煩。處理的法門是用上很多年的經驗，不同的現象要知得很多，頻頻互相比對，性質類同或有別的要鑒辨得清楚。這些知識不容易從外間發表的數據獲得，其它作者的描述往往誤導，而自己的觀察不一定對！

問為什麼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持續那麼久，一個原因是調查世事就是要那麼久。簡單的一般市場現象，我年紀愈大掌握得愈精確，而中國開放後的市場，是個新天地，當年芝大及華大的同事是沒有機會見過的。是我之幸：這些年，每有所見，新奇的，大致上我可以用簡單的理論給自己一個滿意的解釋。像中國獨有的經濟制度這個重要現象，牽涉到的問題太多，我要苦思三年才解開其中密碼。但這是我遇到過的最複雜的經濟現象了。

（之二）

經濟學的趣味何在？（之一）

一位讀者問：經濟學的迷人處在哪裡？為什麼我整生傾心於經濟學？讓我說說吧。先說經濟，再說其它。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開始唸經濟，談不上有什麼興趣，更沒有宏圖偉略，只是讀過一兩本關於已故的經濟大師的書，有點嚮往，而到美國去我是下了決心求學的。六一年學士，六二年碩士，成績好。其實當時我最有興趣的是人類學，而成績最好的是歷史與藝術史。出路問題要考慮，當時被校方收容可以攻讀的，商科最上算，但我討厭會計科目，可能因為老師教得不對頭吧。經濟學入門那科的老師是W. R. Allen（是的，那位後來與A. A. Alchian合著University Economics的Allen），教得生動過癮——此公說笑話的本領可與史德拉一較高下。

碩士那一年，高級價格理論是R. E. Baldwin教的，技術分析教得非常好，可惜花了太多時間在福利經濟上，來來去去只證明我們無從知道社會大眾的生活是否改進了。這話題的主要讀物是森穆遜一九五○發表的一篇文章，及環繞著該文的作品無數。雖花時太多，也有所值：老師的教導詳盡清晰，使我知道福利經濟不可能是科學。宏觀經濟的老師是K. Brunner，天下高人也，教得深，指出到處都錯。在座有幾位同學了不起。大家日夕研討，一致認為宏觀經濟理論沒有什麼。跟這幾位難得一遇的同學研討了大約三年，對我的影響很大。多年後赫舒拉發說，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好學生聚在一起——大概七個吧。這是際遇了。

價格理論引起我的興趣，主要是一九六二年的秋天開始旁聽赫舒拉發的課。已經修過的課程，不能再修，只能旁聽。赫師和我之間有點莫名其妙的化學效應。此前的Allen認為我可以，但比我高的是另一位同學；Baldwin說我是頂級的，孺子可教；Brunner不認為我怎樣——要到一九八五年，在三藩市，這位我敬佩的老師才對我說：「史提芬，你現在是個經濟學家了。」我回應：「算是吧，不容易，你要知道我下過很大的努力。」

赫舒拉發是特別的。旁聽他的第一課，提出一個問題，他就認為我是個天才，之後不管我怎樣胡思亂想，他對我的觀點不變。沒有親自對我這樣說，但師友們傳來赫師給我的評價時有所聞。直接的證據只一次：某君給我看赫師給我寫的推薦信，其中把我與費沙相提並論！

我這個人很世俗。同學好，有老師看得起，是當年我對經濟學痛下苦功的主要原因，而這苦功引起的興趣，一發不收，則主要是師友的教誨與自己的際遇了。

回頭說一九六二的秋天，旁聽赫師的課，起筆教的是剛出版的佛利民的《價格理論》。該書的前身是佛老在芝大的講義筆記，我拜讀過，但到了赫師手上，後者對消費者盈餘與吉芬物品的闡釋，變化多端，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赫師重新採用史密斯的「用值」理念，代替了傳統的起自邊沁的「效用」分析。記得有一位同學問赫師：「什麼時候你才教福利經濟呀？」赫師回應：「福利經濟嗎？我不教。」那麼乾脆利落，使我意識到赫師是要將火力集中於解釋現象那方面去了。

說起來，引起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最重要人物，是老師艾智仁。我是六三年的秋天，艾師從史坦福造訪後回來，才旁聽他的課。曾經問赫師他的學問與艾師相比如何，赫師直言：「我廣博，艾智仁湛深，如無底深潭！」說得對，說得好。有兩位這樣的導師，二者皆以價格理論知名天下，一博一深，這樣的求學際遇到哪裡去找？我於是決定要把赫、艾二師的價格理論學得通透，把博士延遲了兩年。這二師我每位旁聽了三年，就是在六五年轉到加州長堤大學任教職，每星期還是按時駕車回到母校旁聽艾師的課。

艾智仁的湛深學問，我詳細地寫過，這裡不再說。然而，學問歸學問，品性歸品性。艾師的品性與我當時的不一樣，但他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對任何問題毫無成見，對現象有小孩子的好奇心；他追求的只是真理，是價格理論的解釋力，什麼名家或前輩高人之見他視若等閒。本來是不容易辦到的能耐，但艾師處之泰然。好比我問他某大師的某知名觀點，他很多時回應：「你相信嗎？」不輕視，不貶低，但彷彿那大師是我的同學，艾師要知道的是我怎樣想。大名的本身對艾師毫無作用，應該是李嘉圖的傳統吧。我是在這個傳統裡培養起來的。

寫博士論文我當然選赫、艾二師指導，掙扎了三年才決定在佃農理論下注，賭一手大的。這就帶來我要說的關於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的另一個重點。進大學時已近二十四，比同學年長五、六歲。然而，這讓賽可不是真的讓，因為我逃過難，在香港跑了幾年街頭，也做過生意。這樣，我對真實世界的認識比當年的同學高出多了。換言之，我是在經濟學的實驗室長大的。

於今回顧，一九六九出版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艾智仁與芝大的夏理·莊遜用上「偉大」來形容，以及在芝大的亞洲圖書館找到的中國農業資料而補加的第四章——關於合約的選擇，都是靠八歲逃難時在廣西的農村住了一年，對中國農民的種植程序與生活習慣有深入的體會，看到資料數據，貧苦農民的操作歷歷在目，對資料與數據的闡釋有農民的經驗作依憑。這一點，我與行內朋友的分歧相當大，而這分歧後來是愈來愈大了。到今天，除了一小撮知道世事的，其它行內君子不容易跟我談得來。

一九六七年，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讀了《佃農理論》的一章，給我一項獎金，邀請我到那裡去。是年八月，我從長堤駕車到母校與艾、赫二師道別。找不到艾師，與赫師傾談了好一陣。步出他的辦公室時，赫師說：「史提芬，你回來，我要對你說幾句話。相信我吧，你的博士論文難得一見，很不容易遇上，其中最優越的地方是你明顯地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芝大名家雲集，你不會使他們失望。」

是的，感受到經濟理論的解釋力，而跟著的數十年解釋過的現象無數，是我對經濟學的興趣歷久不衰的主要原因。

（之一）

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二）

寫這篇文章，起於不久前與國內某名校的一位經濟研究生傾談，她提到該校的教師受到的publish or perish的規限，比我知道的美國與香港大有過之。一個副教授每年要發表四篇文章，要在被指定的「十大」學報發表。一般而言，這些文章要有數學方程式，也要有統計學的回歸分析——這些不是校方的規定，而是學報選擇的效應了。
我不反對經濟學用數，但數學本身沒有內容，思想本身要搞得很清晰，掌握了重點，才能考慮用不用方程式處理。有些思想，尤其是在概念那方面，用數不僅不容易，弄巧反拙的例子不少。好比重要的高斯定律，嘗試用方程式表達的行家無數，但搞出來的似是而非，謬以千里。數學無疑可以協助理論的正確性，但我認為除了阿羅等三幾個人，經濟思想一開始就用數推理不會推出什麼好東西。有阿羅層面的天賦高人我平生只遇到三個，其它用數思考的多多少少給我些不自量力的感受。同學們要知道，像阿羅那種數學高人，絕對不是數學識得多，而是無論你說什麼，他們可以立刻用符號代替。這是很難遇上的天賦，如果沒有就不應該用數學去想——要想好後才考慮用方程式證實。有好些人，可以不用方程式而想得夠周全，邏輯夠緊密。這些人想通了的，用不用數學再證實沒有什麼分別。我認為在經濟學上，應不應該用數有三種人。第一種像阿羅，天生腦子滿是符號。這種人絕無僅有，用數思考理所當然。第二種比較多，天生腦子邏輯緊密，想得通，很少錯，想通後用方程式表達只是為了粉飾一下，算是多此一舉了。最後一種最多：這些人的思想邏輯不能來去縱橫，往往沙石無數，多用數是有幫助的。

其實經濟學還有第四種人，也罕有。這些人既不懂數，邏輯推理也乏善足陳，但在話題的重要性上他們的感受特別好，懂得審時度勢，知道廣泛興趣的所在，借題發揮而得享大名。歷史上十九世紀的馬爾薩斯是一個，近代的熊彼得是一個，舒爾茲是一個，還健在的諾斯也是一個。

轉說幾句統計學的回歸分析吧。雖然在發表的文章上沒有用上，但作顧問工作時我用過很多，知道其中玄機。這種分析可能做得很聰明，缺點是不可靠。有了深思熟慮的驗證思考，數據來源清楚明確，用回歸分析處理是錦上添花。問題是今天作回歸統計的，一般沒有想好可以被事實推翻的假說，對數據的出處沒有查根問底，只是把一堆一堆的數字放進計算機，由回歸軟件處理，把數據調來調去是舉指之勞，得出來的是什麼就說自己的假說是什麼。這些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四十年前美國的博士生開始玩這一套，跟著愈來愈盛行，而今天在神州大地是司空慣見了。

說回歸分析不可靠，因為無論把什麼數據放進計算機，只要夠多，這分析總會給你一個「驗證」的結論。然而，把數據調來調去，或加進新的，這結論很容易被另一個分析推翻。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學的高人就體會到這個問題，對計算機處理數字有「廢物進去，廢物出來」之說。一九七六年在一次聚會中遇到Dale Jorgenson，經濟統計天下高人也（此君早應拿諾貝爾獎，可惜還沒有），研討中他直言回歸分析的困難是不可靠。不是說這種分析不能用——懂得用，用得好是可取的工具——只是很容易自欺欺人。

說到底，學問之道主要還是想、想、想。為了興趣這裡推一推，那裡敲一敲，然後望天打卦，希望靈感一到，在一個問題上看到一絲曙光，猛攻一陣，殺不出重圍就要擱置，動不動要等十年八載。真的有啟發性的話，一個學者整生說得出三幾句就很了不起。我認為這些話是不能從強迫發表的環境中想出來的。

讓我再次提及自己那篇關於座位票價的文章。不是重要的，但因為夠簡單，示範容易。想出優質座位票價偏低是因為票房老闆要優座先滿，既非天才，也不偉大。有點想像力，有點新意，逼不出來，是好奇心驅使而得的。任何人都有機會想到這一點，但我要花兩個晚上的苦思才能以理論邏輯證實，優位價格偏低而先滿，票房老闆的總收入會上升。除非天才絕頂，這證實要經過經濟學的訓練才能辦到。跟著的驗證工作主要靠跑街頭，到電影院觀察，這是我的專長了。最後是試把上述的假說一般化，希望能伸展到其它現象去。後者我做了，但推得不夠盡，後來行內有人以之推出「效率工資」理論，拿得諾貝爾獎。雖然我不同意「效率工資」的分析，但不能否認有新意。

昔日王羲之寫《蘭亭集序》，是即興的應酬——寫得那麼天衣無縫，應該先有腹稿吧。王勃寫《滕皇閣序》，據說是因為風好船快，及時趕到，搶了閣主人的女婿的鏡頭。李白寫《與韓荊州書》，是求職信，懷才不遇溢於言表，高傲得不可能被僱用，但文氣橫掃千古。李華寫《弔古戰場文》，自知執到寶，要把文章收藏起來，靜靜地給一位懂文章的前輩看。蘇東坡寫《赤壁賦》，數世紀一見，但不敢示人，多晚在後園朗誦，害得鄰居的老婦聽得多了，背得出來。孫髯翁寫一百八十字的長聯，好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此公拒絕科舉試，潦倒落魄，只是在昆明大觀樓的首次聚會時，跑出來寫下此聯，跟著失蹤了。

以上的作品，沒有一件是強迫發表之作，也沒有一件我有本領寫出來。我欣賞，我拜服，也認為學問的發展，精彩的，我們要倣傚這些前輩，靠興趣，講氣氛，憑靈感，有所際遇，然後排山倒海地不吐不快。

當年史密斯寫《國富論》，因為不愁米飯，寫了十二年。跟著的二百三十一年，經濟學沒有一件作品比得上《國富論》。達爾文是富家子，平生沒有「工作」過，對當時生物學實驗的知識很外行，但為了興趣，自我創作，他對生物學的貢獻點止偉大咁簡單？牛頓是在逃避瘟疫的兩年中，想出了他的三大定律。和尚孟德爾在教堂後園種豆，想出他的遺傳規律，死後數十年才被後人發現，其重要性今天不減。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他到美國名校之前想出來的。這些作品，何強迫之有哉？

中國人多，於是腦子多。不敢說中國人的腦子怎樣了不起，但國際上智商高的孩子，據說大部分是炎黃子孫。目今改革有成，舉世都學起中文來了。我們的學術發展又怎樣呢？從我熟知的經濟學看，遠遠地落後於經濟發展是沒有疑問的。問題是推廣教育的人要知道，文章不是以多為上，而經濟學文章加上方程式與數字統計的框框，創新的觀點不容易發揮。這些不是中國的發明，是從西方三十多年來的不幸發展搬過來的。不能說不應該引進西方，但從經濟學的發展看，引進西方六十年代的風格與品味遠為可取是肯定的。

這就是問題。這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好，對外貿易有助，但制度是自己發明的。西方有不少上佳法門，值得倣傚，但也有不對頭的。沒有作過嚴謹的考查，但直覺上我的感受是，中國老是選西方不對頭的搬過來。

（二之二）

強迫發表是悲劇（二之一）

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美國學術興起publish or perish之法。這是說，或明或暗地，在大學任教職的，如果不按時發表文章，會被校方革職，或不能升職——加薪當然免問了。可憐那些沒有終生僱用合約的助理教授，結了婚，有了孩子，沒有幾篇文章在名學報發表，博士後任職六年多遭解雇。風聲鶴唳，這些前路茫茫的後起之秀，儘管天才頂級，也逼著要發表些什麼文章。當時的學報屈指可算，篇幅有限，要發表可真不易。事生於世而備適於事，今天的經濟學報逾百了。文章的質量變得如何，斤兩如何，可想而知吧。

我是過來人，知道這個不幸的發展的大概。美國的大學「強迫」教師發表文章，或數文章數量來裁定續聘、升職、加薪等事項，是越戰帶來的效果。當年的美國，反戰的青年無數。其中有向學的，聰明，拿得了當時不容易的博士，被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但受到反戰的影響，其中好些變得激進，不服年長的老教授對他們升職的裁決。

我曾經就讀的洛杉磯加州大學就發生了不愉快的事（當時我已離開）。一些助理教授不滿意老一輩的裁決，大興問罪之師，恐嚇出現，而不知是真是假，經濟系的辦公室鄰近發現類似爆炸物品。其它大學可能沒有那麼嚴重，但激進新秀的激進要求時有所聞。他們問：「你們這些糟老頭子懂什麼？憑什麼資格不給我們續約，不給我們升職？」事實上，有些大學的正教授也的確糟得很，沒有什麼文章發表，對有方程式的文章看不懂也。是的，當年美國有些學府，年長的正教授發表文章的本領比不上後起的年輕博士——雖然不能說文章發表不多就不能裁判年輕的思維。當然，某些不成氣候的大學，總有些不學無術的老頭子，只憑自己的職位較高就對年輕的有所留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吵呀吵，到後來升職或留職的決定，取捨於數文章、論學報的高下排列。這樣，publish or perish就變得墨守成規了。

七十年代的美國，一般是中、下等的大學以數文章、論學報來定輸贏，頂級的大學主要還是靠老一輩的大師作裁決，而這裁決還是靠老一輩對思想重要性的看法。今天變成怎樣我沒有跟進。

我是一九六七拿博士的。芝加哥大學給了我一項獎金，於是登龍門去也。像其它的「新秀」一樣，我當然關心自己在學術上謀生的前途。有兩件事後來成為林毅夫的導師的基爾·莊遜對我的影響很大。其一是我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只寄去第一章，大名鼎鼎的芝大出版社就決定要出版。到了芝大，該出版社的編輯催稿，要立刻出版。為此我求教莊遜。他說讓他想一天再告訴我。過了一天，作為當時社會科學院的院長，莊遜親自跑到我的辦公室，說：「你的問題我想了一整晚。一般而言，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樣有地位的要出版，應該讓他們立刻印製，自己研究其它的。但你的《佃農理論》有機會成為經典之作。這種機會可遇不可求，就是你自己也不容易再有這機會了。所以我認為你不用忙，多花一年時間修改、補充，才出版吧。」我依照他的指導去做，該書一九六九才出版，其中關於合約的選擇那一章是補充的，後來獨立成文，觸發了「新制度經濟學」。

第二項莊遜對我的影響，也起於我問他：「像芝大那樣重要的一等經濟學系，要有多少篇文章發表才能拿得終生僱用合約呢？」他想了一陣，回應道：「我們這裡從來不數文章的多少。」我再問：「總要看發表的學報的名氣吧。」他答：「沒有誰管這些。」再問：「那麼你們管什麼？」他答：「管你的思想深度與創意。」我再問：「那麼我一定要有文稿寫出來給你們閱讀了？」殊不知他回應：「那也不需要，但你不可以像啞子那樣，一句話也不說。」是重要的教誨，從四十年前的那天到今天，我重視的是思想的深度與創意，不知外人怎樣想，也不管外人怎樣說，我記著的是莊遜的話。

一九六九年到了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算是第一份正職，是副教授，有終生僱用合約。自己沒有要求，但三個月後那裡的正教授，無端端地一致通過，要升我為正教授。當時作為系主任的諾斯於是找我，說：「正教授們沒有一個讀過你的文章，但投票一致要升你為正教授，對校方上頭我要作個交代，解釋一下，你的文章全都拿出來吧。」過了一天，我交給諾斯那篇一九六八年十月在《政治經濟學報》發表的文章，只十五頁，是該期學報的首篇，題為《私有產權與佃農分成》的。諾斯看著那十五頁，呆了一陣，說：「十五頁文章作正教授？沒有其它嗎？」我回應：「還有其它，但這十五頁應該足夠。」跟著轉身而去。那是基爾·莊遜給我的影響了。推翻了二百年的傳統觀點，提出新的論證，邏輯井然，十五頁其實是太多了。恨不得當年能以五頁收筆！

是我之幸，從那時到今天，我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是為飯碗而動筆的。有幾篇是為了應酬，盛情難卻，也寫得不錯。最近寫好的《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可不是應酬那麼簡單。我欠高斯實在多，於是全力以赴。老師艾智仁二十多年前退休時，搞研討會的要我提供一篇文章，我寫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讀者嘩然。年多前寄給艾師我的《英語論文結集》，他回信大讚該文。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收到該結集，回信也大讚該文。其實該文只說了一句話：優質座位的票價偏低，是因為如果不偏低，優位空置會有跳位的行為，所以票房老闆要讓優位先滿。這算是思想，有點創意，但可不是逼出來的。

有些作品無疑可以逼出來。專欄交稿，調查報告，設計圖則等，可以逼出來，而金錢回報夠高這些逼出來的作品可以做得非常好。然而，學術的創意思維是另一回事，主要是靠氣氛，靠興趣，靠靈感——不容易逼出來。如果我不是在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搞學術創作，而是改遲十年才起步，進入了被迫動筆的時代，我是不可能寫出今天自己引以為傲的作品的。

（二之一）

五常考室 7 - 8

7、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imposed a strict and severe no-smoking law, prohibiting smoking in most public areas. Milton Friedman said that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should have the freedom to harm himself, including committing suicide; however, in doing so he may inflict damage on others and create a social cost problem. One who smokes cigarettes enjoys smoking, but may inflict damage on the health of others nearby.

(a) How would you assess the social gains and costs of our new no-smoking law? Can anyone be certain that the social gains are greater than the social costs?



(b) What is the relevance of the Coase Theorem here? In what sense is this theorem not operative in the no-smoking case?



(c) Emissions from automobile engines are said to inflict far more damage on health than smoke from cigarettes. Why do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not impose a no-driving rule?

(a)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run down the standard divergence-between-private-and-social-costs argument and show how society may gain or lose as a result of this new law.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to show whether the social gains are greater or smaller than the social costs in this case, because there is no guideline to properly estimate these gains and costs. When people are not asked or not required to pay, as they do in the market, any such estimate is not reliable.



(b) The relevance of the Coase Theorem here is that if the right to smoke or the right of not getting health damage from smokers is clearly delineated, then market transactions between smokers and non-smokers would occur to settle the divergence. However, given the presence of transaction costs—in this case very high indeed—such market transactions would not occur. The outstanding students, however, would perhaps point out that some restaurants choose to allow smoking, while some prohibit smoking,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judgements on whichever smoking policy would generate a higher income. In this case, the divergence between private and social costs would in fact be handled through the market, requiring no imposition of the no-smoking law.



(c) The government’s defence must be the costs of no driving being higher than the gains from no emissions. However, since such estimates are also virtually impossible,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says would have more to do with politics than economics. No politicians in the present world could expect to survive in their positions if they advocate a law prohibiting driving.

8、The school voucher system is a way to subsidize education while allowing students a free choice of schools. At the same time, upon receiving vouchers and turning them into cash from the government, public schools may become private and turn into money-making enterprises.


(a) The proposed school voucher system in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prohibits the schools receiving vouchers from turning into money-making organizations, i.e. schools receiving vouchers must b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hat would you expect the key differences in kindergarten performance to be, whether or not money-making is allowed?



(b) The government has said that the voucher system is not meant to help school owners make money for themselves. Could schools make profit through the cash-convertible vouchers under competition, if money-making is allowed? Could they earn rent?



(c) Suppose, instead of subsidizing education through the voucher system, the government passes a law, forcing parents to pay fully for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Would you expect better or worse students to be produced when the schooling is fully financed by parents, 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voucher system?

(a) The school voucher system, whether money-making or non-profit, allows school children the free choice of schools, as compared to assignments based on localities or student performance. This will increase competition among schools to recruit students. However, if the schools are non-profit in nature, their incentives would be restricted to recruit enough students to sustain a comfortable survival, with no incentiv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so as to enjoy the sharing of higher incomes. If the schools are money-making organization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will vastly improve along with the free choice of schools.



(b) If money-making is allowed, the cash-convertible vouchers, under competition, will not yield profit for any schools, since profit is a windfall, totally unexpected. However, some schools will be earning rents, or imputed rents, attributable to their superior or effective teaching. It is because this rent capturing possibility that the voucher system was strongly urged by the Friedmans, implying the voucher system must be profit-oriented (actually rent-oriented) to blossom.



(c) If the parents are required to pay for their children’s schooling,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produced will be higher than under the voucher system allowing money making. This is because the parents will drive harder bargains with the schools when they have to pay out of their own pockets, and they will monitor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harder. This is no more than saying customers going to restaurants tend to complain more if they had to pay for themselves, but complain less if they themselves do not have to pay.

五常問答室 87 - 92

北京 han_q 問：



為什麼文化厚度對經濟發展重要，從經濟學上如何理解呢？





答han_q：



文化厚度對經濟發展為何重要是個深問題。歷史的經驗，是文化淺薄的地方經濟搞不起來。這些地方的名字不說算了。歐洲的文化厚度了不起，而美國雖說新興，其文化傳統來自厚度深不可測的英國。



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文化都了不起。可能因為懂英文，我對英國的文化傳統認識比較深，是五體投地的。奇怪是意大利。當年讀西方藝術史（也教過），知道該國的文化非同小可，而在今天，意大利時裝、機械、跑車等，皆屬頂級的思維，但經濟發展並不見得有過人之處。這是令人失望的例外吧。



我認為文化厚度對經濟發展重要，有幾個原因。其一是前人的智慧，可以使今天的人對自己增加了自信，做起事來走得大步一點。其二是文化夠厚，傳統可以一脈相承。比方說，雖然我認為英國的文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但如果把英國的文化搬到中國來，不是上策。美國的英國文化是由英國人親自帶過去的。英國昔日要把自己的文化帶到印度去，搞得一團糟，而清三代管治中國管得頭頭是道，主要是那些皇帝極為重視中國的文化傳統。成吉思汗不重視，元朝不可觀。



如上可見，我們要學習他家的文化，要懂得欣賞，要深入地理解，但不可以搬過來作為己用。一個有厚度的文化傳統，自成一家，把他家的移植過來，混為一體會變得不倫不類，沒有什麼可以拿得準，少了一個傳統的主導，動力容易出現問題。



實不相瞞，我認為自己是中、西兼通的——說是中、西兼精也不會有很多人不同意吧。我欣賞西方文化，他們的什麼藝術科學我可以設館授徒。但在文化的思維上，奇怪地，我怎樣也是中國的。中國文化有很多地方我不滿意，但先入為主，我的思維是李白、蘇東坡等人的路，而不是我萬分佩服的莎士比亞。文化傳統不同，我不敢說自己知道莎翁怎樣想。但當李白說一句「輕舟已過萬重山」，蘇子說一句「一蓑煙雨任平生」，我有他們的感受，彷彿知道他們怎樣想，而這些話，西方文化是說不出來的。這就是我要說的文化有厚度的傳統了。



有厚度的文化，或明或暗地提供了一種想法，一種可靠的思維方式，對經濟的發展當然是重要了。同學們明白嗎？

江西 依然有感覺 問：



當下各地經濟水平都大有進步,但感覺我們江西特別的沒有這樣氣氛.想聽聽教授對我們江西乃至南昌經濟發展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答依然有感覺：



從地理位置的角度看，中國有兩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比較落後，不容易明白。一個是廣西，一個是江西。



廣西沿海，氣候溫暖，且江山如畫——可能冠於地球——但經濟發展遠不及廣東。是令人失望的觀察，因為一過兩廣邊界，經濟情況高下分明。當然，珠三角的優勢不容易打平，但相差那麼遠是不對頭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廣西屬壯族自治區，中國獨有的地區競爭制度在那裡可能起不了大作用。這是個人的猜測，沒有調查研究過，作不得準。這樣的研究題材，是博士論文的好去處，同學們要注意了。



江西我只去過婺源一帶，認識甚少，但經濟搞不出大看頭，則聽得多了。如果眾人說的是對的話，有點奇怪。這是因為江西的地理形勢不差，有大湖，而文化上，一千三百多年前王勃不是在南昌大做文章，說什麼人傑地靈嗎？舉世知名的宋朝名瓷——世稱宋影青的——產自江西，而景德鎮的瓷器產出，名滿天下有幾百年了。我不懂，不明白，希望有機會能到江西去觀察一下。



毫無認識，但自己的經驗說，如果江西真的經濟搞不起，應該找到一些關鍵問題，鎖住！要找到這些關鍵，手起刀落處理，必有奇效。

江南小草 問：



教授可曾研習王羲之的<蘭亭序>?是否同意此作品為中國書法史上的頂峰之作?





答江南小草：



王羲之的《蘭亭序》有幾個名版本，都是臨摹，不是雙鉤，所以無從道原作是怎樣的。痛惜羲之沒有一件原作遺留下來。



《蘭亭》的《神龍本》是好的，很好很好。我認為王羲之是個天才，書法之外，文章也頂級。他對書法的貢獻，是有創造性，對後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但貢獻歸貢獻，影響歸影響，書法的造詣究竟達到哪個層面是另一回事。以行書而言（《蘭亭》是行書），我認為王羲之寫不過顏魯公，寫不過米芾，也寫不過王鐸。純行書很難寫得好。一般衡量，我認為米芾最高，王鐸次之，魯公再次之，都是頂級的了。幾種書法都達頂級的，歷史上應該首推王鐸。他的楷書、行書、大草、小草——都寫得九十九分，差的一分是有時略嫌賣弄，略嫌做作。



說到重要的天真自然，則首推米南宮及楊瘋子了。瘋子留存下來的墨寶極少，不容易評價，而自然的感情流露，能寫到像元章那樣排山倒海而來的，可謂奇跡！我寫書法，偶爾用一個閒章，上刻「書羨南宮」四個字，可見我對米芾的衷心佩服。

下裡巴人 問：



您怎麼看公辦和私立教育？




答下裡巴人：



英國的劍橋、牛津，美國的哈佛、耶魯、史坦福等大學，都是私立的，沒有公立的可與一較高下。美國的中學，私立的一般比公立的好，而以每學生算，私立的經費不及公立的一半。這些不是說得很清楚嗎？



香港的經驗是大悲劇。當年有幾所公立的中學辦得很不錯，私立的名校更多。後來政府大事資助公立，老師的薪酬，公立的比私立的高出一倍以上。私立的不能生存，紛紛申請轉為公立。學生的水平大幅下降，到今天香港的所謂會考狀元，半篇文章也寫不出來！



公立教育有一個嚴重困難，那就是顧客不能有效地監管質量。經費是由納稅人出的，他們沒有發言權，也懶得管，由官方管治，政治問題一籮籮，有真才實學的教育官員是不容易立足的。想當年，香港的高官曾蔭權曾經對我說，香港的大學，政府給每個學生提供的經費，可以把他們送到哈佛或其它世界名校去，政府可省一半錢，為什麼我們不那樣做？今天曾兄是特首了，為什麼他不那樣做？政治政治，可怕得很。歷來高舉學券制的曾蔭權，兩年前推的幼兒班學券制，貌似神離，不知所謂，令人惋惜。曾兄是聰明人，不能也，非不為也。



佛利民在美國大事推舉學券制，五十多年，一事無成，此制在加州兩次民主投票，佛老身在加州也輸幾條街，面目無光也。



學券的主旨是政府資助私立教育，學生有選擇學校的權利，增加了學生及他們的家長對教育的發言權。然而，因為學費不是由學生或家長提供，不入肉，不傷身，美中大為不足也。舉個例子。香港今天的大學生，上課到場的通常不到一半，但要自己出錢的補習社，學生一定到齊。



如果我是中國的教育主事人，我會給北大、清華等很有份量的名校一筆錢，一次過的，然後對他們說：你們去辦私立，自生自滅，我不管，必有佳績。先選有斤兩的名校入手，然後擴散，是正著。至於那些貧窮的學子，要幫助，給他們學券吧。

yuwu 問：

城鎮發展侵蝕了很多農田，以後肯定仍然是這樣。您認為在耕地面積不斷縮減的情況下，中國農業該何去何從呢？




答Yuwu：



你的看法不對。工業用地，從土地百分比的角度看，其實不是那麼多，何況這幾年國內大幅地增加了工業用地的容積率。中國的農地，在過去十多年，流失於工業用途的不少。今天緩慢了下來，會繼續減慢，十年後就差不多了，不會再明顯地流失農地了。



住宅可建於山頭，風景好，而工業是用不著山頭地的。

數字電視 問：



世界銀行有個報告比較了中國和俄羅斯近6年來的經濟發展情況，說從經濟發展對低層民眾的生活改善來看，俄羅斯的發展模式更加適合於窮人。張老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答數字電視：



世界銀行蠢到死！俄羅斯大地物博，人口稀疏，單是賣天然資源就可以養起所有的人，中國是沒有這樣的條件的。這些日子石油之價高企，俄羅斯派錢給窮人派到手軟，雖然遠不及既得利益分子那樣過癮。



我們神州大地有些什麼呢？來來去去都是人、人、人。僧多粥少，還是大家拚命工作吧。話得說回來，上蒼有知，天下間最有價值的資源是人——人、人、人。有哪些資源能比人的腦子寶貴呢？這樣看，人家利用他們的礦藏、原林，我們要利用自己的腦子了。



所以我認為，長遠地看，炎黃子孫要出人頭地，主要是提升知識資產。可惜今天國內的教育制度不妥，很不妥。

短期不想談經濟

最近因為次按風波及其它市場動盪，要求我發表意見的讀者無數。我提不起勁動筆。數十年來，沒有像今天那樣，對任何經濟話題沒有興趣。不知這冷感會持續多久，屈指一算，已有好幾個星期了。

原因是清楚的。我為高斯明年的中國經改研討會議寫好了文章初稿，跟著再下一城，修改成次稿，還要再修的，但累極，暫時沒有魄力再修了。離明年的會議還有大半年，不用忙，但自己在文章中說過的話，作過的分析，今天在腦子中還是驅之不去。集中力用到盡頭就是這樣的吧。要等多久才回復「正常」不得而知。當年寫《佃農理論》等比較重要的文稿時，也是持久地集中思維，也是食不知味，但完稿後可沒有像今天那樣「驅之不去」。這使我意識到思想這回事，過了頭可以是危險的玩意。

該文用英語下筆，題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一萬七千多字（翻成中文約三萬字吧）。可以寫得更長，長得多——侯夫子讀後說要以一本書的編幅來處理才對。但我只有九十分鐘的時間讀出來，而題材複雜湛深，我寫到一萬字就感到筋疲力盡矣——何況單是初稿就修改了十多次。

幾個原因促成這次近於災難性的寫法。首先是高斯九十六歲了，還要親自舉辦這研討會議，且數次來信說我的文章是開場重點。我欠他實在多——中國也欠他不少——不能馬虎從事。其次，當高斯於去年底決定於○八年舉辦這會議時，大家可沒有想到那是中國開放改革的三十週年。三十週年是大日子，文章寫壞了我不知要躲到哪裡去。再其次是中國的經濟制度實在湛深——歷史沒有出現過，要解開中國的制度密碼我沒有其它經驗的依憑。

當年想佃農分成制，我只一個晚上就把該理論的大概想了出來。中國的經濟制度呢？我苦思三年才知關鍵的大概，去年大略地在《中國的未來》那系列文章說了，但還不夠完善，於是多想了一年。今天寫成的英語文稿是稱意的，找不到再有「缺環」，但還要修改。隆重其事，因為中國經改的成果是個奇跡，將來肯定是經濟歷史的一個重要話題。搭一下順風車，文章要傳世就容易了。

高斯讀文稿後，雖然以powerful與great等字眼來形容，但今天收到他傳來七頁評論，建議修改的有二十七處之多。其中一處倒也有趣。我在文中幾次用上miracle這個字，其中一處說是small miracle，他不同意，說中國的經改是人類歷史最偉大的，small這個字不能用。

上述的幾個「隆重」原因，可能比不上如下的。這就是覺得如果不由我動筆，沒有其它人可以寫出來。是天意。一九七九年起開始跟進中國的經濟改革，凡二十八年，可謂走足了全程，知道這改革的發展歷史。一九八二年五月回港任職，是當時最適宜觀察中國變化的職位。懂中文，對炎黃子孫的文化傳統有認識。從合約的角度看制度是我的專業，而中國的承包合約的發展正中下懷。佃農分成是我的博士論文，而中國今天的制度是佃農分成制。多年以來，無論是北京上頭還是地區政府，協助我作調查研究，提供的方便使我沒有任何借口寫不好該文。

這些條件大吉大利，寫不好這篇文章，可以向誰投訴呢？困難只有一處。我已經七十一歲了。智力不減當年，但短暫的記憶正在離我而去，明顯的。這是說，在思維的細節上，處理是明顯地出現了毛病。重要的大話題還沒有影響，但細節的記憶很不對頭。今天想到的一小點，要放進去，明天就忘記了。想到時立刻筆記下來嗎？奇怪地不成，因為細節這回事，通常是一連串的，要記得就要全部筆記下來才對。思想推理，大話題當然重要，但文章的深度與說服力，主要是靠細節支持。細節記不起，或這裡那裡失去了一些，整篇文章就顯不出自己的功力了。

我為這個老人家一般遇上的困難左衡量右衡量，決定的方法是一口氣把整篇文章寫出來。準備的方法是先在《南窗集》一連寫了十期《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綜合自己數十年來在合約與產權理論的心得，來一次沙場秋點兵，希望溫故知新也。跟著馬不停蹄，一口氣在英語稿紙上寫了一百五十頁，再跟著是局部地這裡那裡修改或重寫。過程共三個星期，除了累極稍事休息，基本上沒有睡過覺，減了五磅。那是初稿，跟著再修是次稿了。

上述的寫法無疑是自己的發明，有沒有其它人嘗試過不得而知。可行嗎？文章是寫出來了，有一般性的理論，也有頗為詳盡的細節。然而，用其它比較常用的寫法——例如初稿寫三個月——會不會有更佳的效果，我無從判斷。

有傳說，人類歷史上智商最高的米爾，寫他的厚達兩吋多的《政治經濟學》巨著，只用了六個星期。我拜讀過該巨著的原作——一般人只讀簡化版——絕對精彩，認為六個星期不可能！要抄也不止抄六個星期吧。另一方面，米爾的過人之能，我們凡夫俗子是無法想像的。不知米爾當年脫稿後，有多少時日拒絕談經濟！他當時四十六歲。

回頭說《中國的經濟制度》這篇文稿，應該是自己最後一篇英語文章了。嚴格來說思想期長達二十八年，比此前想了十三年才動筆的《公司的合約本質》多了十五年。從廣闊度與深度這兩方面衡量，前者比後者高出相當多，不止高一倍。我這個老人家看來還是寶刀未老。

諾斯等人說我早就放棄了經濟學術研究。他是搞新制度經濟學的——不知天高地厚！以他們認為不可能是學術的中文下筆，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驀然回首，不亦快哉！

偉大與到家是兩回事

不久前，一位網上讀者問及王羲之的《蘭亭序》書法，問是否書法歷史上最好的作品。我作了如下的回應：

「王羲之的《蘭亭序》有幾個名版本，都是臨摹，不是雙鉤，所以無從知道原作是怎樣的。痛惜羲之沒有一件原作遺留下來。

《蘭亭》的《神龍本》是好的，很好很好。我認為王羲之是個天才，書法之外，文章也頂級。他對書法的貢獻，是有創造性，對後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但貢獻歸貢獻，影響歸影響，書法的造詣究竟達到哪個層面是另一回事。以行書而言（《蘭亭》是行書），我認為王羲之寫不過顏魯公，寫不過米芾，也寫不過王鐸。純行書很難寫得好。一般衡量，我認為米芾最高，王鐸次之，魯公再次之，都是頂級的了。幾種書法都達頂級的，歷史上應該首推王鐸。他的楷書、行書、大草、小草——都寫得九十九分，差的一分是有時略嫌賣弄，略嫌做作。

說到重要的天真自然，則首推米南宮及楊瘋子了。瘋子留存下來的墨寶極少，不容易評價，而自然的感情流露，能寫到像元章那樣排山倒海而來的，可謂奇跡！我寫書法，偶爾用一個閒章，上刻『書羨南宮』四個字，可見我對米芾的衷心佩服。」

上述的簡短回應在好幾個網站出現後，其中一個點擊達二萬，而此站也，讀者把我罵得要命，說張五常何物，懂書法嗎？有膽批評右軍書法？《蘭亭》是無數人認為是歷來最高的，老頭子豈不是老糊塗了？

寫這篇回應，當然不是因為給孩子們罵了──我這個老人家是刀槍不入的，而是中國的文化傳統──那種盲目崇拜前賢的傳統，的確有點問題。敬仰歸敬仰，佩服歸佩服，但前賢的不足之處我們要知道，要懂得取其長而捨其短，社會才有進步。

先說王羲之這個人吧。天才無疑問。客觀地看，我認為他的《蘭亭集序》的文章本身，是古文中最好的一篇了。我是寫不出來的。很多大名鼎鼎的文章，好是好，精彩是精彩，但撫心自問，神來的文思一到，自己也有機會寫得出那個水平，但《蘭亭》的文思水平是另一回事，我沒有機會。可幸數千年來，神州大地出現過這樣水平的文章，不及兩掌之數，否則我這個老人家早就被氣死了（一笑）！

逸少的書法呢？我也寫不到那個水平。但我認為，或起碼在感受上，如果我不是五十五歲才開始研習書法，或早學二十年，寫到右軍的水平，甚或過之，有機會。這絕對不是說我的書法天賦比右軍高──應該不可能，那所謂「王體」對後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然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應該是很困難的事，否則世界不會有進步了。

敬仰前賢無疑是美德，但認為前賢不能超越，不敢批評前賢，是盲目崇拜，我從小就不苟同。說實話，雖然這樣的「盲目」傳統在今天的中國存在，可不知起自何時。難道是儒家的三從四德哲理種下了禍根乎？若如是，當年的紅衛兵又怎樣解釋了？思之愴然！

回顧史實，盲目崇拜這個傳統其實也不是那麼根深蒂固。昔日謝安問羲之的兒子獻之：「你的書法與父親的怎樣比呀？」子敬答：「故當勝。」謝安說：「其它人可不是那樣看。」子敬答：「時人那得知。」好一個王獻之，他認為自己是青出於藍了。今天的人怎樣看呢？一般認為羲之勝獻之。我認為獻之勝，因為狂草是他搞起來的。沒有獻之，後來可能沒有張旭，沒有懷素，也沒有毛潤之了。

米芾也認為獻之勝羲之。過癮是此公曾經說：「回視二王，頓有塵意！」這樣說，深受二王影響的米南宮，是認為自己的書法高於二王了。不無道理，與元章相比，二王書法多多少少有點俗氣。

偉大歸偉大，到家歸到家。在中國的盲目崇拜的文化傳統中，這二者有了混淆。中國的書法，歷史上可能沒有一個比得上王羲之那樣偉大，但受到他的影響，得到啟發，比他更為到家的大有人在。這是人類進步需要的。

在經濟學上，我敬仰英國的馬歇爾說過不知多少次。我今天的經濟學水平比馬氏昔日到家嗎？那當然！概念與理論的掌握比他高，修改過他的不足之處無數，而對現象的解釋力，我勝來更容易。如果問，我的經濟學天賦比馬氏高嗎？應該差一點，可能不差太遠。再問：我對經濟學的貢獻比馬氏大嗎？應該是輸了，但如果中文作品也算進去，增加了一倍多實力，將來的思想史可能發神經，不這樣看。最後問：作為經濟學者，我比馬歇爾偉大嗎？不可能，因為差得太遠、太遠了。

偉大這回事，可遇不可求！說是什麼時代，什麼天賦，什麼魄力，加起來也不容易解釋史密斯怎可以寫得出他的《國富論》，馬歇爾怎可以寫得出他的《經濟學原理》。愈想愈不明，恐懼與敬畏之心怎樣也禁不住！這就是我說的偉大了。我們作為後學的可以青出於藍嗎？應該可以，因為這是我們要嘗試的責任。說青出於藍是說較為到家，與偉大相比，微不足道。

王羲之是個偉大的書法家，青出於藍我這個老頭子辦不到，但辦到的曾經出現過。

選擇敗訴是高棋

區區在下起訴陳逸飛後人索畫，是逼不得已，但敗訴卻是自己的選擇。本來不打算寫這篇文章，但傳媒報道雖然正確，可不知內情，讓我澄清一下吧。

首先要說的，是陳逸飛是朋友，英年早逝，留下太太與幼兒，我怎會起訴他的後人呢？朋友之間欠錢，遠不及少了一個朋友重要。問題是有六幅畫我在背後簽上了名字，是我的，不拿回來將來可能有好些複雜問題。為此，在逸飛兄謝世後，我托朋友找他的遺孀找這六幅畫，但怎樣也聯絡不上。後來聽到好些令我不安的消息，不知是真是假。例如有說逸飛別後，他的畫室有好些作品不見了，不知我那六幅是否也失了蹤。又例如有說逸飛的遺孀與他的長子在家產上打官司，不知我那六幅是否在官司行列。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議我訴之於法的朋友無數。其中最有說服力的，也不知是真是假，是逸飛遺留下來的作品被法庭監管著。若如是，訴之於法，我可能順利地在這些監管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

要收藏一些陳逸飛的畫，因為認為他的畫技了不起，極難假冒。歷史上，藝術市場支持這樣的作品。單憑技術超凡而畫出風格面目的，很不容易。水彩有英國的W. R. Flint，蛋彩有美國的A. Wyeth，而油彩可能要數中國的陳逸飛了。有人說逸飛兄的畫作好些是讓他人代筆的。在程序上有助手我不懷疑，但陳逸飛這個人很執著，認為算不上是自己的不會交給我。另一方面，懂畫的朋友一致認為逸飛的風格明確，不容易以假亂真。

一九九五年初逸飛兄跟我借了一點錢，答應以畫回報。前前後後共欠十幅。大約兩年後，他邀請我到他的畫室選畫。當時我的太太在場，逸飛兄的汽車司機也在場。他親自協助我挑選，一共選了六幅，都是水鄉作品。還沒有畫好，但離完工不遠。這六幅水鄉比我們議定的大，他問我同不同意只收這較大的六幅，作十幅算。我說如果完工後滿意，無所謂。他於是拿出箱頭筆（國內稱記號筆），要我在畫背後的帆布上簽名。我還記得問他會不會損害布前的油彩，他說不會。我於是在畫背的左上角簽了，字寫得大，六幅皆簽。

又過了兩年，逸飛托朋友帶我一個口訊，說那六幅畫快要完工了，叫我準備去拿取。我想，完工後留在他的畫室沒有什麼不妥。逸飛歷來言而有信，不可能把我那六幅水鄉賣給其它人，何況背後有我簽了的名字。

法庭最後聆訊的那天，本來不打算出庭，但法官傳來的口訊，是我本人不出庭不成話。可憐我這個老人家，天大熱，穿上白襯衫，結上領帶，恭而敬之地到法庭去也。

整件案的關鍵問題，是上述的六幅畫不知下落。法官找到好些法庭存有檔案的陳逸飛作品的照片給我看，水鄉作品甚少，而大小的尺寸不對，沒有一幀我認為是我簽上名字的。在聆訊中對方的律師說逸飛謝世後，遺留下來的作品都交了給馬勃洛畫廊。然而，法官給我看的作品照片，其中一部分是該畫廊提供的，我那六幅沒有一幅在其中。另一方面，逸飛的後人如果把畫作交了給馬勃洛畫廊，不可能沒有清單一紙。法官於是要求對方在三天內交出清單，跟著的消息是對方拒絕交出。

因為那六幅我在背後簽上了名字的畫作不知下落，我算是拿不出證據。要拿畫，沒有證據當然要敗訴，但我還有兩個其它選擇。其一是與逸飛的後人洽商，拿回一點錢。這個選擇有兩點不妥。一是聽說逸飛的遺產還有其它債務官司，混進去很麻煩。二是上文說過的，我不想拿一個朋友的後人的錢。另一個選擇是法官建議的：我撤訴，等到日後有證據時再起訴。考慮後，這一著也選不過。

最高明的選擇是由法庭判我敗訴了。這是因為有朝一日，這六幅畫的任何一幅出現，就是證據，而因為法庭判了我敗訴，我可以遠為容易地拿回來。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實例：畫作報失，或被盜了，轉手過無數次，被發現，證據充分物歸原主。

我自己當然肯定上述的六幅相當大的水鄉畫作曾經存在過，也肯定自己在每幅的背後簽了名字，只是今天不知花落誰家。我不相信交了給馬勃洛畫廊：對方拿不出清單，而該畫廊是舉世最有名的──老闆我認識，不會漠視畫背有人簽上了名字。

有趣的問題，是用箱頭筆在帆布上簽上了名字，可不可以用化學藥品洗掉。答案是洗得一乾二淨，了無痕跡，不可能。何況洗擦得太甚會損害布前的油彩。可不可以塗掉呢？我不懂，但有說塗而蓋之，科學可以驗出我的原字。有人說拿得這些畫的人，割掉一部分，餘下來的也值錢。但我的簽名簽得大，割掉一大幅豈不是不倫不類了？

目前的情況，是如果我的簽名留在畫背，除了我本人之外，其它人拿得不值錢，可能是負值，因為有機會牽涉到刑事。這就是選擇敗訴給我的一點保障了。話得說回來，如果這些畫失而復得，經過這樣的波折，我會捐出去。

中國象棋有一招叫「沉底穴，打死車」。這是說一方只有單車，另一方有一車一炮。不懂殺法是和棋。懂的有車炮那方必勝單車，條件是車要搶佔中線。如果只有單車的佔了中線，有車炮的怎樣也勝不了。在最近索畫的官司上，我無從判斷自己是有車炮還是只有單車。但知道有「沉底穴」這一著，於是把車平五，搶佔中線。選擇敗訴是把車平五，立於不敗，將來有機會才走那著「沉底穴」吧。

是誰害了沈詩鈞？

九歲神童沈詩鈞被取錄進入浸會大學，讀數，預料十四歲可獲碩士。一時間傳媒大事渲染，茶餘飯後論之者眾。我想，是誰害了這個聰明的小孩子呢？

數學的天賦，像下棋那樣，早出，但也像下棋那樣，從小因為天賦奇高而「專業」起來，忽略了童年應有的生活，長大後的生命並不好過。就算是人類歷史上被認為是智商最高的米爾，十一歲就掌握了當時的所有數學，二十歲出頭精神出現了問題。其後米爾自己「調控」，康復，要到四十六歲才發表他的經濟學巨著。我認為如果米爾的父親不是見到兒子的天賦驚世駭俗，日夕強迫兒子學習，米爾的成就會大得多。

是的，數之不盡的神童，因為明顯地是神童，被長輩或父母或媒體大事宣揚，長大後一般沒有好收場。《傷仲永》的故事大家都聽過。當年在洛杉磯加大，有個十一歲的男孩被取錄，報章大事渲染一番。該男孩我認識，在加大的成績是中上，很不錯。但同學們就是要嘲笑他：「你是天才，我是蠢才，為什麼你的成績跟我差不多？」同學不放過他，媒體不放過他，壓力那麼大，後來還是「天才」不了，黯然消逝。這是悲劇。

我知道的唯一需要強迫天才兒童學習或練習的玩意，是古典音樂演奏。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彈琴或拉琴手指的肌肉與靈活性要從小練起。其二是曲譜要記得很多，而長大後是不容易記的。不從小苦練，不從小強記，就算天才絕頂，成為大演奏家的機會不大。話雖如此，一將功成萬骨枯，我既同情也可憐今天無數的中國兒童，從早到晚被父母打生打死，迫著練琴。音樂天才本來就不是那麼多，無端端地被父母認為是音樂天才的無數，打餐死也練不上去，當然是悲劇。好些的確有點天賦，打餐死之後比賽獲獎無數，但要成為大演奏家還有八千里路雲和月。

我曾經寫過的音樂神童牛牛，今年十歲，天賦百年一見是沒有疑問的了。這是說，如果牛牛不是鋼琴天才，天下間不會有鋼琴天才這回事。簡直不可思議，不親眼見到不會相信。神童如此，我也很懷疑牛牛的父母是否逼得過甚了。想想吧，一個十歲的孩子可以背出鋼琴協奏曲四十多首，彈得流水行雲，破了世界紀錄，你相信不相信？然而，上蒼有知，真的要背那麼多嗎？是否遠為過分了？如果牛牛將來成不了大演奏家，是誰之過？是否父母有意或無意間逼得太緊，壞了事？

離開了音樂演奏，任何天才神童被迫而自小急攻或進什麼大學的，都是長輩的愚蠢行為。理由無數，讓我提出幾個重點說說吧。

一、天才兒童需要的，與非天才兒童一樣，是一般兒童的生活與玩意。缺少了這些，長大後精神狀態多多少少會有點問題。這樣，成敗得失姑且不論，生命的意義總會打個大折扣。何必呢？

二、一個天才兒童長大後能否成為大師，絕對不是因為早進大學或早拿什麼碩士博士就增加了機會。事實上，所有的證據，是大師的成就與早拿什麼名頭無關。

三、如果一個兒童真的天賦奇高，會成大器的，那就根本不需要提早發勁。孔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時間安排得對。從三十到六十有三十年的創作期，是很長的了，例外不容易。九歲進大學，十七歲博士，創作三十年只四十七，悶了，厭了，要做什麼才對呢？不可以返老還童，到了四十七歲才重溫小孩子應有的美夢。

四、不管是什麼天才，我相信在生理上人的腦子細胞有成熟的層面。創作三十年是個好打算，而這樣算，你要選腦子最成熟的三十年，那大概是二十五至三十之間才開始的。換言之，九歲是神童，那很好，但不用忙，在重要的創作關頭，二十五至三十之間才發勁是正著。

五、曾經說過，求學是長途賽跑，提早發勁是愚蠢的行為。九歲大學，恐怕不到二十五歲就累了，再也跑不動。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沈詩鈞不是天才，也不是說這麼早進大學將來不會有成就。我是說在人生的路程上他缺少了兒童應有的享受，是說在心理與精神上搞出亂子的機會大升，也是說如果這個孩子將來要在學術上有成就，或然率說，這麼早進大學成就的機會是較小的。

我是過來人，二十四歲才進大學。不敢說自己少小時的天賦比得上詩鈞小友，但姊姊們的記憶，是年幼時我過耳不忘，而兒童的玩意，無一不精，所向無敵，對一般棋手可以閉目讓雙馬——只是讀書不成罷了！有什麼打緊呢？二十四歲才發勁讀書，三十三歲正教授，可能因為誤打誤撞，用盡了長途賽跑的法門。

不久前在這裡發表了一連十期《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認為有創意，說自己的創新期長達四十二年，破了紀錄，自滿之情溢於言表。那十期文章真的有創意嗎？是個問號。但我跟著三個星期不睡覺（累極時稍作休息），減了五磅，一口氣為高斯寫了《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英語文章，長達六十三頁。今天收到高斯的助手來信，說老人家讀了初稿後，評價是a powerful piece。這是我聽過的高斯對文章的最高評價了。

七十一歲還有後勁，還可衝刺，顯然是因為我二十四歲才起步。詩鈞小友，慢一點起步吧。來日方長，上蒼不會那麼小器，給了你天賦然後拿回去的。今天的香港再不能放風箏了，但釣魚的確是個好玩意。

五常問答室 83 - 86

廣東偉問：

您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您學東西學的很快,原因是懂得欣賞.我想問,學英語,應該欣賞它的什麼?




答偉：



曾經寫過兩三期《我學英文的方法》，指出英文難學，也談了些自學英文的方法。你問的是怎樣欣賞英文，是比較困難的問題了。



英文無疑是上佳語文，用得好很細緻，表達能力強。今天自己的中文也寫得稱意，認為也是上佳語文，比英文容易學。中文用得好要在詩、詞、古文等方面多下功夫，即是說要喜歡欣賞傳統了。中、英二文或多或少要靠背誦入手，不欣賞就不容易背出來。中文比較著重音律與長短句的字數，所以背誦中文要比背誦英文多下點工夫。



欣賞英文，選擇是困難。文學作品比較容易選。英國的我欣賞狄更斯與Robert Louise Stevenson（尤其是後者）；美國的我欣賞愛倫坡與海明威（尤其是前者）。是個人的品味，其它一等的寫手無數。經濟學的英語文字比較難選，頭痛是有些文字寫得非常好的其思想有問題。比較古老的當然首選史密斯的《國富論》。史氏的文筆絕對頂級，今天看是句子與分段過長了。《國富論》還是要推薦的重要讀物，值得天天朗誦三幾頁，取其神韻。史前輩的思維與列舉的史實偶有錯失，但的確是大思想家，數世紀一見。那是真真正正的大學問，歎為觀止，我們要學其大氣，多讀會懂得跪下來。



近人史德拉（G. J. Stigler，一九九一謝世）是我認識的經濟學者中文筆最高的：生動過癮，幽默風趣，瀟灑鋒利。你也不妨試讀我的英語文章，因為我是中國人，無可避免地有中國文化的底子混進去。我可以寫得出的英語水平，其它炎黃子孫也有機會達到。困難是今天的青年整天電腦電腦，沒有機會像我當年那樣，多花時間欣賞、朗誦，然後倣傚。

山東小於問：



請問五常老師：您認為中國農民的養老保障應該如何解決?




答小於：



你提出的是嚴重的問題，但米已成炊，解救不易。一九八五年我發表《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極力反對一家一孩政策，說再過數十年，除了父母什麼親戚也沒有，舉目無親，老人院與孤兒院建之不盡。這些年，雖然農村對生育的管制沒有城市那麼嚴，但因為有管制，老了的農民減少了子女及親屬的照顧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一家一孩的政策再堅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一個老了的農民，積蓄不夠，沒有後代的照顧，怎麼辦？政府的照顧不可靠，何況幹部們可以上下其手。親戚不及子女，而過些時日親戚也沒有。朋友嗎？他們也老了，自身難保！



對中國老農民的前景，我怎樣看也是烏雲一片。今天放開生育對將來有助，但遠水難救近火，十年後總有一大群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我只能想到兩個折衷的辦法。其一是北京大量容許與鼓勵私營慈善機構的存在。其二是北京大量容許與鼓勵教會的復興。我不反對禁止某些宗教，但有悠久歷史而又對社會有貢獻的，今天應該放寬而加以鼓勵。如果讓我選擇把錢捐出去幫助無依無靠的老農民，首選是親自交給他們，其次是捐給教會，再其次是捐給私營慈善機構。但親自交給需要幫助的老農民要花很多時間，因此，如果能在農村找到善於幫助老農民的教會，我會是個慷慨的人。



不要忘記，史密斯在發表《國富論》之前，曾經寫過另一本重要的書，說人類天生下來有同情心，有惻隱之心也。北京要盡量利用人與人之間的一點天生下來的互愛，來協助中國農村的無依無靠的老人家。

佛山小蔣問：



戶籍制度如何影響經濟活動？




答小蔣：



中國的戶籍制度對經濟有不良影響，但今天看也有點好處。昔日在戶籍管制下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對經濟發展當然是負面的。十多年來人口流動放寬，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有目共睹，尤其是在地區之間的激烈競爭下，這流動幫助很大。其次是有幾類人口劃分，地區的人均收入計算搞得一團糟，也有點娛樂性。為此我曾經發表《廣州巧設空城計》，網上點擊率奇高。我也認為這幾年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增長，政府公佈的遠低於實情，因為政府以戶籍人口算，「忘記」了離鄉別井的打工去也。



歷來大家批評戶籍管制的重點，是約束了人民的行動自由，削弱了私隱的保障。可幸嚴厲的戶籍管制今天在中國不復存在了。有趣的是，歷來被外人抨擊的戶籍制度，不無好處。四年前「非典」事發，中國處理得很不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再起用昔日的戶籍監管。我當時在上海，對這監管略知一二，認為是控制瘟疫的一個可取辦法。



今天恐怖活動在世界多地出現，這方面中國是比較安全的。政治上的小心應對有助，但因為有戶籍制度，恐怖分子不容易在中國操作。明年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是試金石。多年來，因為恐怖分子曾經在奧運活動過，觀眾人數暴跌，在北京舉行可能起死回生。君不見，上屆雅典奧運，風聲鶴唳，弄得門前冷落車馬稀。



這就是問題：戶籍管制約束自由不可取，但對瘟疫擴散與恐怖活動的處理有可取的效果。最理想是可以不管不要管，為了國家的安全有需要時才起用戶籍管制。問題是怎樣判斷管與不管的劃分。

網友問：

張教授,您如何看待經銷商利潤大大高於生產者的利潤這種現象?




答網友：



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基礎。盈利（profit）是風落（windfall），無從預測，不是你說的利潤。利潤一般是指投資的回報（return）。在競爭下，任何行業的回報率大致相若，大致與利息率看齊，雖然市場的波動與或大或小的「風落」成分會左右這些均衡現象。還有就是專利性的回報了。這後者是租值，四十五年前弗裡德曼稱為壟斷租值（monopoly rent）。好些時因為產出者的本領不同，imputed rent出現，不需要有壟斷性。



你提出的經銷商的利潤遠高於生產者的利潤，一般與上述的無關。主要有關的是成本（cost）有別——交易費用奇高也。



四十年前香港的資料說，運到美國零售一美元的產品（稱dollar item），香港的廠家平均只收十八仙美元。運費與稅項皆不高，而廠家收到的十八仙，其中律師、寫字樓、推銷等費用不少。三十年前，在美國華盛頓州，帶子女到果園採摘蘋果，自己動手，當然選最佳的，每磅五仙。但在超市，同樣的蘋果零售每磅五毫，價高十倍。如果不是為了興趣，帶孩子到果園見識見識，散心一下，算進所有汽車與時間費用，成本高出百倍不止也。



在「先進」之邦，零銷的成本比一般人知道的高很多。運費與倉租，店租與銷售、管理費用、稅務等等皆昂貴，而在美國，最頭痛是顧客退貨的問題。有如下的一個真實故事。一位美國朋友到某名店購買了一雙皮鞋，穿了一年，破了，發覺自己的腳某小部分長出厚皮。此友拿著破舊的皮鞋到該店投訴。經理千道歉萬道歉後，免費送一雙新的。我認識的中國朋友一般不會那樣做，但美國朋友不認為是苛求的。

從成本角度看農民生計

中國的統計數字很混亂，往往加不起來。絕對不是說有關當局弄虛作假，刻意地虛報這裡那裡的。我相信北京的統計人士是誠實的，而這誠實有二十多年的日子了。當年開放改革後不久，我跟他們的一位主事人暢談了好久，深信此君，而跟著看他們公佈的數字演變，看得出有改進，但看不出有作弊的地方。這種玩意瞞不過我這個老人家。問題是在中國的迅速及複雜的演進中，準確的數據不容易，心底裡我很同情搞統計的眾君子。如果讓我來做，我不認為自己會做得比他們好。



多年以來，我認為中國的增長率，實質上是比政府統計的為高，高相當多。昔日的個體戶的生計急升，政府無從估計，而今天月薪千六以下不用報稅，加上打散工的無數，估計也困難。可能最頭痛還是流動人口的問題。去年我寫《廣州巧設空城計》，跟廣州的朋友搞笑一下，網上讀者嘩然，開心之極也。廣州以戶籍人口算人均收入，但該市的總產值卻有數百萬流動人口協助產出，豈不怪哉？另一方面，北京算出的農民人均收入增長率，這幾年擺明與我作實地觀察所得低很多，是搞什麼鬼的？可能是因為他們以農民的戶籍人口算，但其實數之不盡的農民「流動」去也。



中國的流動人口究竟有多少？只有天曉得吧。深圳今天的實際人口近千四萬，但戶籍人口不到一半。最近為高斯寫英語長文，我說中國的流動人口應該在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錯的機會不高吧。去年細問家中女傭，她在河南南部的故鄉，究竟有多少農民流動去了。她在親朋戚友中算來算去，打長途電話回鄉左問右問，給我的答覆是四個走了三個。也是去年，高小勇說他到農村調查過一陣，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只剩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周其仁當時在旁，不同意，吵了起來。他們都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專家，觀察力強，智力不凡，神州大地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歷來先知先覺，但在農民人口這個看似簡單的話題上，他們就「專家」不了。



大約七年前，某國際大機構請我到廣州講話，我提到中國的農民人口要下降到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或以下，農民的生計才有可為。因為這幾句話，報章上有人罵我是白癡，說基本上不可能。罵我的讀書不多吧。日本的明治維新與台灣土地改革失敗後的發展，農民人口下降甚速，而我認為中國的農民人口有機會下降得更快。兩年前北京估計的農民人口數字是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強，是以戶籍人口計算吧。流動人口那麼多，而半農半工的數之不盡，中國的實際農民人口究竟有多少，恐怕上蒼也不容易算出來。



毋庸置疑的，是從事農業工作的人口是大幅地減少了。這裡含意著一個奇跡，是實際農民人口減少了那麼多，但農產品的產量仍在上升，沒有下降的跡象。那是為什麼？我知道答案，讓讀者猜猜吧。不要告訴我那是因為經濟發展學中所說的隱匿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這個老話題：農民工作，其邊際產出是零或是負值，所以農民人口下降，總產量會上升！經濟學中蠢才無數，這樣的蠢理論得享大名，且歷久不衰，是蠢上加蠢了。



為什麼農民人口大幅下降而農產量還繼續上升呢？正確的答案，是這些年農村轉用僱用的專業農工，也多用機械協助。與其在農植旺季左鄰右裡大家幫忙，淡季閒著無事，天倫之樂去也，這些年，因為年輕力壯的流動謀生，農戶轉聘專業全職農工，加上機械運作，農產品的總量上升，不難明白。



這其中我還要指出一點。兩年前中國取消農業稅，是正著。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補貼農業，卻贊同取消農業稅。這是因為農民轉到工商業去的那麼多，不少農地被棄置了，取消了農業稅，這些棄置了的農地又再被耕作起來。



形勢很不錯！想想吧，僱用專業農工與引進機械，農產品的成本上升在所必然，而這上升是反映著農民轉業的機會成本上升了。我可以轉到工業去，你給我與工業收入相若的工資，我可以留下來替你耕田。沒有成本不是機會成本。成本上升了，農產品的物價當然跟著上升。這就是最近北京公佈的，農產品的價格，相對非農產的價格，大幅地上升了的主要原因。



是的，我們可以從農產品的物價上升推出農作的成本的上升，跟著從這成本的上升推出農民的機會成本上升，而成本等於收入，收入等於生計，我們可以單從一些簡單的數字轉變而知道農民的生計是有著急速的改進。這是經濟學，本科一年級應該教過，只是今天的後起經濟學新秀認為太淺，不學，於是不懂。懂深不懂淺不可能是真學問，因為不懂淺不可能真的懂深，可惜這種自欺欺人的玩意，像風水先生那樣，有市場，也難怪蠢才無數了。



在最近公佈的通脹數字中，我最重視的是蔬菜價格，上升了百分之十八。有兩個原因我這樣重視。其一是蔬菜沒有什麼瘟疫或飼料成本急升的影響，而近來我們沒有聽到因為天氣大壞而使舉國蔬菜失收的消息。其二是種稙蔬菜需要勞力密集，每畝算是農植品中需要勞力最多的。因此，如果單看一項物價──不准看其它──來衡量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我選蔬菜之價。



我是農業專家嗎？算是吧。一九六八年，後來是林毅夫導師的農業經濟大師基爾·莊遜，讀到我寫的《佃農理論》的第八章，驚為天文，強逼我在芝大教了一科農業經濟。

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從通脹說一籃子物品

最近北京公佈通脹上升加速，是大新聞了。與去年七月相比，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其中農產品之價上升尤甚，是百分之十五點四。媒體紛紛求教，只覆一處，說：「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你要先聽哪一則？」是女孩子訪問的，聰明兼漂亮，難道老人家動了凡心乎？女孩子說要先聽「以喜」的那一則。


一時間我有無限感慨：神州大地滿是偽君子！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大家不是搶著說要改善農民的生活嗎？人均的農地面積那麼小，而這些年數之不盡的農作青年隨著流動人口流到工業那邊去，加上炎黃子孫的袋裡多了一點錢，要吃得好一點，農產品之價豈有不升之理？我反對福利經濟，反對補貼農民，但同意取消農業稅，而更喜歡見到的是農產品之價上升了。這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事，不出現中國農民的生活不會有大好轉。三年前農產品之價明顯地上升了，我高興，這次升得急，大吉大利也。朋友，要協助農民的生活嗎？長貧難顧，補貼不是好辦法。多花一塊幾毫購買他們的蔬菜，才是通過市場來協助農民的妙方。


在北京的物價指數內，農產品約占三分之一。算起來，農產品之價升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之價的升幅只百分之零點九，近於零。如果要物價指數整體的升幅是零，即是說毫無通脹，那麼非農產品的物價指數要下降百分之七點七。農產品相對非農產品的物價一定要上升，中國的農民才有希望的。最近的指數，顯示這相對物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七點一，是大好形勢，可喜可賀也。


轉談「以憂」的一則吧。中國的物價指數何止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一年來，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強。一字都冇咁淺的經濟邏輯說，幣值上升，物價指數理應下降才對。這次幣值上升而物價指數又上升，物價的真實升幅應該是百分之十以上。跟與美元掛勾的港元相比，一年來人民幣兌港元上升了百分之七強，國內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五點六，從香港遊客的角度看，以港元兌換人民幣到國內消費，國內的物價升幅約百分之十三。不是說百分之十三才是去年中國物價的真正升幅——對香港遊客來說當然是——但因為國內的對外貿易一般以美元結算，通過外貿與外資的進入，這百分之十三的物價升幅早晚會大約地傳達到中國人民的消費那邊去。


農產品之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點四是佳音，而非農產品之價只升百分之零點九也不是壞消息，然而，因為人民幣的幣值上升了不少，國內的人從旅遊或物品進出口的物價變動衡量，國內的物價是大幅地上升了。這可能引起國內的人對通脹形成了惡性預期，而這預期一旦形成了，不容易改過來，就算央行能成功地大事收縮人民幣的幣量供應，改變通脹預期所需的時日不短。


不要誤會，我不是說通脹預期已經在中國形成了，也不是說因為最近公佈的物價指數與人民幣值的上升，這預期早晚會出現。我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只是說，如果有通脹預期這回事，近今的數據變動邏輯上是通脹預期的成因。


老實說，預期這回事或什麼理性預期的，只有上蒼才知道，我們凡夫俗子無從考究。人的預期是腦中的抽像物，既看不到，也摸不著。「預期」之所以在經濟學存在，是因為在推理時，邏輯上，不用上「預期」好些現象我們無從解釋。另一方面，凡是難明的現象，推出「預期」可解，但一般性的解釋力，以左預期右預期之法作解釋，不容易避免前後矛盾，低能也。再另一方面，不管預期何物，現象的觀察是，預期一旦形成了，要改過來很困難。


近今世界大亂，什麼恐怖活動，什麼次按風波，而各地股市無不大上大落，到處匯率、利率皆如冇尾飛鉈。中國呢？還是盡可能避開外來的波動為上。這不是說中國要獨善其身，只管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地球一體化，可以幫助他家中國要考慮，但如果中國因為外間的影響而自己波動起來，說什麼協助他家是不自量力了。


我因此不能不舊話重提，建議北京把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作為人民幣之錨。只要這籃子的物品選得適當，人民幣之錨穩守，通脹可以一次過地解決，而通脹預期必去如黃鶴矣！這個以一籃子為錨的貨幣制度我解釋過多次，這裡不重述。以近今公佈的物價指數為例，升幅百分之五點六，其中農產品升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升百分之零點九。如果人民幣以一籃子物品的物價指數為錨，而該籃子有北京統計物價指數所選的物品有同樣的代表性，那麼堅守這籃子的指數不變，如果農產品的物價上升了百分之十五點四，非農產品的物價一定會下降百分之七點七——通脹率是零。為錨的一籃子物價指數既可調高，也可調低。我認為每年調高百分之二，即讓物價上升至百分之二，是可取的。


有了一籃子物品的依憑，要紓緩人民幣上升的壓力，北京大可解除外匯管制，把人民幣推出國外。人民幣外放國家有錢可賺，而有了以一籃子物品為錨的維護，通脹無技可施。央行把人民幣外放，要放到人民幣的上升壓力毫不存在為止。每放一元，國家賺一元。如果人民幣的幣值因為外放太多而偏高，回頭走，國內會有通脹的壓力。如果每年的物價調高百分之二不夠，或守不住，央行大可把人民幣收回來。外匯儲備那麼多，兵來將擋，水來土淹，何難之有哉？何況，把人民幣大量外放，在強勢下外匯進帳如豬籠入水，儲備之高天下奇聞矣。


有錢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不單為炎黃子孫，懂得怎樣花對地球會有重要的貢獻。

書法漸入佳境乎？

近日書法生意好，可能因為顧客喜歡捐點錢吧。其實生意不是那麼好，只是感受上覺得很好。這感受來自供不應求：足以令自己滿意的，尤其是八尺大紙，寫不出來，於是交不出去。



非常感謝訂購的顧客。幾個月前在這裡解釋書法交不出去的原因，他們讀後紛紛來信鼓勵，說我要寫什麼都可以，要他們等多久也無所謂。盛情如斯，偏愛若此，不枉自己在書法上下過的工夫。



其實，自己的書法交不出去不是因為難以示人，或水平不足。與幾年前相比，今天的書法隨意下筆也不難高於市場的一般作品了。交不出去的困難，是因為自覺有進境，繼續進，多等幾個月，說不定如有神助，寫出可以獨當一面的才交出去吧。可能是永遠達不到的幻想境界，但感受是有機會達到的。回顧平生，永遠都在做夢，幻想著某項玩意達到出神入化之境。是否達到不由外人判斷，要自己看自己的。



先在這裡刊登兩件近作，字數少，比較容易寫的。其一是王荊公的一首七絕，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其二是韓愈的兩句格言：「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還沒有達到自己理想的書法境界，但開始看到眉目，看到自己追求了十多年的書法藝術天地：變化多，用筆渾然，佈局舒暢，感情起伏，而這裡那裡有點像米芾說的「振迅天真」了。



有幾個字的寫法顯出這些年對書法的苦思沒有白費，對讀者說說吧。其一是「春風又綠江南岸」的那個「春」字，寫成一團，沒有讀過這首詩的要看釋文了。這樣寫是受到王鐸的影響。神筆鐸久不久喜歡把一個字寫作一團，刻意地讓墨化開來，要有上文下理才可鑒辨。這樣寫偶有奇趣，也有震撼力，但重點是要筆筆交代清楚。好比上述的那個「春」字，是草書，應該是橫的第二與第三筆我寫得差不多豎起來。不是刻意地故弄玄虛，而是感情上當時喜歡這樣發洩一下。重要的是草寫「春」字的每一筆都有交代，寫到足。這是說，手的動作要做到足。



天下藝術殊途同歸。上海的鋼琴神童牛牛，天賦之高百年一見，他的母親要求我寫幾個字勉勵一下，我寫了「交代清楚綿綿不絕」這八個字。書法要這樣寫，鋼琴也應該這樣彈奏吧。



第二個要說一下的是「業精於勤」的「勤」字。我刻意地少寫一筆，是得到孫過庭的提點了。孫前輩說：「草乖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這裡說的「真」，一般是指楷書。大膽地替他闡釋一下，其意應該是：只要懂書法的能看得出是什麼字，可以接受。這樣，我認為「勤」字少寫一筆比較好看，「從略」了。



第三個要說的是「行成于思」的「行」字。以兩豎為「行」是正規草寫，這裡的兩豎寫得好，是很不容易寫到這個樣子的。影響來自楊凝式的《神仙起居法》。我拜服楊瘋子，認為此帖直達魯公說的「屋漏痕」化境，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帖起筆就是兩豎的草書「行」字，古往今來，頌讚瘋子那兩豎的專家不少。只兩豎，要怎樣處理才對呢？分得太開不成，太近不成，直豎容易難看，轉彎容易造作——都頭痛。我認為楊前輩寫的兩豎，右邊的微彎幽美，如怨如訴，但也認為作為第一個字，氣勢不足，沒有痛快感。想著楊瘋子，我試圖比他更「瘋」，以重快筆一短一長地直豎，膠在一起，痛快，然後感情突變，輕筆把跟著的「成」字寫到右邊去。



朋友，你喜歡上述的書法嗎？我當然喜歡，要不然不會鍥而不捨地追求。書法沒有畫面，文字內容不重要，寫錯了字大師如王鐸視若等閒。書法的真諦，是要利用線條的變化，墨色的變化，佈局的變化，快慢的變化，大小的變化，等等，讓作者的感情排山倒海地傳達到觀者的心中去。換言之，一個書法家下筆時的意圖是說：我這時的感受是這樣，你感受到嗎？



七十一歲了，來日無多，何況正在動筆為高斯寫他期待已久的《中國的經濟制度》那篇英語長文。欠高斯那麼多，這篇文章要寫得一快平生。那天我從晚上十時寫到凌晨五時，寶刀竟然未老，自覺文氣如虹，思想來去縱橫不減當年也。



回頭說書法，我目前的困難是不夠穩定：偶有神來之筆，但整幅可觀要望天打卦。像我這種務追險絕，務求感情澎湃而出的人，書法要寫得穩定難於登天，有點苛求了。然而，上蒼保佑，我歷來是個幸運的人。走著瞧吧。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十）

寫這系列文章，起於三個月前發表了《經濟學的缺環》，讀者投訴不明白，要澄清一下。動筆後，我想到答應了高斯用英語寫一篇題為《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的長文，為他明年在芝加哥舉行的「中國改革研討會議」作為主題文稿，恐怕寶刀老矣，要操練一下，於是借題發揮，把自己二十八年來從中國的經改發展得到的關於制度或合約安排的啟發，來一次「沙場秋點兵」。這系列寫到中途，同學周燕到冰島參加新制度經濟學會的年會，給我長途電話，說了些聽到的論點，不苟同，於是藉此系列發點牢騷，順便表演一下。


經過多年的爭取，對自己的玩意成果來一次沙場秋點兵，是人之常情。這樣做不限於經濟學，而為經濟學的進境「點兵」，我做過幾次了。每次都有點感慨。這一次，感慨尤深：我已經七十一歲了。經濟是科學，科學與藝術或文學不同，前者有創意的日子短暫，就是那麼多！


一九五九年開始攻讀經濟，比同學年長五歲。六五開始經濟創作，是四十二年前。老了的人當然還可寫作，還可嘗試創作。但還有新意嗎？經濟科學沒有見過四十二年那麼持久的。史德拉曾經以創新文章開始到創新文章結尾來計算在他之前的經濟學者，為期最長的只二十多年。昨天晚上我衡量整個二十世紀我熟知的經濟學者，能保持創作新意的最長是二十八年。我怎可以有四十二年或更長的創新日子呢？是否過於高舉自己了？讓讀者衡量一下吧。


如下是自己認為算得上是有可觀的創意之作。一九六五開始經濟創作，論文《佃農理論》一九六七交出。跟著是：《合約的選擇》一九六九發表；《合約的結構》一九七○發表；《蜜蜂的神話》是一九七三；《價格管制理論》是一九七四；《產權與發明》是一九七七；《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是一九八二；《公司的合約本質》是一九八三；《交易費用的範疇》是一九九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是二○○二；這系列關於《經濟缺環》的是二○○七。其它在行內受到注意的小品，例如中國婚姻（一九七二）、座位票價（一九七七）、貪污的均衡理論（一九九六）等，不用算進去。


自己打分，我不懷疑二○○二年完工的《經濟解釋》是可觀的創作。從一九六五算起，創新期長三十七年。問題是本文收筆的《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算不算是有可觀創意的作品呢？如果是，則創新期再加五年，達四十二。不知讀者能否放我一馬？


上蒼有知，我在經濟學的創意功能持久，得天獨厚。雖然在行內早就以創意知名，而自己的母親九十一歲謝世前思想還清晰，但創意歷久不衰是另一回事。那是為什麼？無意誇誇其談，但我知道答案，肯定的，這裡提出來，好叫後學的有點依憑，可以倣傚而增加科學創意不衰的時日。


一九八二回港任職時，我帶著的是還沒有發表的《公司的合約本質》的文稿。該文可以傳世自己肯定。那是我從佃農理論到合約選擇到合約結構到蜜蜂神話到價格管制到石油合約到發明產權——一路順推下來的盡頭之作。自己當時想不到「公司」之後還可以寫什麼足以令巴賽爾拍案叫絕的。換言之，當時的感受，是有關合約的思維差不多了，繼續下去只能重複以前說過的，加上一點變化或略為改進而已。從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二，創意層出十七年，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余相當多，但可走的新意路向是差不多了。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國的經改發展使我進入了一個新天地，思想於是再從頭起步，走另一段創新歷程。後者我一直走到今天，創新的日子加了二十五年。不學無術之輩見我用中文動筆，認為不是學術，閒言閒語。不認為中文可以搞學術是悲哀之見，也不自量力，這些無聊的假洋鬼子的英語水平，令人尷尬！也有把我的中語文章左抄右襲、改頭換面用英文發表的。這一切，不會改變將來的學者的看法：對經濟學的貢獻，我的中文作品高於英文的。不奇怪：傳統的經濟現象分析，參與者無數，但進入中國新天地而發揮的，只我一個。


是一九七九年秋天的發現。那時到廣州探望兩位姊姊，對我衝擊最大的現象是等級排列權利：什麼行政十級、衛技八級之類，哪級可以分享汽車，哪級家中有空調，過癮精彩。等級排列權利，當時國內國外批評或漫罵的人無數。這些言論是學術之外的事，我聽而不聞。從經濟科學看，問題是為什麼共產制度會有等級排列呢？第一時間的答案沒有錯：人類天生下來就是不平等，共產制度高舉「無產」，於是，產權平等（大家皆無），人權一定要不平等才可以有均衡點。我也很快地看到，如果中國改革經濟，重點是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那邊去。


然而，從科學看，核心的問題仍在：中國為什麼要以等級界定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呢？這問題我想了兩年，得到的答案使我站起來，仰天大笑：沒有私產，在人與人之間的競爭下，等級排列權利可以減少租值消散！這樣，在制度或合約安排的思維上，我走進了另一個層面，空闊無邊，雖雲一士諤諤，但可以自由自在地來去縱橫二十五年。


創意期長，還有另一方面類同的解釋。那是我的興趣特別多：散文、書法、攝影、詩詞、文化、音樂、畫作、歷史、文物、石頭……多得發神經。經濟學占主位，是正職，但思想時的集中力易發難收，我要找其它事項或興趣來鬆弛一下。自己的太太與子女見怪不怪：有時我無端端地坐在石頭堆中玩幾個小時。搞思想工作，經濟學的邊際產出下降定律顯然有效：只攻一項，沒有其它，產出會逐步下降。如果有其它的玩意混在一起，亂來一下，腦子清洗一番可有奇效。


我是純為興趣而學問的。一九六九離開芝大後，很少拜讀他家之作。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要享受獨自思考的樂趣。曾經在圖書館苦讀了六年，六九之後沒有再走進去：需要資料讓研究助手找尋。想當年，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我懂得通透——在芝大與西雅圖華大教的，是研究院的傳統理論。我就是不喜歡管行內朋友想的是什麼。八二年回港任職後，思想更與世無爭。不是說我完全不知他家之見：寄來的文稿無數，偶爾翻閱一下；求教者眾，而同事之間閒談，多多少少聽到一點。通常是過了一兩年，我喜歡問港大的張滔與阮志華，以及身在西雅圖的巴賽爾，問他們新潮經濟學又發了些什麼神經。這三位朋友日讀夜讀，讀個不停，行內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會告訴我。


在上述的過程中，我意識到自己的思維與行家的逐漸分離，以致退休後動筆寫三卷本的《經濟解釋》時，我知道自己是離群之馬。是不容易解釋的事。四年前上海陳克艱細讀我的《經濟解釋》後，說我的經濟學很傳統，但不是主流。同意陳兄這觀點的人不少。我想：主流究竟是搞什麼鬼的？


我懂的經濟學無疑是傳統的，多年來只是這裡那裡修改一下，所謂新意只是一點一滴地加進去，但積少成多，你可能要多讀幾遍才知道還是馬歇爾。怎會變為非主流了？有幾個原因。其一，今天被認為是主流的，一般沒有學好傳統的經濟學，尤其是後起之秀，對成本的概念通常沒有充分的掌握，而那不可或缺的需求定律，他們看來沒有深入地思考過。其二，我對發表的統計數字一般有恐懼感，也認為統計學的回歸分析不可靠。我喜歡到真實世界跑，重視實地調查，而數據來自何方，如何搜集，要查根問底。我深信，如果二戰期間沒有在廣西農村住了一年，我不可能把中國昔日的農業數據分析得像《佃農理論》那樣到家。其三，我永遠不用看不到、摸不著、自己不知為何物的術語。術語遊戲今天大行其道，我總是覺得有點自欺欺人，出售的是皇帝的新衣。最後一點當然是我對這裡所說的經濟缺環的重視了。三十年前有幾位助手協助，調查過的合約文件數以千計。其後得到中國的啟發，合約的理念變得廣泛，對制度運作的認識自成一家。


上述的四點分離，加起來非常大，而六九年起走自己的路，想自己的法門，針對自己的觀察，到今天與那所謂「主流」的經濟學相比，天南地北，無從會合了。真理在手，我是個釘子戶。從科學方法的角度看，解釋與推斷是同一回事。以此衡量，我勝出幾條街應無疑問。如果經濟學永遠像今天的所謂主流，對解釋世事沒有興趣，我走過的路會被埋沒。但如果高斯希望的，有朝一日，對世事有關的經濟學在中國搞起來，那麼這系列文章得以傳世是理所必然吧。


（之十，完）

從安排角度看經濟缺環（之九）

說交易費用龐大不誇張，而像香港今天那樣以金融及商業為主的經濟，賺取交易費用是國民收入的大部分可以肯定。因為有交易費用而賺取收入，商業經濟最高，工業次之，農業再次之。這些是普通常識，不用調查了。


我曾經指出多個行業的存在起於有交易費用，希望喚醒行內朋友或同學的注意，然而，從經濟科學的角度衡量，交易費用的重要性可不是因為這些費用佔了國民收入的一個可觀或甚至龐大的百分比——絕對不是。我因此認為諾斯等人——包括不少搞新制度經濟學的——花上心血去估計交易費用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沒有什麼意思：怎樣看也是二等的學問了。重要的是交易費用對經濟現象的含意，而這些含意的重要性與費用的或大或小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讓我先舉運輸為例吧。運輸費用可以很高，而運費高含意著有關的物價高，也含意著經營者會選擇節省運費的途徑。然而，這些含意既不重要，也容易處理，香港的中學生可能認為是太淺的試題了。運費的存在既然沒有重要或新奇的含意，假設為零對解釋一般現象是沒有嚴重的影響的。


問題是交易費用不是運輸費用。前者不可能在一人世界出現，其起因是多人世界的競爭需要有約束才可以共存，而這些約束就是經濟制度或合約安排了。漠視了這些，經濟學就有了一個嚴重的缺環，對解釋世事或現象，失之何止千里！交易或制度費用究竟是高是低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費用對制度的安排有決定性，而我們要通過這些安排來看資源使用與收入分配，才能知道真實世界發生著些什麼事。那些認為交易費用與運輸費用類同，或創造無從觀察的術語作解釋，或一紙合約也沒有研究過的合約理論家，或搞生產函數或博弈理論的數學高人——是把世界看歪了。不少人說我是今天的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創始人，應該不是吧。我主張與推出的「制度」學問是另一回事。我主張的是大事填補這裡指出的缺環，讓經濟學集中於解釋世事，而任何政策建議必須從解釋的角度入手，像下棋那樣，絕對是客觀的。


用不著謙虛吧。二十六年來，白紙黑字，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推斷比我知的任何人準確，准很多。謙虛一點吧。二十八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教了我不少。想當年，我從自己填補了一部分的經濟缺環看中國，推斷了北京會走的路，跟著是這裡那裡提點一下，或這裡那裡得到新的啟發，修改與增加自己對這缺環的填補。中語文章寫過無數，到今天，搞不清是北京的朋友影響了我，還是我影響了他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對經濟缺環的填補，大致上我走足了全程，而沒有中國改革經驗的啟發是不可能走得那麼遠的。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廣州探望離別了二十二年多的兩個姊姊。看看情況，聽聽申述，只幾天我知道中國如果要改革，北京要把以等級界定權利的安排轉到以資產界定權利的安排那邊去。談何容易，難道中國要再來一次流血的革命嗎？一九八一年我反覆衡量當時的局限轉變，知道只要這轉變穩定，中國一定會那樣改，於是寫下推斷。八四年初貪污開始盛行，代替了「走後門」，我高興，因為這發展是含意著等級特權開始瓦解。但當八五年北京要推出產品分類管制，是印度式的以管製法例界定貪污權利的安排，我立刻破口大罵，不知罵了多少次。北京的朋友同意我指出的「印度之路」，也罵起來。


大約一九八二年，我開始理解興起了不久的承包責任制，認為是一種可行的以合約安排來界定資產權利的路。古時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的土地制度有類似的發展。但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行雷閃電，變幻無常，也快得不容易跟進。八四年深圳提供三個助手協助調查，任何承包合約有求必供，但轉變得那麼快，且行業各各不同，不可能停下來分析。快刀斬亂麻，我立刻建議把土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清楚地分離，再跟著（大約八六年）建議深圳以長年期把土地的使用權拍賣出售。他們第一次拍賣土地是八七年十二月一日，今天回顧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層層承包的發展一波三折，且不同地區有別，皆精彩。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個層層承包的發展，一九九四年採用「增值稅」後，發展為我一九六七年以論文分析的佃農分成的合約安排。以縣為經濟決策重點，這安排促成的地區之間的產出激烈競爭，史無前例，我要到三年多前才搞清楚是發生著什麼事，才知道撇開沙石，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這制度是人類歷史最傑出的。寫過多次，還要為高斯明年的中國研討會議再寫，雖然近今的發展使我擔心。是的，外人看來中國目前的發展如日方中，但我有不少擔心的理由——是後話，這裡不談吧。看中國，老外永遠是蒙查查的。


中國的經驗給我的啟發實在多。研究產權的經濟學者一般同意私產重要，而高斯之後大家知道資產的權利界定是市場運作的先決條件。但以地區的激烈競爭為例，行內的朋友沒有誰知道，同樣是私產，不同的合約安排會有那麼大的地區之間的競爭差別。


驟眼看，中國發展下來的土地制度與香港及英國傳統的類同：所有權歸政府，使用權私有，有年期。再看一眼，所有權不重要，而因為利息率是正數，年期夠長與無期限的效果相若，於是跟西方的私產土地一致：法律界定為私產，然後通過轉讓權來促成土地使用的市場合約安排。這是高斯定律的看法。然而，幾年前我再深入細看，竟然發覺中國有的是另一種制度：土地不是先界定為私產然後容許市場合約的運作，而是土地的權利界定被織進市場的分成合約中：市場合約的本身也是產權界定的合約。妙絕天下！難怪高斯老是認為中國的急速發展推翻了他的思維，而今天北京當局對地區的政策處理，顯示著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做對了些什麼。


我不想在這裡重複寫過多次的朱鎔基貨幣制度，或批評這上佳制度今天沒有被珍惜。要再說的，是九十年代後期中國有通縮，而考慮到產品質量的急升，這通縮很嚴重。樓宇的價格一般下降了三分之二強。然而，在這嚴重的通縮下，失業率只百分之四，就是不相信這個低數字也要相信當時的經濟維持著急速增長。這些現象推翻了西方貨幣理論的一個主要含意，而佛利民對三十年代經濟大蕭條的闡釋，不容於中國九十年代後期的經驗。中國的經驗，是貨幣理論對失業及經濟不景的解釋，要限於有福利政策，有最低工資，有工會左右合約安排等等的情況下才有可為。中國當時的情況，是福利與最低工資都不怎樣，而僱用合約一般是件工或基本工資加分紅，二者對工資的向下調整有著自由的彈性。


我關心的經濟學的缺環，中國的經驗提供的補充實在多，上述只例舉比較重要的三項。讓我再說一次。第一項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一種合約安排轉到另一種合約安排去，通過承包制的廣泛伸延，有局限轉變的協助。這樣看，這改革是有著上佳的理論支持的。第二項是關於地區之間的競爭制度，史無前例。這制度的發展給我們上了極為重要的一課：私產的局限與市場的運作無疑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但中國的經驗說，有了私產，合約怎樣安排可以有另一個層面的重要決定性。中國的驚人經濟增長，不僅是私產與市場那麼簡單，而是能成功地把土地的權利界定織進市場的合約中。第三是中國的經驗說，嚴重的通縮可以有高速的增長率，關鍵是僱用合約的安排對工資下調要有高度的彈性。這是推翻了西方的貨幣與宏觀理論了。


（之九）

五常問答室 72 - 82

山東蟲子問：



張教授，您是否反對政府對基礎研究的資助？




答蟲子：



不久前楊振寧教授說，中國政府資助研究太少，學術搞不上去。我是不同意的。北京對研究資助不算少，但主要問題還在其它。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類思想發展得最可觀的幾個時期與幾個地方，尤其是十八、十九世紀時代的英國，沒有什麼政府資助。像牛頓、達爾文等人的偉大貢獻，政府資助何來哉？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出自他到美國獲得資助之前。奧國的孟德爾是個和尚，在教堂的後園種豆，創立了石破天驚的基因遺傳定律，要他死後五十多年世人才知道其重要性。這些重要例子，說明了人類的思想進步與科學發現，主要是文化的問題，是氣氛的問題，是好奇心的問題，是志同道合地研討的問題，而這一切，今天的中國不成氣候！氣氛不對，求知無味，政府資助再多也如擔沙塞海。



在美國任教職時，基金給我的研究資助沒有中斷過。無論怎樣小心地使用，我總是覺得浪費不少。另一方面，自己認為比較重要的研究所得，要不是沒有靠資助，而有資助的作品奇怪地不易傳世（除了《蜜蜂的神話》那一篇）。基金資助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研究的人要顧及資助者的喜好，或要投評審者的品味——這些帶來的效果，一般比不上出自好奇心而自發的。



我有一位外甥，是生物研究的國際大名家，歷來獲得的政府研究資助，近於美國之冠。他對我說，今天的生物研究，沒有資助不成，但他感到迷惑，因為生物學的重要貢獻，主要出自在沒有資助的時代。



我認為中國人的手指靈活，吃得苦，夠聰明，生物研究大有可為。因此我也認為，北京要鼓勵有錢人作生物研究的投資，今天，基礎研究與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只差一線，近於分不開來。是的，商業生物研究風險大，但回報率可以高得很。有錢人家不應該那麼著重於地產投資吧。

風竹問：



張教授，以大連為代表的遼寧的經濟走勢您作何評價呢？




答風竹：



整個中國，島嶼不算，只大連一帶有真正的西海岸線。說過了，地球向東轉，地有吸力，風向東吹（從中國飛美國比美國飛中國快兩個小時），西海岸的氣候一般遠比東海岸為優。美國的西岸天氣一流，東岸則平平無奇矣。西雅圖比北京還要北，但氣候比北京溫和得多。



是的，大連一帶有西海岸之利，氣候可人，而受過外來文化的影響，市民的習慣是比較清潔了。不要忘記，薄熙來曾任大連市長，此君清廉，有幹勁——皆正數也。



可惜渤海轉了一個大彎，使大連有一點「島經濟」的局限，美中略為不足。不能不看好大連，只是長遠一點看，青島佔優。



實不相瞞，我對地區前景的推斷歷來準確，可惜說得太早，投資的朋友急不及待，惹來非議。氣候、地理、港口、交通、人口等因素眾所周知，但我喜歡加進文化與人材。更重要當然是制度那方面，而對世界各地的發展經驗總要有點掌握。後者不需要很詳盡，但要知得廣闊。同樣的情況，歷史的經驗一定重複。困難是考慮上述的因素的組合，尤其是比重的處理。

小奉問：



請問張教授看不看金庸小說?有何評價？




答小奉：



我這一代在香港長大的，沒有誰不看老查的小說。七年多前王朔發表《我看金庸》，痛罵「老金」，我寫《我也看金庸》回應，不同意（雖然欣賞王朔的文字）。老查當時在歐洲，傳來的消息是很高興。後來在杭州遇上，他要求轉載我那篇文章在他的一本結集中。茲附該文如下：




我也看金庸 二○○○年一月十三日



北京作家王朔，於去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一文，痛罵「老金」，稱其武俠小說為「四大俗」之一（其它三俗為成龍、瓊瑤、四大天王）。文壇謾罵歷來無足輕重，但查大俠竟然下筆回應，而且是兩次。戴天等高手群起而出，拳打腳踢，文壇一下子熱鬧起來了。



查先生的兩篇回應寫得好——我是寫不出來的——但我還是同意朋友的觀點，認為查先生不應該回應。他應該像自己所說的：「八風不動。」王朔的文章沒有什麼內容——「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我翻為：胡說八道的話，不足深究。）查老在文壇上的地位，比我這個「大教授」高一輩。但他顯然六根未淨，忍不住出了手。前輩既然出了手，作為後輩的就大可湊湊熱鬧，趁機表現一下自己在武俠小說上的真功夫！



首先要說的，是王朔之文大有「葡萄是酸的」味道。「四大俗」暢銷，賺大錢——王先生說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批評賺錢作品不容易自圓其說：收入多少與歡迎程度之間是有一個等號的。「俗」有數解，其中「通俗」這一解是好的。說金庸作品通俗，是對的。王先生所說的「俗」不知何解，但肯定大有貶意。另一方面，要找到四個大受市場歡迎的「不是好東西」，絕不容易。



說金庸作品暢銷，不大正確。金庸是一個現象。他的小說平均每本超過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總銷量（連收不到錢的）達一億！然而，金庸現象的重點，不單是一億這個數字，而是他的作品幾歷半個世紀而不衰。有好事之徒作過統計，在文革期間，《毛語錄》的銷量，竟然比聖經歷來的總銷量還要大。於今看來，老毛的世界紀錄將來可能被老查破了。



我對王朔先生的主要批評，是他不懂武俠小說。他捧出一本《水滸》，但看來不知道還珠樓主那類作品，評武俠小說就不免少了一點基本功。



說金庸，我們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說起。「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當時是一個無可奈何的社會，今天不論明天事，過得一天算一天。市場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點刺激。黃色刊物大行其道。廣州出了一個雷雨田，其漫畫刻劃時代，也因為夠「抵死」而銷得。



還珠樓主亂放飛劍，牙擦蘇與黃飛鴻鬥個不休，而寫到外國，我們有《陳查禮大戰黑手黨》。老外當時的文化也差不多。從美國運到香港的電影，要不是《原子飛天俠》，就是《銅錘俠大戰鐵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環境中，好些到香港來的外江佬要寫稿為生。其中兩個比較特別：一個是梁羽生，另一個是金庸。他們談歷史，說藝術，論詩詞；為了生計他們發明了「新派」武俠小說。



大概是一九五二年，梁羽生在報章上連載《龍虎鬥京華》，跟著是《草莽龍蛇傳》。一九五四年左右，當梁羽生推出他最好的《七劍下天山》的同時，一個叫金庸的在《新晚報》（？）連載《書劍恩仇錄》。《七劍》與《書劍》各擅勝場，打個平手，而又因為面目全新，有故事，我們就不再看還珠樓主或黃飛鴻了。



想當年，金庸為了餬口下筆，爭取讀者是重要的。但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追讀他的《射鵰英雄傳》時，就對文學專家王子春說：「如果《水滸》是好文學，那麼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學了。」



我認為在多類小說中，新派武俠最難寫得好。作者的學問不僅要博，而更重要的是要雜——博易雜難也。歷史背景不可以亂來，但正史往往不夠生動，秘史要補加一點情趣；五行八卦要說得頭頭是道；奇經穴道、神藥怪症，要選名字古雅而又過癮的；武術招數、風土人情，下筆要像個專家；詩詞歌賦，作不出就要背他一千幾百首。



是的，像金庸那類武俠小說，高人如錢鍾書是寫不出來的。你可能說錢大師不屑寫武俠，但「不屑」是一回事，要寫也寫不出來是另一回事了。



雜學不容易，要加起來更困難。風馬牛不相關的事，要有超凡的想像力才能合併得順理成章。武功本身多是虛構，並之以雜學是另一重虛構了。一般小說的虛構可信，但武俠小說是不可信的。事實上，可信的武俠不好看。但太離譜的——取人首級於千里之外的——也不好看。新派武俠小說的成功之處，就是讀者明知是假，但被吸引著而用自己的想像力，暫作為真地讀下去。



打打殺殺的故事，像美國的牛仔片那樣，是不容易有變化的。引進旁門左道的雜學，加之以想像力，而又把故事人物放在一個有經典為憑的歷史背景中，從而增加變化，是一項重要的小說發展。然而，能如此這般地寫得可以一讀再讀的作者不多。梁羽生在《白髮魔女傳》之後的變化就越來越少了。



王朔大事抨擊金庸的文字，使我莫名其妙：「老金大約也是無奈，無論是浙江話還是廣東話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這就限制了他的語言資源，說是白話文，其實等同於文言文。」



古今並用的文字是最好的文字，中外皆然。我認為查先生的中語文字，當世無出其右！

杭州 Oliver 問：



五常教授,請問非洲經濟為什麼總是跟不上,以至於全洲幾乎是第三世界,難道是非洲大陸本身的缺陷,是熱帶的原因,還是種族的原因?我一直想知道,請教授試圖解釋.


答Olive：



不少證據顯示，人類起源於非洲。不容易相信：如果人類起於非洲，有最悠久的歷史，為什麼該洲的土人是那麼落後呢？



沒有跟進過，所知甚少。去年一位舊學生給我一本書，一下子找不著，忘記了書名，但記得其中對非洲發展的分析很有意思。作者指出，自古以來，非洲有兩大缺憾。其一那裡的天然動物怕人，不能在家中飼養。其二是傳統上非洲人沒有發明種植稻糧。二者合併，使該洲的民族不能儲存糧食，逼著天天狩獵為生。這樣，沒有空餘時間搞思想工作，文化就搞不出看頭。



個人之見，文化的厚度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歷史的經驗，是文化與經濟的發展一向並駕齊驅。這樣看，炎黃子孫得天獨厚。昔日陶淵明寫桃花源，提到「雞犬相聞」，雖然不相信桃花源存在過，但飼養家畜，在神州大地，遠在五柳先生之前可以肯定。至於可以儲存的稻糧，中國也可能開了天下的先河。黃土地可不是浪得虛名的。



在上述那本書中，作者高舉金屬發明的重要，因為古時以金屬作武器，容易無敵天下。這方面，中國商代的青銅科技冠於地球無疑問。我有時獨坐書房，拿著中國的古青銅及更早的玉件及陶器遐思，精彩絕倫，深不可測，反映著先人的智慧與文化厚度，也為後來的風風雨雨感到可惜。七年前，進入新紀元，我發表了幾期題為《驚回首，感慨話千年！》的文章，解釋為什麼中國這個偉大文化會變得那樣一蹶不振。

江蘇無錫 eric_byran 問：



張老，我是環境專業的畢業生。前段時間無錫的自來水問題搞的沸沸揚揚，不知張老對此的看法？




答byran：



不是食水專家，也不是環保專家，但當十多年前訪無錫時，游太湖，聽到水深平均不及兩公尺，立刻對招待的朋友說：「太湖那麼淺，環保或污染的災難隨時會出現。」不幸言中。



這幾年無錫發展得快，非常快，我不用問，也不用看，可以猜測那裡的化工業一定是搞起來了。是非常頭痛的問題。有些化工業的確污染得厲害，但不可或缺。我的父親當年被稱為香港電鍍業之父（今天還有人記得），家傳所至，我對這行業是有認識的。電鍍污染知名，解救不易。電鍍通常鍍幾層，每層之間要用「毒」水清洗，要用很多水，而電鍍的藥水久不久要更換，要怎樣處理這些廢水呢？另一方面，發展工業是不可以沒有電鍍的。其它如染布等，皆污染能手也。



九十年代長三角起飛時，熱門而又搶手的工業區一般不歡迎化工。你要電子，我要電子，何來那麼多的電子工業了？沒有調查過，但我敢打賭，不少化工業被趕到這幾年急起直追的無錫那裡去。

廣州 包包問：



2007年有1千萬人高考，4年後這些人如何找工作？您覺得中國能消化每年這麼多新增加的勞動力嗎？




答包包：



看似深問題，其實答案淺得很。有兩點。



（一）只要政府或壓力團體不干預勞力市場的合約選擇（包括沒有最低工資等），找工作的人再多市場也容易消化。這是不可能錯的歷史經驗，本科一年級的經濟學有解釋。



（二）人民的知識增加，或遲或早他們的收入一定上升。一個封閉的國家如是，國家對外開放更如是。在地球一體化的今天，工人或人民的收入是通過國際競爭決定的。這樣看，中國參加高考的學子當然是愈多愈好的。要擔心的還是教育制度的問題。十年前我欣賞國內大學的求學氣氛，認為只要老師的水平大幅改進，有可為，但這些日子我是愈來愈擔心了。

北京 tooth 問：



請問張老，怎麼看中醫？近來中國大陸，傳統中醫的有效性被一些專家廣泛質疑。




答tooth：



據我的理解，中醫論養生之道，重視生活的節奏，而藥物基本上是補充人體的所需與紓緩不正常的變動。我曾經好奇地以不詳盡的資料，大略地估計一下十八世紀及以前的中國人壽命與西方的相比。都是有見經傳的人物，得出的結果是中國人的壽命較長。不大可靠，但不支持西醫比中醫強——是說十八世紀及以前的。



問題是十九世紀起，西方的醫學有四項極為重要的發明，把中醫比下去了。其一是疫苗，其二是麻醉藥，其三是X光，其四是抗生素。有了這些，如果算進嬰兒，人的壽命延長了不只三十年。說不定延長了近六十年——三十五年前我的兒子出生時，醫生說預期的壽命是一百歲！



今天，以壽命長短論高下，西方醫術勝出幾條街是沒有疑問的。至於壽命的延長是否代表著美好的生命，則見仁見智了。

香港人問：



經常看張老的博客,知道張老對於長三角上海很看好.現在想問問對香港的看法,它的前景怎麼樣?




答香港人：



長三角在世界最大的大陸的東海岸，有什麼令人討厭的黃梅時節，夏天甚熱，冬天濕度高，冷得不舒服。但除了這些，那一帶是地球上最宜發展工商業的了。整體來說，氣候其實不差。正面看是土地廣大平坦，水源充足但沒有水災，而中國文化那裡不僅有厚度，而且變化多，比起北京是遠為浪漫了。王羲之、杜牧、蘇東坡、柳永、徐渭等風流人物都在長三角一帶流連過。



一九九三起步，長三角只八年就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早就知道這超越會出現，但來得那麼快卻是意料不及的。兩個原因。其一是長三角的有計劃的市場經濟比珠三角的計劃不足的市場經濟可取。這也是說，口口聲聲高舉無形之手的眾君子沒有讀過高斯和我的公司理論。其二是中國的地區競爭制度，九十年代形成，是起自長三角一帶的。



一九九二年我說，二十五年後長三角一帶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繁盛的工商業中心。今天衡量，正是按著我說的時間表發展。不久前我說，只要中國大手解除匯管，開放金融──像香港那樣放──上海會在三年後超越香港。其中一個理由，也說過，是雖然鐘點時間二者一樣，上海的太陽比香港的早出一個小時。太陽先出金融業先開市，先拔頭籌也。舉個例，紐約的太陽比芝加哥的早出一個小時，後者的股市就搞不上去。



香港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而商業及金融人材無疑是東南亞之冠。當年東方之珠的稱呼可不是浪得虛名的。然而，二十年來香港的福利經濟急升，什麼醫療、教育等支出龐大，高地價政策依舊，而政治活動與日俱增——皆負數也。昔日香港協助中國開放改革功不可抹，今天則倒轉過來，國內協助香港。



與長三角相鬥，珠三角的敗局已成！但如果廣東省政府的有形之手懂得怎樣處理，逼成和局是還有機會的。其中玄機不說算了。

小張問：



今天我父親和我討論中國是否能向北歐高稅收、高福利、高工資的模式學習，我想一般教科書式答案可能是人口數量、資本積累、政治制度等國情不同，因此不適宜奉行北歐模式。父親問在克服這些條件之下中國又能從中學到什麼時，我無法回答，現將這一問題請教張先生，謝謝！




答小張：



北歐的高福利、高人均收入、高稅收、高物價、高工資——什麼都高，只有貧富差距不高——使不少人羨慕，有說是最理想的制度了。數十年前經濟大師森穆遜就曾經對北歐大讚特贊。皆淺見也。我到過那裡兩次，一目瞭然。舉幾個例子饗讀者吧。



到一家中國菜館進膳，明碼實價，見價格奇高，選了最相宜的青菜炒雞片，十八美元。一小碟傳上，內裡只有小小的六塊雞片，可以一口吃掉。發脾氣，問老闆是否弄錯了。老闆是中國人，用中國話細心解釋：「先生，我們這裡養雞要抽稅，飼料要抽稅，抽幾重，雞的運輸要抽稅，批發要抽稅，零售要抽稅，入我門來，輪到烹好賣給你，又要抽幾重稅。一碟收你十八美元，其中起碼十二元是稅，不是很相宜嗎？」



到西餐館午餐，一杯白開水五美元。我們一家四口叫了一塊三文治，一些其它零食，三文治只吃一半，其餘一半打包，帶回酒店充飢去。一位重要人物在家中宴請我們，座中貴賓有艾智仁，也有德姆塞茨。共八人，主菜是鹿肉。八塊鹿肉，其中一塊不小心掉到地上，要清洗才夠一人一塊。到市場買水果，主要見到的是香蕉十多隻，不知怎樣下注才對。



一位朋友的太太在浴室跌倒，腿骨輕折，政府補償工資休假六個月之外，還替友人家中的浴室大事修改，免費的，為恐意外再發生也。這些費用的全部，由政府估計的，都被算進國民收入之內。這可見在北歐的政制中，抽稅愈多，國民收入的增長愈大。數字一般很好看，只是消費者的享受，有苦自知。



北歐的人口密度不到中國的百分之一，但樓房的價格遠比中國為高。不知政府稅收佔了樓價的多少？

上海更新自己問：



想聽聽大師對現在大學生就業難的看法？




答更新自己：



大學生就業有什麼困難呢？如果不嫌工資低，就業易過借火。困難是學要有所用，而又要找到自己有興趣、收入能正確地反映學子的產出能力。這困難起自交易（訊息）費用高，給學子們有世界不公的感受。事實上，因為交易費用的存在，就業市場往往不公。



昔日老師艾智仁堅持我要把文章寫得清晰易懂，說：「你的老師沒有一個懷疑你的天賦，但文字表達不成話，市場會視天賦如廢物，將來你會很失望。」我於是在文字上痛下苦功，論文只交出一章就殺出重圍了。



是的，大學教的是一回事，自己學的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了。文字要暢通，表達要清晰，中、英要兼通——這些是就業要有好前途的起碼要求。不容易，學校老師不多教，要自修，自己苦練。從時間投資的角度看，我想不到有哪方面的回報率能比投資於語文更高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初出道時，千萬不要斤斤計較工資的多少。重要是選自己有興趣，而工作的本身可以學得很多的。知識投資是出路的重點，是三十歲之前要集中的項目。孔子說自己：「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



第三點是要關心自己的工作。任何有前途的機構，都重視關心於工作的員工。這是說，不管是什麼職位，你要養成關心近於無足輕重的瑣事的習慣：對瑣事的不斷關心才可以做出大事來。我寫學術文章，關心小節是習慣，於是有成。其它工作應該是一樣的。昔日在美國，與幾位建築行業的老闆談及僱用員工的選擇，他們都重視關心。He or she cares這句話，是對員工的高評價。



第四點是要誠實。說謊或欺騙可以有短暫的小甜頭，但長遠來說是不智的。有以瞞騙過日子的人，也有以之打上去或甚至發達的，但或然率不支持這樣的成功途徑——走不過也。我的父親謝世前對我說，他靠誠實起家，生意朋友對他信任，給他好處無數。輪到我自己搞學術，對資料的處理以小心誠實知名。後來累了，懶得多下註腳，行內的朋友放我一馬，認為我說的歷來可信。



這就是了，大學生找工作，不嫌工資低易找，困難是怎樣打上去。我的建議是多自修語文，重視興趣與知識的增長，關心工作，誠以待人。這些條件不容易，但沒有可靠的捷徑。同學要好自為之。

澳門荊問：



請問張教授認為"Freakonomics"的作者之一,芝大的Steven D. Levitt 教授在運用經濟學解釋世事與張教授的方法有何差別?





答荊：



不少讀者問及我對芝大Levitt教授的看法，可能因為他對世界現象的興趣與我相若。大家的品味無疑相近，有兩方面不同。



Levitt教授解釋現象的法門主要是從「動機」（incentive）入手。我完全不管動機，入手是看局限條件的轉變。從動機的角度看世界，可能對，也應該對，但動機何物我們無從觀察。因此，我認為從「動機」角度推出來的假說或解釋是不能驗證的。我選局限轉變的角度入手，可以驗證，但較為困難，而從說故事的角度看，沒有「動機」那麼好聽或易懂。



一般而言，西方老外對過癮現象的認識不可能比得上生長在亞洲的。鬼子佬的社會，法治比較嚴明，禮貌比較周到，舉止比較得體，生活較有規律，而衛生也比我們清潔得多了。換言之，西方的社會比亞洲的少變化，較穩定。好是好，但從經濟現象那方面看，西方遠不及亞洲那樣多彩多姿。是的，Levitt教授認為是精彩刺激的新奇現象，長大於香港西灣河的人會認為是小兒科，不值一提的。



如果中國的青年有像艾智仁等大師教他們經濟原理，經濟學的發展會比今天的有趣得多，而解釋力也遠為優勝了。